吟风弄月是成语吗-吟风弄月的故事
1.中秋佳节,用花好月圆、吴刚伐桂、冰壶秋月等词语表达美好的祝愿和良好的祝愿。
2.王冕的介绍
3.苏轼的故事
4.诗人曾巩的生平故事
中秋佳节,用花好月圆、吴刚伐桂、冰壶秋月等词语表达美好的祝愿和良好的祝愿。
1、花好月圆。描述花开月圆的景色,比喻美好生活,有时用于祝贺人新婚美好。
2、吴刚伐桂。相传月亮上的吴刚受天帝惩罚到月宫砍伐桂树,桂树随砍随合。天帝把这种永无休止的劳动作为对吴刚的惩罚。
3、冰壶秋月。是指心如冰清,和明月一样洁净。比喻品格高尚。语出元·刘因的《饮仲诚辄瓢》之“酒中醒境染未识;冰壶秋月昆仑峰。”
4、嫦娥奔月。中国上古时代神话传说故事,讲述了嫦娥被逢蒙所逼,无奈之下,吃下了西王母赐给丈夫后羿的两粒不之药后,飞到了月宫的事情。
5、朗月清风。明朗的月色,清新的和风。出处:唐·王勃《秋日游莲池序》:“琳琅触目,朗月清风。”
6、春花秋月。1、春天的花,秋天的月。指春秋佳景或泛指美好的时光。2、指岁序更迭。
7、霁月光风。意思是指雨过天晴时的明净景象。用以比喻人的品格高尚,胸襟开阔。也可指政治清明,社会的风气好。
8、烘云托月。原指一种画月亮的传统手法,后比喻从侧面加以点染以烘托所描绘的事物。
9、吟风弄月。意思是旧指文人写作或朗诵以风月等自然景色为题材的作品。
10、月夕花朝。月夕花朝是一个汉语词汇,意指月明的夜晚,花开的早晨。形容良辰美景。
11、皓月千里。形容月光皎洁、天气暗和。出自范仲淹《岳阳楼记》。
12、落月屋梁。比喻对朋友的怀念。 出处:唐·杜甫《梦李白》诗:“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
13、秋月寒江。读音qiū yuè hán jiāng,汉语词语,基本意思为比喻有德之人心底清纯明净。
14、霁风朗月。意思是和风明月。比喻宽厚祥和的气氛。
15、风花雪月。原指四时的自然美景“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后指内容空洞,辞藻华丽的诗文,也指爱情之事与花天酒地的生活。
16、风清月白。微风清凉,月色皎洁。形容夜景幽美宜人。同“风清月皎”。
17、月圆花好。基本意思是1.花儿正盛开,月亮正圆满。比喻美好圆满。多用于祝贺人新婚。2.比喻良辰美景。
18、欢聚一堂。形容欢乐地团聚在一起。出处:清·石玉昆《三侠五义》第一百二十回:“如今众位仁兄贤弟欢聚一堂,把往日的豪强自雄,侮慢英贤,不觉的可耻又可笑了。”
19、临风对月。面对清风明月。形容所处的景色非常容易引发人的思绪。
20、合家团圆。合家团圆同“阖家团圆”,指全家人团聚在一起。如“中秋佳节,家家户户合家团圆赏明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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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节,又称月夕、秋节、仲秋节、八月节、八月会、追月节、玩月节、拜月节、女儿节或团圆节,是流行于中国众多民族与汉字文化圈诸国的传统文化节日,时在农历八月十五;因其恰值三秋之半,故名,也有些地方将中秋节定在八月十六。?
中秋节始于唐朝初年,盛行于宋朝,至明清时,已成为与春节齐名的中国传统节日之一。受中华文化的影响,中秋节也是东亚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尤其是当地的华人华侨的传统节日。自2008年起中秋节被列为国家法定节假日。2006年5月20日,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参考资料:
百度百科-中秋节?百度百科-成语
王冕的介绍
王冕(1310—1359),字元章,一字元肃,号煮石山农。浙江诸暨市长宁乡郝山下人。他的别号很多,有竹斋生、会稽山农、会稽外史、梅花屋主、九里先生、江南古客、江南野人、山阴野人、浮萍轩子、竹冠草人、梅叟、饭牛翁、煮石道者、闲散大夫、老龙、老村等。另外,他还给自己的草堂,先后取了水南轩、浮萍轩、竹斋轩、满目青山轩、梅竹轩、耕读轩、心远轩、竹西轩、听雪轩、听秋轩等名称。他是元代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杰出的诗人和画家。
王冕隐居在山明水秀的诸暨九里山的水南村。村上共有三户人家,一年到头辛苦过活。一条溪水像带似的流过,挺秀的山峦耸立在屋后,山上竹木茂盛,一片葱茏。山光水色相映,景色秀丽,环境清幽,正如他诗篇中所说:“青山隐隐带江流,江上轩窗面面幽。”他在此地“种豆三亩,粟倍之,梅千树,桃杏居其半,芋一区,薤韭各百本;引水为池,种鱼千余头”(《芝园后集》卷十)。王冕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就是在这么一个充满着诗情画意的山村中度过的。朴实的生活与清幽的山水孕育了他的热爱生活、热爱劳动人民的性格,赋予他的诗画创作以浓厚的生活气息。
王冕的祖代,原住在关西的王景(函谷关以西)。他的十世祖宗是王德元,在宋朝做清远军节度使的官。王德元有两个儿子,一是王琪,曾任阆州观察使;一是王琳,做过统制官。从王琳开始迁居诸暨,传到王冕已经八代了。
王冕的远祖,无疑是官僚家庭,但传到王冕的父亲已成为一个一贫如洗的农民。徐显的《稗史集传》载:“父力农,冕为田家子。”在王冕的《竹斋诗集》中说:“九里先生两鬓皤,今年贫胜去年多。敝衣无絮愁风劲,破屋牵萝奈雨何。数亩豆苗当夏,一畦芦穄入秋瘥。相知相见无他语,笑看生前白鸟过。”(《九里山中》)“白日力作夜读书,邻家鄙我迂而愚。破甑无粟妻子闷,更采黄精作朝顿。”(《过山家》)“江南古客无寸田,半尺破砚输租钱。好山好水难夤缘,荃房日薄蒙荒烟。”(《有感》)
从这些诗句来看,他是亲身参加各种劳动的,读书作画不过是他的农余活动,而且是为了生活,以卖画易米糊口和纳租付税,他写诗作画自然与一般士大夫吟风弄月、消愁遣恨有所不同。由于他“耕无寸田,牧无风刍”,生活一年不如一年,冬天无棉絮过冬,草屋破漏无力修补,庄稼抗不住天旱,家中破甑无粮,妻子忍饥挨饿,不得已只好采野菜充饥。在此情况下,自己就不得不直接参加体力劳动,蓬头赤脚,下田耕种,栽植竹、茶、桑、麻及杂粮等来维持生活。对这种贫苦生活的描述,在有关的著录中到处可以找到。例如在《竹斋诗集》中还有“我穷衣袖露两肘,回视囊中无一有”的描写。在《铁网珊瑚》里有“今年老异于上年,须发皆白,脚病行不得,不会奔趋,不能谄佞,不会诡诈,不能干禄仕,终日忍饥过”的记载。尽管有此惨苦遭遇,但他宁愿耕作卖画度日,不愿奔走豪门乞食,充分表现了一个艺术家的坚贞不屈的性格。
王冕的出生,一说生于元至元二十四年(1287),卒于至正十九年(1359)正月,享年七十三岁。吴荣光《历代名人年谱》持此说。吴谱还载王冕生日为七月廿二日。一说生于元至元元年(1335),卒于明永乐五年(1407),享年七十三岁。
这两说之谬误在于将王冕的儿子山樵王周的生卒年月套在其父名下了。这是近人姜克涵发现的,他的这一见解发表在《学术论坛》1957年第2期。试看吕升写的王周行状:“山樵生于至元乙亥秋七月廿二日,卒于永乐五年丁亥正月十三日,寿七十三。”
姜氏说:“这便是上引的关于王冕生卒年代,以及王冕享年七十三岁的根据,而且吴谱还是采用这段文字所载的月日。至于其改变年代的缘故,是因为卒于永乐年间与一般记述不合,便把他的卒年改为明军占婺州的至正十九年,然后上推七十三年,便断定生于至元二十四年。”更有甚者,“这种没有根据的说法,竟然得到不少人的附和,井辗转引用,甚至还有人据此而以1935年为王冕的诞生六百周年纪念大写纪念论文”。
姜氏认为王冕的真正生卒年代应当是:“生于元至大三年庚戌(1310),卒于至正十九年已亥(1359),享年五十岁,大致是不差的。以王周生年上推廿五年即至大三年,王冕廿六岁生子。”这是姜的结论。
从王冕的《自感》诗中“此志竟萧条,衣冠混泥涂。蹭蹬三十秋,靡靡如蠹鱼”等语看,至大三年(1310)生是对的。
《中外历史大事年表》记载:自从至元元年(1335)罢科举以来,一直到至元六年复行开科取士。王冕《结交行送武之文》一诗中有“明年平原芳草绿,试弓好射衔花鹿”句,就是指至元六年(1340)恢复科举制。平原芳草绿指春天,试弓好射衔花鹿,正是指考进士。至元六年。考试结果,王冕不中,即焚所为文,表示永绝佳途。“蹭蹬三十秋”正是考试失意后之作。至元五年(1339),王冕正是三十岁。从1339年上推三十年,便是至大三年(1310),和姜克涵所说相符合。
相传,他的父母,单生王冕一人,爱他如掌上明珠,他周岁就会说话,三岁能对答自如,到五六岁,认识能力要比一般儿童高,八岁开始入学,成绩优良,宗族大为惊奇,视为神童,宾客也称赞他为“千里马”。
王冕小的时候,求知欲很旺盛,好奇心也很强。有一天,他的父亲叫他去放牛,他把牛放在草地上,自己就溜到私塾里去听村童读书,傍晚回来时,牛不见了,被他父亲狠狠地打了一顿。可是他并不因此而罢,过了几天,他又到庙里坐在菩萨的膝上,借长明灯读书认字。《儒林外史》一开始描写王冕放牛的故事,也可能是根据这件事写的。不过查考有关他的传记资料,王冕并不曾替别家放牛,也并不是幼年丧父。吴敬梓把王冕写成幼年丧父,从十岁上雇给人家放牛,经过这样的加工,使王冕作为一个农民艺术家形象就更加突出,性格也更鲜明,所以王冕的故事流传至今,仍然脍炙人口。
据《儒林外史》所说,王冕的学问艺术好像都没有师承,是个自学成才的人。其实王冕的老师有据可证的有两位:一是王艮,一是韩性。王良诸暨县人,字止善,尚气节,读书务明理,学以致用。“止斋”是王艮归林后所筑“止止斋”的简称。王冕诗集中仅两题称人为“先生”,其中之一是《悼止斋王先生》。其中用“夫何能见紫芝眉”、“回首春风说向谁”等句,上句是用汉惠帝为太子时师事“商山四皓”的故事;下句更表明他曾从学于王艮。
还有位老师是安阳韩性。全祖望的《参军王先生冕传》云:“王冕……贫家儿,窃喜读书,安阳韩性闻而异之,录为弟子,遂为通儒。性卒,门人视先生如视性。”(《宋元学案》卷六十四)。《明史》王冕传也有类似记载。包赉在1935年12月《大公报》所刊《王冕事迹考证》一文中对此提出过怀疑。他说:“王冕是不是韩性的学生呢?如果真是韩性的学生,而且在韩性后,同学视他如视性,这当然是王冕小史中值得大书特书的大事。……因此我觉得这事还须存疑。”其实,韩性是王冕的老师是可以相信的。《竹斋诗集》虽无记述韩性的诗文,但旧抄本后附有韩性的《竹斋记》。另外刘将孙《养吾斋集》卷二十一也记载了韩性为王冕作的《竹斋记》,其中说道:“暨阳王元章以竹名斋,求记于余。余家抵暨阳不百里而未尝一至其处,不知所以记……”王冕于是取出自己画的一张荫蔽着数间毛竹的茅屋的图给韩性看,还指着画说:“是所谓竹斋而求子之记者也,可记以不?”子,为古代对男子的尊称,也可以特称老师。从《明史》列传、全祖望文及《竹斋记》,可以确定韩性也是王冕的老师。
青年时期的王冕,不信神鬼。明朝陆容《菽园杂记》卷十二载有这样一个小故事:王冕家与一神庙相近,他灶下缺柴,就砍了神像当柴烧。然隔壁一邻居却敬神惟谨,遇到王冕毁掉神像,他马上就刻木修补,如此者凡三四次。可是王冕家人一年到头倒也平安无事,那户补像的人家呢,反而祸不单行。一日,补像者召巫降神,并且责问说:“王冕屡次毁神,为何神不归罪于他,而我每次补神,为何神不保佑我?”弄得那个巫人十分尴尬,一时无话可答,乃发怒说:“你不设像,他怎么能够烧它?”从此这个人就不再补像了,庙也逐渐废毁,后来传为笑话。
早年的王冕,不像一般人印象中那样悠闲恬静,倒是个一度热衷于功名事业的人。他曾专心研究孙吴兵法,学习击剑,有澄清天下之志,常拿伊尹、吕尚、诸葛亮比喻自己,想做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但元蒙贵族统治歧视汉族知识分子的残酷现实教育了他,他的这一幻想很快就破灭了。他参加过进士考试,没有考中。回来后,满怀愤郁,就把所有的文章烧毁掉,表示永绝仕途的决心。正如他在《自感》中所说的:“长大怀刚肠,明学循良图。石画决自必,不以迂腐拘。愿秉忠义心,致君尚唐虞。欲使天下民,还淳洗嚣虚。声诗勒金石,以显父母誉。此志竟萧条,衣冠混泥涂。蹭蹬三十秋,靡靡如蠹鱼。归耕无寸田,归牧无尺刍。羁逆泛萍梗,望云空叹吁。”
后来,他积了些钱,到杭州作了第一次旅游,几天的泛舟西湖和凭吊古迹,使他饱览了春日杭州的风光。
有一天,他看见了回回人,牵着花驴儿,在杭州到处招摇撞骗,说什么花驴儿能解人意,且懂回族语言。当时江南洪涝成灾,人民忍饥挨饿,而花驴儿倒是啖粟如故,贪官污吏,掷金争睹。王冕见此怪事,气得“归来十日不食饭,扼腕攒眉泪如雨”。这是他对元朝统治确立色目人的优越地位的强烈抗议。
在杭州游历时,他凭吊了他所仰慕的林和靖墓。当时江南释教总统杨琏真加发掘南来诸帝后陵墓,孤山林和靖墓也被殃及,然墓中别无他物,仅得到一条白玉簪。王冕对此事深有感触,因而写出“生前不系黄金带,身后空余白玉簪”(《闲居录》)的诗句。
王冕还曾出游南京、九江口及七里泷等地,遍历潇湘、洞庭、太湖、庐山、天都、太行、潜岳、门云等地。有一次,大雪天赤着脚走到潜岳峰上,四面一望,大叫说:“遍天地间皆白玉合成,使人心胆澄澈,欲做仙人飞去!”(《芝园后集》卷十)他简直把自己整个的身心融化到自然界中。他曾说:“我昔曾穿谢公屐,散策曾寻谢公迹。”“我为爱竹足不闲,十年走遍江南山。”由此可见他游兴之大和足迹之广远了。游历中,“遇奇才侠客,谈古豪杰事,即呼酒共饮,慷慨悲吟”(《玉壶冰》)。从交游中,结识了许多僧人,如明上人、上道人、大上人、五台长老、云屋僧、山阴道士、噩长老、恢长老、钦上人等等,和他们谈禅说法,并曾用“法本法无法,无法法亦法,今付汝法时,法法何曾法”的偈语,来阐述画理。
王冕曾一度北游。据《儒林外史》说,他二十岁时北游,原因是为危素向他求画,他不肯应酬,因此危素生了气。但就他的诗和在燕京的事迹加以推究,他的北游似不在二十岁时,北游的原因也不是为危素,而有其他重大意义。根据张辰《王冕传》记载:王冕“至正戊子南归”。这次壮游,开始于戊子前一年元顺帝至正七年丁亥(1347),王冕三十九岁,他从杭州古塘乘运河船北上,过嘉兴、松江、镇江,到南京小住,又回到镇江,渡江到扬州,经徐州、兖州、济州直到大都(北京),并曾往来于居庸关、古北口之间,观察边塞诸险要,又出长城直至开平。有一天,他在大都南城,登高望远,顿觉心旷神怡,但他想起美好河山却在元朝的统治下,不由义愤填膺,痛斥引狼入室出卖民族利益的汉奸。其《南城怀古》之一写道:“日上高楼望大荒,西山东海气茫茫。契丹踪迹埋荒草,女直烟花隔短墙。礼乐可知新制度,山河谁问旧封疆?书生慷慨何多恨,恨杀当年石敬瑭。”
这次数千里壮游,扩大了眼界,开拓了胸襟,他的诗画更是不同凡俗,他的爱国思想也更加强烈。
在北京时,元朝大官僚蒙古泰不花很爱王冕的画,常差遣几个粗夯小厮,动不动大呼小吆,闹得王冕不得安宁。后来不得已进了泰不花的馆舍,做了食客,泰不花想用他为谋士,却被他严辞拒绝。他笑着说:“尚书先生不要见怪,你太不聪明,再过几年,此地就成为孤兔出没的场所了!何必做官呢?”(《明史·文苑传》、《曝书亭集》卷六十四)
这时候,他的画誉越来越大,地主官僚都争趋馆下,求他画梅花竹石,一时缣素山积,他泼墨挥毫,千花万蕊,俄顷即成。(徐显《稗史集传》)
翰林学士危素,王冕不认识他。危素住在钟楼街,王冕倒也知道。有一天,危素骑马经过王冕处,王冕行了一个礼请他坐下,但未询姓名,忽然问:“住在钟楼街的是你吗?”危素说:“正是。”王冕就不与他搭话了。危素走了以后,有人问他此人是谁,他笑着说:“此人必是危太仆,我曾读过他的文章,看去有诡气,现在看他举止,果然如此!”(朱彝尊《王冕传》)
后来危素降明,妄自尊大,被明太祖贬谪和州,幽恨而。传说,有一次,朱元璋在东间侧室,危素在帘外走过,履声咯咯,太祖问:“是谁?”他回答说:“老臣危素。”太祖不悦道:“我还以为是文天祥呢!还是你啊!”于是,次日传旨,令危素赴余阙庙烧香,故意羞辱他。由此看来,王冕倒是有先见之明呢。
危素是江西金溪人,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故意把危素改为王冕同乡人,写危素回到故乡来,县官和乡绅们如何巴结他,但他想同王冕一见而不可得。拿危素来陪衬王冕,一方面显出王冕人格高洁,另方面表示作者对那些卑躬屈节的人物的鄙视。
在北方,王冕看到了那些耀武扬威的统治者后,内心怒火更不可抑制,遂赋诗倾泄郁怀:“唤鹰羌郎声似雷,骑马小儿眼如电。总是无知痴呆相,也逞虚威拈弓箭。老儒有识何以为?空指云山论文献。君不闻,一从赵高作丞相,吾道凋零如袜线。”(《有感》)
他从塞北回大都后,他的爱民族爱祖国的思想感情,更鲜明地流露出来,有一天,他画了一幅梅花,贴在墙壁上,并题诗说:“冰花个个团如玉,羌笛吹它不下来。”(《列朝诗集小传》)表示自己不愿给外族统治者作画,对权贵予以无情的讽刺,使见者缩首咋舌,不敢与语,因而触痛了统治者的疮疤,他们想逮捕他。他就在至正八年(1348)偷偷地逃回南方(《无声诗史》、张辰《王冕传》)。
南归的途中,又遇黄河决堤,沿河州县,田园房舍淹没。而官府不管,百姓只好四散逃荒,好不凄凉。王冕见此光景,自然内心苦楚,就对他的朋友张辰说:“黄河北流,天下自此将大乱,我也只好南归,以遂吾志。”(朱彝尊《王冕传》、《诸暨县志》)
这时他听到他的杭州朋友卢生在滦阳(河北迁安县西北),留有二个幼女一个男孩,无人抚养,他就到滦阳,安葬了卢生,带了二女一男回来,留养在家。宋濂的《王冕传》说有家僮使养,实际上就是这几个人。
路过淮河地方时,又发表了自己的感想,认为自己孤傲正直的胸怀是和残酷的现实相违背的。他在《南归》一诗中写道:“去岁离南去,今年自北归。过淮浑酒贱,出水白鱼肥。磊落同谁语,孤高与世违。最怜谯国子,潦倒说兵机。”
这次游历,使他更清楚地看破了人情势利。他知道功名已成镜中之花,水中之月,便改途易辙,学南阳诸葛亮的耕隐生活,隐居于九里山的水南村,自号“老龙”,把草堂取名“耕读轩”。白天参加体力劳动,种植稻、粱、桑、麻,晚上作画,过其“淡泊以明志”的半饥不饱的生活。
王冕做山农以后,生活日益窘迫,乡里人蔑视他,使他心境悲戚不堪,更使他不忍心的,是不能供养父母。他在《自感》一诗中说:“世俗鄙我微,故旧嗤我愚。赖有父母慈,倚门复倚闾。我心苦凄戚,我情痛郁纡。山林竞蛇虺,道路喧豺貙。荒林落日阴,羞见反哺乌。乌鸦有如此,吾生当何如?”
不幸他父亲在贫病交迫下逝世了,他悲痛之余,仍过其“酸辛甘自爱,褴褛愧妻儿”的生活。他送母亲到绍兴城里疗养,他的朋友著作郎李孝光,想荐他为府吏,王冕道:“我有田可耕,有书可读,岂肯送公文做人家的使唤吗?”(《诸暨县志》)再一次拒绝了为统治阶级服务。他养成了诙谐风趣放诞的性格。他母亲想归故乡,他在《楚辞图》上看见画的屈原衣冠,便自造了一顶极高的帽子,一件极阔的衣服,买一乘牛车,载了母亲,戴了高帽,穿了阔衣,执着鞭子,挂着木剑,唱着山歌,从村上走过,使得一群孩子跟着他笑,他也不在乎地向他们笑(宋濂《王冕传》)。
他的老师、同乡王艮,对他的品行很推崇。王艮曾亲自登门拜访过他的母亲,后来王艮做了江浙检校。王冕曾经身穿褴褛衣服,脚踏破鞋,去拜望王艮,王艮见到这副样子,马上替他洗尘,赠他鞋子,劝他做官,王冕笑而不答,放下鞋子离去(朱彝尊《王冕传》)。
不几年,他的母亲也逝世了,他悲痛万分过了三年的守孝生活。
宋濂云:“冕既归越,复言天下将乱,时海内无事,或斥为妄。冕曰:‘妄人非我,谁当为妄哉!’乃携妻孥隐于九里山。种豆三亩,粟倍之,树梅花千,桃杏居其半,芋一区,薤韭各百本,引水为池,种鱼千余头。结草庐三间,自题为‘梅花屋’。”
寥寥数语,可见王冕平日的言论与当时人们对他的态度了。在王冕的诗中,时常批评元朝政治的不良,北游归来后又公开宣传天下将乱,在朝廷看来一定会认为他是妖言惑众的人,是不容他存在的。所以他归家后要隐居九里山,显然与这类话有关系。
“去城悬九里,夹地出双溪。长年无客到,终日有猿啼。乌鸢虽见忌,麋鹿自相亲。”从这几句诗也可看出,他是因世人见忌而避入山中的。
至正十九年(1359)东南骚动。朱元璋提兵破浙江方国珍,派胡大海攻绍兴,屯兵九里山,村人奔窜,王冕不为动,时病卧床上,他说:“我是王元章。”士兵即将他载至天章寺胡大海处,胡大海请王冕上坐,请他指教策略,王冕说:“大将军是高明远见的,不消乡民多说。如果以仁义服人,何人不服,如以兵力服人,谁人能心服?我绍兴乃秉义之地,要我教你们杀我父兄子弟,则万万做不到。你能听我,希立即改过以从善。不能听,请立即杀我。”胡大海被他讲得无话可说,只得再拜领受,叫王冕不要讲话就行了。第二天王冕病遂不起,过几天就逝世,胡大海备丧礼殓葬于山阴兰亭之侧,墓碑题“王先生之墓”五字(张辰《王冕传》)。
关于王冕晚年有否做过朱元璋的咨议参军,并为明军谋划攻取绍兴的事,写过王冕传记的张辰、宋濂、朱彝尊、徐显、全祖望等以及现当代学者,历来说法不一。宋濂《王冕传》:“皇帝取婺州,将攻越,物色得冕,置幕府,授以咨议参军。一夕,以病。”(《明史·文苑传》)参与编修《明史》的朱彝尊所撰《王冕传》就否定此说,说:“自宋文宪(即宋濂)传出,世皆以‘参军’目之,冕亦何尝一日参军事哉!”与王冕同时的同乡好友张辰的《王冕传》,对王冕的事迹记载最具体,对“参军”却未着一字。近人包赉《王冕事迹考证》则认为:“(明将)胡大海在至正十九年正月攻诸暨时曾见过王冕。当时即将此事报告中央政府,由中央政府授他咨议参军。不幸中央的公文还未到达诸暨,王冕已经了。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宋濂称他为参军。”这也多半是猜测之辞。比较起来,自当以张辰的《王冕传》为最可信。所以《诸暨县志》卷二十七说:“张辰与王冕同时同乡且朋友,当然较宋、朱所见所闻者为确,自当以张辰传为凭。冕为明师载去,自九里山至山阴天童寺数日即殁。不但未尝一日参军事,并未尝一见明太祖,更何暇为其画策取绍兴!冕所居为诸暨之九里,非山阴之九里,明师即住山下,至今所驻兵处,犹有营盘痕迹可辨。见《山水志》,其地逾山即山阴,去兰亭甚远,当时为明师载去自九里至天童寺,数日即卒,确未到山阴城外,更何暇远至婺州?竹咤(朱彝尊字)知宋传之误,作传以上史馆。”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提出:“究竟王冕何曾做过一日官?”说的正是事实。
苏轼的故事
1、年少轻狂的苏轼
苏东坡少年时读了一些书,因为聪慧,常得到师长赞扬,颇为自负地在自己房前贴了一副对联:“识遍天下字,读尽人间书。” 后一白发老妪持一深奥古书拜访苏轼,苏轼不识书中的字,老妪借此委婉批评了苏轼,于是苏轼把对联改为“发奋识遍天下字,立志读尽人间书”,用以自勉,从此传为佳谈。
2、苏轼撰文“欺”判官
苏轼考进士,作了篇春秋文,叫《刑赏忠厚之至论》,其中有段落如下:
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
四岳曰“鲧可用”,尧曰“不可,鲧方命圮族”,既而曰“试之”。
何尧之不听皋陶之,而从四岳之用鲧也?
然则圣人之意,盖亦可见矣。
当时的判官梅圣俞,对苏轼的文章十分赞赏。但是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皋陶是舜的司法官,跟尧有关系吗?梅圣俞不明白这点,反复读过后,便去问苏轼,苏轼说答案在《三国志·孔融传》中,可是梅圣俞将反反复复读了很多遍后,依旧没有发现出处,便又去问苏轼。苏轼只好老老实实答是自己的杜撰,梅圣俞更不解。苏轼便说《三国志·孔融传》中言道孔融跟曹操说商纣王将妲己赏了周公,曹操问可有此事,孔融答今日既有,古代也应该有。苏轼便据此杜撰了这么一个故事,这使梅圣俞更加赞赏苏轼。
3、打油烹调东坡肉
苏轼被贬黄州的时候,有著名的《猪肉颂》打油诗:“黄州好猪肉,价钱等粪土。富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慢著火,少著水,火候足时它自美。每日起来打一碗,饱得自家君莫管。”这里的“慢著火,少著水,火候足时它自美”,就是著名的东坡肉烹调法了。苏东坡后来任杭州太守深受百姓爱戴。而这“东坡肉”也跟着沾光,名噪杭州,成了当地的一道名菜了。
4、赴宴吟诗“吞六国”
苏轼二十岁的时候,到京师去科考。有六个自负的举人看不起他,决定备下酒菜请苏轼赴宴打算戏弄他。苏轼接邀后欣然前往。
入席尚未动筷子,一举人提议行酒令,酒令内容必须要引用历史人物和事件,这样就能独吃一盘菜。其余五人轰声叫好。
“我先来。”年纪较长的说:“姜子牙渭水钓鱼!”说完捧走了一盘鱼。
“秦叔宝长安卖马!”第二位神气地端走了马肉。
“苏子卿贝湖牧羊!”第三位毫不示弱地拿走了羊肉。
“张翼德涿县卖肉!”第四个急吼吼地伸手把肉扒了过来。
“关云长荆州刮骨!”第五个迫不及待地抢走了骨头。
“诸葛亮隆中种菜!”第六个傲慢地端起了最后的一样青菜。
菜全部分完了,六个举人兴高采烈的正准备边吃边嘲笑苏轼时,苏轼却不慌不忙地吟道:“秦始皇并吞六国!”说完把六盘菜全部端到自己面前,微笑道:“诸位兄台请啊!”六举人呆若木鸡。
5、京城会考评第二
苏轼在京城会考时,主审官是大名鼎鼎的北宋文学名家欧阳修。他在审批卷子的时候被苏轼华丽绝赞的文风所倾倒。为防徇私,那时的考卷均为无记名式。所以欧阳修虽然很想点选这篇文章为第一,但他觉得此文很像门生曾巩所写,怕落人口实,所以最后评了第二。一直到发榜的时候,欧阳修才知道文章作者是苏轼。知道真实情况后欧阳修后悔不已,但是苏轼却一点计较的意思都没有,苏轼的大方气度和出众才华让欧阳修赞叹不已:“这样的青年才俊,真该让他出榜于人头地,并正式收苏轼为弟子。”
6、“冷香”二字聚诗会
苏轼高中榜眼后,苏氏三父子加上以三难秦少游而闻名的苏小妹一家齐聚在花园里庆祝,苏轼之父苏洵命题定以“冷、香”两个字,每人写两句诗,要求都会合当时的情景。
为起带头,苏老泉缓步度到花池边,吟道:“水自石边流出冷,风从花里过来香”。
少游站起来摘了瓣馨香腊梅,弹了下手指,曰:“冷字句佚不可知,梅花弹遍指头香。”
小妹也去摘花,少游要笑他摹仿自己,小妹却云:“叫日杜鹃喉舌冷,宿花蝴蝶梦魂香”。说完摊开手掌,一只蝴蝶已被捏。女儿特点毕露,大家都齐声叫好。
苏轼却用衣带一拂石凳,骑着马就走,苏老泉叫道:“我儿,答不出也不要走啊。”话音未落,苏轼已长声飘来两句:“拂石坐来衣带冷,踏花归去马蹄香”!
此虽为传说,可信度不可考,但也能从中窥出苏轼之才。
7、赏月游湖谈笑间
苏东坡在杭州,喜欢与西湖寺僧交朋友。他和金山寺佛印和尚最要好,两人饮酒吟诗之余,还常常开玩笑。
佛印和尚好吃,每逢苏东坡宴会请客,他总是不请自来。
有一天晚上,苏东坡邀请黄庭坚去游西湖,船上备了许多酒菜。游船离岸,苏东坡笑著对黄庭坚说: “佛印每次聚会都要赶到,今晚我们乘船到湖中去喝酒吟诗,玩个痛快,他无论如何也来不了啦。”
谁知佛印和尚早打听到苏东坡要与黄庭坚游湖,就预先在他俩没有上船的时候,躲在船舱板底下藏了起来。
明月当空,凉风送爽,荷香满湖,游船慢慢地来到西湖三塔,苏东坡把著酒杯,拈著胡须,高兴地对黄庭坚说:“今天没有佛印,我们倒也清静,先来个行酒令,前两句要用即景,后两句要用‘哉’字结尾。”黄庭坚说:“好吧!”
苏东坡先说:“浮云拨开,明月出来, 天何言哉?天何言哉?”
黄庭坚望著满湖荷花,接著说道:“莲萍拨开,游鱼出来, 得其所哉!得其所哉!”
这时候,佛印在船舱板底下早已忍不住了,一听黄庭坚说罢,就把船舱板推开,爬了出来,说道:“船板拨开,佛印出来, 憋煞人哉!憋煞人哉! ”
苏东坡和黄庭坚,看见船板底下突然爬出一个人来,吓了一大跳,仔细一看,原来是佛印,又听他说出这样的四句诗,禁不住都哈哈大笑起来。
苏东坡拉著着佛印就坐,说道:“你藏得好,对得也妙,今天到底又被你吃上了!”于是,三人赏月游湖,谈笑风生。
8、和尚东坡“尸骨”寒
一天,苏轼和佛印乘船游览西湖,苏轼有心捉弄佛印,抬头看见河边一只着根骨头,便写道:“狗啃河上(和尚)骨。”佛印将诗句丢入水中,随即答道:“水漂东坡诗(尸)。”
9、巧妙应对挫辽使
北宋时期,宋人屡遭辽邦侵犯。居心求和的朝廷却引来一辽邦使者,出上联要宋人答对:三光日月星 。如对出下联则撤兵议和。
此联看似简单,实不易对。出句的数字恰与后面的事物相符,而对句所选数字对应事物都会多于三或少于三。
恰逢回京述职的苏轼,大笔一挥,巧妙对上下联:四诗风雅颂。
该对联妙在“四诗”只有“风雅颂”三个名称,因为《诗经》中有“大雅”、“小雅”,合称为“雅”。加之“国风”、“颂诗”共四部分,故《诗经》亦称“四诗”。
对句妙语天成,辽使佩服至极。
10、吟风弄月补对子
苏轼与小妹、黄庭坚一日赏画,见上面题联有趣:轻风 细柳,淡月 梅花。看是四字联,中间却各空一字,小妹建议为中间加字成为五言联句。
黄庭坚抢对为:轻风舞细柳,淡月隐梅花。
苏轼则填:轻风摇细柳,淡月映梅花。
小妹略一思索,立即响应,填字使之成为:轻风扶细柳,淡月失梅花。
纵观三人对联,小妹最妙:“扶”字不仅写出风的轻柔和柳的纤弱,而且写出了风与柳的亲昵之态,因而更形象生动;“失”字也较“隐”字贴切,既强调了月光的皎,又兼顾梅花的洁,突出了两者融为一色的景象,更加吻合贴切。
11、“积善人家庆有余”
苏轼挚友佛印,虽是出家人,却顿顿不避酒肉。这日,佛印煎了鱼下酒,正巧苏轼登门来访。佛印急忙把鱼藏在大磬(木鱼)之下。苏轼早已闻到鱼香,进门不见,想起当日遭黄庭坚诈戏,心里一转计上
诗人曾巩的生平故事
导语:曾巩(1019年9月30日—1083年4月30日),字子固,汉族,建昌军南丰(今江西省南丰县)人,后居临川,北宋散文家、史学家、政治家。下面是关于他的生平故事,欢迎阅读:
生平
曾巩自称“家世为儒”(曾巩《上欧阳学士第一书》),祖父作过尚书户部郎中,父为太常博士。曾巩天资聪慧,记忆力非常强,幼时读诗书,脱口能吟诵,与兄长曾晔一道,勤学苦读,自幼就表现出良好的天赋。史称巩“十二岁能文,语已惊人”。其弟曾肇在《亡兄行状》中称其“生而警敏,不类童子”,而且记忆力超群,“读书数万言,脱口辄诵”。18岁时,赴京赶考,与随父在京的王安石相识,并结成挚友。20岁入太学,上书欧阳修并献《时务策》。欧阳修见其文笔独特,非常赏识。欧阳修说:“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为喜。”(《上欧阳学士第二书》)自此名闻天下,但因其擅长策论,轻于应举时文,故屡试不第。庆历七年(1047),其父去世,其身为次子(其上尚有一兄长),只好辍学回归故里,尽心侍奉继母。曾巩少年时与王安石为密友,登欧阳修之门以后,就向欧阳修推荐了王安石。直至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主持会试,坚持以古文、策论为主,诗赋为辅命题,曾巩才与其弟曾牟、曾布及堂弟曾阜一同登进士第。
嘉祐四年(1059),任太平州(今安徽当涂县)司法参军,以明习律令,量刑适当而闻名。五年,由欧阳修举荐到京师当馆阁校勘、集贤校理,理校出《战国策》、《说苑》、《新序》、《梁书》、《陈书》、《唐令》、《李太白集》、《鲍溶诗集》和《列女传》等大量古籍,对历代图书作了很多整理工作,并撰写了大量序文。熙宁二年(1069),任《宋英宗实录》检讨,不久被外放越州(今浙江绍兴)通判。熙宁五年后,历任齐州、襄州、洪州、福州、明州、亳州等知州。为政廉洁奉公,勤于政事,关心民生疾苦。他根据王安石的新法宗旨,结合实际情况加以实施。致力于平 反冤狱、维护治安、打击豪强、救灾防疫、疏河架桥、设置驿馆、修缮城池、兴办学校、削减公文、整顿吏治、废除苛捐杂税,深受群众拥戴。
元丰三年(1080),改任沧州(今河北)知州,途经京城开封时,宋神宗召见。宋神宗对其“节约为理财之要”的建议大为赞赏,留任为三班院勾判。元丰四年,朝廷认为“曾巩史学见称士类,宜典五朝史事”,任为史官修撰,管勾编修院,判太常寺兼礼仪事。元丰五年,拜中书舍人。同年九月,遭母丧,去官。次年,病逝于江宁府(今南京)。后葬于南丰源头崇觉寺右。南宋理宗时追谥为“文定”,人称“南丰先生”。
诗歌
曾巩的主要成就在文,但亦能诗。现存诗400余首,大都写得比较质朴,雄浑超逸,含义深刻,略似其文。元代刘埙认为曾巩“平生深于经术,得其理趣;而流连光景,吟风弄月,非其好也。往往宋人诗体多尚赋,而比与兴寡,先生之诗亦然”(《隐居通议》卷七),道出了他诗歌艺术的主要特征。但他并非只善赋体,也有一些诗长于比兴,形象鲜明,颇得唐人神韵。他的各体诗中以七绝的成就最高,精深,工密,颇有风致。如《西楼》、《城南》、《咏柳》等,称得上宋代近体诗中写景抒情的佳作。就“八大家”而论,他的诗不如韩、柳、欧、王与苏轼,却胜于苏洵、苏辙。但为文所掩,不受重视。词仅存《赏南枝》一首。其诗文曾被选译成英文,在国外发行。
曾巩的学术和文章在他生前就享有很高的.声誉。降及南宋,盛誉不衰。朱熹在北宋各古文家中独服膺曾巩。吕祖谦编选《古文关键》时,只取曾巩,不取王安石,可见当时风尚。元末明初朱右编选《八先生文集》,开始将曾巩与韩、柳、欧、王及三苏并列。明代唐宋派的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归有光作文都推尊曾巩。茅坤编《唐宋八大家文抄》,将曾巩正式列为八大家之一,这更奠定了他在散文史上的重要地位。清代桐城派的宗祖方苞,以及刘大櫆、姚鼐等,将欧阳修、曾巩的文章作为楷模,从学曾入手学欧文。这种风气在从方苞到方东树的几代桐城派作家中都没有多大改变。从宋到清,虽也有个别贬抑曾巩的言论,但不是主流。
曾巩强调六经为本源,借圣人之学加强文章底蕴,追求一种雍容典雅的艺术风格。无论叙事、议论都冲和平淡、委曲周详。布局完整严谨,节奏舒缓不迫,语言干净,思致明晰。文章平易理醇,且其开阖、承转、起伏、回环都有一定的法度,显得规矩严密,故唐宋八大家中最便于学习。明清唐宋文派和桐城派散文作者,学“古文”多由模仿曾文入手,这当是一个重要原因。
曾巩一生用功读书,家里藏书二万余卷,他一一加以校勘,至老不倦。收集古今篆刻500卷,编为《金石录》。所著文集《元丰类稿》50卷现存于世,有《四部丛刊》影元本。曾编校过《梁书》、《陈书》、《南齐书》、《列女传》,整理过《战国策》、《说苑》,另有《续稿》40卷、《外集》10卷,宋后亡佚。
曾巩还十分重视兴教劝学,培养人才,在抚州居所侧建有“兴鲁书院”,并亲自定学规、执教席,推动抚州学风。在南丰“子固公园”,有曾巩幼时读书处──读书岩、曾文定公祠、仰风亭、思贤堂,县博物馆亦建在其内。南昌市有一条子固路,也是后人为纪念这位先贤而命名的。
南丰曾氏为耕读世家。自巩之祖父致尧于太平兴国八年(983)举进士起,77年间曾家出了进士19位。进士中,致尧辈7人,其子易占辈6人,其孙巩辈6人。此外,巩之妹婿王安国、王补之、王彦深等一批人亦皆进士。披阅《建昌府志》、《南丰县志》及诸曾著作如巩之《元丰类稿》,我们不能不被该家族的儒学底蕴、文化积淀与苦学精神所震惊。曾巩进士同年苏轼、苏辙赠诗称:“儒术远追齐稷下,文词近比汉京西”,非虚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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