覆巢毁卵则凤凰不翔啥意思-覆巢无卵文言文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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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覆巢毁卵是什么意思

4.古代有谁作古保护自然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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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我国劳动人民对于鸟类的认识和爱护自古以来就有着传统。远在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公元前221年)，孔子提出“覆巢毁卵，则凤凰不翔”(《史记·孔子世家》)的保护鸟类思想。西周王朝不仅注意保护雌鸟，而且也注意保护幼鸟。如：“祭祀山林川泽牺牲毋用牝(即雌性鸟兽)”、“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周礼》)。西汉(公元前206年～公元25年)规定：“鹰隼未挚，罗网不得张于溪谷。”“孕育不得杀，壳卵不得采”等等(《淮南子》)。说明帝王王法规定，不准捕杀繁育的亲鸟，禁止掏鸟蛋。到宋朝，有关爱鸟护鸟的法令，有“民二月至九月，无得采捕虫鸟，弹射飞鸟”(《续资治通鉴长编》)。至元代还规定了“严禁狩猎天鹅、鹰隼”的法律。对于鸟类的认识和保护，到了明朝的李时珍(1518年～1593年)著述的《本草纲目》，记述的鸟类有三卷。第47卷的水禽类23种，第48卷的原禽类23种，第49卷的林禽类17种、山禽类13种。这部历史巨著，不仅具有医学方面的实践意义，驰名中外，而且，又是我国当时的识鸟爱鸟的总结，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对于鸟类认识和爱护的光荣传统和悠久历史。但是，只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领导全国人民对爱鸟护鸟工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从而推动这项工作进入到一个崭新的时期。 1 爱鸟周的由来 新中国成立以后，公布了一系列法令、法规、通令和办法来爱鸟护鸟，依法保护鸟类。 1952年，东北人民政府发布新中国第一部地方性狩猎法规《东北区狩猎管理暂行办法》，办法中指出：“凡有益林木及农作物或急需繁殖的鸟兽，严禁猎取”。 1958年，中央通知，明确全国野生动物管理和狩猎统一由林业部门负责；1960年林业部提出：“加强资源保护，积极繁殖驯养，合理猎取利用”的方针。 1962年9月，下达《关于积极保护和合理利用野生动物资源的指示》，肯定“护、养、猎并举”的方针，《指示》规定了受国家保护的野生动物83种中，有鸟类15种。 1983年4月，发布了《关于严格保护珍贵稀有野生动物的通令》，规定褐马鸡、雉鹑、丹顶鹤、白鹤、黑颈鹤、朱鹮等几十种鸟类为珍贵稀有种，必须严加保护。 1985年6月，林业部公布《森林和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办法》对于鸟类的就地保护的自然保护区的划定管理等作了明确规定。 1988年11月，经第七届常委会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对于鸟类和野生动物保护、管理等都做出明确规定，同时，公布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单，其中鸟类有225种。我国对野生动物的保护走上了法制化的轨道。 1981年3月间，中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考虑到鸟类是自然生态系统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一项在艺术、科学、文化、娱乐、经济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的自然资源、以及很多种鸟类迁徙于两国间并季节性地栖息于两国的候鸟，为了在保护和管理候鸟及其栖息环境方面合作，签订了保护候鸟及其栖息环境的协定。此后，为了加强鸟类保护执行中日候鸟保护协定，由林业部等8个部、院向的请示报告中，提出建议在每年4～5月初(具体时间由省、市、自治区规定)确定一个星期为“爱鸟周”。在爱鸟周中开展各种宣传教育和保护鸟类活动。共青团、少先队、中小学校和动物学会、鸟类学会等单位，可以组织报告会或座谈会，邀请专家讲课，也可以组织青少年到野外、自然保护区、禁猎区、公园去观看鸟类，开展挂置人工巢箱，保护和招引益鸟等活动。使他们从小树立“保护鸟类，人人有责”的思想，逐渐养成爱鸟护鸟的良好习惯。根据的通知，各省、市、自治区相继发出开展爱鸟周活动的通知，一个全国性的轰轰烈烈的爱鸟活动普遍开展起来。 2 爱鸟周结硕果 根据1981年9月25日批转林业部等部门关于加强鸟类保护，执行中日候鸟保护协定的通知，首先，全国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确定了每年的爱鸟周(日)。 其次，我国自然保护区作为对于鸟类野生动物生态系统、水源涵养地、自然历史遗迹等不同类型的就地保护，1956年创建了广东省肇庆市的鼎湖山自然保护区。以后，40年来，自然保护区进入一个蓬勃发展的新阶段。截至1996年底，全国共有799个自然保护区。在这些保护区中，有专门保护鸟类的50个以上。 此外，有许多省、市、自治区还评定了省鸟和市鸟。例如：黑龙江、吉林、辽宁、山西、宁夏、贵州、广东、山东、安徽、内蒙古等，评出大天鹅、丹顶鹤、大白鹭、百灵、蓝马鸡、灰喜鹊、孔雀雉、红复锦鸡、褐马鸡等为省鸟。广州市还评出了市鸟，号召人们对鸟的保护和爱护。 特别值得庆幸的是，由于爱鸟活动的展开，有些种类和许多地区的鸟类出现了种群增长的趋势。如：被国内外视为极危种的朱鹮，野外种群达60多只，人工饲养下有19只(北京动物园10只，陕西洋县朱鹮站9只)；我国丹顶鹤的现在种群数量已达1,400只，加上朝鲜、韩国、日本共计，2,644只，较1996年的2,000只，高出600只。而且，有些地方不断有许多群众自觉喂养和收养病饿的天鹅、丹顶鹤的爱鸟事迹。 3 我国鸟类物种的现状和展望 我国幅员辽阔，自然条件复杂，特别是第三纪后期，大部分地区未受冰川覆盖影响，使中国鸟类独具特色，保留许多孑遗种或原始种，包括古北界和东洋界成分。 我国是世界上鸟类种数的大国，居于第4位。巴西有2000种(Johan Frisch 1981)、秘鲁有1678种(Theodore Park，1982)、哥伦比亚有1567种(Rodolphe deSchauense，1964)，中国为1244种(郑作新，1994)或1253种(颜市威、赵正阶、郑光美、许维枢、谭匡，1996)。 在我国众多的鸟类中，有不少特产种类、珍稀种类、益农种类以及科学文化意义的种类。鸟语花香不仅为大自然增色，使人民身体健康，生活多采，同时也是一种精神文明的象征。我国在全国开展“爱鸟周”活动，无论在科学史和国际上都是一大创举。可以预期：“爱鸟周”推动了全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全国精神文明的建设又推动了“爱鸟周”的深化和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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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孔子世家》中你要的原文及相对应的译文，一段段帮你对应起来了，译文紧跟原文之后，方便你对应、查找。如果只要译文，可复制到Word里，删除原文部分即可。（语文课本也许有删节，不需要的直接删掉即可）

原文： 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摄相事，有喜色。门人曰：“闻君子祸至不惧，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乐其以贵下人’乎？”于是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与闻国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饰贾；男女行者别于涂；涂不拾遗；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归。

译文： 鲁定公十四年，孔子五十六岁，由大司寇代理国相事务，面有喜色，门人说：“听说君子祸患降临不恐惧，福运到来不喜悦。”孔子说：“是有这样的话。但不是还有‘身居高位礼贤下土而自得其乐’的话吗？”于是诛杀鲁国扰乱政事的大夫少正卯。参预治理国政王个月，卖羊羔猪豚的不随意抬价；男女行路分道而走；遗留在路上的东西没人捡拾；从四方来到城邑的客人不必向官吏请求，全都给予接待，如同回到了家。

原文： 齐人闻而惧，曰：“孔子为政必霸，霸则吾地近焉，我之为先并矣。盍致地焉？”黎鉏曰：“请先尝沮之；沮之而不可则致地，庸迟乎！”于是选齐国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乐，文马三十驷，遗鲁君。陈女乐文马于鲁城南高门外，季桓子微服往观再三，将受，乃语鲁君为周道游，往观终日，怠于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鲁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则吾犹可以止。”桓子卒受齐女乐，三日不听政；郊，又不致膰俎于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而师己送，曰：“夫子则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妇之口，可以出走；彼妇之谒，可以败。盖优哉游哉，维以卒岁！”师己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师己以实告。桓子喟然叹曰：“夫子罪我以群婢故也夫！”

译文： 齐国人闻悉鲁国的情况后感到恐惧，说：“孔子当政的话，鲁国必然称霸，鲁国称霸而我齐国土地挨近它，我齐国的土地就会最先被兼并了。何不赶紧献送土地呢？”大夫黎鉏说：“请先尝试设法阻止孔子当政；如果没法阻止孔子当政再献送土地，难道算晚吗！”于是挑选齐国国中漂亮的女子八十人，全都穿上华丽服装而跳起《康乐》舞蹈，连同有花纹的马一百二十匹，馈赠给鲁国国君。齐人将盛装女乐、有纹骏马陈列在鲁国都城南面的高门外。季桓子换上平民服装前往观看多次，打算接受，就告诉鲁定公要外出巡回周游，终日前往观看，懒于处理政事。子路说，“您可以上路出走了。”孔子说：“鲁国现在将要举行郊祀，如果能将郊祀祭肉分送大夫的话，我就还可以留下。”季桓子结果接受了齐国的女乐，三天没有上朝听政；举行郊祀典礼后，又不向大夫分发祭肉。孔子于是上路，住宿在屯。大夫师己前来送行，说，“您可没有什么罪过。”孔子说：“我唱首歌可以吗？”接着唱道：“那妇人的口啊，可以让人出走；那妇人的话啊，可以叫人身名败。悠闲自在啊，聊以消磨时光！”师己返回国都，季桓子问：“孔子说了什么？”师己将实情相告。季桓子喟然长叹说：“夫子因为那群女乐的缘故怪罪我啊！”

原文： 孔子遂适卫，主于子路妻兄颜浊邹家。卫灵公问孔子：“居鲁得禄几何？”对曰：“奉粟六万。”卫人亦致粟六万。居顷之，或谮孔子于卫灵公。灵公使公孙余假一出一入。孔子恐获罪焉，居十月，去卫。

译文： 孔子于是去到卫国，寄居在子路的妻兄颜浊邹家。卫灵公问孔子：“在鲁国得俸禄多少？”孔子回答说：“俸禄粮食六万。”卫国人也致送粮食六万。过了不久，有人向卫灵公说孔子的坏话。卫灵公派大夫公孙余假频繁出入孔子住所。孔子害怕得罪卫灵公，居住了十个月，离开卫国。

原文： 将适陈，过匡，颜刻为仆，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闻之，以为鲁之阳虎。阳虎尝暴匡人，匡人于是遂止孔子。孔子状类阳虎，拘焉五日，颜渊后，子曰：“吾以汝为矣。”颜渊曰：“子在，回何敢！”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惧。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使从者为宁武子臣于卫，然后得去。

译文： 孔子打算前往陈国，经过匡邑。颜刻当驾车的，用他手中的鞭子指给孔子看，说：“昔日我进入此地，是从那个缺口。”匡人听说来了人，以为是鲁国的阳虎。阳虎曾经残害过匡人，匡人于是就留下孔子，孔子样子长得像阳虎，在匡拘留了五天。颜渊落在后面，（见到后）孔子说：“我以为你了。”颜渊说：“您健在，我怎么敢！”匡人拘留孔子，情况愈来愈紧急，弟子们感到恐惧。孔子说：“周文王后，周朝的文化不就在我这里吗？上天打算毁灭这周朝文化，我这个后来人便不应该掌握周朝的文化。上天不想毁灭周朝的文化啊，匡人能把我怎么样！”孔子派随从子弟到卫国国都做甯武子的家臣，然后得以离开。

原文： 去即过蒲。月余，反乎卫，主蘧伯玉家。灵公夫人有南子者，使人谓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与寡君为兄弟者，必见寡小君。寡小君愿见。”孔子辞谢，不得已而见之。夫人在絺帷中。孔子入门，北面稽首。夫人自帷中再拜，环佩玉声璆然。孔子曰：“吾乡为弗见，见之礼答焉。”子路不说。孔子矢之曰：“予所不者，天厌之！天厌之！”居卫月余，灵公与夫人同车，宦者雍渠参乘，出，使孔子为次乘，招摇巿过之。孔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于是丑之，去卫，过曹。是岁，鲁定公卒。

译文： 孔子离开匡邑随即经过蒲邑。一个多月后，返回卫都，寄居在蘧伯玉家。卫灵公有个叫南子的夫人，灵公派人对孔子说：“四方来的君子不以为辱想与寡人结为兄弟的，必定会见我的夫人。我的夫人希望见到你。”孔子推辞谢绝，最后不得已而拜见南子。夫人在细葛帷帐之中。孔子进门，面朝北行稽首之礼，夫人从帷帐中行拜礼两次，身上的佩玉叮铛作响。孔子说：“我原来来不想见她，既然见了便以礼相答。”子路不高兴。孔子起誓说：“我如果不是所说的那样，就让上天厌弃我！上天厌弃我！”在卫都居住一个多月，（有一天，）卫灵公和夫人同乘一辆车，宦官雍渠为车右担任护卫，出宫游览，让孔子乘第二辆车，招摇过市。孔子说：“我没看见他爱好德行如同爱好女色啊。”于是厌恶卫灵公，离开卫国，经过曹国。这一年，鲁定公去世。

原文： 孔子去曹适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拔其树。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译文： 孔子离开曹国前往宋国，和弟子们在大树下演习礼仪。宋国司马桓魋想要杀孔子，拔起那株大树。孔子离开那个地方。弟子说：“可以赶快走了。”孔子说：“上天把德行降生在我身上。桓魋能把我怎么样？”

原文： 孔子适郑，与弟子相失，孔子独立郭东门。郑人或谓子贡曰：“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子贡以实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

译文： 孔子前往郑国，和弟子互相走失，孔子独自站在外城的东门。有个郑人对子贡说：“东门有个人，他的额头像唐尧，他的脖子像皋陶，他的肩像子产，然而从腰以下比夏禹差三寸，瘦瘠疲惫的样子好似丧家之犬。”子贡把实话告诉孔子。孔子欣然笑着说，“他说的形状，那倒来必。但说我像丧家之犬，是啊！是啊！”

原文： 孔子遂至陈，主于司城贞子家。有隼集于陈廷而，楛矢贯之，石砮，矢长尺有咫。陈愍公使使问仲尼。仲尼曰：“隼来远矣，此肃慎之矢也。昔武王克商，信道九夷百蛮，使各以其方贿来贡，使无忘职业。于是肃慎贡楛矢、石砮，长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以肃慎矢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诸陈。分同姓以珍玉，展亲；分异姓以远职，使无忘服。故分陈以肃慎矢。”试求之故府，果得之。

译文： 孔子于是到达陈国，寄居在司城贞子家。有只隼落在陈滑公的庭院中而去，楛木箭杆穿透身子，箭镞是石制的，箭长一尺八寸。陈闵公派人询问孔子。孔子说：“隼飞来的地方很远啊，这是肃慎部族的箭。从前周武王攻灭商朝，打通与四方各个蛮夷部族的道路，让他们各自将那里的地方特产送来进贡，使之不忘记应尽的分内义务。于是肃慎部族进贡楛木箭杆、石头箭镞，箭长一尺八寸。先王为了昭彰他的美德，把肃慎进贡的箭分赐给长女大姬，又将大姬许配给虞胡公而封虞胡公在陈。将珍宝玉器赏赐给同姓诸侯，是要推广加深亲族的关系；将远方献纳的贡品分赐给异姓诸侯，让他们不忘记义务，所以把肃慎的箭分赐给陈国。”陈闵公试着派人到旧仓库中寻找，果真得到这种箭。

原文： 孔子居陈三岁，会晋楚争强，更伐陈，及吴侵陈，陈常被寇。孔子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进取不忘其初。”于是孔子去陈。

译文： 孔子在陈国居住三年，适逢晋国、楚国争霸，轮番攻伐陈国，还有吴国也侵犯陈国，陈国经常受到劫掠。孔子说：“回去吧！回去吧！我家乡的那些小子志向远大，努力进取而没忘记初衷。”于是孔子离开陈国。

原文： 过蒲，会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车五乘从孔子。其为人长贤，有勇力，谓曰：“吾昔从夫子遇难于匡，今又遇难于此，命也已。吾与夫子再罹难，宁斗而。”斗甚疾。蒲人惧，谓孔子曰：“苟毋适卫，吾出子。”与之盟，出孔子东门。孔子遂适卫。子贡曰：“盟可负邪？”孔子曰：“要盟也，神不听。”

译文： 途经蒲邑，遇到卫国大夫公孙氏占据蒲邑反叛，蒲邑人扣留孔子。有个叫公良孺的弟子，带着五辆私车随从孔子。他为人长大贤能，又有勇气力量，对孔子说：“我昔日跟着您在匡遭遇危难，如今又在这里遭遇危难，这是命啊。我与您再次蒙难，宁可搏斗而。”搏斗非常激烈。蒲邑人恐惧，对孔子说：“如果你不去卫都，我们放了你，”孔子和他们立了盟誓，蒲邑人将孔子放出东门。孔子接着前往卫都。子贡说：“盟誓难道可以背弃吗？”孔子说：“这是要挟订立的盟誓，神是不会理睬的。”

原文： 卫灵公闻孔子来，喜，郊迎。问曰：“蒲可伐乎？”对曰：“可。”灵公曰：“吾大夫以为不可。今蒲，卫之所以待晋、楚也，以卫伐之，无乃不可乎？”孔子曰：“其男子有之志，妇人有保西河之志。吾所伐者不过四五人。”灵公曰：“善。”然不伐蒲。

译文： 卫灵公听说孔子前来，非常喜欢，到郊外迎接。卫灵公问：“蒲邑可以攻伐吗？”孔子回答说：“可以。”卫灵公说：“我的大夫认为不可。如今蒲邑，是卫国用以防御晋国、楚国的屏障，用卫国军队去攻伐蒲，恐怕不行吧？”孔子说：“那里的男人有决的志气，女人有保卫西河的志气。我们所要讨伐的叛乱者只不过四、五个人。”卫灵公说：“好。”然而没有攻伐蒲邑。

原文： 灵公老，怠于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叹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孔子行。

译文： 卫灵公年老，懒于理政，没有任用孔子。孔子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如果有人起用我的话，只需一年的时间罢了，三年的话就会大见成效。”孔子上路离去。

原文： 佛肸为中牟宰。赵简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曰：“由闻诸夫子，‘其身亲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今佛肸亲以中牟畔，子欲往，如之何？”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我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

译文： 晋国佛肸任中牟邑宰。赵简子领兵攻打范氏、中行氏，进攻中牟。佛肸反叛赵简子，派人召请孔子。子路说：“我听您说过这样的话：‘那个人本身在做不好的事，君子是不会去加入的。’如今佛肸自己占据中牟反叛，您却打算前往，怎么解释呢？”孔子说：“我是说过这句话。但不是说坚硬吗，再磨砺也不会变薄；不是说洁白吗，再污染也不会变黑。我哪能是匏瓜呢，怎么可以挂在那里而不能食用？”

原文： 孔子击磬。有荷蒉而过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硁硁乎，莫己知也夫而已矣！”

译文： 孔子击奏石磬。有个扛着草筐从门口经过的人，说：“有心思呀，就击打石磬吧！硜硜的声音啊，是在诉说没人赏识自己罢了！”

原文： 孔子学鼓琴师襄子，十日不进。师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习其曲矣，未得其数也。”有间，曰：“已习其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间，曰：“已习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为人也。”有间，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远志焉。”曰：“丘得其为人，黯然而黑，几然而长，眼如望羊，如王四国，非文王其谁能为此也！”师襄子辟席再拜，曰：“师盖云《文王操》也。”

译文： 孔子向师襄子学习弹琴，学了十天仍止步不进。师襄子说：“可以增加学习内容了。”孔子说：“我已经熟习曲子，但还没有掌握演奏的技巧。”过了一段时间，师襄子说：“已经熟习演奏的技巧，可以继续往下学了。”孔子说：“我还没有领会其中的志趣啁。”过了一段时间，师襄子说，“已经熟习其中的志趣，可以继续往下学了。”孔子说：“我还不知道乐曲的作者啊。”过了一段时间，孔子默然沉思，心旷神怡，高瞻远望而意志升华。说：“我知道乐曲的作者了，那人皮肤深黑，体形颀长，眼睛深邃远望，如同统治着四方诸侯，不是周文王还有谁能撰作这首乐曲呢！”师襄子离开坐席连行两次拜礼，说：“老师说这乐曲叫做《文王操》啊。”

原文： 孔子既不得用于卫，将西见赵简子。至于河而闻窦鸣犊、舜华之也，临河而叹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济此，命也夫！”子贡趋而进曰：“敢问何谓也？”孔子曰：“窦鸣犊、舜华，晋国之贤大夫也。赵简子未得志之时，须此两人而后从政；及其已得志，杀之乃从政。丘闻之也，刳胎杀夭则麒麟不至郊，竭泽涸渔则蛟龙不合阴阳，覆巢毁卵则凤皇不翔。何则？君子讳伤其类也。夫鸟兽之于不义也尚知辟之，而况乎丘哉！”乃还息乎陬乡，作为《陬操》以哀之。而反乎卫，入主蘧伯玉家。

译文： 孔子在卫国得不到任用后，打算西行去见赵简子。来到黄河边而听说窦鸣犊、舜华被杀身，他面对黄河而感叹道：“美啊，黄河的水，浩浩荡荡啊！我不能渡过它，是命中注定的啊！”子贡快步上前说：“请问您说的是什么？”孔子说：“窦鸣犊、舜华，是晋国的贤能大夫。赵简子没有得志掌权的时候，等待这两个人然后从政；及至他已经得志掌权，就杀二人而从政。我听说过，剖腹取胎，杀幼兽，麒麟就不会来到郊野；竭泽而渔，一网打尽，蛟龙就不会调和阴阳；捣毁巢窠，打碎鸟蛋，凤凰就不会飞翔前来。什么缘故呢？君子忌讳伤害他的同类啊。鸟兽对于不义之举尚且知道躲避，何况我孔丘呢！”于是返回住宿在陬乡，撰作了《陬操》的琴曲来哀悼被害的晋国大夫。接着返回卫都，进入蘧伯玉家寄居。

原文： 他日，灵公问兵陈。孔子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与孔子语，见蜚雁，仰视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复如陈。

译文： 有一天，卫灵公询问用兵的阵法。孔子说：“摆弄礼器的事倒曾听说过，军队作战的事没有学过啊。”第二天，卫灵公与孔子交谈，看到天上飞翔的雁，仰头注视，神色心思不在孔子身上。孔子于是上路，又前往陈国。

原文： 夏，卫灵公卒，立孙陬，是为卫出公。六月，赵鞅内太子蒯聩于戚。阳虎使太子絻，八人衰绖，伪自卫迎者，哭而入，遂居焉。冬，蔡迁于州来。是岁鲁哀公三年，而孔子年六十矣。齐助卫围戚，以卫太子蒯聩在故也。

译文： 夏季，卫灵公去世，卫人拥立灵公的孙子辄即位，这就是卫出公。六月，赵鞅将卫太子蒯聩送入戚邑。阳虎让太子身着孝服，又派八个人穿戴丧服，装成是从卫都前来迎接太子的，哭着进入戚邑，于是太子蒯聩就居住在那里。冬季，蔡人迁都到州来。这一年是鲁哀公即位的第三年，而孔子年已六十了。齐国帮助卫人围攻戚邑，因为卫太子蒯聩在那里的缘故。

原文： 秋，季桓子病，辇而见鲁城，喟然叹曰：“昔此国几兴矣，以吾获罪于孔子，故不兴也。”顾谓其嗣康子曰：“我即，若必相鲁；相鲁，必召仲尼。”后数日，桓子卒，康子代立。已葬，欲召仲尼。公之鱼曰：“昔吾先君用之不终，终为诸侯笑。今又用之，不能终，是再为诸侯笑。”康子曰：“则谁召而可？”曰：“必招冉求。”于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将行，孔子曰：“鲁人召求，非小用之，将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归乎归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子赣知孔子思归，送冉求，因诫曰“即用，以孔子为招”云。

译文： 秋季，季桓子病重，坐在辇车上望见鲁都的城墙，深深地叹息道：“昔日这个国家将要振兴了，因为我得罪了孔子，所以不兴旺了。”回头对他的继承人季康子说：“我如果了，你必定为鲁国之相；你担任鲁国之相的话，必须召请仲尼。”几天后，季桓子去世，季康子继位。季桓子安葬完毕，季康子打算召请孔子，大夫公之鱼说：“往日我们的先君任用孔子有始无终，结果被诸侯所嗤笑。如今又要起用他，不能有始有终，这就会再次被诸侯所嗤笑。”季康子说：“那召请谁可以呢？”公之鱼说：“一定要召请冉求。”于是派出使者召请冉求。冉求将要上路，孔子说：“鲁人来召冉求，不是小用你，将要大用你啊。”这一天，孔子说：“回去吧！回去吧！我家乡的小子志向远大，文采斐然而有章法，我不知道调教他们的办法了。”子赣知道孔子心想回去，他去送冉求起程，趁机告诫说：“倘若任用你，就一定要招聘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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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巢毁卵是什么意思

覆巢毁卵的意思是翻倒了鸟窝，打破了鸟蛋。

读音：fù cháo huǐ luǎn。

释义：覆：翻倒。巢：鸟窝。毁：破坏。卵：蛋。翻倒了鸟窝，打破了鸟蛋。比喻整体毁灭了，各部分都不复存在。亦作“覆巢破卵”、“覆巢倾卵”、“覆巢无完卵”。

出处：覆巢毁卵源自《战国策·赵策四》：“臣闻之：有覆巢毁卵而凤皇不翔，刳胎焚夭重庆市南川中学校的翁雯慧听刚来中国的留学生Gilbert说，使用词语“肘腋之患”造句是件相当复杂的任务。

近义词：覆巢破卵[fù cháo pò luǎn]。

《战国策》原文和译文欣赏

原文：《战国策·赵策四》：谅毅受赵王之命赴秦，秦王对他说：“赵豹、平原君，数欺弄寡人，赵能杀此二人，则可。若不能杀，请今率诸侯受命邯郸城下。”谅毅说：“赵豹、平原君，亲寡君之母弟也，犹大王之有叶阳、泾阳君也。臣闻之有覆巢毁卵，而凤凰不翔；刳胎焚夭，而麒麟不至。今使臣受大王之令以还报，敝邑之君畏惧不敢不行，无乃伤叶阳君、泾阳君之心乎？”

译文：秦国出兵攻打魏国，大败魏军，占领了魏国的宁邑。各诸侯国惧怕秦国的武力，纷纷派使臣赴秦国祝贺。赵王也派使臣入秦祝贺，但一连派了三个使臣秦王都拒不接见。赵王又忧又怕，忙聚群臣商议对策。一个大臣说：“前三个使臣所以不能入秦，是因为他们没有外交才能，我推荐谅毅去，他可以不辱使命。”

谅毅受命至秦，献书秦王，说：“赵王闻知大王攻取宁邑，特遣使臣带着贺书礼品三至王廷来祝贺，大王为何不接见呢？使者是不是有罪？如果有罪，就请大王明示。”秦王说：“赵国的使者，无论大小都必须听我的话，我才接受书礼；否则，请使者回去！”谅毅说：“下臣此来，就是要秉承大王这意，大王如有什么吩咐，臣敢不从命？”

于是秦王说：“赵豹、平原君多次欺弄我，我誓欲雪此恨！赵国如能杀此二人，则可；如不能杀，我即率诸侯之兵杀奔邯郸城下。”谅毅说：“赵豹、平原君都是赵王的母弟，就像大王您有母弟华阳君、泾阳君一样，他们都是王亲国戚，怎么好轻易呢？”

谅毅又说：“下臣听说，一个地方有倾覆鸟巢毁坏鸟卵，而凤凰都不愿来这里飞翔。有剖腹取胎幼兽，麒麟就不到它的郊野，君子忌讳伤害他的同类。今大王之令果行，岂不伤了华阳君、泾阳君之心吗？”秦王听了谅毅的话，不由心中大喜，于是接受了赵王的贺书和礼品，厚待谅毅。

古代有谁作古保护自然的事？

中国古代的自然保护

罗桂环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北京 100010）

自然保护是一个比较晚出的词，一般人认为自然保护是新近出现的事情，其实不然。古人虽然没有明确提到自然保护，但类似的事情早就开始去做了。近年来，不少学者已就此问题做过大量的探讨，但还有不少值得深入的地方。众所周知，我国有着非常悠久的文明，它得以延绵不绝，表明古人在适应自然，合理地利用自然和保护自然方面是做得很出色的。充分体现了古人生存方面的智慧。本文旨在对我国古代自然保护的特点、产生的背景和持续的原因进行进一步的考察。

一．我国古代自然保护的主要内涵和特点

根据先秦的历史文献，我国出现自然保护的思想和由此产生的礼仪制度是很早的，至迟在西周就形成了。《国语·鲁语上》所载的“里革断罟匡君”故事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故事大意是：春秋时期，鲁国的君主鲁宣公因为在夏天鱼类繁殖的时候到泗水撒网捕鱼，他的臣子里革就将他的网割断扔掉。还教训他说：“古者大寒降，土蛰发，水虞于是乎讲罛罶，取名鱼，登川禽，而尝之寝庙，行诸国，助宣气也。鸟兽孕，水虫成，兽虞于是乎禁罝罗，矠鱼鳖以为夏犒，助生阜也。鸟兽成，水虫孕，水虞于是禁罝主鹿？，设穽鄂，以实庙庖，畜功用也。且夫山不槎蘖，泽不伐夭，鱼禁鲲鲕，兽长麑夭？，鸟翼鷇卵，虫舍蚳蝝，蕃庶物也，古之训也。今鱼方别孕，不教鱼长，又行罣罟，贪无艺也。” [1]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里革教育宣公要根据“古训”，合理利用生物资源，不应该在鱼类生长繁殖季节用网捕鱼。从这个具体的例子当中，我们很容易看出，在古代，合理利用生物资源确实是很早就被人们注意到的一项工作，而且非常深入人心和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否则里革就不敢采取如此大胆的行为而不担心后果。

当时人们对合理利用生物资源的重视，我们还可以从先秦的许多著作中看出。后世视为读书人经典之一的《孟子·梁惠王上》一书中就有不少这方面的记载。其中一段这样写道：“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从他的言论和上面里革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先秦的人们很强调对资源的利用，要合理地根据“天时”来把握，以便使生物资源尽可能的再生，持续利用。类似的言论我们可以很容易在先秦诸子的其他著作中找到。

当然，我国古人涉及自然保护的内容不仅仅局限在资源的合理利用方面，它也很关注合适的生产和生活环境的保持。以“从周”、“述而不作”著称的孔子似乎就注意到这一点。他说：“丘闻之也，刳胎杀夭则麒麟不至郊；竭泽涸渔则蛟龙不合阴阳；覆巢毁卵则凤凰不翔”[2]。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孔子显然反对破坏生物资源。从表面上看，这段话要表达的意思是不择手段地破坏生物资源，就会使祥瑞动物销声匿迹。实际上，如果考虑到麒麟、蛟龙和凤凰在古代分别代表兽类、鱼类和爬行类，以及鸟类的话[①]，就不难发现孔子其实强调维护生物的生长发育和繁殖，为构成一个美妙的人类生存环境所必不可少。反之，人世间将黯然失色，陷入茫然若失的境地。这是因为古人认为祥瑞动物是世道祥和美好的象征。《山海经·南山经》中是这样记载凤凰的：“有鸟焉，其状如鸡，五采而文，名曰凤凰，首文曰德，翼文曰义，背文曰礼，膺文曰仁，腹文曰信。是鸟也，饮食自然，自歌自舞，见则天下安宁。”这种观念在我国古代一直被许多学者认同。直到明代，《本草纲目》还记载：“（凤）天下有道则见”[3]。同样的，麒麟也如此。《诗经·国风·周南》中记有麒麟，传说中它有蹄不踏，有额不抵，有角不触，被古人看作至高至美的野兽。《中庸·前知》中所谓：“国家将兴，必有祯祥”的理念大概就是来自这种古老的传统。所以，古人担心的“凤凰不翔”与现代人们害怕“寂静的春天”确有异曲同工之处。

对美好的生存环境的憧憬可能是人类一种共同的本性。古人想象的理想境界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不妨举一些他们的言论加以说明。孔子曾经这样说过：“古之王者，有务而拘领者矣（虽衣冠拙朴而行仁政），其政好生而恶杀焉，是以凤到列树，麟在郊野，鸟鹊之巢可俯而窥也。”[4]这是儒家的境界，那么当时道家的态度又是怎样的呢？

有学者指出，“道家的人主张，圣人的精神修养，最高的成就在于将他自己跟整个自然即宇宙同一起来”[5]。这点在早期的道家中有充分的体现，极端亲近自然的庄子在这点上尤为明显。这位极富灵性而浪漫的思想家目睹当时社会物欲横流；诸侯间连年不断的征战，给人类带来了无穷的痛苦和不安。因而他对回归自然，返朴归真显示出极大的兴趣。他幻想远古圣贤治理的美好世道是，人与自然万物不分尊卑地和平相处。那是一种“至德之世”，“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故其禽兽可系羁而游，鸟鹊之巢可攀援而窥”，人类“与禽兽居”[6]。他这种追求心灵安宁，向往与自然万物和平相处的言论，真实反映了一类人的美好理想。

当然，早期人们的自然保护的理念除上述两个方面外，还有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灾害防治。在农作物的种植方面，战国初期的李悝提出种谷“必杂五种，以备灾害”[7]。这显然是很有见地的农业生产实践总结。因为通过种植种类较多的农作物，也就是今天所谓的作物多样化，就可以防止突发的气候或虫害引起某种作物可能绝收带来的严重后果。

从上面这些简单的例子中不难看出，我国古人自然保护做法上的一些特点。首先是他们非常注意资源的持续利用，其具体做法是讲究“因时禁发”。其次是他们把自己看作是万物的一员，主张尽可能地与其他生物和平相处，以保持良好的生活环境。此外，他们还非常注意全面、系统地考虑生产和生活中面临的问题，注意整体的协调，以便使自己的生存环境稳定可靠。

二．古代自然保护观念产生的背景

上面我们已经简单地说明了古代环境保护的内容和特点，体现了古人的一种生存智慧。那它又是如何产生的呢？这还得从我国所处的环境和人们的生产方式谈起。

在农业生产发端之前，人类是靠渔猎和采集来维持自身的生存的。我国传说中的人类始祖伏羲（也叫包牺）氏实际是一个渔猎部族的首领。《易·系辞下》有这样一段描述他的事迹话：“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这里的离物的意思就是贝壳动物和鱼类。这段话表述的内容包括古人认识自然方式，这里的“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指的是对自然的观察，来找寻其中的规律，以及对它们的把握；八卦则是古代记事的方式。至于古人试图通过“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以通神明之德”。也就是前人指出的那样：“《易》是示人以种种的现象（象），使人从现象的提示而得到种种意义。从种种的意义之获得，去解决疑难问题。”[8]实际上与近代西方学者试图通过博物学的研究来寻找“上帝的智慧”有异曲同工之妙。因而，我们不难发现，古代环境保护的实践是古人探索自然规律并用之于指导行动的结果。

大家知道，我国地处欧亚大陆的东部，太平洋的西岸。是一个季风气候很明显的国家。冬季普遍干燥而寒冷，是世界上同纬度较冷的国家之一。在夏季，大陆变成低气压，而海洋上的空气压力加大，暖风从潮湿的海洋吹向大陆。是同纬度雨水量较多而且气温较高的国家之一。不仅如此，由于我国大部分地区地处温带和亚热带，一年之中春、夏、秋、冬四季分明。尤其中华文明发源的中心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一带的植物季相的变化非常分明，动物迁徙活动也很明显。

在上述自然条件之下，古人的“通神明之德”、“类万物之情”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通过物候观测逐渐发现生物有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样一种特性。很明显，要有效地获取生产和生活资料，古人很自然地要利用生物的上述特点来为自己的生存服务。换言之，适时的生产活动是非常重要的。于是“顺天时”的重要观念就产生了。其重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只有顺时而动的生产措施有利于最有效地利用资源和发挥周围生态系统的产出功能。因此，古人认为只有顺天时，才能和天（自然）协调。而和自然协调好了才能使自己获得最大的效益。因此，古人将适应自然规律，进行相关的生产活动放到一个很高的地位。《易经·乾》中有这样一段话：“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9]表述的就是这样一种意思。

通过“顺天时”来“尽地利”，这是古人适应自然规律，指导自己的生产实践和资源开发的一种重要举措，其中自然包括对生物生长发育规律的把握。这样做的结果显然是试图通过人与环境之间的协调来达到一种稳定的生存境界。也就是古人所谓的“天人合一”。大概长期的探索使他们认识到这是古代社会（或部族）稳定的需要。这种观念在我国古代社会中有很深远的影响，我国古代农业和哲学上的“三才”[②]学说的产生就渊源于此。很显然，“因时禁发”以达到生物资源的持续利用是人们长期适应自然环境的一种理性产物。

当然这种气候上的特点只能说明为何要因时而动，即为何要采取“因时禁发”的方式，还不足以说明他们合理利用的观念如何产生。这个问题则需从古代社会发展的角度加以考察。

上面提到，在农业出现以前，野生生物资源是人类生活的重要来源。《淮南子·修务训》说：“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蠃蛖之肉”，很生动地道出了远古人类的依靠采集和捕捞野生动植物作为食品的生存方式。后来虽然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人类减弱了对野生生物资源的直接依赖，但是，野生生物资源在保证人类生活资料的稳定供给以及维持一个适合人类生存环境等方面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国现存的古代文献《诗经》中有许多采集和渔猎的记述就是很好的说明。此外，羽毛、齿革是当时人们重要的财货也很好地证明了这点。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荀子这样写道：“今是土之生五谷也，人善治之，则亩数盆，一岁而再获之，然后瓜桃枣李一本数以盆鼓。然后荤菜百蔬以泽量。然后六畜禽兽一而剸车，鼋鼍鱼鳖鳅鱣以时别一而成群。然后飞鸟凫雁若烟海。然后昆虫万物生其间，可以相食养者不可胜数也。”[10]明显地把野生生物资源和农业生产混同考虑，都作为经济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既然生物资源在先秦时期人们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那么，对之进行合理开发和采取合适的管理很自然就被提到古人的议事日程。《商君书·画策》中说：“黄帝之世，不麛不卵”。提出在黄帝统治的时代，人们就不捕猎小鹿的捡鸟蛋。鹿是古代最重要的狩猎兽，因此常被前人当作山兽的象征；卵是一切禽鸟发育的基础。显然该书作者认为黄帝的时代即开始鸟兽的繁殖。这究竟是事实还是后来的政治思想家给古人设的一块黄金招牌，借古代的圣贤来点化当世的冥顽，推行自己的主张，现在已难稽考。不过，有一点可以相信，合理生物资源的观念产生是非常早的。

现代民族学的研究表明，游牧民族（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鄂伦春族）为持久稳定地获得生活资源，一般都会有意识地保护动物资源的繁殖生长。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古代出现相应的管理制度也是很早的。《左传·隐公五年》提到：“鸟兽之肉不登于俎；皮革、齿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则公（君）不射，古之制也”。这里说的是“古制”，应当有一定的历史。至于到春秋战国时期人们普遍强调历史上的这种“礼制”，则是因为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环境发生了比较剧烈的变化导致的结果。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铁器的大量使用，人们开发自然的能力迅速加强，伴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和统治阶级追求穷奢极欲的生活方式，促使不少山林薮泽被开垦和破坏。除农田面积的增加外，也造成局部环境问题的产生。当时这种问题的产生，尤其是一些不合理的开发，如焚林而猎，放火烧荒等不择手段地破坏生物资源现象的出现，不断引起当时政治思想家的严重关注。《韩非子·内储说上》记载了这样一段史实：“鲁人烧积泽。天北风，火南倚，恐烧国，哀公（公元前494年——前467年在位）惧，自将众辄救火者，左右无人，尽逐兽而火不救”。为了猎物置都城的安危都不顾，可见当时问题的严重性。因此不难理解人们不断地重申古制和制定相应的“礼”和“法”来阻止“不良”倾向的进一步发展。

应该说，当时一些学者在资源保护方面是很有见识的。《管子·八观》中认为：“山林虽近，草木虽美……禁发必有时，……江海虽广，池泽虽愽，鱼鳖虽多，网罟必有正。”提出尽管生物资源丰富，也必须合理利用，注意保护。而且强调要根据时令，结合生物的生长发育情况，保护生物的再生能力。《管子·四时》指出自然万物是：“春嬴育，夏养长，秋聚收，冬闭藏”。与之相适应的做法是：春天“无杀麑夭，毋蹇（拔）华绝芋”。夏天“令禁罝设禽兽，毋杀飞鸟”。同时期的荀子也重申“圣人之制”，倡言在草木生长期和繁殖时不要采伐，“鼋鼍鱼鳖鳅鱣孕别之时，网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11]。战国末年，先秦学术的总结性著作还引据过前人的一段话：“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焚薮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12]充分表明人们早就认识到掠夺性的开发方式终非长久之计。

不仅如此，当时一些著名的政治家对破坏资源的行为都进行了谴责。郑国人在求雨时伐木，招来子产（公孙侨）的斥责。鲁国国君企图大兴土木修造宗庙殿堂的时候，晏子（婴）马上劝阻这种行为，认为这是“政反乎民，而行悖乎神”[13]的行为。把破坏资源看成是与人民利益相违背，并有违天意做法。可见保护资源在这个政治家心目中是维护人民利益和顺从“天意”的行为。

当然，随着农业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相应的就出现农业的环境保护问题。物种的多样化当然是维护农业生态系统生态稳定的一个重要方面。使自己的生活来源更加安全和可靠，这无疑是当时人们产生“种谷杂以五种”这样一种合理农作方式的原因。

三．古人在自然保护方面的措施

正因为人们对环境保护有较深的认识，而且在很早的时候就得到人们的认同（上述里革的例子就是很好的说明）。他们在很早的时候就注意到通过教育和管理来达到这种目的。正如一些政治思想家所称颂善于为政的那样：“体天作制，顺时立政。……远则袭阴阳之自然，近则本人物之至情。”[14]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与《易·系辞下》那段话的因果关系。古代似乎很早就开始了“作制”“立政”。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古代很早就设立“虞”，据说在舜曾让“益”任此职。荀子指出：虞师的责任就是“养山林薮泽草木鱼鳖百索，以时禁发，使国家足用而财物不屈”[15]。《周礼》提到的有 “泽虞”、“兽人”、“迹人”、“山师”、“川师”等管理自然资源的职官；《吕氏春秋》也提到“野虞”、“水虞”和“渔师”等类似的官名。

此外，人们很早就设定了相关的礼仪制度来规范相关的行为来使生物资源得到更加有效的保护。除《国语》、《左传》提到的古制之外，《周礼》和《礼记》都有不少这样的条文。礼虽然主要是以道德规范的方式来约束人们的行为，但其在古代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有学者指出：“中国人不以宗教观念和宗教活动为生活中最重要、最迷人的部分……，中国文化的精神基础是伦理（特别是儒家伦理）不是宗教”[16]。礼是伦理的重要部分，是不成文的法典；有关伦理道德也是由礼衍生的。

关于这些环境保护的条文，比较系统地体现在战国末年成书的《吕氏春秋》一书中。其中颇有“顺时立政”的意味。书中写道：

孟春之月：禁止伐木，无覆巢，无杀孩虫、胎夭、飞鸟，无麛无卵。

仲春之月：无竭川泽，无漉陂池，无焚山林。

季春之月：田猎罼弋，罝罘罗网，喂兽之药，无出九门。

孟夏之月：无伐大树，…… 驱兽无害五谷，无大田猎。

仲夏之月：令民无刈蓝以染，无烧炭。

季夏之月：令渔师伐蛟取鳖，升龟取鼋。…… 树木方盛，…… 无或斩伐。

孟秋之月：鹰乃祭鸟，始用行戮。

季秋之月：草木黄落，乃伐薪为炭。

仲冬之月：山林薮泽，有能取疏食田猎禽兽者，野虞教导之。…… 日至短，则伐林木，取竹箭。

至迟在进入战国以后，人们还在礼的基础上进一步制定法律来确保生物资源得到保护。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有关这方面的最早法律是秦代的“田律”。这条法律见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在湖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中。内容如下：“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堤水；不夏月，毋敢夜草为灰，取生荔，麛卵鷇，毋口口口口口口毒鱼鳖，置穽罔（网），到七月而纵之。维不幸而伐绾享(即棺椁)者，是不用时。”[17]用现代的话说就是：

春天二月，禁止烧草作肥料，不准采伐刚萌芽的植物或猎取幼兽。不准毒鱼和设置陷阱和网捕捉鸟兽，直至七月份才解除禁令。只有突然亡的人需用棺木可以不受上述时限的约定。

有这样一些措施，古代的自然保护工作还是很有成效的，并且一直对后世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四．古代自然保护得以延续、发展的原因

我国古代的自然保护的相关举措在古代社会中一直得到人们的认同，并得到发展。尤其是生物资源的保护一直受到人们的重视。这当然与资源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地位有关，因而有关保护条文逐渐成为社会生活应当遵循的“礼经”（《礼记·月令》的一部分）系统的一部分。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一书中指出：礼在古代不但有规定伦理名分的作用，还有节制人们的欲望和涵养性情的作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有关保护生物资源的条文，不但在“经”书中宣讲，即在农书和历书中也被反复强调，构成社会生活中重要的道德行为准则，如“非时伐木”非礼，为不孝[18]，同时也违法。这种用礼来使人养成道德的方式，及通过有效的教育灌输，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除作为人们行为准则“礼”的规范作用外，古代的宗教也对自然保护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外来的佛教姑且不论，即本土的道教中亦有：“……无不云欲求长生者，必欲积善立功，慈心于物，恕己及人，仁逮昆虫……手不伤生……”[19]。因此，宗教圣地一般都对生物进行良好的保护。它对一般民众的影响当然也是非同寻常的。

当然，自然保护为后世所重视和传承还有其他原因。众所周知，环境保护（包括自然保护）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得有长远的观念，不能光顾目前利益。拿今天的话说，就是要讲究持续发展。而这正是中华民族古代环境保护卓有成效深层次的原因。中国古代文明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注重整个族群的发展。这一点在古代的史籍中有很多的记载。最典型的是《孟子·离娄上》中的表述，即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须知道，《孟子》一书是古代社会的重要经典，是古代的官吏和一般读书人都必须读的书，所以这种关注传宗接代的一种人文伦理观念在中国古代社会是非常流行的。相应的，注重资源的持续利用，为后人留下合适的生存环境，取一种理性的开发自然的态度与上述人文观念相匹配，也就成为情理之中的事情。于此你就不难理解为什么那些破坏生物资源繁衍的行为，诸如用毒药将河流的鱼类杀，将整群的兽类斩尽杀绝，甚至用太小的网眼捕鱼或随意掏鸟蛋，在古代会被认为是断子绝孙的人才做得出来的坏事。因此“自来天地有好生之德，帝王以育物为心”这样一种思想已经以文化的方式深深地渗透到我们中华民族的意识形态之中。一个只顾自己享受，不顾后人，不怕断子绝孙的民族，不可能保护好环境。

理解了古代在自然保护所做的努力及其目的之后，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古人讲究保持良好的生存环境，亦即强调“风水”[③]。我们知道，在我国很多地方，百姓都自觉保持周围的“风水林”，小到农户的“后垄山”、水口树；大到满族保护长白山及附近的林区。这种风水观念对于环境的保护当然是有很深的影响的。古人为何要强调这种“风水”呢？这也是因为古人认为良好的环境对于人类的成长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所谓“山清水秀出圣人”，这句谚语在很大程度上说出了古人对居住环境关注的意义。

除上述原因外，不可否认，古人对生物的关爱与我国古代人们认为人类本是虫（蠃）的一种，不能没有生物伙伴这一观念有密切关系。这从上面我们举的孔子和庄子的言论中不难体会到。这种观念在后世也一直被传承。汉末思想家王弼认为：“圣人达自然之至。畅万物之情，故因而不为，顺而不施”。（释老子·二十九章）。同时认为：“自然亲爱为孝，推爱及物为仁也” [20]。他这种思想颇有代表性的。魏晋时期的新道家[④]不但主张“推爱及物”，同时还主张万物自得其乐，这类思想在后代一直有很深的影响。

正因为如此，后来一些学者反对笼养宠物就是很自然的了。宋代学者欧阳修曾经写过一首著名的“画眉”诗，诗中写道：“百啭千声随意移，山花红紫树高低，始知锁向金笼听，不及林间自在啼。”[21]宋代的新儒家产生“民胞物与”的思想，即视人民如同胞，视动物如同类显然不是偶然的。南宋赵时庚在《金漳兰谱》中也认为：“是以圣人之仁则顺天地以养万物，必欲使万物得遂其本性而后已。”到了明代，有些动物学者更是对残害动物非常反感，主张要仁慈地对待动物。李苏在其动物学专著《见物》一书中这样写道：“呜呼！自杀胎夭鹿（底夭）之禁倾，至驺虞麒麟之罕至，王风邈矣，又何惑哉。彼猛兽偶食人，人皆知憾，而人日食兽肉，兽何如？苟蠢动而有知焉，知其不以封豕、长蛇而目乎人也？故曰：‘见其生，不忍见其；闻其声，不忍食其肉’。诚以天物不可暴殄，口腹奚宜以纵恣！此乃圣贤之论，匪真异端之谈。君子由斯言而观也，则于用物之际，宜尚报功之仁。守犬灵猫当存心于终豢，耕牛战骑宜至戒于轻屠”。他的这段话很显然是把动物放在与人比较平等的角度来看待的，而且呼唤人类要有良知，对于动物资源不宜肆意破坏。否则从哺乳动物的角度看，人类就与早期残害人类的怪兽封豕、长蛇没有差别。对于给人类提供许多服务的动物，要心怀感激，最好不要轻易宰杀。这显然是古代生物学者发自肺腑的一段话，非常发人深省。

另外，清代著名诗人郑板桥对“自然”的感悟也很深刻，主张让动物在自然界中和人一样自由地生活，以造就一种更好的生存环境。他对“笼鸟”曾经发过这样的感慨∶“欲养鸟，莫如多种树，使绕屋数百株，扶疏茂密，为鸟国鸟家。将旦时，睡梦初醒，尚展转在被，听一片啁啾，如《云门》《咸池》之奏。及披衣而起，頮（音会）面漱口啜茗，见其扬翚振彩，倏往倏来，目不暇给，固非一笼一羽之乐而已。大率平生乐趣，欲以天地为囿，江汉为池，各适其天，斯为大快；比之盆鱼笼鸟，其巨细仁忍何如也！”在这里，艺术家表述了一种人们向往的清新秀丽的生活图景。周围是树影婆娑，睡梦初醒便可倾听百鸟啁啾，晨起欣赏莺飞雀舞。把天地间当作巨大的动物园囿，江河湖泊视作赏鱼池，融我于美妙的大自然之中。这是一种超凡脱俗的境界。

我们知道，道德的起源与人类社会认识善恶有关。很显然，在我国古代社会维护万物生长，为族群繁荣创造良好的生存环境即为善，反之即为恶。出于这样一种原因，使得我国古代文化体现出一种非常注重人与自然相协调的特色。当然环境也因此得到较好的维护，当然对文明的绵延也起到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