就地正法斩首示众-就地正法表情包

1.一桩鲜为人知的大屠杀：北宋时越南曾血洗南宁

2.清朝太监有哪些厉害人物？他们的生存环境如何？

3.康乾盛世时清政府在文化教育方面推行什么政策?

4.古人如若“犯夜”会怎么样？“犯夜”是否可以避开？

5.项羽属下有哪个大将曾经放过刘邦一马后来降了刘邦反被杀

一桩鲜为人知的大屠杀：北宋时越南曾血洗南宁

交趾大军进犯邕州

宋熙宁四年（1071年），交趾（今越南）图谋入侵，邕州地处前沿，形势十分危急，宋仁宗赐苏缄（字宣甫，福建晋江人）为“皇城使”称号，取代原任知州陶弼为邕州知州，防御交趾的侵袭。到任后，苏缄体恤民困，办事廉明公正，使经过战争的邕州人民恢复生产和获得社会的安定。

宋熙宁五年（1072年），李朝自称“大越国”（今越南），国主李日尊后，其子李乾德继位，为李仁宗，六年三月神宗皇帝封乾德为交趾郡王。这时，负责经略广西的天章阁待制、桂州知州沈起，想立边功，借施行保甲法之机，训练土丁，通过加强水路运输的形式，训练水军，并禁止与交趾人的边境贸易。邕州知州苏缄认为这些做法不妥当，写信给沈起，要求“止保甲，罢水运，通互市”，沈起不听。李朝也向宋朝廷申诉这件事，朝廷认为沈起惹事，罢了他的官，另换刘彝代替。刘彝仍沿用沈起的办法，到任后上奏撤销北方来的守兵，由当地枪杖手分戍各地。当时交趾郡王李乾德乘侵吞占婆（今越南中部）、真腊（今柬埔寨）的余威，见广西兵备薄弱，便找借口入侵广西，到处散布谣言：“中国作青苗、助役之法，穷困生民，今出兵欲相拯济。”遂于熙宁八年（1075年）十一月，调集8万（号称15万）重兵，分水、陆两路大举进攻广西。陆路由宗宣率领，先后破邕属四寨，杀土丁8000人，直逼邕州；水路由李常杰指挥，由永安（今越南芒街）乘船渡海，于十一月二十一日攻占钦州，二十七日攻陷廉州（合浦），然后向邕州进犯，一路上大肆烧杀抢掠。水陆两军合围邕州，十一月三十日开始攻城。

邕州3000精兵抵挡10万敌军

邕州知州苏缄得知越人准备入侵的消息后，曾写信给刘彝，刘彝不但不听，反而认为苏缄的意见妨碍上级命令的执行。越兵进攻邕州前，当时邕州守城的官司兵及峒丁、土丁仅有2800人。苏缄虽知众寡悬殊，很难抵御，但丝毫没有动摇抗敌守土的决心。于是他召集下属官吏及有才能的人，向他们具体交代防守城池的办法，划分防守地段，分段防守。老百姓听说要打仗，欲四处避难，苏缄就把官府和私人财物拿出来给老百姓看，告诉群众：兵械都准备好了，积蓄的东西也不缺乏，现在大越军已经到了城下，只能固守以待外援，如果有一人外逃，会影响整体的信心，希望大家不要走，如果谁敢偷偷外逃，被抓住要就地正法。有个大校叫翟绩的不听号令，私自潜出被抓住，立即斩首示众。因此，城中上下无人外逃，一心守城。苏缄长子苏子元，在桂州任司户参军，带着妻子来探亲过春节，遇上交趾军攻城，因为有不准出城的命令，苏缄就叫儿子留下妻子只身回桂林，儿媳仍留邕州同生，以说明自己也要遵守成命。

邕州被包围后，苏缄挑选了一批勇敢的士兵，驾船出城迎战，杀交趾军两个小头目，还率领士兵用“神臂弓”杀伤很多交趾军。敌军猛烈进攻二十多天，直至除夕仍未得逞，且伤亡惨重。交趾军统帅李常杰以十多万之众，竟然未能攻下兵力不满3000人的邕城，很不服气。同时苏缄向刘彝求救，刘彝派钤辖张守节带3000兵力前往援助，而张守节却畏敌不敢前进，苏缄又用腊书向提点刑狱宋球告急，宋球督促张守节进兵。熙宁九年（1076年）正月初四，当张守节移兵屯驻大夹岭（今七塘山心坳）时遇上交趾军，还没有来得及列阵，就全军覆没了，张守节阵亡，余部败降。

清朝太监有哪些厉害人物？他们的生存环境如何？

太监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存在了，在以后的历史当中，每一朝代都少不他们的存在，因此太监成了我国几千年历史中最重要的一笔。

太监的来源

清朝的太监大约有3000名左右，不到明朝的三分之一，多数来自民间穷苦家庭，不然，谁忍心把孩子阉割做太监呢？也有少数战争俘获或年幼犯罪而施以宫刑。

河北省是最盛产太监的地方，大概是近水楼台吧，如：河间、大成、南皮、任丘、青县、静海等地，昌平、大兴、平谷、宛平也有一些。

太监的手术年龄一般5-6岁为最佳时期，最多不 超过10岁，太大就会有性命危险。孩子阉割之前，家长是需要签订文书的，表明自愿净身，生不论，否则，持刀人是不会动手的。而且，手术费也很高，要 5、 6两白银，再加上 40多天的护理费，要近百两银子，这些家庭都是拿不出这些银子的，所以都要写好借据，将来再还上。

做手术的时候 ，没有麻药，只能 自己忍着，有的孩子就会在这个手术中失去性命。割下之物，会用香油浸泡，再藏于石灰之中，用红布包住，挂在刀子匠的房梁之上，站起来有钱后，再来赎回，后，同尸体一起下葬，才算完整的尸体。

太监的生存环境

太监入宫后，生活水平会有明显的改善和提高，也会有不同的发展，那些口齿伶俐、会讨主子欢心的太监，发展会很快，得到重用和提升，相反，那些头脑笨拙的太监，一辈子也不会有出路。

太监不论多么受宠，也是最没有政治地位的人，被人瞧不起。康熙皇帝曾说太监是?最为下贱，虫蚊一般的人?，乾隆皇帝也说太监乃?乡野，至微极贱?。这些太监在宫内随时都要下跪，无论是在任何场所，只要有主子到来，或传谕旨就必须马上跪下，绝不允许抬头而过。?

太监入宫服役期间，为防止净身不彻底，要到宫外去?刷茬?。这主要是为宫里后妃的安全着想，怕太监入宫后再长出什么来。?刷茬?地点在景山东北角黄化门外，有一个大庙，庙墙后面有几排房。敬事房便安排在这里为每一个太监安全检查，遇有不合格的太监，要坚决刷掉，以免生出是非。

太监由于身体受刑，隐私部位和常人不同，所以需要塞上毛巾，以防尿液渗出来，无论冬夏都如此。倘换的不勤，将骚味传给主子，会遭到毒打。

清宫的太监收入还是比较好的，一个月收入大概是3两，比一个普通农家一年的收入还多3-4两，不仅如此，平时节日、庆典还会有不同的赏赐，那收入就相当可观了，所以才有那么多穷人家愿意冒着生命危险给孩子净身，入宫做太监。

太监的本分

相比于明朝，清朝对后宫的约束更加严苛，基本上没有出现太监干政的局面，尽管设定了许多规矩和处置，但是还是有太监找到了干政和外交大臣的机会，从中牟利。

顺治时期的大太监吴良辅与大学士陈之璘串通勾结，收受贿赂，事情败露后，许多官员都受到了惩处，而吴良辅却受到皇上的偏袒。

顺治18年，顺治前5天，吴良辅被派到悯忠寺出家为僧。但就在顺治帝崩御后第 3天，吴良辅被斩首示众，成为第一个祭刀的太监。

安德海长相俊、口齿伶俐受到慈禧的专宠，但是他恃宠而骄，在宫中跋扈得很，连皇帝都不放在眼里，得罪了许多人，同治八年，他去江南为慈禧采办龙衣，在山东的时候，被山东巡抚丁宝桢捉拿，奉密旨就地正法，当时安德海才26岁，民间有传言安德海是未净身的太监，所以才受到太后的宠爱。为了打破这个谣言，他被裸尸在济南街头暴尸3日。

清朝最出名的太监当属二品顶戴大太监李莲英，他虽然也有干政的嫌疑，结交外官，收受贿赂，但是却并没有受到任何惩罚，并且慈禧后，隆裕太后感激到伺候慈禧太后多年，便让他退休了，每个月还给他发60两银子 的退休金，这在太监中算是最高级别的全身而退了。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太监都有这样的机会为非作歹，那些没有能力接近皇帝的太监，也只有规规矩矩服侍，认认真真做事，才会免于刑罚，更不要说兴风作浪了。

清宫的主子们，在日常生活中从来都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所以身边到处都需要伺候的奴才，因此这些宫妇太监们，在宫中只能过着最卑微的生活，但是他们却也是宫中不可忽视的部分。

康乾盛世时清政府在文化教育方面推行什么政策?

文字狱

文字狱是扼民思想的专制制度，以清朝的文字狱最为惨烈。

清朝南侵以来，对中原民族不但在军事上予以残酷杀戮，而且在经济上大肆掠夺破坏，尤有远见的是大量炮制文字狱，大搞文化压迫。早在清军入关不久，清廷就开始了对中华文化的压迫摧残。顺治二年(1645年)，江阴人黄毓祺被告发写有诗句“纵使逆天成底事，倒行日暮不知还”，被指为反清复明，抄家灭门戮尸，儿女发配给旗人为奴。顺治四年(1647年)，广东和尚释函可身携一本纪录抗清志士悲壮事迹的史稿《变记》，被南京城门的清兵查获，在严刑折磨一年后，以私撰逆书的罪名流放沈阳。次年，又有毛重倬等坊刻制艺序案，毛重倬为坊刻制艺所写的序文不书“顺治”年号，被大学士刚林认为是“目无本朝”，是目无“正统”的“不赦之条”。由此清廷规定：“自今闱中墨牍必经词臣造订，礼臣校阅，方许刊行，其余房社杂稿概行禁止”，这就是最早的言论审查专制。

跟之后的雍正、乾隆两朝相比，康熙朝的文字狱还不算非常严重，但是也杀戮了大批文人。从庄廷鑨明史案说起，却说明熹宗天启朝内阁首辅朱国祯受魏忠贤排挤，告病回到老家浙江乌程，编了一本《皇明史概》并刊行，未刊的稿本有《列朝诸臣传》。明亡后，浙江湖州有个叫庄廷鑨的富户，他是个盲人，受“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的鼓舞，也想搞一部传世史作。但他自己并不通晓史事，于是出钱从朱国祯后人处买了史稿，并延揽江南一带有志于纂修明史的才子，补写崇祯朝和南明史事。在叙及南明史事时，仍尊奉明朝年号，不承认清朝的正统，还提到了明末建州女真的事，如直写努尔哈赤的名字，写明将李成梁杀努尔哈赤的父祖，斥骂降清的尚可喜、耿仲明为 “尚贼”、 “耿贼”，写清军入关用了 “夷寇”等等，这些都是清廷极为忌讳的。这部《明史辑略》刊刻后，起初并无事，只因几年后几个无耻小人，想去敲诈庄家，才惹出事来。当时主事者庄廷鑨已去多年，庄父仗着有钱买通官府将敲诈者一一顶回。不想一个叫吴之荣的小官一怒之下告到了北京。鳌拜等人对此大感兴趣，颁旨严究。于是与庄氏《明史》有关连的人大祸临头。康熙二年(1663年)五月二十六日，在山水秀丽的杭州城，清军将《明史》案一干“人犯”七十余人(为《明史》写序的、校对的，甚至卖书的、买书的、刻字印刷的以及当地官吏)，在弼教坊同时或凌迟、或杖毙、或绞，一时血间天堂。“主犯”庄廷鑨照大逆律剖棺戮尸，另有数百人受牵连发配充军。

明史案开了以“逆书”索赂的恶劣先河。一些恶棍效法吴之荣，去挑别人书文中的纰漏，牵强附会，指为“逆书”，漫天敲诈。如孙奇逢所编的《甲申大难录》被人控告是纪念亡明，孙奇逢因此被押进京入狱，经人营救方才出狱。后来竟发展到歹徒们索性自制逆书，想敲诈谁就把谁的名字列上。这要数沈天甫、夏麟奇、吕中等人胆最大、心最黑。他们刻印一本诗集，假托为陈济生所编，书中作者为大江南北名士巨室七百余名。康熙六年(1667年)沈天甫到内阁中书吴元莱家索银两千两被拒，遂将此书检举报官，经刑部审理大白真相，沈天甫四人被斩于西市。

康熙五年(1666年)，山东发生了黄培诗案。黄培是山东即墨人，明末官至锦衣卫都指挥使，明亡后，隐居在家。曾经接济过于七农民起义军，所作诗如“一自蕉符纷海上，更无日月照山东”、“杀尽楼兰未肯归，还将铁骑人金徽”、“平沙一望无烟火，惟见哀鸿自北飞”反映出黄培反清的民族思想，他还和一帮同道结为大社。告黄培的人是他家世奴家仆黄宽之孙黄元衡。黄元衡本姓姜，在他考中进士、当上翰林后，为了归宗还姓，解除与黄家的主仆名分，就向官府控告黄家私下刻印并收藏有“悖逆”的诗文书籍等。因此黄培等十四人被捕入狱，被处斩。姜元衡还嫌不够，又伙同恶人上了一道《南北通逆》的禀文，指控顾炎武等“故明废臣”和对清廷怀有二心之人，南北之间的通信，不是密谋造反，就是诽谤朝廷。在这份居心叵测的禀文中，姜元衡点了约三百人的名字，企图制造一件大案。此案果然被弄到奉旨办理的地步，山东总督、巡抚也亲自过问。顾炎武为此被囚禁了近七个月，经朱彝尊等人四处营救才出狱。

康熙十九年(1680年)，发生了朱方旦中补说案。朱方旦是个名医，他发现了“脑”才是思想中枢，而不是传统医学认定的“心”，“古号为圣贤者，安知中道？中道在我山根之上，两眉之间”。此说一发表，引起医学界极大的震撼，群起挞伐，最后他以“妖言惑众”之罪处斩，所有著作一律焚毁。他还有不少医学著作，如《中质秘录》，在这部书中会有多少超越西方医学的发现，也已经无从得知。康熙帝虽然对科学有兴趣，却也最恨他，力主一定要斩首。当时征吴三桂有功的顺承郡王勒尔锦十分尊敬朱方旦，因此极力营救，康熙帝便先革了勒尔锦，再下诏杀朱方旦。明中叶以来的文艺和科技复兴，就被这一系列的文字狱扼杀中断了。

后来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对清廷随意篡改明朝历史甚感愤慨，他通过访问明朝遗老和参考文字资料写了一本记录明末历史的《南山集》。康熙五十年(1711年)，书印出十年后被人告发，因为书中用南明年号并涉及多尔衮不轨之事，康熙帝十分震怒，下旨将戴名世凌迟处，戴氏家族凡男子十六岁以上者立斩，女子及十五岁以下男子，发给满清功臣家作奴仆。同乡方孝标曾提供参考资料《黔贵记事》，也和戴名世同样治罪；戴氏同族人有职衔者，一律革去；给《南山集》作序的汪灏、方苞、王源等处斩刑；给《南山集》捐款刊印出版的方正玉、尤云鹗等人及其妻、子，发宁古塔充军。由《南山集》受到牵连的有三百多人，后来康熙帝故作慈悲，改戴名世凌迟为斩刑，本来应处斩刑之人如戴家、方家都流放黑龙江，方孝标已，但仍被发棺戮尸。

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民间有说唱艺人徐转，用说唱的方法写历史。这本是一代创举，但是康熙帝认为他亵渎历史，就将徐转问斩了。

雍正朝的文字狱始自年羹尧案。年羹尧是汉军镶黄旗人，进士出身而有用兵之才，在川藏一带平叛屡建功勋，康熙末年授定西将军、兼理川陕总督，一意依附当时还是雍亲王的允禛。允禛篡位后，年羹尧备受宠信，累授川陕总督、太保、抚远大将军，爵封一等公。年羹尧又因妹妹是雍正暴君的妃子，开始居功自傲，暴君早就想杀一儆百，只是苦于没有借口。雍正三年(1724年)二月，出现“日月合璧，五星联珠”的天文奇观，臣僚上表称贺，暴君特别注意年羹尧的奏表，并找到了“毛病”，一是字体潦草，二是将成语 “朝乾夕惕”写成了“夕惕朝乾”，此语意为终日勤慎，就是写倒了意思也不变。暴君可不管这些，认为年羹尧居功藐上，心怀不轨，那些对年羹尧有怨怼的人见皇上带了头，便群起而攻之，于是年羹尧被劾成九十二条大罪。暴君令年羹尧自裁，亲族、同党或斩首或流放或贬谪，凡是与他有一丝牵连的人统统受到处罚。

年羹尧后七天，汪景祺斩首示众，即汪景祺西征随笔案。汪景祺，浙江杭州人，雍正初年，他的朋友胡期恒任陕西布政使，是其上司年羹尧的心腹。汪景祺前往探访，乘机投书干谒年羹尧，做了年羹尧的临时幕客。汪景祺这次西游著有《读书堂西征随笔》二卷，献年羹尧收藏。年羹尧得罪抄家，《西征随笔》被缴进宫中。雍正暴君读后咬牙切齿地在首页题字云：“悖谬狂乱，至于此极！惜见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种得漏网也。”大约是随笔提及“狡兔，走狗烹”，本是提醒年羹尧。暴君因此愤恨，但是又要表现自己孝道，处罪谕旨只称汪景祺“作诗讥讪圣祖仁皇帝，大逆不道”。于是汪景祺被定处斩，枭首示众，其头骨在北京菜市口枭示了十年。妻子儿女发配黑龙江给披甲人(满洲军士)为奴；兄弟叔侄辈流放宁古塔；疏远亲族凡在官的都革职，交原籍地方官管束。由于牵累的人多，汪景祺侨居的平湖县城甚至传出“屠城”的谣言，居民惊惶逃窜。

与年羹尧有牵连的还有钱名世名教罪人案。钱名世字亮工，江苏武进人，与年羹尧是乡试同年，大概因此而有交谊。雍正二年(1724年)，权势赫赫的年羹尧进京觐见，钱名世赠诗谀颂，有“分陕旌旗周召伯，从天鼓角汉将军”、“钟鼎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等诗句。年羹尧受诛，钱名世当然在劫难闻逃。雍正暴君给他加的罪名是“曲尽谄媚，颂扬奸恶”。但没有杀他，只是把他革职逐回原籍，却又御书“名教罪人”四字，命钱名世原籍地方官制成匾额，挂在钱家中堂上。暴君荒*无道，什么酷刑都想得出。奇耻大辱的“名教罪人”四字不但使钱名世无脸做人，而且使他的子子孙孙都抬不起头。暴君还命常州知府、武进知县每月初一、十五去钱家查看匾额悬挂情形，如未悬挂则呈报巡抚奏明治罪。这还不够，当钱名世离京时，雍正暴君又命京官自大学士、九卿以下都作讽刺诗为钱名世“赠行”，结果共有三百八十五人奉诏作诗。暴君一一过目后，交付钱名世辑成专集，题为《名教罪人诗》，刊印后颁发全国学校，让天下士子人人知晓。讽刺诗作得够味的给予表扬，不够味的给予处分。正詹事陈万策诗中有句：“名世已同名世罪，亮工不异亮工奸”(指南山集案的戴名世，而年羹尧也字亮工)，措意尖刻，造句新巧，得到暴君夸奖。而翰林侍读吴孝登则因诗句“谬妄”，被发配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作诗的人当中，有叫查嗣庭的，他批判钱名世“百年遗臭辱簪缨”；有叫谢济世的，他批判钱名世“自古奸谀终败露”；但是不久，他们就跟着遭殃，亡国奴做猪做狗，仍不免挨噬。

隆科多是不得不提的人物，他是康熙帝孝懿皇后的弟弟，一等公佟国维之子，康熙末年官至步军统领、理藩院尚书，雍正初年袭爵一等公，授吏部尚书，加太保。隆科多和年羹尧一样，是雍正暴君的重臣，没有他二人，暴君很难登位，尤其是隆科多，直接参与了弑君改诏篡位。暴君的江山坐稳了，就要除掉知道秘密的人，年羹尧已除，隆科多也必须去。雍正五年(1727年)十月，隆科多因私藏玉牒(皇室宗谱)罪付审，诸王大臣合议劾隆科多犯有四十一条大罪，得旨永远圈禁，家产追补赃银，其二子也受处分。次年，隆科多于禁所。

而与隆科多案有关的查嗣庭案结束于隆科多治罪前数月。查嗣庭字润木，号横浦，浙江海宁人，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进士，选入翰林，经隆科多保奏授内阁大学士大夫，后又经左都御史蔡王廷保奏授礼部左侍郎。该文字狱详见清初六家卷查慎行传，雍正五年(1727年)五月，案件结束，查嗣庭戮尸、枭首，亲族或斩或流放，牵连的江西官员统统革职。不仅如此，由于汪景祺、查嗣庭都是浙江人，暴君进而迁怒于浙江士人。查嗣庭下狱的次月，即雍正四年(1726年)十月，清廷特设浙江观风整俗使，专职监视士人，整顿士风(接着东南各省相继设立观风整俗使)。十一月又下诏停止浙江士人乡试、会试。吏部侍郎沈近思上疏拥护，说汪、查等人使“越水增羞，吴山蒙耻”，条陈整顿风俗、约束士子的十条建议，雍正暴君批转浙江巡抚和观风整俗使议行。雍正六年(1728年)八月，经浙江总督李卫请求，暴君才解除停止乡会试的诏令，两年后撤消观风整俗使。

其后又有谢济世案、陆生楠案，两案都胎育于李绂、田文镜互参事件。田文镜是监生出身，从州县小吏历练而上，雍正二年(1724年)擢受河南巡抚。他政令严苛，嫌科甲出身的官员办事懦缓，接连劾罢三四员州县官，其中有信旭知州黄振国，系左都御史蔡王廷所荐。雍正四年(1726年)，新授直隶总督的李绂上任取道河南，田文镜循例迎送。科甲出身的李绂忍不住指责田文镜，说他不该有意蹂躏读书人。于是田文镜上密疏参劾李绂因与黄振国等人科举同年，所以有意袒护，言下之意是说李绂等人私结朋党。不久，李绂入京觐见，陈述田文镜贪虐及黄振国等人冤抑情状。雍正暴君稍加调查，就怀疑李绂等科甲出身的人在搞朋党。同年冬，浙江道监察御史谢济世上疏参劾田文镜十罪。暴君，把奏疏退还，而谢济世坚持要上疏。暴君一怒之下把谢济世革职逮捕，大学士、九卿、科道会审拟斩。由于谢济世所劾与李绂所劾内容完全一致，都为黄振国鸣冤，黄振国是蔡王廷所荐，蔡王廷与李绂关系亲密，暴君于是认定这几个人在搞朋党，将谢济世减发配新疆阿尔泰；蔡王廷降为奉天府尹；李绂降为工部侍郎(不久革职)。陆生楠，举人出身，以军功迁授吴县知县。引见时暴君见他应对滞讷，“举动乖张”，便把他扣下来留京学习办事，后改除工部主事。再引见时，暴君见他傲慢不恭，所呈奏折又写有“五经四书中如‘惠迪吉’、‘从逆凶’，何以异于佛老”等句，觉得是讽刺自己。暴君进而想到他是广西人，与谢济世是同乡，而李绂原先做过广西巡抚，“平日必有与李绂、谢济世结为党援之处”。于是命把陆生楠革职，也发配阿尔泰。

陆生楠在阿尔泰著有《通鉴论》十七篇，竟成陆生楠通鉴论案的祸源。雍正七年(1729年)五月，驻守阿尔泰的振武将军、顺承郡王锡保疏劾陆生楠《通鉴论》十七篇，文中“抗愤不平之语甚多，其论封建之利，言辞更属狂悖，显系排议时政”，《通鉴论》随本缴进。雍正暴君得奏，于七月初三日谕内阁，对《通鉴论》中的“狂悖”议论逐条加以批驳。批驳完，暴君“提议”将“罪大恶极，情无可逭”的陆生楠就地正法，命九卿、翰詹、科道定拟陆生楠应治之罪。从官当然遵旨惟谨，这年年底，陆生楠在阿尔泰军中处刑。

锡保在疏劾陆生楠的同时，对谢济世也参了一本，说谢济世所著《古本大学注》毁谤程朱，书随本缴上，即谢济世注大学案。雍正暴君读过后颂谕内阁，认为谢济世不仅毁谤程朱，而且对时政“恣意谤讪”，尤切齿于《注》中所去：“拒谏饰非必至拂人之性，骄泰甚矣”一句，咄咄逼问道：“试问谢济世：数年以来伊为国家敷陈者何事？为朕躬进谏者何言？朕所拒者何谏？所饰者何非？除处分谢济世党同伐异、诬陷良臣之外，尚能指出一二事否乎？”然后命朝臣议谢济世应治之罪。众臣拟谢济世与陆生楠一同处，暴君心血来潮，玩的就是心跳，密谕锡保在杀陆生楠时把谢济世一同绑赴刑场，最后却宣布谢济世免，不知当时两人是何感受。

雍正六年(1728年)九月二十六日傍午，陕西西安的一条大街上，川陕总督岳钟琪正乘轿回署，突然有人拦轿投书。这就是曾静、吕留良之狱，详见江东义士卷吕留良传。案结处置，吕留良、吕葆中父子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吕毅中斩立决；吕留良诸孙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家产悉数没收。吕留良学生严鸿逵开棺戮尸，枭首示众，其孙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学生沈在宽斩立决；黄补庵(已)嫡属照议治罪；刊印、收藏吕留良著作的车鼎丰等四人判斩监候，另二人同妻子流放三千里外，还有十数人受杖责。而曾静供词及忏悔录，集成《大义觉迷录》一书，刊后颁发全国所有学校，命教官督促士子认真观览晓悉，玩忽者治罪。又命刑部侍郎杭奕禄带领曾静到江浙一带等地宣讲，命兵部尚书史贻直带领张熙到陕西各地宣讲。可笑的是老子定案、儿子翻案，暴君曾声明“朕之子孙将来亦不得以其诋毁朕躬而追究诛戮”，然而雍正十三年(1735年)十月，乾隆帝继位，尚未改元就公开翻案，命将曾静、张熙解到京师，于十二月把二人凌迟处，并列《大义觉迷录》为。而汉奸岳钟琪也没有好下场，他后来因进讨准噶尔失利，被大学士鄂尔泰所劾，下狱判斩监候，到乾隆初年才获释。

《大义觉迷录》在广东巡讲时，广东巡抚傅泰从张熙供称钦仰广东“屈温山先生”，想起本省著名学者屈大均号翁山，猜想“温山”是“翁山”之讹。于是追查屈大均所著《翁山文外》、《翁山诗外》诸书，果然发现其中“多有悖逆之词，隐藏抑郁不平之气”。这样，又一宗思想“悖逆”案被揭发。屈大均已三十多年，其子屈明洪(任惠来县教谕)自动到广州投案，缴出父亲的诗文著作和雕板。案情上报，刑部拟屈大均戮尸枭首；因屈明洪自首，故免，仅将屈明洪及其二子遣戍福建，屈大均诗文禁毁。这就是屈大均案，详见岭南三大家卷屈大均传。

然后又有裘琏戏笔之祸。裘琏是浙江慈溪人，少时曾戏作《拟张良招四皓书》，内有“欲定太子，莫若翼太子；欲翼太子，莫若贤太子”、“先生一出而太子可安，天下可定”等语句，当时颇为传诵。康熙末年，七十岁的裘琏中进士，后来致仕归乡。雍正七年(1729年)，八十五岁的裘琏突然被捕，原来有人告发他那篇代张良写的招贤信是替废太子允礽出谋划策。次年六月，裘琏卒于京师狱中。少年戏笔，老年得祸，真所谓“人生识字忧患始”。

翰林院庶吉士徐骏，是康熙朝刑部尚书徐乾学的儿子，也是顾炎武的甥孙。雍正八年(1730年)，徐骏在奏章里，把“陛下”的“陛”字错写成“狴”字，雍正暴君见了，马上把徐骏革职。后来再派人一查，在徐骏的诗集里找出了如下诗句“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于是暴君认为这是存心诽谤，照大不敬律斩立决。

在雍正暴君的残酷文化压迫下，中华文化得到很好的摧残，暴君政绩斐然。雍正十一年(1733年)，暴君下诏征举士人，想学康熙重开博学鸿词科，谁知响应廖廖，只得作罢。人才凋零，文治废弛，一至于此，文字狱的消极影响于此可峥。

到了所谓的“圣主”、“十全老人”乾隆帝时，文字狱则达到顶峰，共发生一百三十余案。其中四十七案的案犯被处以刑，这意味着生者凌迟、者戮尸、男性亲族十五岁以上者连坐立斩。而由牵强附会、望文生义、捕风捉影造出的文字狱，如脱缰野马不可控制。甚至一些疯子胡乱涂抹也被定为“逆案”，凌迟处，荒唐到极点。

乾隆帝刚即位时，还假惺惺地笼络人心，首先下令刑部将悬挂在菜市口枭示的汪景祺头骨取下“制竿掩埋”，接着又降旨赦免了被发配的汪景祺及查嗣庭的亲属。为避免再发生以文字罪人的冤狱，乾隆帝暂时听从山东道御史曹一士“请宽妖言禁诬告折”，批准刑部的建议：今后凡告发旁人诗文书札等悖逆讥刺的，如审无实迹，一律照诬告反坐；如果承审的法官率行比附成狱的，以“故入人罪”论。虽然此时文人早被康熙、雍正两朝抽去脊梁，但仍然高兴万分，纷纷上表称颂乾隆“上下无隐情”、“为政以宽缓”，并大施感情代理权编造民谣：“乾隆宝，增寿考；乾隆钱，万万年。”以对比雍正时的歌谣“雍正钱，穷半年”。

然而乐极生悲，乾隆十六年(1751年)，文字狱又灰复燃，起于“伪孙嘉淦奏稿”案。孙嘉淦历任左都御史、吏部和刑部尚书及直隶总督、湖广总督等中央、地方要职，以敢于直言极谏著称，声望很高。乾隆十五年(1750年)前后，民间出现了一个假托是孙嘉淦写的奏稿，稿中的内容“五不解，十大过”，直指乾隆帝，并把当时的朝中大臣几乎全部进行揭露斥责。全国十八省皆争相传抄伪稿，次年六月，伪稿流传到云南时被当局发现，由此顺藤摸瓜，辗转根究，在全国追查伪稿作者。

山西巡抚阿思哈上奏，说流寓山西介休县的直隶民人王肇基呈献诗联，毁谤圣贤；狂妄悖逆。乾隆皇帝立刻命其悉心根究，是否为伪奏稿案的“党羽”。后来，阿思哈查明王肇基进献诗联是为取悦皇上，要求皇上任用他，与伪稿无关。接着，又有人揭发山东巡抚准泰在追究伪奏稿一事时有失职和拖延，旋即被乾隆皇帝革职拿问，调河南巡抚鄂容安接替其职。以上两件事，在乾隆帝看来，前者说明伪稿流传甚广，肯定其党羽不少；后者说明地方官员在办理此案时，存在故意推诿、拖延的情况。于是八月二十八日，乾隆帝命军机大臣传谕各督抚，所有诬捏撰写、分散传播之犯为首恶渠魁：传抄之犯中，凡借以煽惑众心，为之注释，及仿效词句，私自记载者，均当从重办理。又向各督抚提出警告，倘若姑息养奸；苟且了事，不实心查办者，均按对准泰的处置办理。

皇帝督促之下，各省督抚全力缉查、不敢怠慢。九到十二月之间，各省先后查出伪稿有加注批语的情况：浙江郭县知县、巡检、千总曾传阅伪稿；甘肃也查出抄传伪稿的人犯若干名，更有甚者在西南的土司境内的土官家也有传抄的。一时间各省查出伪稿传抄的奏报象雪片一样，飞送京师。乾隆帝叹道：“此等逆恶之词，蔓延各省，甚竟传人土司内，其流传之广，一至于此！”到该年年底，各省已查拿不少人犯，其中以湖广、江西最多，而四川一省就捕获了二百八十余人。在这种情况下，秘密查访已经不可能了，从乾隆十七年以后，不得不由某些省的秘密缉访转向全国性的公开严查。然而查来查去，涉嫌者及传抄之人，不是互相指责，就是将责任推向已故之人，有的在严刑逼供下则认罪，松刑又复呼冤，使案情纷繁复杂，年终整个案情仍很混乱，一直没有结果。

伪稿一案追查不力，乾隆帝迁怒于督抚官员，事涉封疆大吏，一些朝臣企图劝谏。十二月十九日，御史书成奏称：伪稿一案株连波累，恳请将现在人犯概行宽释。却遭到乾隆帝斥责，遂被革职。之后，又有乡居在籍侍郎陈群奏言，其意也是不必查办伪稿，同样遭到乾隆帝痛责。到此无人再敢劝阻。此时乾隆帝认为既已延及数省，迟至经年，断无骤然中止之理，但要继续查下去也很困难。就在这进退两难之际，江西巡抚鄂容安查获传抄伪稿的长淮千总卢鲁生，经军机大臣审讯，供出其稿得自南昌守备刘时达、刘守朴父子。于是将卢鲁生、刘时达父子押到北京，责成军机处进行审讯。在乾隆帝看来，伪稿一案似乎有了头绪，如不出意外，伪稿必定为卢鲁生及刘氏父子所捏造。但是又有刘守朴的幕友孔则明供出，封寄伪稿给刘时达系其代为经手，其伪稿乃得自苏州。这样一来，案情横生枝节，又陷入追不到源头的困境。

一年来，全国上下大张旗鼓追查伪稿，不知花费了多少人力财力，也不知牵连了多少人，乾隆帝既找不出主犯，又不能继续追查，就将卢、刘二犯作为替罪羊。乾隆十八年(1753年)二月，军机大臣向乾隆帝奏报：经审讯孔则明代书寄稿家信，全属子虚。卢鲁生经反复“开导”，也承认了与刘时达共同捏造伪稿的“实情”。这些复审及奏报，实际上皆乾隆帝授意。当月，乾隆帝迫不及待地宣布，伪稿一案已全行昭著，“主犯”卢鲁生押赴市曹凌迟处，同时宣谕中外，伪稿所有传抄各犯俱加恩宽免；对于传抄伪稿的官员，则照例治罪。另外对审理不力的官员如江西巡抚鄂昌、按察使丁廷让、南昌知府戚振鹭等革职拿问，交刑部治罪。两江总督尹继善、闽浙总督喀尔吉善以失察罪交刑部严议。至此，历时一年七个月，蔓延京师、山东、山西、江西、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湖南、湖北、贵州、广东、广西以及边远土司等地区的、轰动全国的清查伪孙嘉淦奏稿案仓促了结。

伪稿遍及全国，正说明此议深得人心，皇帝该“闻过即改”才是。然而乾隆帝丝毫不想到自己确有过错，反而感觉到敌对暗潮在全国涌起，因此将原因定为“皆因以往实行的宽大之政”，是“请宽妖言”、“禁挟仇诬告诗文”等政策纵容了“诽谤”。乾隆帝决定改变“妇人之仁”的“宽缓方针”，决定继承列祖列宗的严猛苛政，降旨道：“此等奸徒，传播流言，俦张为幻，关系风俗人心者甚大，不可不力为整饬。”从此文字狱波澜壮阔，直到以修四库全书为名义，从而查办、彻底摧毁中华民族精神的千古创举。

江西金溪生员刘震宇著《佐理万世治平新策》一书，阐述“更易衣服制度”的观点，至乾隆十八年(1753年)，被乾隆帝发现，认为他大逆不道：“刘震宇自其祖父以来，受本朝教养恩泽已百余年，且身到黉序，尤非无知，乃敢逞其狂诞，妄訾国家定制，居心实为悖逆”。刚开始查办时，湖南巡抚范时绶将其革去生员，杖一百，永远禁锢，已经是故人入罪，判得很重了，可乾隆帝还觉得判得太轻，将刘震宇即行处斩，书版销毁。并斥责范时绶，“仅将该犯轻拟褫杖，甚属不知大义，著交部严加议处”。十年前，刘震宇曾将《治平新策》献给江西巡抚塞楞额，塞楞额没有看出问题，还奖励了几句。此案发生时，塞楞额早已去，乾隆帝还大发雷霆，说什么“塞楞额为封疆大吏，乃反批示嘉奖，丧心已极。若此时尚在，必当治其党逆之罪，即正典刑”，真是丧心病狂。

却说胡中藻官拜内阁学士，是满州大学士鄂尔泰的得意门生，与以大学士张廷玉为首的一派官僚相仇。后来鄂尔泰去世，他失去靠山，遭到张廷玉一派打压。于是胡中藻心中愤愤不平，写了诗集《坚磨生诗钞》。乾隆帝恶胡中藻为鄂尔泰党羽，乾隆二十年(1755年)二月，密令广西巡抚卫哲治将胡中藻任广西学政时所出试题及与人倡和的诗文“并一切恶迹，严行查出”。三月，乾隆帝召集群臣，撮举胡中藻《坚磨生诗钞》诗句，如“又降一世夏秋冬”、“一把心肠论浊清”、“无非开清泰”、“斯文欲被蛮”、“与一世争在丑夷”、“相见请看都盎背，谁知生色属裘人”、“南斗送我南，北斗送我北。南北斗中间，不能一黍阔”、“虽然北风好，难用可如何”等。乾隆帝亲自批驳：“‘一把心肠论浊清’，加‘浊’字于国号之上，是何肺腑？”认为这些诗句都是讥贬仇视满清，于是他宣布要“申我国法，正尔嚣风”，命将胡中藻捉拿归案，将其家属全部监禁，家产全部抄没。最后颁谕：胡中藻以凌迟酷刑处，去的鄂尔泰以“私立朋党”罪名撤出贤良祠。

又有王锡侯，本名王侯，因怕自己的名字犯忌讳遂改名锡侯。因不满《康熙字典》为一家之言，花费十七年心血编成一部体例新颖的字典《字贯》，乾隆四十年(1775年)刊行面世。书刊出之后，被王锡侯的同乡将此书以诬蔑康熙帝的名义告官。经办此案的江西巡抚海成认为王锡侯是狂妄不法，便奏请先革去其举人，再审拟定罪。乾隆帝尚未及处理，书辗转落到和珅手中，在《字贯》序文后的凡例中，他看到康熙、雍正的庙讳及乾隆的名字同其他的字悉数开列，不禁大喜，立即向乾隆帝参劾这本书。乾隆帝大怒：“罪不容赦，应照大

古人如若“犯夜”会怎么样？“犯夜”是否可以避开？

轻的话就是挨一顿板子，重的话就会被就地正法了。错开时间就可以了！所谓犯夜是说违反了当地的宵禁规定。在古时候的法律上这个算是一种罪名。在唐朝，规定在打开门与闭门鼓的前后这段时间，如有人无故外出，则要被打二十大板，但事出有因，就不算犯法。

对于值夜的巡逻队来说，就需要一双慧眼，要把该放行的放行，不该放行的拒绝放行，否则的话要受三十大板之邢。另外在值夜期间还要到处去巡逻，巡逻期间如有盗贼经过而没有发现的话，就要被打五十大板。职位虽然看似清闲，却也是有一定的危险的。就像我们现在的巡警一样！巡逻时遇到拘捕或殴打巡逻队的，犯夜者将被打一百大板；打伤巡逻的，将要受绞刑的惩罚；对打巡逻的，将会处以刑，并且被斩首示众！

在古代城市都比较小，大多数是平房，楼房那是少有的存在，能够遮掩的地方很少，想要出去而不被发现就需要动动脑筋了！想出行的话，可以选择假扮更夫，打晕原先的更夫或者将其灌醉，这个需要熟悉更夫的规律才行，在遇到巡逻队的时候能够有一定的应变能力。虽然说这个一般而言不会被阻拦，但一旦被发现，还是很危险的。更危险的莫过假扮巡逻人员了！这个一般少有人做。身手好的话可以选择能穿夜行衣，也就是黑衣服，这个不是特别的危险，但一旦被抓到，那就不是简单了结的了！最安全的莫过于穿着普通的人了！被抓到就说有事耽搁了没能及时回去就好了，顶多也就挨顿板子罢了！

古代的宵禁制度，不是在单方面的去限制人们的自由，更多的是为了防止强盗与野兽的偷袭，宵禁能够在最大限度上去减少人们的损失，保证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项羽属下有哪个大将曾经放过刘邦一马后来降了刘邦反被杀

此人就是丁公。他是季布的舅舅。公元前205年，汉高祖刘邦乘项羽率军离开彭城前往齐国平定田荣、田横之乱的机会，挟持常山王张耳，河南王申阳、韩王郑昌、魏王魏豹、殷王卬五路诸侯，组成五十六万大军，浩浩汤汤攻入项羽的老巢彭城。项羽得知消息后马上反扑刘邦，项羽一到睢水，马上发动猛烈的攻势，汉军猝不及防，被项羽的三万骑兵杀得丢盔弃甲、血流成河，十余万士卒在仓惶逃窜中掉进睢水，睢水因此被堵塞而断流。当时，丁公负责在彭城西面围困刘邦，巧合的是，刘邦仓惶逃窜时正好选择了这个方向。刘邦的战力实在是太稀疏平常，根本就不是丁公的对手。就在危急时刻，刘邦突然回头对丁公说：“我们两个都是英雄好汉，何苦互相为难！”丁公一听刘邦这话，想想也是，大家都是英雄好汉，出来混口饭吃不容易，何苦相互为难呢？于是丁公下令撤兵，给刘邦让出了一条道。

三年后，即公元前202年，刘邦灭掉项羽，登上皇位，大封有功之臣。丁公想，彭城之战，若非我丁某人放你刘邦一马，你刘邦能有今天？于是前去拜见刘邦，希望也能得到刘邦的封赏。

不料，丁公刚刚进去还没开口呢，刘邦却抢先说道：“丁公当项王的臣下不能尽忠，使项王失去天下的，就是丁公啊！”于是下令捉拿丁公，并就地正法，斩首示众。

刘邦杀丁公时还说了一句话。他说：“让后代做臣下的人不要仿效丁公！”

刘邦的这句话，暴露了他杀丁公的内心真实想法——他这是在杀鸡儆猴，是在告诫天下臣子，别对大汉王朝不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