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与维新[xián yǔ wéi xing
指一切除旧更新。 咸，全，都。与，参加，参与。维，语助词。新，革新。 维新：革新。反对旧的，提倡新的。通常指变旧法，行新政。
目录
拼音编辑
xián yù wéi xīn[1]
只有第四声。
2基本解释编辑
“与”是参与的意思。指一切除旧更新。
3出处编辑
《书·胤征》：“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歼厥渠魁，胁从罔治。旧染污俗，咸与惟新。”孔传：“言其余人，久染污俗，本无恶心，皆与更新。”后因以“咸与维新”谓对一切受恶习影响或犯罪的人都准予改过自新或革故图新。
4语法编辑
偏正式；作谓语
5词语读音编辑
《汉典》《问典》《成语大全》《中华在线词典》均标为xián yǔ wéi xīn。“百度知道”也有回答：
“与”字有三种读音：yú yǔ yù。
念yú时：<书>同“欤”（助词）[2] ，表示疑问、反问或感叹；
念yǔ时：表示（1）给、赠；（2）介词：跟；（3）连词：和；（4）交往、赞许；（5）等待；（6）（Yǔ） 姓[2] 。
念yù时：只有一种意思：参与。
“咸与维新”中的“与”显然是“参与”之意，故读第四声。
在网上找了一下，居然有许多高考模拟题涉及到了这个字的读音，都不约而同、言之凿凿地教导学生读yù！
东北师大附中等名校就要求读四声。
维纲的成语有：革旧维新，提纲振领，口诵心维。
维纲的成语有：革旧维新，提纲振领，咸与维新。2：拼音是、wéigāng。3：注音是、ㄨㄟ_ㄍㄤ。4：结构是、维(左右结构)纲(左右结构)。
维纲的具体解释是什么呢，我们通过以下几个方面为您介绍：
一、词语解释点此查看***详细内容
1.用以系物和提网的绳。亦指维系_保持。2.纲纪;法度。
二、引证解释
⒈用以系物和提网的绳。亦指维系、保持。引《仪礼·大射》：“司射西面命曰，中离维纲，扬触__，公则释获，众则不与。”《管子·禁藏》：“法令为维纲，吏为网罟。”尹知章注：“维纲所以张也。”《庄子·天运》：“天其运乎？地其处乎？日月其争於所乎？孰主张是？孰维纲是？孰居无事推而行是？”⒉纲纪；法度。引汉桓宽《盐铁论·刺复》：“夫维纲不张，礼义不行，公卿之忧也。”《后汉书·皇甫规传》：“摄政之初，拔用忠贞，其_维纲，多所改正。”唐韩愈《董府君墓志铭》：“太师之平汴州，年考益高，挈持维纲，锄削荒_，纳之大和而已。”章炳麟《讨满洲檄》：“幕府总摄维纲，辑和宗族。”
三、网络解释
维纲维纲是用以系物和提网的绳。
关于维纲的诗句
孰能相维纲太昊弛维纲太昊弛维纲
关于维纲的词语
其命维新举步维艰提纲振领进退维亟口诵心维革旧维新举纲持领咸与维新匡正纲纪创业维艰
点此查看更多关于维纲的详细信息
咸与维新]意思是让绅士们都参加维新。语见《尚书·胤征》。这里用来反映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向势力妥协，地主官僚趁机投机“革命”的现象。咸，都。与，参与，参加。维，语助词。新，革新。
戊戌变法是民族危机下的急就产物，它过早的登上了历史的前台，失败也是历史的必然。
（一）
自从甲午中日战争失败以来，中国的民族危机一天比一天严重，到18***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后，帝国主义列强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强占租借地，国土大面积被割占，而此时软弱的清***却任凭帝国主义列强宰割。正在此时，康有为再次上书光绪帝指出：“瓜分大祸，迫在眉睫，必须当机立断，迅速维新变法，否则皇上与诸臣求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1）哀求光绪帝行新政，光绪鉴于民族危机也不的不考虑如何使中国富强进而抵抗外国侵略，免除亡国灭种的危机。以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一场变法运动在民族危机的***下被推上了历史的舞台。 历史证明，无论是改革还是革命，都需要有一定的雄厚的经济及阶级来支持，但由于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薄弱，阶级力量弱小，戊戌变法却缺乏雄厚的经济及阶级来支持，中国当时存在五种经济成分，外国资本主义经济 、地主经济、小农经济、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其中最弱小的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虽然中国在明朝中后期便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由于中国的封建势力以及阶级力量和政治势力十分强大，中国的资本主义一直都没有发展成为一股强大的新兴的经济及阶级力量，***战争的爆发，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原有的资本主义经济被扼杀，只有在洋务运动兴起后，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才逐渐兴起。但是他们的力量一直都很弱小，根据统计，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前，中国总共只拥有商办企业100多家，其中有50家是1895年甲午战争后才建立的。（2）页这100多家商办企业虽然具有资本主义性质，但是在一个有两千多年的封建经济大国中，只能是九牛一毛而已，况且还有50家企业是甲午战争后才建立的，短短的三年时间内，它的力量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是可以想象到的。再者，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便开始有了初步的发展。据资料统计，1895年到1900年创办的资本万元以上的企业共有104家，资本总额估计为2300 万元。这6年兴办的厂矿数相当于甲午战前20年的总和， 其资本总额已超过了官办或官督商办的企业，占据了我国工业的主要地。（3）但自19世纪70年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产生以来，他们备受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双重压榨，为了生存他们不的不或者依附帝国主义或者攀附本国的封建势力，这就决定了民族资产阶级一产生便带有双重性：一方面，它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压迫，具有反侵略、反封建性，具有革命的要求；另一方面，它同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的封建势力又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缺乏彻底的反侵略，反封建的精神，具有妥协性，如果让带有双重性的资本主义力量来对抗强大的牢固的封建体制，失败是一种必然，如果我们把时间向后推移到二十实际初，我们再看一下中国民族资主义的发展状况，“1901到1911年，民间设厂矿386家，资本总额为8。8348亿元。十年间超过此前三十年的设立的厂矿、资本额总数二倍以上。”（4）到这时，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才真正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二）
戊戌维新的***基本上是一批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的书生，他们大多饱读诗书，忧国忧民，学问渊博，具有政治热情抱负，却缺少谋略和政治经验及才干。先看一下戊戌变法***康有为。
康有为生于广东南海“世以理学传家”（5）的官僚地主家庭。幼年随其祖父学习四书五经，后来师从于广东理学家朱次琦，1879年结识编修张鼎华，“尽知京朝风气，近时人才，及各种新书，道咸同三朝掌故”，（6）开阔了眼界。康有为生活的年代，正当清王朝统治处于风雨飘摇之际，作为一名有强烈爱国思想的知识分子，为了救亡图存，发起和领导了资产阶级维新变法运动，他在七次上书和几十道奏折以及当时的著作中全面系统地提出了他的变法维新的思想。 1888年，康有为第二次到北京应乡试，极感时事多艰，他发愤上书万言，“极言时危，请及时变法”。这是他第一次上书，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主张，强调只要“变成法”，“十年之内，富强可致，至二十年，久道化成，以恢属地而雪耻不难矣”。（7）这是康有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发表其维新变法思想，反映了新兴的资产阶级关心时政的要求。 甲午战败以后，1895年4月， 清***与日本***签订了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此时，康有为正在参加会试。得讯后，非常激愤，他与***等联合各省在京会试的举人***，反对卖国条约，这是第二次上书，即历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上书提出了“拒和、迁都、变法”的主张，这次上书虽未能上达，但对于当时的一切爱国人士尤其是知识分子产生了重要的启蒙作用，在全社会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成为戊戌思潮发韧的起点。 不久，他又将“公车上书”中有关变法部分以个人名义单独上书，提出“富国、举民、教士、练兵”之策，主张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保护民族工商业。光绪帝看到这次上书后，表示赞许。之后，他又上第四书，正式提出了“设议院以通下情”的主张，在不改变清朝统治的条件下，实行君主立宪制度，这次上书由于顽固派的阻递，未能上呈。 18***年，德国强占胶州湾，康有为听到消息后，再度进京上书，指出：“外国蔑视，海内离心，职忧愤迫切，谬陈大计及时变法，……如再徘徊迟疑，苟且度日，因循守旧，坐失事机，则外患内讧，间不容发……”（8）他提出了“***法俄、日以定国是”，“大集群才而谋变政”，“听任疆臣各自变法”的三点具体***，希望光绪帝能“下发愤之诏”，“一意维新”。但由于顽固派的阻挠，光绪帝未能及时看到这个上书。 1898年1月，康有为奉命上第六书，即《应诏统筹全书折》。 在这次上书中，康全面阐述了变法的建议和主张，强调依靠光绪帝的权力来推行新政，走日本明治维新的道路。他指出：“观万国之势，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9）并提出设立制度局的主张，认为制度局是实行变法的重要步骤。不久，他又最后一次上书，提出“中国变法，莫如法俄，以君权变法，莫如***法彼得。”（10）从他的出身、经历、地位尤其是他所处的时代决定了他在向西方寻求真理进而构建自己的思想体系时，必将直根于中华民族文化深厚土壤中，受到中华民族特有的心理素质、民族性格和文化传统的影响，所以，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在理论指导上有局限性。康有为借发挥孔子政治思想，利用传统的儒学权威来宣传变法的道理，他的两部书：《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前一部书把封建主义者历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某些经典宣布为伪造文献。后一部书，把本来偏于保守的孔子打扮满怀进取精神提倡尽可能平等思想观念，康有为等人从维护封建制度的传统思想中寻找理论依据来反对封建制度，没有完全抛弃儒家的传统理论。充分体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这两部书都没有充分的、有说服力的证据，不用说守旧派反对，当时的一些开明人士也不赞成。维新派某些激进的宣传也增加社会阻力。另外，康有为是开明的地主富商要求转化为资产阶级的带言人，是介于顽固派和革命派的半封建资本主义政治团体的代表人物。从康有为的阶级属性来分析他正处在从地主阶级转化的过程中，他的思想也正处在从传统的封建思想向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思想转化的过程中，他主张进行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因此他们害怕群众甚至敌视群众。他们主张变法，但却反对革命。康有为认为“凡君主专制、立宪、民主三法，必当一一循序行之，若紊其序，则必大乱。”他把革命描写得十分残暴吓人；“臣读各国史，至法国革命之际，君民争祸之剧，未尝不掩卷而流涕也。流血遍全国，巴黎百日而伏尸百二十九万，变革三次，君主再复，而绵祸八十年。”（11）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康有为在戊戍变法以后还死抱住保皇的主张不放，坚决反对革命，最后成了阻碍历史前进的绊脚石。
和他的老师康有为一样，既想实行一些改革，又极端害怕人民，因此，他们虽然常把“民权”挂到嘴上，但这只是一张空头支票，至于民权的实现在等人看来那是很遥远的事。他说：“西国之所以能立民政者，以民智既开，民力既厚也。***有自主之权，虽属公议，然当孩提之是时，则不难不籍父母之保护。今中国尚孩提也，孩提而强使自主，是曰助长，非徒无益，将又害之。故今日倡民政于中国，徒取乱耳。”基于这种认识，和整个改良派所倡导的变法，就是要依靠皇帝，依靠王公大臣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
谭嗣同很有信心，以为“国事大有可为”。其实他想错了。正当他们不辞辛劳锐意变革的时候，顽固派也在磨刀霍霍，准备利用10月在天津阅兵的机会，废掉光绪皇帝，彻底摧垮变法运动。形势越来越紧迫，9月，光绪皇帝在给康有为、谭嗣同的密诏中说：“今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谭嗣同等跪读诏书，不禁失声痛哭，但又一筹莫展。最后想到袁世凯，想利用袁世凯编练的新军来援救皇帝。他们建议皇帝召见袁世凯并赏以官职，以便拉拢。9月18日夜，谭嗣同只身前往袁的住所法华寺，劝袁运用手中的兵力，杀掉那拉氏的亲信荣禄，保护光绪皇帝。 康有为等人以为，只要抓住了皇帝好象就能无事不成，其实，光绪皇帝只不过是个空架子，实权完全掌握在顽固派那拉氏等人手里。光绪皇帝***纳康有为、的变法图强主张，颁发了“明定国是”诏书，积极策划新政。那拉氏也急忙部署***，破坏变法运动。正当康有为等踌躇满志的时候，顽固派一个反扑，就把改良派打了下去。光绪皇帝被囚禁，谭嗣同等人被杀，康有为、染启超逃亡国外。戊戍变法运动，前后不过百天，就这样失败了。
（三）
百余年前的戊戌维新运动，是近代以来中国首次有意识地进行制度变革、因应现代化挑战的尝试。但这次措施并不“过激”的改革，却以流血的悲剧结束，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严重受挫。这次失败自有许多复杂深刻的原因，其中之一便是文化传统的作用。 这次维新运动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文化和国际背景，而最直接的原因则是清***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由于历史上日本长期学习中国文化，所以在甲午战争之前，中国人一直视日本为“蕞尔岛国”、“东夷小国”。但在历时近十个月的甲午战争中，中国却惨败于向为国人小觑的日本，号称“东方第一”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几十万中国军队溃不成军，日军侵入中国本土，肆意烧杀掳掠，清***最终签下了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向敌乞和。 甲午战争的失败后，一些先进的有识之士如康有为、等痛定思痛，开始探索新的救国之道。他们认为，日本之所以能由“崎岖小岛”战胜老大***，就在于向西方学习，变衣冠，改正朔，变法维新，实行君主立宪，所以中国的救亡强国之路就是要向敌人———日本学习。日本因学习西方由弱而强，中国要生存、要强大，应该而且也只能像日本那样变法维新，学习西方。1895年5月，康有为在北京发动著名的“公车上书”，公开提出只有学习日本变法才能强国的主张。在论证了变法强国的必要性之后，他提醒说：“日本一小岛夷耳，能变旧法，乃敢灭我琉球，侵我大国。前车之辙，可以为鉴。”（12）在以后两份给光绪皇帝的上书中，他一再提出要向日本学习：“以日之小，能更化则骤强如彼，岂非明效大验哉？”（13）日本维新说明现在“图保自存之策，舍变法外，另无他图。”（14）在风靡一时的《变法通议》一文中也对日本赞不绝口：日本在维新以前曾“受俄、德、美大创，国几不国，自明治维新，改弦更张，不三十年而夺我琉球，割我台湾也。” 他们对敌人的夸赞、要向强敌学习的疾呼，使朝野为之一震。有的表示赞同，有的坚决反对，认为是大逆不道。支持维新的光绪皇帝则深为所动，在“百日维新”开始不久就命康有为进呈所著《日本变政考》。从1898年6月21日起，康有为将自己所著15万言、十二卷本《日本变政考》陆续进呈。《日本变政考》以编年的形式，对明治维新的内容、经过和经验作了详细的介绍、评说和总结，并结合中国情况向光绪帝提出变法的具体建议。在这本书中，他响亮地喊出“不妨以强敌为师资”的口号；强调“日本改定国宪，变法之全体也，总摄百千万亿政事之条理，范围百千万亿臣民之心志，建斗运枢，提纲挈领，使天下戢戢从风，故为政不劳而后举。”把定典章宪法作为变法的“总摄”，确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他在书后的“跋”中总结说，明治维新“其条理虽多，其大端则不外于：大誓群臣以定国是；立制度局以议宪法；超擢草茅以备顾问；纡尊降贵以通下情；多派游学以通新学；改朔易服以易人心数者”。他斩钉截铁地断言：“我朝变法，但***于日本，一切已足。”康氏的《日本变政考》对光绪皇帝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百日维新”中发布的许多上谕、变法的主要内容都来自此书。 在中国被日本打败、举国同仇敌慨之时，同样热血沸腾的维新派却没有仅仅停留在对敌人的谴责、痛斥阶段，更不是简单地否定侵略者包括体制在内的种种优长之处，而是冷静地提醒人们看到敌人的长处，提出要向敌人学习，确实难能可贵。因为这既需要高人一筹的识见，对世界大势、国际格局、国内形势有理性、清醒的认识，更要有过人的勇气。面对群情激愤，他们提出“以强敌为师资”往往会被斥为“媚敌卖国”、“数典忘祖”，会受千夫所指、举世痛责、身败名裂。而维新派之所以甘冒“天下之大不韪”，承认、分析仇敌的优点，进而提出向仇敌学习，盖因其对国家之爱至真至诚至深，正如所说：“今天所谓爱国之士，苟其事有利于国者，则虽败己之身，裂己之名，尤当为之。”（15）此种爱国，才是更纯粹、更深沉、更清醒、更理性、更负责、更有效、更值得敬重和提倡的爱国主义。 他们这种勇气之所以令人敬重，还因为文化守旧观念之强大。作为观念、文化变革的先驱，他们实居孤立无援之境。戊戌***后，慈禧对光绪的一段怒斥颇能说明问题。***发生当天，慈禧太后重新训政，召集重臣跪于案右，光绪皇帝跪于案左，对光绪疾声厉色地问道：“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汝何敢任意妄为！诸臣者，皆我多年历选，留以辅汝，汝何敢任意不用！乃竟敢听信叛逆蛊惑，变乱典型。何物康有为，能胜于我选用之人？康有为之法，能胜于祖宗所立之法？汝何昏愦，不肖乃尔！”“变乱祖法，臣下犯者，汝知何罪？试问汝祖宗重，康有为重，背祖宗而行康法，何昏愦至此？”光绪战战兢兢地回答：“是固自己糊涂，洋人逼迫太急，欲保存国脉，通融用西法，并不敢听信康有为之法也。”太后又大声怒斥：“难道祖宗不如西法，鬼子反重于祖宗乎？康有为叛逆，图谋于我，汝不知乎？尚敢回护也！”光绪本已魂飞齿震，此时“竟不知所对” （16）一句“难道祖宗不如西法，鬼子反重于祖宗”的质问便使光绪皇帝无言以对，足见其效力之强，如有“神功”。 祖宗崇拜和“华夏中心”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点。祖宗崇拜将祖先、祖制神圣化，使任何改革都非常困难，总被视为“数典忘祖”。“华夏中心”论认为，中国是居世界中心的“天朝上国”，只有中国文化最优秀，其他民族、国家、文化都是“狄”、“夷”、“蛮”、“番”，并以距离中国的远近为标准，把“化外”的“狄夷”或“蛮夷”划分为“生番”和“熟番”，对其他文化实际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排斥和歧视。“祖宗崇拜”与“华夏中心”结合在一起，使学习、参考外国的任何改革都被斥为“以夷变夏”的大逆不道，因而更加困难。 近代以来，“天朝上国”第一次遇到了一种更强的先进的文化的挑战。但当林则徐、魏源等提出要了解敌人、进而提出要“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时，却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和反对，被指责为“溃夷夏之防”。主张“中体西用”、学习西方船坚炮利、引进大机器生产的洋务运动，也被顽固派攻击为扰乱人心，是“乱阶之倡”，是“变夷”、“***”、“崇洋”、“卖国”。维新派进而提出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更被骂为大逆不道的“乱臣贼子”，是“认贼作父”、“认敌为师”。近代中国备受西方欺凌，处于国难频仍的民族危机之中，这无疑是非常严重、极有煽动性的指责。 在近代变革与守旧的理论斗争和文化冲突中，主变者一直没有建立起系统的变革理论体系，没有真正突破传统话语，所以只能一直居于守势，往往只有招架之功。由于传统话语仍居主导地位，所以守旧者掌握着传统话语的解释权，并依靠这种话语优势使自己居于道德、政治的优势地位而使变革者居于道德、政治的劣势位置和否定性境地，以此剥夺、起码是严重削弱了变革的合法性，这也是中国近代变革之路曲折多难的重要原因之一。 应当承认，与洋务派相比，维新派相当重视意识形态建构，他们从古今中外变法图强的历史中为变革寻找合理性，特别是引入达尔文的进化论，成为有力的思想武器。但在戊戌时期，这种意识形态的建构工作才刚刚开始，影响只限于少数“读书人”和个别官员，变法的“合理性”远未深入人心，未获广泛支持，这也是变法失败的重要之处。虽然如此，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图谱，却是从戊戌时期开始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为今后的变革提供了思想基础，这也是维新运动更深远的意义所在。
（四）
守旧派势力强大，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不在维新派手中，而紧握在以西太后为首的王公、大臣手中。几位掌实权的显赫人物恭亲王、庆亲王，刚毅几乎无例外地守旧。维新派只少数几个人，而且在朝中没有实权，康有为只担任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行走（外交秘书），他的7次上书大多被压下了；康有为组织学会也受到压制，遭到封闭解散的命运。办报受到遏制，《强学报》出了3期就被停刊。 西太后对变法的态度是八个字：容忍：她想把变法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同意废八股、改策论、发展商业、开办工厂、用新式武器武装军队等；控制：西太后对维新派***取两个措施，一是将翁同龢开缺，去掉光绪身边的参谋；二是让荣禄到天津担任直隶总督，控制北京及其周围的军权；观察：看看光绪要干什么。动手：只要变法触及到清廷王公贵族利益，她就动手镇压。的必要。但是，就在维新伊始，百废待兴的关键时刻，以慈嬉、荣绿为代表的愚蠢腐朽的保守派势力，却在密谋着一场***的宫廷***。晚清光绪时代朝廷内实际上分成为两大党派，以慈嬉太后和她的侄子，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荣禄、兵部尚书刚毅、刑部尚书崇礼，等等这些满清贵族、皇亲国戚勾结得宠西后的太监小人李连英形成“后党”；而以光绪皇帝和他的老师，军机大臣户部尚书翁同和，御使杨深秀、大学士徐志清与工部主事、维新派代表康有为、等人形成“帝党”。维新前后，由于改革触及了皇权贵族们的直接利益，使改革与保守两派自始致终进行着殊死决斗。“帝与翁(同和)一面谋改革，太后与荣(禄)一面谋废立”。在光绪下“明定国是”诏书的当天，太后为了打压帝?就令光绪下旨免除改革派重臣、户部尚书翁同和的职务，令其退职回了老家。对开制度局和官制改革，后党攻击道：“意在夺枢密院之权归制度局，夺六部之权归十二分局，夺督抚将军之权归各道民政局----朝论哗然，此局一开百官皆坐废矣”。所以，当维新进行到最后关键的政治改革时，一场罪恶的宫廷阴谋也在同时酝酿，后党一面对改革敷衍塞责，一面狂揽朝廷军政大权，布下天罗地网。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1898年9月21日)，慈嬉太后调兵三千，关闭京师九城门，停运京津铁路，下令逮捕康有为、康广仁兄弟。步兵统领崇礼率兵三百包围南海会馆，当场拘捕康广仁。九月十八日，慈嬉将改革派重臣谭嗣同、杨深秀、林旭、杨锐、刘光第、康广仁，史称“六君子”，在菜市口斩首示众。光绪皇帝曾试问太后何故如此，慈嬉怒斥：“变乱祖法，臣下犯者，汝知何罪？试问吾祖宗重，康有为重？背祖宗而行康法，何昏慵至此？难道祖宗不如西法，鬼子反重于祖宗乎？！”慈嬉担心“维新剧变，恐失人心”随囚禁光绪皇帝于瀛台，宣布重新“垂帘听政”，这场宫廷***就是臭名昭著的“戊戌***”。
改革不同于革命，她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这个过程很漫长，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需要有一个众人信服的理论作指导，一个坚实的阶级基础等，这样变法才能成功，而戊戌变法却一条也不具备，纠其原因是因为当时没有出现一个使变法成功的环境，以及与相联系的强大促进改革的政治和经济力量，他们只是在民族危机的***下，来不及等社会条件成熟，就被推上历史的舞台。由于他们的理论和阶级力量都很薄弱，在强大的封建势力前显得很弱小，变法者几乎没有做任何抵抗，变法就失败了，正如李侃 总结：“变法开始以前，思想上、准备上都很不充分，但迫在眉睫的民族危机使他们仓促上阵，因此难免遭到失败的命运。”
回答者： 乐乐6868 - 高级经理 七级 12-4 15:35
--------------------------------------------------------------------------------
主要是由于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软弱性和妥协性，缺乏反帝反封建的勇气，只***取改良的办法，并对封建势力和列强寄于幻想，远离了民众，又害怕民众，因而也就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归于失败。同时顽固派非常强大，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希望中国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于是，中外势力共同绞杀了维新运动。归根到底是由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决定，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低，经济基础还很薄弱，资产阶级力量弱小。资产阶级力量不足以同封建势力相抗衡，这是戊戌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 戊戌变法失败原因是极其复杂的，与中国社会当时的环境息息相关，也与与康有为认主不清、缺乏相当的政治经验、单纯依靠光绪皇帝，甚至想把皇帝和太后分开是息息相关的。但历史发展不是后人看清后再评价的，当时人有当时的想法做法。我们今天来看已发生的历史，免不了会发现一些历史人物所存在的局限性，也可以说所有的历史人物都具有局限性。但作为历史人物在当时的所作所为都是他在那种历史环境下所最应该***取的做法也是最为正确的做法。再回首看戊戌变法：从整个中国社会来看，当时最为紧要的就是制度的缺失与改革，这点康有为是看到了，而且提了出来。这就是康有为这个人最大的历史意义。 主要是由于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软弱性和妥协性，缺乏反帝反封建的勇气，只***取改良的办法，并对封建势力和列强寄于幻想，远离了民众，又害怕民众，因而也就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归于失败。同时顽固派非常强大，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希望中国走上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于是，中外势力共同绞杀了维新运动。归根到底是由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决定，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低，经济基础还很薄弱，资产阶级力量弱小。资产阶级力量不足以同封建势力相抗衡，这是戊戌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
维新的词语有：革旧维新，国之四维，举步维艰。
维新的词语有：骑鹤维扬，进退维谷，咸与维新。2：注音是、ㄨㄟ_ㄒ一ㄣ。3：拼音是、wéixīn。4：词性是、动词。5：结构是、维(左右结构)新(左右结构)。
维新的具体解释是什么呢，我们通过以下几个方面为您介绍：
一、词语解释点此查看***详细内容
维新wéixīn。(1)反对旧的，提倡新的。通常指变旧法，行新政。
二、引证解释
⒈谓乃始更新。引《诗·大雅·文王》：“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毛传：“乃新在文王也。”陈奂传疏：“维，犹乃也；维新，乃新也言周至文王而始新之。”后因称改变旧法推行新政为维新。《后汉书·杨彪传》：“耄年被病，岂可赞维新之朝？”《旧五代史·苏循传》：“彼专卖国以取利，不可立维新之朝。”清黄遵宪《流求歌》：“一旦维新时势异，二百_蕃齐改制。”鲁迅《书信集·致宋崇义》：“世之守旧者，以为此事实为乱源；而维新者则又赞扬甚至。”
三、国语词典
本指施行善政而新获天命，主宰天下。《诗经．大雅．文王》：「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后用以指革除旧法而行新政。《五代史平话．周史．卷上》：「否往泰来，共睹维新之化；上作下应，永臻丕_之风。」
四、网络解释
维新维新：汉语词组维新：百合属栽培品种维新（汉语词组）维新，指反对旧的，提倡新的。通常指变旧法，行新政。见《后汉书·杨彪传》：“耄年被病，岂可赞维新之朝？”
关于维新的近义词
革新
关于维新的反义词
复古守旧复旧
关于维新的诗词
《奉赠维新元老板垣伯爵阁下》《杂事诗·玉墙旧国纪维新》《过吴维新隐居》
关于维新的诗句
纷纭国是定维新罪如猾夏亦维新咸与维新
关于维新的成语
创业维艰革旧维新进退维艰举步维艰骑鹤维扬咸与维新
关于维新的造句
1、他和明治***是竹马之友，自维新以来。
2、大家团结一致，咸与维新，积极地投入到厂子的改制中来。
3、尤其是对陕西士绅这一在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中起重要作用的群体的研究，更是鲜见于文字。
4、魏源的改革开放思想，在过去一个多世纪之中国的各个历史时期及日本明治维新运动中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焕发出夺目光辉。
5、听到光绪皇帝支持维新变法，慈禧太后忿然作色，怀恨不已。
点此查看更多关于维新的详细信息
戊戌变法
（一）背景：
清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年，1898)，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发动了资产阶级政治改良运动。
中日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民族资本主义获得初步发展，以康有为等为首的维新派，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和开明士绅的政治要求走上历史舞台，主张对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进行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以挽救民族危机，使国家臻于富强。康有为(1858―1927)，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地主官僚家庭出身。18岁时受业于江南名儒朱次琦，但不囿于师说，能独立思考，喜好陆(象山)、王(阳明)，而鄙弃程(颐)、朱(熹)。21岁游历香港，接触到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以为“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购买西书，大倡西学，走上了从西方探求救国真理的道路。光绪十年中法战争爆发，他目睹外侮凭陵，清廷***，大受***，激发了变法维新思想。十四年乘赴京参加顺天乡试之机，第一次上书清帝，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策，要求光绪帝纤尊降贵，引咎罪己，求言图治。当时顽固派把持朝政，予以阻格，难以上达，且以狂生见斥。康意识到变法尚非其时，遂南返。十七年春起，在广州开办万木草堂，培养变法维新人才。得***等人。二十一年春，康偕梁赴京会试，适值清***在甲午战争中败于日本，签订空前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消息传至北京，应试举人群情愤激，奔走相告。康有为、联络18省举人1300余人***清帝，反对签订《马关条约》，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上书虽遭清廷拒绝，但它的内容辗转传抄，在社会上激起广泛影响。这次上书标志着资产阶级维新派正式登上历史舞台，酝酿多年的资产阶级维新思潮开始变为实际的政治运动。此后，康有为以“变法图强”为号召，先后在北京、上海组织强学会，发行《万国公报》(后改为《中外纪闻》)和《强学报》，宣传变法维新、救亡图存，提倡西学，考察各国强弱之源，反映了维新派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倾慕，因而遭到封建顽固派的忌恨。二十一年末，北京、上海强学会先后被封禁，《中外纪闻》、《强学报》被迫停刊。但是维新变法已成为一种时代思潮，它不会因封建统治者逞虐施狂而沉寂下去。二十二年，等在上海创办《时务报》，发表梁著《变法通议》等重要论文；二十三年严复在天津创办《国闻报》，连载严译《天演论》和《原强》等重要论文；二十四年谭嗣同、唐才常等又在湖南创办《湘报》。这些报刊以达尔文进化论为思想武器，敲起民族危亡的警钟，呼吁“救亡以图存”，论述变法维新的必要性与合理性；揭露封建专制制度为中国衰弱落后的根源，大力鼓吹资产阶级民权思想；批判封建主义旧思想、旧文化，大力提倡新学，影响遍及全国。与此同时，维新派又在各地组织学会，创办学堂。据不完全统计，光绪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间，维新派创办学会、学堂、报馆等共50余所，出版报刊30余种，为维新运动***的到来，做了舆论准备，培养了人才。其时，帝党在与后党争夺统治实权的斗争中处于弱势，急需寻找社会力量的支持。甲午战后，部分帝党逐渐倾向变法，企图借助维新派的改革才能和勇气，***光绪帝通过变法从后党手中夺取统治实权，达到救亡图强的目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这时尚未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维新派也迫切寻求政治靠山以为奥援。于是，甲午战争后，帝党与维新派逐渐结合。强学会的成立是其结合的标志。
光绪二十三年冬，德国强占胶州湾，其它帝国主义纷起效尤，掀起了在中国强占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的***，中国面临被瓜分的危机。康有为再次从南方赶到北京，于当年十一月十二日(12月5日)呈递《上清帝第五书》，提出变法 的上、中、下三策以供***择。上策是“***法俄、日以定国是”；中策是“大集群才而谋变政”；下策是“听信疆臣各自变法”。并提出“自兹国事付国会议行”，“***择万国律例，定宪法公私之分”等内容，涉及了清朝中央***体制的改革，体现了维新派追求资产阶级民权制度的政治理想。这次上书，因言辞激烈，被顽固派阻格，未能上达。光绪帝本欲召见康有为，亦为顽固派所阻。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三(1月24日)，光绪帝命王大臣于总署西花厅接见康有为，询问变法事宜，继命康条陈所见。正月初八康有为上《大誓臣工开制度新政局折》(即《上清帝第六书》)，提出变法纲领:一、“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而***天下舆论，取万国之良法”；二、“开制度局于宫中，征天下通才二十人为参与，将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三、“设待诏所，许天下人上书”。其核心是第二款。按照康有为的设想，制度局是一个指导全国变法的中枢机构，其职能是负责立法和议政；另立法律、税计、学校、农商、工务、矿政、铁路、邮政、造币、游历、社会、武备等十二专局，作为行政机构，具体执行制度局所议定之新政事宜。三月，康有为在北京发起成立御侮救亡团体保国会，刊布《保国会章程》30条，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又规定了总会和分会的组织系统、权限和职责、入会手续、会员权利和义务，已略具资产阶级政党规模。在保国会的推动下，各地纷纷建立御侮救亡性质的爱国团体，“维新变法”、“救亡图存”已汇聚成为强大的时代潮流。四月初十，反对变法、位尊权重的恭亲王奕？病逝，变法的有利时机到来，康有为积极联络帝党，促成光绪帝立即变法。二十三日光绪帝接受维新派建议，毅然发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维新，号召大小诸臣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博***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切实举办新政，“不得敷衍因循”。自此，至八月初六慈禧重新宣布训政为止，共103天，光绪帝引用维新人士，黜斥守旧派，颁布维新法令，推行变法新政，史称“百日维新”。变法新政的内容主要包括:一、经济方面:保护奖励农、工、商业，在北京设立农工商总局、铁路矿务总局，提倡实业，鼓励私人投资，令各省设立商务局(或农工商分局)；命各省地方官兼***中西各法，切实振兴农业；奖励科学著作发明，颁布《振兴工艺给奖章程》12款，规定对士民著新书、创新法、制新器者，赏给官职或给予专利；在京师及各通商口岸，广设邮政分局、裁撤驿站；编制国家预、决算，由户部按月公布；取消满人寄生特权，准其自谋生计。二、政治方面:令各衙门删改则例；中央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等闲散衙门，外省裁撤湖北、广东、云南三省(此三省督抚同城)巡抚、东河总督等重叠机构；广开言路，允许官民上书言事，严禁官吏阻格。三、军事方面:裁汰旧军，令八旗及各省军队一律改练洋操；筹办兵工厂，筹造兵轮，添练海军；力行保甲，实行团练。四、文教方面:改革科举，废除八股取士制度，改试策论；设立学堂，提倡西学，首先开办京师大学堂，令各省、府、厅、州、县，将现有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西学的学堂；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新书；允许开设报馆，举办学会；派人出国游历、游学等等。尽管维新派与帝党相结合所进行的改革相当温和，但它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和思想文化各个领域，是一次影响深远的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改革。在短短的百日之内，中国人民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第一次获得法律上的承认；封建主义旧思想旧文化受到沉重打击，资产阶级思想得以广泛传播。特别是在维新变法运动深入发展过程中，维新派大力鼓吹资产阶级民权思想；康有为在第二至第五次上书中提出的立宪法、设议院的政治主张；以及百日维新中提出的开制度局、要求资产阶级参预***等等，具有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资产阶级启蒙意义，是中国人民反对封建主义斗争历程上的一个里程碑。
百日维新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引起了封建顽固派的拼死抵抗。刚毅、徐桐等顽固大臣宣称“宁可亡国，不可变法”，多次要求慈禧太后镇压维新派，制裁光绪帝。慈禧作为清朝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并不死死地站在顽固派一边，她的统治权力建立在顽固派与洋务派互相牵制与平衡的基础之上。面对外患日亟，社会上要求变法救亡的呼声高涨的情况，只要变法不出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范围，她可以暂时容忍，以显示其俯顺舆情，“改弦更张”之意，达到缓和阶级矛盾和新旧冲突的目的。她的方针是决不能动摇其从中央到地方的军政实权，决不容许光绪排斥她的亲信，更不容许他在朝廷内结成自己的党羽。一旦光绪帝越此雷池一步，她将随时准备发动***。为此，在百日维新开始后几天，她即黜退翁同？，剪除光绪羽翼；任命后党骨干荣禄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统率北洋三军；又命二品以上大臣接受新职时要到太后前谢恩，以控制光绪的人事任免权，防止他破格提拔维新派；此外，还派她的亲信党羽掌管北京城内的军事指挥权和警卫权，为后党随时发动***做好了准备。这等于告诉大臣们，权力仍牢牢地掌握在她的手中，他们可以放手***新政。正因此，除湖南巡抚陈宝箴认真举办新政外，绝大多数督抚不以光绪帝的诏书为然，他们的赌注仍押在慈禧太后身上。因此百日维新中，尽管颁布了180余道新政上谕，实际成效甚微。顽固派还不断地直接向维新派发起攻击，光绪帝曾大胆地给予反击。五月初二，帝党御史宋伯鲁、杨深秀因礼部尚书许应？阻挠疏请废八股之议，奏劾许“守旧迂谬，阻挠新政”。光绪帝遂命许应？明白回奏。许百般掩饰，借机攻击康有为“摇惑人心，混淆国是”，请将其“驱逐回籍”。遭到光绪帝申斥。五月二十日后党御史文悌严参康有为“遍结言官，把持国是”。光绪帝怒将文悌斥回原衙门行走。七月十九日，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侍郎？岫、徐会沣、溥？、曾广汉以阻挠主事王照上书言事，被光绪帝革职。次日，光绪帝又赏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四人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事宜。这几件大事极大地激怒了后党顽固派，新、旧两党矛盾迅速激化，后党大臣荣禄、刚毅、怀塔布等纷纷活动，加紧策动***。
康有为等维新派早有以“尊君权”、“去太后”为目的的军事******，看到后党顽固派加紧***准备，亦多方努力促成军事******之实施。他们拉拢袁世凯，企图借助其兵力诛杀荣禄，包围颐和园，劫持西太后，保护光绪帝，捍卫变法新政。光绪帝不知维新派计谋，但召见袁世凯，破格赏其侍郎头衔，以备缓急可恃；且孤注一掷，大量提拔维新人士，拟开懋勤殿以议制度；又定于八月初五召见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维新派和帝党官员亦频频接触伊藤，上折请聘其为新政顾问官。这两件事更引起后党集团极大疑忌，他们最害怕帝党掌握武装，最担心维新派与外国势力结合，促使帝国主义扶植光绪帝从慈禧手中夺权。于是慈禧决定抢先在光绪接见伊藤之前发动***。八月初三，后党御史杨崇伊向慈禧上密折，请太后“即日训政”。后党主将荣禄于同日调兵遣将，为发动***预作军事部署。维新派亦加紧行动，谭嗣同于当日夜访袁世凯，策动袁执行“杀(荣)禄锢后”***。袁佯作应允，但借词延缓执行。初四，慈禧突然从颐和园回宫，发动***，幽禁光绪。初五，光绪在慈禧严密监视下，处理了两件原先预定的政务，一是召见袁世凯“请训”，二是召见伊藤博文。初六，慈禧***光绪帝名义，发布吁请太后训政的诏书，宣布第三次临朝训政，下令逮捕康有为和康广仁。袁世凯于初五“请训”后回 津，立即向荣禄告密，荣沉吟良久，得悉***“已自内先发”的讯息后，始将袁告密内容密报慈禧。初九，慈禧下令逮捕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十三日此五人与康广仁一起被杀于北京菜市口，史称“戊戌六君子”。康有为、逃亡日本。支持变法维新的官员陈宝箴、江标、黄遵宪、李端？、张荫桓等数十人或被捕系狱，或罢官，或遣成边陲。除京师大学堂和通商、惠工、重农、育才等洋务项目外，废除全部新政，戊戌变法失败。
戊戌维新运动是19世纪末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矛盾激化的产物，是一场旨在挽救祖国危亡的爱国运动；又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思想启蒙运动。它是中国人民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一个驿站，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但是由于二千年封建主义经济基础的牢固，封建主义政治力量的强大、封建主义思想影响的根深蒂固，非初登历史舞台的幼弱的资产阶级所能抵敌，戊戌变法的失败带有必然性。兼之当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没有成为独立的阶级力量，和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维新派又严重脱离人民群众，缺乏与封建主义彻底决裂的勇气，对帝国主义怀抱不切实际的幻想，充其量，他们只能发动一场软弱的资产阶级政治改良运动，而不能使改革派掌握***。就在维新上谕如雪片般飞舞之际，军政实权仍牢牢地掌握在封建顽固派手中。没有***的改革必然遭致失败。戊戌变法的历史证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自上而下的维新改良，只是幼弱的民族资产阶级不切实际的幻想，它必然让位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二）变法的意义：
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首要问题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维护民族独立，维新派虽然没有正面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但是他们鼓吹变法的首要目的却是为了救亡图存。康有为在历次上书中，不厌其详地说明只有变法才能御侮、图存。光绪皇帝进行变法，也主要是因为外强的侵逼。在慈禧太后发动***那一天，她当面指斥光绪：“变乱祖法……背祖宗而行康（有为）法，何昏愦至此”！光绪战战兢兢地回答：“是固自己胡涂，洋人逼迫太急，欲保存国脉，通融试用西法，并不敢听信康有为之法也。”① 在慌乱中的光绪皇帝仍然说明了列强的侵逼和变法的关系。虽然，短暂的戊戌变法没能达到自强御侮的目的，但它仍具有重要的爱国救亡意义，它把民族救亡意识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戊戌变法也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一次政治改革运动，它不是洋务运动的简单继续，而是有质的飞跃。洋务运动是为了维护和加强封建制度，而戊戌变法则是要逐步变封建专制制度为资本主义民主制度，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它符合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大趋势。
戊戌变法也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维新派提倡新学，批判旧学，着重宣传“兴民权”，大大地提高了全社会的民主意识和参政意识。从此，民主主义成为汹涌的社会思潮，极大地改变了中国思想文化界的面貌。正规他说，中国资产阶级新文化也是在戊戌维新运动时期和稍后几年初步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的新学术，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文学理论等已经萌生，“诗界革命”、“文体革命”、“***界革命”、“戏剧改良”等相继而起，资产阶级的新文化，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开始成为中国近代文化的主流。
（三）结果：失败
（四）失败的根本原因：
戊戌变法是民族危机下的急就产物，它过早的登上了历史的前台，失败也是历史的必然。
（一）
自从甲午中日战争失败以来，中国的民族危机一天比一天严重，到18***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后，帝国主义列强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强占租借地，国土大面积被割占，而此时软弱的清***却任凭帝国主义列强宰割。正在此时，康有为再次上书光绪帝指出：“瓜分大祸，迫在眉睫，必须当机立断，迅速维新变法，否则皇上与诸臣求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1）哀求光绪帝行新政，光绪鉴于民族危机也不的不考虑如何使中国富强进而抵抗外国侵略，免除亡国灭种的危机。以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一场变法运动在民族危机的***下被推上了历史的舞台。 历史证明，无论是改革还是革命，都需要有一定的雄厚的经济及阶级来支持，但由于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薄弱，阶级力量弱小，戊戌变法却缺乏雄厚的经济及阶级来支持，中国当时存在五种经济成分，外国资本主义经济 、地主经济、小农经济、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其中最弱小的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虽然中国在明朝中后期便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由于中国的封建势力以及阶级力量和政治势力十分强大，中国的资本主义一直都没有发展成为一股强大的新兴的经济及阶级力量，***战争的爆发，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原有的资本主义经济被扼杀，只有在洋务运动兴起后，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才逐渐兴起。但是他们的力量一直都很弱小，根据统计，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前，中国总共只拥有商办企业100多家，其中有50家是1895年甲午战争后才建立的。（2）页这100多家商办企业虽然具有资本主义性质，但是在一个有两千多年的封建经济大国中，只能是九牛一毛而已，况且还有50家企业是甲午战争后才建立的，短短的三年时间内，它的力量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是可以想象到的。再者，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便开始有了初步的发展。据资料统计，1895年到1900年创办的资本万元以上的企业共有104家，资本总额估计为2300 万元。这6年兴办的厂矿数相当于甲午战前20年的总和， 其资本总额已超过了官办或官督商办的企业，占据了我国工业的主要地。（3）但自19世纪70年代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产生以来，他们备受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双重压榨，为了生存他们不的不或者依附帝国主义或者攀附本国的封建势力，这就决定了民族资产阶级一产生便带有双重性：一方面，它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压迫，具有反侵略、反封建性，具有革命的要求；另一方面，它同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的封建势力又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缺乏彻底的反侵略，反封建的精神，具有妥协性，如果让带有双重性的资本主义力量来对抗强大的牢固的封建体制，失败是一种必然，如果我们把时间向后推移到二十实际初，我们再看一下中国民族资主义的发展状况，“1901到1911年，民间设厂矿386家，资本总额为8。8348亿元。十年间超过此前三十年的设立的厂矿、资本额总数二倍以上。”（4）到这时，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才真正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二）
戊戌维新的***基本上是一批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的书生，他们大多饱读诗书，忧国忧民，学问渊博，具有政治热情抱负，却缺少谋略和政治经验及才干。先看一下戊戌变法***康有为。
康有为生于广东南海“世以理学传家”（5）的官僚地主家庭。幼年随其祖父学习四书五经，后来师从于广东理学家朱次琦，1879年结识编修张鼎华，“尽知京朝风气，近时人才，及各种新书，道咸同三朝掌故”，（6）开阔了眼界。康有为生活的年代，正当清王朝统治处于风雨飘摇之际，作为一名有强烈爱国思想的知识分子，为了救亡图存，发起和领导了资产阶级维新变法运动，他在七次上书和几十道奏折以及当时的著作中全面系统地提出了他的变法维新的思想。 1888年，康有为第二次到北京应乡试，极感时事多艰，他发愤上书万言，“极言时危，请及时变法”。这是他第一次上书，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主张，强调只要“变成法”，“十年之内，富强可致，至二十年，久道化成，以恢属地而雪耻不难矣”。（7）这是康有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发表其维新变法思想，反映了新兴的资产阶级关心时政的要求。 甲午战败以后，1895年4月， 清***与日本***签订了割地赔款的《马关条约》。此时，康有为正在参加会试。得讯后，非常激愤，他与***等联合各省在京会试的举人***，反对卖国条约，这是第二次上书，即历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上书提出了“拒和、迁都、变法”的主张，这次上书虽未能上达，但对于当时的一切爱国人士尤其是知识分子产生了重要的启蒙作用，在全社会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成为戊戌思潮发韧的起点。 不久，他又将“公车上书”中有关变法部分以个人名义单独上书，提出“富国、举民、教士、练兵”之策，主张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保护民族工商业。光绪帝看到这次上书后，表示赞许。之后，他又上第四书，正式提出了“设议院以通下情”的主张，在不改变清朝统治的条件下，实行君主立宪制度，这次上书由于顽固派的阻递，未能上呈。 18***年，德国强占胶州湾，康有为听到消息后，再度进京上书，指出：“外国蔑视，海内离心，职忧愤迫切，谬陈大计及时变法，……如再徘徊迟疑，苟且度日，因循守旧，坐失事机，则外患内讧，间不容发……”（8）他提出了“***法俄、日以定国是”，“大集群才而谋变政”，“听任疆臣各自变法”的三点具体***，希望光绪帝能“下发愤之诏”，“一意维新”。但由于顽固派的阻挠，光绪帝未能及时看到这个上书。 1898年1月，康有为奉命上第六书，即《应诏统筹全书折》。 在这次上书中，康全面阐述了变法的建议和主张，强调依靠光绪帝的权力来推行新政，走日本明治维新的道路。他指出：“观万国之势，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9）并提出设立制度局的主张，认为制度局是实行变法的重要步骤。不久，他又最后一次上书，提出“中国变法，莫如法俄，以君权变法，莫如***法彼得。”（10）从他的出身、经历、地位尤其是他所处的时代决定了他在向西方寻求真理进而构建自己的思想体系时，必将直根于中华民族文化深厚土壤中，受到中华民族特有的心理素质、民族性格和文化传统的影响，所以，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在理论指导上有局限性。康有为借发挥孔子政治思想，利用传统的儒学权威来宣传变法的道理，他的两部书：《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前一部书把封建主义者历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某些经典宣布为伪造文献。后一部书，把本来偏于保守的孔子打扮满怀进取精神提倡尽可能平等思想观念，康有为等人从维护封建制度的传统思想中寻找理论依据来反对封建制度，没有完全抛弃儒家的传统理论。充分体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这两部书都没有充分的、有说服力的证据，不用说守旧派反对，当时的一些开明人士也不赞成。维新派某些激进的宣传也增加社会阻力。另外，康有为是开明的地主富商要求转化为资产阶级的带言人，是介于顽固派和革命派的半封建资本主义政治团体的代表人物。从康有为的阶级属性来分析他正处在从地主阶级转化的过程中，他的思想也正处在从传统的封建思想向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思想转化的过程中，他主张进行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因此他们害怕群众甚至敌视群众。他们主张变法，但却反对革命。康有为认为“凡君主专制、立宪、民主三法，必当一一循序行之，若紊其序，则必大乱。”他把革命描写得十分残暴吓人；“臣读各国史，至法国革命之际，君民争祸之剧，未尝不掩卷而流涕也。流血遍全国，巴黎百日而伏尸百二十九万，变革三次，君主再复，而绵祸八十年。”（11）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康有为在戊戍变法以后还死抱住保皇的主张不放，坚决反对革命，最后成了阻碍历史前进的绊脚石。
和他的老师康有为一样，既想实行一些改革，又极端害怕人民，因此，他们虽然常把“民权”挂到嘴上，但这只是一张空头支票，至于民权的实现在等人看来那是很遥远的事。他说：“西国之所以能立民政者，以民智既开，民力既厚也。***有自主之权，虽属公议，然当孩提之是时，则不难不籍父母之保护。今中国尚孩提也，孩提而强使自主，是曰助长，非徒无益，将又害之。故今日倡民政于中国，徒取乱耳。”基于这种认识，和整个改良派所倡导的变法，就是要依靠皇帝，依靠王公大臣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
谭嗣同很有信心，以为“国事大有可为”。其实他想错了。正当他们不辞辛劳锐意变革的时候，顽固派也在磨刀霍霍，准备利用10月在天津阅兵的机会，废掉光绪皇帝，彻底摧垮变法运动。形势越来越紧迫，9月，光绪皇帝在给康有为、谭嗣同的密诏中说：“今朕位几不保，汝康有为、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谭嗣同等跪读诏书，不禁失声痛哭，但又一筹莫展。最后想到袁世凯，想利用袁世凯编练的新军来援救皇帝。他们建议皇帝召见袁世凯并赏以官职，以便拉拢。9月18日夜，谭嗣同只身前往袁的住所法华寺，劝袁运用手中的兵力，杀掉那拉氏的亲信荣禄，保护光绪皇帝。 康有为等人以为，只要抓住了皇帝好象就能无事不成，其实，光绪皇帝只不过是个空架子，实权完全掌握在顽固派那拉氏等人手里。光绪皇帝***纳康有为、的变法图强主张，颁发了“明定国是”诏书，积极策划新政。那拉氏也急忙部署***，破坏变法运动。正当康有为等踌躇满志的时候，顽固派一个反扑，就把改良派打了下去。光绪皇帝被囚禁，谭嗣同等人被杀，康有为、染启超逃亡国外。戊戍变法运动，前后不过百天，就这样失败了。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一 解 题
《语丝》五七期上语堂〔2〕先生曾经讲起“费厄泼赖”（fair play）〔3
〕，以为此种精神在中国最不易得，我们只好努力鼓励；又谓不“打落水狗”，即足以补充
“费厄泼赖”的意义。我不懂英文，因此也不明这字的函义究竟怎样，如果不“打落水狗”
也即这种精神之一体，则我却很想有所议论。但题目上不直书“打落水狗”者，乃为回避触
目起见，即并不一定要在头上强装“义角”〔4〕之意。总而言之，不过说是“落水狗”未
始不可打，或者简直应该打而已。
二 论“落水狗”有三种，大都在可打之列
今之论者，常将“打死老虎”与“打落水狗”相提并论，以为都近于卑怯〔5〕。我以
为“打死老虎”者，装怯作勇，颇含滑稽，虽然不免有卑怯之嫌，却怯得令人可爱。至于“
打落水狗”，则并不如此简单，当看狗之怎样，以及如何落水而定。考落水原因，大概可有
三种：（1）狗自己失足落水者，（2）别人打落者，（3）亲自打落者。倘遇前二种，便
即附和去打，自然过于无聊，或者竟近于卑怯；但若与狗奋战，亲手打其落水，则虽用竹竿
又在水中从而痛打之，似乎也非已甚，不得与前二者同论。
听说刚勇的拳师，决不再打那已经倒地的敌手，这实足使我们奉为楷模。但我以为尚须
附加一事，即敌手也须是刚勇的斗士，一败之后，或自愧自悔而不再来，或尚须堂皇地来相
报复，那当然都无不可。而于狗，却不能引此为例，与对等的敌手齐观，因为无论它怎样狂
嗥，其实并不解什么“道义”；况且狗是能浮水的，一定仍要爬到岸上，倘不注意，它先就
耸身一摇，将水点洒得人们一身一脸，于是夹着尾巴逃走了。但后来性情还是如此。老实人
将它的落水认作受洗，以为必已忏悔，不再出而咬人，实在是大错而特错的事。
总之，倘是咬人之狗，我觉得都在可打之列，无论它在岸上或在水中。
三 论叭儿狗尤非打落水里，又从而打之不可
叭儿狗一名哈吧狗，南方却称为西洋狗了，但是，听说倒是中国的特产，在万国赛狗会
里常常得到金奖牌，《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的狗照相上，就很有几匹是咱们中国的叭儿狗。
这也是一种国光。但是，狗和猫不是仇敌么？它却虽然是狗，又很像猫，折中，公允，调和
，平正之状可掬，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惟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6〕似的脸来。
因此也就为阔人，太监，太太，**们所钟爱，***绵绵不绝。它的事业，只是以伶俐的皮
毛获得贵人豢养，或者中外的娘儿们上街的时候，脖子上拴了细链于跟在脚后跟。
这些就应该先行打它落水，又从而打之；如果它自坠入水，其实也不妨又从而打之，但
若是自己过于要好，自然不打亦可，然而也不必为之叹息。叭儿狗如可宽容，别的狗也大可
不必打了，因为它们虽然非常势利，但究竟还有些像狼，带着野性，不至于如此骑墙。
以上是顺便说及的话，似乎和本题没有大关系。
四 论不“打落水狗”是误人子弟的
总之，落水狗的是否该打，第一是在看它爬上岸了之后的态度。
狗性总不大会改变的，***使一万年之后，或者也许要和现在不同，但我现在要说的是现
在。如果以为落水之后，十分可怜，则害人的动物，可怜者正多，便是霍乱病菌，虽然生殖
得快，那性格却何等地老实。然而医生是决不肯放过它的。
现在的官僚和土绅士或洋绅士，只要不合自意的，便说是赤化，是共产；民国元年以前
稍不同，先是说康党，后是说革党〔7〕，甚至于到官里去告密，一面固然在保全自己的尊
荣，但也未始没有那时所谓“以人血染红顶子”〔8〕之意。可是革命终于起来了，一群臭
架子的绅士们，便立刻皇皇然若丧家之狗，将小辫子盘在头顶上。革命党也一派新气，——
绅士们先前所深恶痛绝的新气，“文明”得可以；说是“咸与维新”〔9〕了，我们是不打
落水狗的，听凭它们爬上来罢。于是它们爬上来了，伏到民国二年下半年，二次革命〔10
〕的时候，就突出来帮着袁世凯咬死了许多革命人，中国又一天一天沉入黑暗里，一直到现
在，遗老不必说，连遗少也还是那么多。这就因为先烈的好心，对于鬼蜮的慈悲，使它们繁
殖起来，而此后的明白青年，为反抗黑暗计，也就要花费更多更多的气力和生命。
秋瑾〔11〕女士，就是死于告密的，革命后暂时称为“女侠”，现在是不大听见有人
提起了。革命一起，她的故乡就到了一个都督，——等于现在之所谓督军，——也是她的同
志：王金发〔12〕。他捉住了她的谋主〔13〕，调集了告密的案卷，要为她报仇。
然而终于将那谋主释放了，据说是因为已经成了民国，大家不应该再修旧怨罢。但等到二次
革命失败后，王金发却被袁世凯的走狗了，与有力的是他所释放的杀过秋瑾的谋主。
这人现在也已“寿终正寝”了，但在那里继续跋扈出没着的也还是这一流人，所以秋瑾
的故乡也还是那样的故乡，年复一年，丝毫没有长进。从这一点看起来，生长在可为中国模
范的名城〔14〕里的杨荫榆〔15〕女士和陈西滢先生，真是洪福齐天。
五 论塌台人物不当与“落水狗”相提并论
“犯而不校”〔16〕是恕道，“以眼还眼以牙还牙”〔17〕是直道。中国最多的却
是枉道：不打落水狗，反被狗咬了。但是，这其实是老实人自己讨苦吃。
俗语说：“忠厚是无用的别名”，也许太刻薄一点罢，但仔细想来，却也觉得并非唆人
作恶之谈，乃是归纳了许多苦楚的经历之后的警句。譬如不打落水狗说，其成因大概有二：
一是无力打；二是比例错。前者且勿论；后者的大错就又有二：一是误将塌台人物和落水狗
齐观，二是不辨塌台人物又有好有坏，于是视同一律，结果反成为纵恶。即以现在而论，因
为政局的不安定，真是此起彼伏如转轮，坏人靠着冰山，恣行无忌，一旦失足，忽而乞怜，
而曾经亲见，或亲受其噬啮的老实人，乃忽以“落水狗”视之，不但不打，甚至于还有哀矜
之意，自以为公理已伸，侠义这时正在我这里。殊不知它何尝真是落水，巢窟是早已造好的
了，食料是早经储足的了，并且都在租界里。虽然有时似乎受伤，其实并不，至多不过是***
装跛脚，聊以引起人们的恻隐之心，可以从容避匿罢了。他日复来，仍旧先咬老实人开手，
“投石下井”〔18〕，无所不为，寻起原因来，一部分就正因为老实人不“打落水狗”之
故。所以，要是说得苛刻一点，也就是自家掘坑自家埋，怨天尤人，全是错误的。
六 论现在还不能一味“费厄”
仁人们或者要问：那么，我们竟不要“费厄泼赖”么？我可以立刻回答：当然是要的，
然而尚早。这就是“请君入瓮”〔19〕法。虽然仁人们未必肯用，但我还可以言之成理。
土绅士或洋绅士们不是常常说，中国自有特别国情，外国的平等自由等等，不能适用么？我
以为这“费厄泼赖”也是其一。否则，他对你不“费厄”，你却对他去“费厄”，结果总是
自己吃亏，不但要“费厄”而不可得，并且连要不“费厄”而亦不可得。所以要“费厄”，
最好是首先看清对手，倘是些不配承受“费厄”的，大可以老实不客气；待到它也“费厄”
了，然后再与它讲“费厄”不迟。
这似乎很有主张二重道德之嫌，但是也出于不得已，因为倘不如此，中国将不能有较好
的路。中国现在有许多二重道德，主与奴，男与女，都有不同的道德，还没有划一。要是对
“落水狗”和“落水人”独独一视同仁，实在未免太偏，太早，正如绅士们之所谓自由平等
并非不好，在中国却微嫌太早一样。所以倘有人要普遍施行“费厄泼赖”精神，我以为至少
须俟所谓“落水狗”者带有人气之后。但现在自然也非绝不可行，就是，有如上文所说：要
看清对手。而且还要有等差，即“费厄”必视对手之如何而施，无论其怎样落水，为人也则
帮之，为狗也则不管之，为坏狗也则打之。一言以蔽之：“党同伐异”〔20〕而已矣。
满心“婆理”〔21〕而满口“公理”的绅士们的名言暂且置之不论不议之列，即使真
心人所大叫的公理，在现今的中国，也还不能救助好人，甚至于反而保护坏人。因为当坏人
得志，虐待好人的时候，即使有人大叫公理，他决不听从，叫喊仅止于叫喊，好人仍然受苦
。然而偶有一时，好人或稍稍蹶起，则坏人本该落水了，可是，真心的公理论者又“勿报复
”呀，“仁恕”呀，“勿以恶抗恶”呀……的大嚷起来。这一次却发生实效，并非空嚷了：
好人正以为然，而坏人于是得救。但他得救之后，无非以为占了便宜，何尝改悔；并且因为
是早已营就三窟，又善于钻谋的，所以不多时，也就依然声势赫奕，作恶又如先前一样。这
时候，公理论者自然又要大叫，但这回他却不听你了。
但是，“疾恶太严”，“操之过急”，汉的清流和明的东林〔22〕，却正以这一点倾
败，论者也常常这样责备他们。殊不知那一面，何尝不“疾善如仇”呢？人们却不说一句话
。***使此后光明和黑暗还不能作彻底的战斗，老实人误将纵恶当作宽容，一味姑息下去，则
现在似的混沌状态，是可以无穷无尽的。
七 论“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23〕
中国人或信中医或信西医，现在较大的城市中往往并有两种医，使他们各得其所。我以
为这确是极好的事。倘能推而广之，怨声一定还要少得多，或者天下竟可以臻于郅治。例如
民国的通礼是鞠躬，但若有人以为不对的，就独使他磕头。民国的法律是没有笞刑的，倘有
人以为肉刑好，则这人犯罪时就特别打***。碗筷饭菜，是为今人而设的，有愿为燧人氏〔
24〕以前之民者，就请他吃生肉；再造几千间茅屋，将在大宅子里仰慕尧舜的高士都拉出
来，给住在那里面；反对物质文明的，自然更应该不使他衔冤坐汽车。这样一办，真所谓“
求仁得仁又何怨”〔25〕，我们的耳根也就可以清净许多罢。
但可惜大家总不肯这样办，偏要以己律人，所以天下就多事。“费厄泼赖”尤其有流弊
，甚至于可以变成弱点，反给恶势力占便宜。例如刘百昭殴曳女师大学生〔26〕，《现代
评论》上连屁也不放，一到女师大恢复，陈西滢鼓动女大学生占据校舍时，却道“要是她们
不肯走便怎样呢？你们总不好意思用强力把她们的东西搬走了罢？”〔27〕殴而且拉，而
且搬，是有刘百昭的先例的，何以这一回独独“不好意思”？这就因为给他嗅到了女师大这
一面有些“费厄”气味之故。但这“费厄”却又变成弱点，反而给人利用了来替章士钊的“
遗泽”保镳。
八 结 末
或者要疑我上文所言，会激起新旧，或什么两派之争，使恶感更深，或相持更烈罢。但
我敢断言，反改革者对于改革者的毒害，向来就并未放松过，手段的厉害也已经无以复加了
。只有改革者却还在睡梦里，总是吃亏，因而中国也总是没有改革，自此以后，是应该改换
些态度和方法的。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1〕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十日《莽原》半月刊第一期。
〔2〕 林语堂（1895—1***6） 福建龙溪人，作家。早年留学美国、德国，
曾任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授，厦门大学文科主任，《语丝》撰稿人之一。当时与
鲁迅有交往，后因立场志趣日益歧异而断交。三十年代，他在上海主编《论语》、《人间世
》、《宇宙风》等杂志，以自由主义者的姿态，提倡“性灵”、“幽默”，为***统
治粉饰太平。他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语丝》第五十七期发表《插论语丝的文体——
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一文，其中说“‘费厄泼赖’精神在中国最不易得，我们也只好
努力鼓励，中国‘泼赖’的精神就很少，更谈不到‘费厄’，惟有时所谓不肯‘下井投石’
即带有此义。骂人的人却不可没有这一样条件，能驾人，也须能挨骂。且对于失败者不应再
施攻击，因为我们所攻击的在于思想非在人，以今日之段祺瑞、章士钊为例，我们便不应再
攻击其个人。”
〔3〕 “费厄泼赖” 英语Fair play的音译，原为体育比赛和其他竞技所
用的术语，意思是光明正大的比赛，不用不正当的手段。英国资产阶级曾有人提倡将这种精
神用于社会生活和党派斗争中，认为这是每一个资产阶级绅士应有的涵养和品德，并自称英
国是一个费厄泼赖的国度。但实际上，这不过是资产阶级用以掩盖自己的丑恶和麻痹人民群
众的一个漂亮口号。
〔4〕 “义角” 即***角。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五十三期（一九二五年十二
月十二日）《闲话》中攻击鲁迅说：“花是***爱好的，魔鬼是***厌恶的。然而因为要取
好于众人，不惜在花瓣上加上颜色，在鬼头上装上义角，我们非但觉得无聊，还有些嫌它肉
麻。”意思是说：鲁迅的文章为读者所欢迎，是因为鲁迅为了讨好读者而***装成一个战斗者。
〔5〕 指吴稚晖、周作人、林语堂等人。吴稚晖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一日《京报副刊
》发表的《官欤——***欤——吴稚晖欤》一文中说：现在批评章士钊，“似乎是打死老
虎”。周作人在同月七日《语丝》五十六期的《失题》中则说：“打‘落水狗’（吾乡方言
，即‘打死老虎’之意）也是不大好的事。……一旦树倒猢狲散，更从哪里去找这班散了的
，况且在平地上追赶猢狲，也有点无聊卑劣。”林语堂在《插论语丝的文体——稳健、骂人
、及费厄泼赖》一文中赞同周作人的意见，认为这正足以补充“‘费厄泼赖’的意义”。
〔6〕 “中庸之道” 儒家学说。《论语·雍也》：“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
宋代朱熹注：“中者，无过无不及之名；庸，平常也。……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
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7〕 康党 指曾经参加和赞成康有为等发动变法维新的人。革党，即革命党，指参
加和赞成反清革命的人。
〔8〕 “以人血染红顶子” 清朝官服用不同质料和颜色的帽顶子来区分官阶的高低
，最高的一品官是用红宝石或红珊瑚珠作帽顶子。清末的官僚和绅士常用告密和捕杀革命党
人作为升官的手段，所以当时有“以人血染红顶子”的说法。
〔9〕 “咸与维新” 语见《尚书·胤征》：“歼厥渠魁，胁从罔治，旧染污俗，咸
与维新。”原意是对一切受恶习影响的人都给以弃旧从新的机会。这里指辛亥革命时革命派
与势力妥协，地主官僚等乘此投机的现象。
〔10〕 二次革命 指一九一三年七月发动的讨伐袁世凯的战争。与辛亥革命
相对而言，故称“二次革命”。在讨袁军发动之前和失败之后，袁世凯曾指使他的走狗
了不少革命者。
〔11〕 秋瑾（1879？—1907） 字璇卿，号竞雄，别号鉴湖女侠，浙江绍
兴人。一九○四年留学日本，积极参加留日学生的革命活动，先后加入光复会、同盟会。一
九○六年春回国，一九○七年在绍兴主持大通师范学堂，组织光复军，和徐锡麟准备在浙、
皖两省同时起义。徐锡麟起事失败后，她于同年七月十三日被清***逮捕，十五日凌晨被杀
害于绍兴轩亭口。
〔12〕 王金发（1882—1915） 浙江嵊县人，原是浙东洪门会党平阳党的
首领，后加入光复会。辛亥革命后任绍兴军政分府都督，二次革命后于一九一五年七月被袁
世凯的走狗浙江都督朱瑞于杭州。
〔13〕 谋主 据本文所述情节，是指当时绍兴的大地主章介眉。他在作浙江巡抚增
韫的幕僚时，极力怂恿掘毁西湖边上的秋瑾墓。辛亥革命后因***纳贿、平毁秋墓等罪被王
金发逮捕，他用“捐献”田产等手段获释。脱身后到北京任袁世凯总统府的秘书，一九一三
年二次革命失败后，他“捐献”的田产即由袁世凯下令发还，不久他又参与朱瑞王金发
的谋划。按秋瑾案的告密者是绍兴劣绅胡道南，他在一九○八年被革命党人处死。
〔14〕 模范的名城 指无锡。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二卷第三十七期（一九二五
年八月二十二日）发表的《闲话》中说：“无锡是中国的模范县”。
〔15〕 杨荫榆（？—1938） 江苏无锡人，曾留学美国，一九二四年任北京女
子师范大学校长。她依附北洋军阀，压迫学生，是当时推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奴化教育
的代表人物之一。
〔16〕 “犯而不校” 这是孔丘***曾参的话，见《论语·泰伯》。
〔17〕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摩西的话，见《旧约·申命记》：“以眼还眼，以
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
〔18〕 “投石下井” 俗作“落井下石”，语出唐代韩愈的《柳子厚墓志铭》：“
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反眼若不相识，落陷阱不一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者，皆是
也。”林语堂在《插论语丝的文体——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一文中说：“不肯下井投
石即带有费厄泼赖之意”。
〔19〕 “请君入瓮” 是唐朝酷吏周兴的故事，见《资治通鉴》卷二○四则天后天
授二年：“或告文昌右丞周兴与丘神崔通谋，太后命来俊臣鞫之，俊臣与兴方推事对食，谓
兴曰：‘囚多不承，当为何法？’兴曰：‘此甚易耳！取大瓮，以炭四周炙之，令囚入中，
何事不承！’俊臣乃索大瓮，火围如兴法，因起谓兴曰：‘有内状推兄，请兄入此瓮！’兴
惶恐叩头服罪。”
〔20〕 “党同伐异” 语见《后汉书·党锢传序》。意思是纠合同伙，攻击异己。
陈西滢曾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五十三期（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二日）的《闲话》中用此
语影射攻击鲁迅：“中国人是没有是非的。……凡是同党，什么都是好的，凡是异党，什么
都是坏的。”同时又标榜他们自己：“在‘党同伐异’的社会里，有人非但攻击公认的仇敌
，还要大胆的批评自己的朋友。”
〔21〕 “婆理” 对“公理”而言，陈西滢等人在女师大风潮中，竭力为杨荫榆辩
护，后又组织“教育界公理维持会”，反对女师大复校。这里所说的“绅士们”，即指他们
。参看《华盖集·“公理”的把戏》。
〔22〕 清流 指东汉末年的太学生郭泰、贾彪和大臣李膺、陈蕃等人。他们联合起
来批评朝政，暴露宦官集团的罪恶，于汉桓帝延熹九年（166）为宦官所诬陷，以结党为
乱的罪名遭受捕杀，十余年间，先后四次被杀戮、充军和禁锢的达七八百人，史称“党锢之
祸”。东林，指明末的东林党。主要人物有顾宪成、高攀龙等。他们聚集在无锡东林书院讲
学，议论时政，批评人物，对舆论影响很大。在朝的一部分比较正直的官吏，也和他们互通
声色，形成了一个以上层知识分子为主的政治集团。明天启五年（1625）他们为宦官魏
忠贤所***，被害者数百人。
〔23〕 “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语见朱熹在《中庸》第十三章的注文。
〔24〕 燧人氏 我国传说中最早钻木取火的人，远古的“三皇”之一。
〔25〕 “求仁得仁又何怨” 语见《论语·述而》。
〔26〕 刘百昭 湖南武冈人，曾任北洋***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一九二五年八
月，章士钊解散女师大，另立女子大学，派刘百昭前往筹办，刘于二十二日雇用流氓女丐殴
打女师大学生，并将她们强拉出校。
〔27〕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女师大学生斗争胜利，宣告复校，仍回原址上课。这时
，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三卷第五十四期（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九日）发表的《闲话》中
，说了这里所引的话，鼓动女子大学学生占据校舍，破坏女师大复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