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道而行为中华-直道而行意思

1.四川大学华西公共卫生学院的成果

2.孔子的主要思想是什么呀？

3.为什么古代中国道德教育中强调孝

4.孔子的教育主张，教学方法以及影响?

四川大学华西公共卫生学院的成果

该院是国内卫生检验专业的发源地，该专业也是我院的优势专业，至今学科地位在全国仍位居第一。

近二十年来，学院共承担完成各类科研课题600余项，有110项科研成果获各级科技进步奖。其中，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三等奖3项，部省级奖73项，市级奖33项。学院30余名教师担任全国性学术团体的理事或二级学会的主任委员，40余名教师担任省级学术团体主任、副主任及理事。

学院主办的《现代预防医学》杂志，现为中华预防医学卫生学类核心期刊、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被评为“中华预防医学会系列杂志优秀期刊”，发行国内外。

为着我国公共卫生事业和教育事业的崇高目标，华西公共卫生学院全体教职工正以“自强不息，直道而行，千仞可及”共勉，创造更大的辉煌！

孔子的主要思想是什么呀？

仁政

[编辑本段]孔子品格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

孔子62岁时，曾这样形容自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当时孔子已带领弟子周游列国9个年头，历尽艰辛，不仅未得到诸侯的任用，还险些丧命，但孔子并不灰心，仍然乐观向上，坚持自己的理想，甚至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安贫乐道

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孔子心目中，行义是人生的最高价值，在贫富与道义发生矛盾时，他宁可受穷也不会放弃道义。但他的安贫乐道并不能看作是不求富贵，只求维护道，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孔子也曾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 从吾所好。”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孔子以好学著称，对于各种知识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因此他多才多艺，知识渊博，在当时是出了名的，几乎被当成无所不知的圣人，但孔子自己不这样认为，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 孔子学无常师，谁有知识，谁那里有他所不知道的东西，他就拜谁为师，因此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直道而行

孔子生性正直，又主张直道而行，他曾说：“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史记》载孔子三十多岁时曾问礼于老子，临别时老子赠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这是老子对孔子善意的提醒，也指出了孔子的一些毛病，就是看问题太深刻，讲话太尖锐，伤害了一些有地位的人，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危险。 与人为善孔子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学说，他自己也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待人真诚、宽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躬自厚而薄责于人” 等等，都是他的做人准则。

[编辑本段]孔子学说在近现代以来的新发展

孔子学说在近现代以来的新发展是指近代西方文明输入中国以后，在中西文明碰撞交融条件下产生的新儒学。新兴的“大众儒学”是当代新儒学发展的最高成果。

儒学大会：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孔子，“德侔天地，道贯古今，删述六经，垂宪万世”的文化圣人；儒学，以孔子学说为基础，以历代儒家宗师的理论为主体形成的价值观念和思想体系。日前，在孔子故里山东曲阜，由文化部、山东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一届世界儒学大会隆重举行。它是国际性的文化论坛、高规格的学术盛会，它的召开是世界儒学界的一大盛事。

常委会原副委员长许嘉璐，文化部副部长周和平，日本前内阁官房长官武村正义与来自中国内地和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以及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法国、英国、比利时、丹麦、澳大利亚等22个国家和地区、86个儒学研究机构的172位专家学者、各界人士共襄盛举。这些来自不同国度、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专家学者、各界人士，围绕儒学的历史研究、儒学的当代价值、儒学的现代阐释、儒学的世界传播、儒学与和谐文化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与广泛对话。

曾几何时，北京第29届奥运会开幕式淋漓尽致地在全世界面前展现了辉煌灿烂的五千年中华文明。有识之士指出，它的主线就是“乐礼善学，尚中贵和”的儒学精髓。2008名演员击缶而歌“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在古琴声中，身穿古袍、手持竹简的孔门弟子，齐声诵读《论语》，“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礼之用，和为贵”等儒家经典名句；887块活字印刷字盘变换出3种不同字体的“和”字，表达了“和而不同”、“和为贵”的中华人文理念。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借此在五大洲进一步传播，“孔子热”、“儒学热”更加“薪助火传”。

周和平说，在历史的长河中，儒学既保持着其仁爱、和谐的精神特质，又带有不同时代的文化烙印，它以开放的姿态生发扩展，为世界文明形态的延续做出了重要贡献。在第一届世界儒学大会上，新世纪的儒学又一次发出了合乎历史发展、合乎人类利益的时代声音。

儒学：当今社会的济世良药

毋庸置疑，当今社会出现了种种问题，生态危机、精神危机、道德危机和价值危机正深刻影响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人类命运、地球的命运又一次受到严峻的挑战。孔子研究院院长傅永聚教授指出，儒家思想资源可以为治疗化解这些问题提供宝贵的智慧理念。斯洛伐克共和国黑山博士说，为了创造一个没有任何无端冲突的德馨社会，人类伟大导师孔子所设立的道德原则和进行的不懈努力直至今日仍无人超越。现在，为了我们自身，为了我们的后代子孙，我们要尽最大努力去改善生存条件，只有孔子倡议的伦理原则才能帮助我们这样做。

一些专家认为，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两次百家争鸣，一次是在先秦，一次是在近代。21世纪很可能将有第三次百家争鸣。它将带来中华文化的繁荣，同时也为世界文化的繁荣做出贡献。在第三次百家争鸣中，古老的儒家思想将再一次受到审视、洗礼、发展和创新。在与其他不同思潮的交融中，共同创造出更适合时代要求的新思想、新文化。安徽大学沈素珍教授指出，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历来崇尚“和谐”，追求“和睦”，坚持“和平”，在当今新的历史时期里，这种民族精神必将在全人类的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仿佛是为“儒学是当今社会的济世良药”提供实例，20世纪中后期，受儒家文化圈影响的新加坡、韩国、日本等国家经济发展迅速，一跃成为新兴的工业化国家。这些国家的成功引发了学者的普遍关注，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儒家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为此，在小组讨论中，新加坡在20世纪80到90年代进行的儒学实践成为一个重要话题，特别是儒学在抗拒西方个人主义，强调社会意识、勤劳、容忍、节俭等方面可以作为现代社会的一种新途径受到肯定。

儒学：该不该为中国近代的落后埋单

中国近三百年为什么老是落后挨打？和孔夫子有没有关系？和儒学有没有关系？与会学者就中国近三百年以来的发展史同儒学的关系这一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辩论。

对于这一复杂的社会历史难题，有的学者认为是中华民族先天农业文化的内质与工业文明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异，导致了中国社会工业化进程的落后；有的学者认为关键在于思维方式的差异，西方承继古希腊文明注重逻辑的传统更适合产生科学的观念，从而进入工业社会的历史进程。清华大学教授羊涤生系统评价了这些观点，指出：中华文化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早在先秦时期就与古希腊有所不同，大体上，古希腊偏重于求“真”，而中国偏重于求“善”；但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虽然我们有理由说即使没有西方近代文化进入，中华文化也必然会发展出有中国特色的近代意义上的科学革命和民主，并进入资本主义的工业社会，但毕竟要经过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这也是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主要原因。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既然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直接承担着国家民族兴衰的二千多年来的主要历史责任；其功过是非，在现代化的过程中理所当然地成为人们一次又一次重点审视的主要对象。这就是贯穿在整个20世纪中国，尊孔、反孔、批孔、评孔多次交替出现的历史背景和主要原因。

儒学：如何在中国普及、在全世界传播

当代最著名的儒学学者之一杜维明曾经指出，跟韩国、新加坡乃至中国台湾相比，中国大陆在保持儒学传统方面还存在着差距。相当多学者认为，随着中国大众对传统文化的渴求，儒学在中国的普及以及在全世界的传播应该成为当下儒学研究的重要话题。

山东大学王钧林认为，如果儒学仅仅停留在儒者的小圈子里，它通常被视为一种思想、学说，很难说它是一种文化。儒学只有走出儒者的小圈子，来到社会，深入到大众之间，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东西，推行礼教规范人们的行为方式，倡导仁义改变社会风气，才会从儒学那里孕育出儒家文化。澳门学者也提出，应该在中小学提倡每天读“一分钟孔子”。

9月28日，与会代表们前往曲阜孔庙参加了祭孔大典，因此，一些代表对全球各地的祭孔仪式展开了讨论。孔子研究院的孔祥林指出，孔庙遍布于中国、韩国、越南、日本等，中国古代从国家到各级地方政府也都设有文庙，文庙有重要的三重社会公用：崇德、报本、教化。政府通过孔庙教育臣民学习儒家思想，推崇德义，砥砺伦常，加强道德修养。这类文化设施对于一种文化精神的传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今天的社会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和保护。浙江工商大学的赵荣光教授通过考察比较中国曲阜、台北和韩国成均馆孔庙释奠礼，认为孔庙释奠礼应当按博物馆原则再现历史原貌，加强相关制度、礼仪、乐舞、服饰、器物、祭品等一系列具体事宜。在条件具备时，有关方面应向联合国“申遗”。

台湾地区的董金裕介绍，古代的祭孔分为“秋祭”和“春祭”，台湾的“秋祭”主要遵循“古礼”，即在礼仪、服装、音乐、舞蹈等方面遵照明代祭孔的规程，并根据时代特点压缩仪式的时间、接纳女性参加祭孔；“春祭”则融进了更多的时代特点，采用年轻人比较能够接受的方式，其主要作用是吸引年轻人走近孔子、接触儒学。

一些专家指出，在当下复杂的文化背景中，儒学在全世界的传播和普及并不会一帆风顺，甚至困难程度远远超越大家的想象。来自丹麦的安德森认为，儒学的普及并不是价值观的强加。孔子哲学强调彼此了解，孔教是调和的一种价值观。他认为应该用协调的方式推广儒学，而不是一种说教的方式进行。

与会专家相信，我们在研究西方先进思想文化的同时，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文化也将进一步走向世界，并为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人们所理解和接受，从而将把人类带入一个和平、稳定、繁荣、进步的新时代。正像张岱年先生曾经说过的——“盲目的批判孔子的时代过去了，盲目的尊崇孔子的时代也过去了，科学的研究孔子的时代到来了。”孔子是中国的，儒学是世界的。

孔子为我国儒家学派的创始人。自汉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学一直被历代统治者视作正统学科，以至作为任贤用能的标准，影响延绵数千年至今。

[编辑本段]孔子名言

不学礼，无以立。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

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

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

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

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

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过而不改，是谓过矣！

过，则匆惮改。

不迁怒，不二过。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执德不弘，信道不笃，焉能为有，焉能为亡。

与朋友交，言而有信。

以文会友，以友辅仁。

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

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

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巧言乱德。

巧言令色，鲜矣仁。

刚、毅、木、讷近仁。

有德者必育言，有言者不必育德。

听其言而观其行。

君于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

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不逮也。

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

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

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

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

礼之用，和为贵。

放于利而行，多怨。

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三千人弟子，七十二贤人。

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

是可忍，孰不可忍？

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贤哉，回也！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

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见利思义，见危授命。

修己以敬以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

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

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君于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

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

君子易事而难说（悦)，说（悦）之不以道，不说（悦）也。

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

子谓于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

其使民也义。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

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

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

放于利而行，多怨。

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

法语之言，能无从乎？改之为贵。提手与之言，能无说

乎？绎之为贵。说而不绎，从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见善无不及，见不善如探汤。

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

士而怀居，不足为士矣！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为什么古代中国道德教育中强调孝

《论语·子路》记载：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楚国人叶公，在孔子面前夸耀说：“我们那地方有个很正直的人，其父攘羊，他就出来告发。”孔子却不以为然，说：“我们这里正直的人却不是这样。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道就在这中间了。”直，指本真人性，真情实感；直道，即人道，人道与否，指是否符合本真人性和人性的实现程度。

叶公认为“证父攘羊”，是正直、刚直的表现，符合行有直近仁道的儒家思想；而孔子却不这么看，他认为“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才是“直道而行”，符合仁的根本要求。其子之直，并非是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而是对人之本心的隐和伪，是一种忤逆，背离了仁道意旨。何晏、邢昺《论语注疏·子路》解释得直白透彻：“吾党之直者，异于此证父之直也。子苟有过，父为子隐，则慈也；父苟有过，子为隐之，则孝也。孝慈则忠，忠则直也，故曰直在其中矣。”宋代学者宋汝谐更是一语道破天机：“循理为直，未有逆天理而可以为直者。”慈孝乃天理，超越一切公理、法理，不可违逆。苏轼认为，其父攘羊而证之，此直而陷于曲者也；子为父隐，此曲而遂其直者也。孔子似乎主张在情与法的抉择中，应放弃乃至牺牲一点眼前小节微义，以维护人性和人道的尊严与人心世道的长远利益。这反映了孔子“以德为本，以礼为主，以刑为辅”的治理社会的思想。

其父是如何“攘”羊的呢？从语境看，好像不是刻意偷盗甚至抢夺而是扣留。我猜想应该有两种情形：一是牧羊归来，一只迷途的羔羊跑进了自家羊群中，其父贪占小便宜，顺势把这只羔羊赶回家中蓄养起来；二是别人的羔羊跑进了自家的羊圈，其父顺势把它占为己有，放牧管护以期获利。不管其父如何“攘”羊，子“证父攘羊”，都会家丑外扬，伤害亲情，且为乡人笑谈，或许其父会觉得亲情薄凉而产生扭曲的人生观、价值观；推而广之，如果社会上父有小过而无大害，子却蜂起检举告发，那么，就会破坏甚至颠覆人性情感的基础，败坏一个社会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培育起来的世道风气，其恶果与所留下的后患远甚于当事人所犯的过错本身。正如有学者指出：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与人之间的真挚亲情被相互揭发、相互举报、相互猜忌所取代，造成了人人自危、日日胆战的局面。这不仅仅导致了人们抛弃亲情、唯利是图和同胞骨肉之间的相互残杀，而且更导致了作为社会基本构成单位的家庭出现动荡与瓦解。而作为社会构成要素的一个个家庭的动荡与瓦解，必然会对整个社会的长期稳定带来诸多不利的影响，造成社会不安定的局面。

既然如此，子应如何处理“其父攘羊”这件事呢？曾子提出“隐而任之；如从己起”，要求子女不是告发，而是代父受过以维护情于理、亲亲与道义的统一。意思是说，子女把责任担起来，主动退还人家的羔羊，并赔礼道歉，接受处罚。我觉得也不太妥，父攘羊，却要子担过，背负道德污点，承受精神压力，不可取。《菜根谭》说：“家人有过，不宜暴怒，不宜轻弃。此事难言，借他事隐讽之；今日不悟，俟来日再警之。如春风解冻，如和气消冰，才是家庭的型范。”最好的办法是：子隐讽父，莫以害小而为之，父有愧色，父子以善意的谎言，退还羔羊。子思是赞成父子相隐小过的，并强调“不以小道害大道”“不以小爱害大爱”。这也符合孔子“无求备于一人”和“无讼”的思想。

“其父攘羊”毕竟是小案，于当时只要子不“证父攘羊”，不“灭丑”，充其量也就是其父被查处，颜面扫地罢了，一切与子无涉，也就是说，子既无“不孝”之忧虑，亦无与法律之瓜葛。但于今则不然。法律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当然包括知道父亲过错或罪行的儿子。所谓“义务”，就是意味着不履行将要受到惩罚。

与“证父攘羊”相反的案例是“石奢私父”。《韩诗外传·卷二》记载，楚地有一个人杀了人，君王命令为人“公正而好直”的士子石奢去追赶。石奢追上之后却发现，被追的人竟然是自己的父亲。于是石奢便放了他，返回朝廷，对君王说道：“者，臣之父也。以父成政，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弛罪废法，而伏其辜，臣之所守也。”石奢在孝亲与忠义的剧烈冲突中，在“私其父”与“行君法”之间痛苦地煎熬中，最后不得不选择自杀。

石奢确实遇到了千古难题。一方面血亲关系是人际世界中最刻骨铭心的关系，儒家之仁出于亲，亲亲为大，父为子纲，至尊无上。石奢绝难亲手逮捕其父，违逆孝道。子女爱父母，这是自然之命，也是人心所不可以解除的。一方面儒家在君臣关系中不厌其烦地强调：“臣子侍奉自己的君主，要正直地履行自己的职责，恭敬地遵循君臣之礼，光明磊落地奉献自己的忠诚，泰然自若地面对一切恩怨得失、祸福荣辱。”法家也言：“尽力守法，专心于事主者，为忠臣。”石奢实难不顾忠义，弛罪废法。怎么办？一了之，既不损孝道，亦不害忠义。

其实，石奢放掉作为犯的父亲，已经“私其父”“废君法”，不是忠臣所为，而且，石奢之父，并不会因石奢之而被减轻罪责，故与孝道无关，所以，石奢赴没有意义。石奢是否想到，你不抓犯，别人也会履职执法，对其父亲而言，结果是一样的。或许在那个时代，以石奢缚父之忠和伤感之情，会感动君王，从而可能为父争取一个活命的机会，我以为这才是真正的孝。假如因石奢放掉自己的父亲，而其父得以逃之夭夭，逍遥法外，算不算石奢“以小道害大道”，“以小爱害大爱”呢？孔子虽然也提倡孝，视孝为人类真实、美好的情感，但又主张孝要上升为仁，强调的是“泛爱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因此，在大是大非面前，他并不主张为亲情而牺牲道义。

黑格尔认为，“客观法则”是一个民族自然形成的、每个成员都必须遵守的“伦理道德原则”，它以血缘亲情和伦理习俗为主要内容，以感情为联系纽带，以自觉遵守为原则，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亲情与责任；而“主观法则”是由统治者人为制定的法律，讲究法律秩序和法的统一性、强制性、稳定性。在正常的社会中，“主观法则”必须以“客观法则”为基础，不能两者对立起来。如果两种法律发生了冲突，必然要导致灾难和悲剧。睿智的孔子身处家国同构的中国社会，自然清楚充分尊重伦理亲情和人伦关系，是中国社会这个大家庭稳定的基石。有学者指出，儒家伦理在本质上是一种地位伦理，儒家认为，一般庶民只要在他的家庭及乡党中践行儒家伦理即可，知识分子（士）则应广施“仁泽”，以天下为己任，“当不义则争之”。

与“石奢私父”不同的案例是“赵苞尽忠”。《后汉书·独行列传·赵苞》记载：赵苞，字威豪，甘陵东武人。从兄忠，为中常侍，苞深耻其门族有宦官，不与忠交通。初仕州郡，举孝廉，再迁广陵令。视事三年，政教清明，郡表其状，迁辽西太守。抗厉威严，名镇边俗。以到官明年遣使迎母及妻子。垂当到郡，道经柳城，值鲜卑万余人入塞，寇钞苞母及妻子，遂为所劫质，载以击郡。苞率骑二万，与贼对阵。贼出母以示苞，苞悲号谓母曰：“为子无状，欲以微禄养朝夕，不图为母作祸。惜为母子，今为王臣，义不得顾私恩、毁忠节。唯当万，无以塞罪！”母遥谓曰：“威豪，人各有命，何得相顾，以亏忠义？！惜王陵母对汉使服剑，以固其志，尔其勉之！”苞即时进战，贼悉被摧破，其母、妻子皆为所害。苞殓母毕，自上归葬，灵帝遣策吊慰，封隃侯。苞葬讫，谓乡人曰：“食禄而避难，非忠也；杀母以全义，非孝也。如是，有何面目利于天下？”遂欧血而。

赵母所说的王陵，是秦末沛县丰邑人，还在刘邦为沛县泗水亭长时，王陵就与刘邦私交甚厚，当年刘邦芒砀山斩蛇起义，王陵在南阳率领数千人响应，后归附刘邦，此后，王陵跟随刘邦转战南北，东征西讨，立下赫赫战功。根据《汉书》的记载：“项羽取陵母置军中。陵使至，则东乡坐陵母，欲以招陵。陵母既私送使者，泣曰：‘愿为老妾语陵：善事汉王，汉王长者，终得天下；毋以老妾故持二心。妾以送使者！’遂伏剑而。项王怒，亨陵母。”王陵的母亲之所以赴剑自杀，为的是让自己的儿子一心一意辅佐宽厚大度、终将夺取天下的汉王，不要因为母亲身在楚营而动摇自己的政治立场。汉兴后，大力旌表忠于汉室舍身取义的王陵母，以教育和感召天下人无条件地绝对效忠汉室，树立忠为大道，孝为小道，忠大于孝、高于孝的价值观，在忠孝不能两全的境况下，以忠覆盖孝、取代孝。

血亲之情，流于自然，深入骨髓，率性呈现，无可替代。赵苞身为人子，恪守伦理，侍母尽孝，天经地义，可偏偏母亲被鲜卑人劫持为人质，以逼迫赵苞投降，而弃忠救母，仁而无义，又有违君臣之道，由此，“孝”与“忠”在他的内心发生了无法和解的激烈冲突。尽孝，则会毁掉忠节；尽忠，则会废置孝道。赵苞矛盾万分，甚为苦恼。而赵母深明大义，以王陵母为榜样，告诫赵苞身为王臣不得顾私恩、毁忠节，使万般纠结、痛苦不堪的赵苞终于放弃了“食禄而避难”，从而选择了“杀母以全义”。忠义是一种超越私恩私利甚至血缘亲情而维护族群或社会利益的高尚价值，因而尽忠义“不但具有违亲、忘情、逆亲、判亲的可能，甚至还具有亲、灭亲的血腥性质”。这种顾大局，识整体，弃私恩，行大义的责任担当，固然是对“大道”的持守，是超越个体之孝的民族大节。然而，这毕竟是“杀母而全义”，与孝相悖，赵苞的心理压力沉重如磐，于是，在深刻的情感危机和深切的道德自责中，赵苞最终选择了殉母以彰孝心，以实现生前无法实现的“忠孝两全”。冯友兰说：“先破贼以为忠臣，后殉母以为孝子，他的行为，真可算是面面顾到，丝毫无可非议底了。”其实，赵苞殉母也是虚幻的孝，因为他毕竟没有尽力营救母亲，毕竟没有切实营救出母亲。但我们不否认，“先报君，再殉母，个体的孝在民族大节中获得升华，孝的悲剧因为忠义之举而呈现出一丝壮烈与豪迈”。

“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古人为何如此重视孝道？孝道是祖宗崇拜的产物，“立爱自亲始”“百善孝为先”，“孝亲”成为中国人的道德本位。在中华文

孔子的教育主张，教学方法以及影响?

发愤忘食，乐以忘忧

孔子62岁时，曾这样形容自己：“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当时孔子已带领弟子周游列国9个年头，历尽艰辛，不仅未得到诸侯的任用，还险些丧命，但孔子并不灰心，仍然乐观向上，坚持自己的理想，甚至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安贫乐道

子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孔子心目中，行义是人生的最高价值，在贫富与道义发生矛盾时，他宁可受穷也不会放弃道义。但他的安贫乐道并不能看作是不求富贵，只求维护道，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孔子也曾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 从吾所好。”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孔子以好学著称，对于各种知识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因此他多才多艺，知识渊博，在当时是出了名的，几乎被当成无所不知的圣人，但孔子自己不这样认为，孔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 孔子学无常师，谁有知识，谁那里有他所不知道的东西，他就拜谁为师，因此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直道而行

孔子生性正直，又主张直道而行，他曾说：“吾之于人也，谁毁谁誉？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史记》载孔子三十多岁时曾问礼于老子，临别时老子赠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这是老子对孔子善意的提醒，也指出了孔子的一些毛病，就是看问题太深刻，讲话太尖锐，伤害了一些有地位的人，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危险。怀着 与人为善的理念孔子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学说，他自己也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待人真诚、宽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躬自厚而薄责于人” 等等，都是他的做人准则。 政治思想

德治主张

同孔子的仁说和礼说相联系，在治国的方略上，他主张“为政以德”，用道德和礼教来治理国家是最高尚的治国之道。这种治国方略也叫“德治”或“礼治”。这种方略把德、礼施之于民，实际上已打破了传统的礼不下庶人的信条，打破了贵族和庶民间原有的一条重要界限。 孔子的仁说，体现了人道精神，孔子的礼说，则体现了礼制精神，即现代意义上的秩序和制度。人道主义这是人类永恒的主题，对于任何社会，任何时代，任何一个政府都是适用的，而秩序和制度社会则是建立人类文明社会的基本要求。孔子的这种人道主义和秩序精神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思想的精华。

循循善诱

在孔子游春中，孔子用水来教育弟子们要学习水的品格，有德行。有情义有志向，善施教化

儒学：当今社会的济世良药

毋庸置疑，当今社会出现了种种问题，生态危机、精神危机、道德危机和价值危机正深刻影响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人类命运、地球的命运又一次受到严峻的挑战。孔子研究院院长傅永聚教授指出，儒家思想资源可以为治疗化解这些问题提供宝贵的智慧理念。斯洛伐克共和国黑山博士说，为了创造一个没有任何无端冲突的德馨社会，人类伟大导师孔子所设立的道德原则和进行的不懈努力直至今日仍无人超越。现在，为了我们自身，为了我们的后代子孙，我们要尽最大努力去改善生存条件，只有孔子倡议的伦理原则才能帮助我们这样做。 一些专家认为，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两次百家争鸣，一次是在先秦，一次是在近代。21世纪很可能将有第三次百家争鸣。它将带来中华文化的繁荣，同时也为世界文化的繁荣做出贡献。在第三次百家争鸣中，古老的儒家思想将再一次受到审视、洗礼、发展和创新。在与其他不同思潮的交融中，共同创造出更适合时代要求的新思想、新文化。安徽大学沈素珍教授指出，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历来崇尚“和谐”，追求“和睦”，坚持“和平”，在当今新的历史时期里，这种民族精神必将在全人类的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仿佛是为“儒学是当今社会的济世良药”提供实例，20世纪中后期，受儒家文化圈影响的新加坡、韩国、日本等国家经济发展迅速，一跃成为新兴的工业化国家。这些国家的成功引发了学者的普遍关注，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儒家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为此，在小组讨论中，新加坡在20世纪80到90年代进行的儒学实践成为一个重要话题，特别是儒学在抗拒西方个人主义，强调社会意识、勤劳、容忍、节俭等方面可以作为现代社会的一种新途径受到肯定。

个人影响

孔子所处的春秋时代，西周社会以血缘氏族为基础的政治制度崩溃瓦解，而基于文化认同的“诸夏”民族共同体正在形成。这是中国人的文化自觉最初发生的年代，古典成为时尚，一些人开始思考天道、人生和世界秩序等方面的问题，原先由贵族所垄断的文化教育也正逐渐流入民间。孔子正是这时代精神的代表人物与集大成者，遂开战国诸子百家之先河。 《论语》是了解其思想的主要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