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晚清中兴四大名臣才能卓著，但是整个清朝的体制已经不能适应当时的发展，个人是无法抵挡历史的发展，封建体制早晚是要被推翻的，清朝卖主求荣的丑恶嘴脸已经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唾弃，清朝落后的发展已经不能适应当时迅速发展的趋势。
一个封建王朝不可能一直屹立不倒，在封建时代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天下大势，清朝到了后期各种矛盾不断积累，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走向灭亡是必然的。此时的时代主潮流是资本主义，所以封建社会被取代是必然的历史***。清王朝的闭关锁国已经失去了进步的条件，面临国内外的双向压力，清王朝只能走向灭亡。
清***的黑暗腐朽的政治体系，皇权特别集中，统治者为所欲为，一人独大，其代表人物就是慈禧，坚持满汉区别对待，没有缓解不平等的阶级对立。始终不愿意真正的经济改革，更不用说政治改革，当世界各国完成工业革命的时候，我国还是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社会生产力和外国已经差距甚远，弱小的国家只能面临被侵略的危机。
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的悲剧就在于他们所要竭力维护的这个国家***实际上已经不是中国利益的守护者，而是中国利益的出卖者。这是他们的局限。辛亥革命的成功彻底结束了中国的封建时代，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到来，而腐朽落后的清王朝必将不复存在。
有才的人德重要,有德的人才重要.德才兼备当然更好
有德无才可做朋友.有才无德可来利用,德才兼备可为我师
唯才论：这种理论的含义是用人只以才干来提拔，不考虑其道德品行，持这种理论的代表人物就是三国时代的曹操。曹操曾经说过：无论鸡鸣狗盗之徒，只要有一技之长，都可获得重用。确实，曹操在用人上气度宏大，三教九流，无所不用，郭嘉在分析曹操十胜、袁绍十败时曾经指出：“绍外宽内忌，所任唯亲戚，公外简内明，用人唯才，此度胜也。” 比如曹操并不因为外人忠于旧主或对自己谄媚而模糊选才用才的标准。蔡瑁、张允卖国求荣，曹操虽一时利用，但心中却早有处置。汉中杨松，贪财卖主，献城给曹操，仍被曹操斩首示众。而对忠贞的张辽、文聘，弃暗投明，曹操慧眼识才，不仅由衷赞赏，而且加官晋爵，委以重任。特别是晚年，重用与自己意见相左而非常有才华的司马懿，最终实现统一中原的愿望，把唯才是举的思想运用到完美无缺的境地。
唯德论：这种理论认为用人以德，唯德是举，只要品德高尚就可重用。人关键要有品德，才干是可以后天培养的；有才干无品德，非但不利于团体，相反只会破坏团体事业。持这种理论的代表人物有春秋战国时代的宋襄公。宋襄公一味讲究仁义道德，结果打了败仗，给后世留下笑柄。这种理论隐含的前提***设是：每个人通过适当的培养都能拥有任何层次的才干，都可以出任任何层次的干部职务。实际上，这种***设是不存在的，在实践中，我们发现有许多人由于其基本素质问题，根本就无法培养。
德才兼备论：这种理论的主要含义是只有德才兼备的人才可以做干部。先秦诸子中，墨子是倡导选用德才兼备的人才的。他认为：“夫一道术学业仁. 义者，皆大以治人，小以任官，远施周偏，近以修身，不义不处，非理不行，务兴天下之. 利，曲直周旋，利则止，此君子之道也。②有才无德之人不能重用，有德无才之人予以培养，等其展示才华之后，再予以使用。德才兼备论首先倾向于德，只要品德高尚，才干尚可之人，就可以重用。持这种理论的代表人物还有清朝的曾国藩。曾国藩用人讲究品行，其次才考虑才干。同样，他***用这种用人方式，也干出了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德才兼备论的现代表述方式还有“又红又专”，这种说法曾广泛流行于十年***时代。在实际工作中，大部分领导在提拔干部时，都按德才兼备论的方式实行。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品德高尚或才华出众的人太少，德才兼备的人更是少之又少，因此，实行德才兼备论困难重重，强调了对德的要求，必然要放低对才的要求，否则，在实践中就无法行得通。当然要尽可能做到找到两者的最佳结合。
「 ”长毛”出身的海军提督？ 丁汝昌，作为中国第一支近代化海军——北洋海军的司令早已被国人所熟知（南洋和广东只是蒸汽化的水师，不能算是国家海军，只有北洋海军才有资格被称为「 ”大清帝国海军”），是中国近代史和中国海军史无论如何都绕不过去的关键人物。尤其在1895年的那个风雪交加的夜晚悲壮的服毒自尽，让多少后人为之唏嘘和扼腕。 电视剧《铁甲舰上的男人们》中由施京明饰演的丁汝昌 但是，关于丁汝昌早年的一段时期的经历却成了一部分今人攻击丁汝昌的理由——太平军叛徒。关于这段经历，流传较广泛的是这样一种说法，丁汝昌家境贫寒，自幼给人帮工，后来参加太平军，之后又随所部投降清军，由此才进入了淮军系统。有关丁汝昌的记录大多***用这种记述，甚至包括比较权威的《丁汝昌年谱》中也认可了丁汝昌早年加入过太平军的说法。 出于国内主流舆论对太平天国趋于正面的评价，所以作为「 ”太平军叛徒”的丁汝昌自然而然的招来了不少口诛笔伐。 丁汝昌是甲午海战中的关键人物，以往不少中国近代史的论著和辞典都对其大加颂扬，然而，据历史考证，丁汝昌却是农民起义军的叛徒，并靠镇压农民起义而发家（「 ”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是太平军叛徒”，湖南电视台《金鹰报》，记者夏菁）。 从个人履历来看，丁汝昌是农民起义军的叛徒，并是靠镇压农民起义而发家的……丁汝昌发迹的历史并不光彩，他有奶便是娘，始则参加农民起义军，终则弃之，见风驶舵，卖主求荣（凤凰资讯，「 ”历史新论：丁汝昌是爱国将领吗”）。 这个叛军出身的文盲靠走后门得到的舰队司令能力究竟有多强呢？可以说是毫无能力，只是因为是李鸿章的亲信而被委派为舰队司令。（马骏《晚清军事揭秘》P172页） 好一个「 ”叛军出身的文盲”、「 ”走后门”、「 ”毫无能力”，简直是把如今社会上的不良现象一举囊获，浓缩到了丁汝昌一个人的头上了。 刚成为北洋水师统领的丁汝昌 丁汝昌出身「 ”长毛”的所谓依据 「 ”叛军出身的文盲”牵扯出一个又可以算是公案一桩的丁汝昌出身问题，许多描写丁汝昌生平的各种资料可谓是汗牛塞屋，但基本上都是千篇一律。其中最权威也是最著名的当属著名的甲午战争史研究者戚其章老先生的叙述。戚老在其笔撰的《甲午战争海军人物传·丁汝昌》中是这么描述的： 丁汝昌（1836.11.18－1895.2.12），原名先达，字禹廷，亦作雨亭，号次章。原籍安徽凤阳县，祖先在明初投军入了卫所，后人成了卫籍，落户在庐江县北乡石嘴头地方，子孙繁衍，人口增多，后来该地改名为丁家坎村。咸丰末年，丁汝昌家迁巢县高林乡郎中村（今安徽巢湖市高林镇郎中村），丁汝昌的父亲丁灿勋，以务农为生，生活贫苦。丁汝昌幼年曾入私塾读了三年书，因家境贫穷，自十岁起失学，出外帮人放牛、放鸭、摆渡船等，以补贴家用。十四、五岁时，被父亲送到同族伯父的豆腐店学徒。咸丰元年（1851年），庐江一带发生严重灾荒，丁汝昌父母先后病故。三年十二月（1854年1月），太平军占领庐江，丁汝昌参加太平军。后随太平军驻扎安庆，成为程学启的部下。 十一年（1861年），安庆被湘军围困危急，身为陈玉成部下的程学启，深夜率丁汝昌等300余人翻越城墙，向集贤关湘军训导曾贞干投降。湘军将领曾国荃对这批降军存有疑虑，每逢战斗，必令他们居于前列，七月十三日，程学启、丁汝昌作为前导，攻破安庆北大门外的太平军营垒3座，断绝了安庆北面的交通，使守城的太平军处境更加艰难，八月一日，曾国荃指挥程学启、丁汝昌等攻占安庆，太平军守将叶芸莱以下1.6万人全部战死。战后，程学启升任游击，赏戴花翎，充当开字营营官，丁汝昌升任千总，充当开字营哨官。 众多有关丁汝昌加入过太平军的叙述大多源自戚老的《甲午战争海军人物传·丁汝昌》。那么戚老是凭什么如此叙述的呢？他的理论出处又是哪里呢？ 一番搜寻下来，戚老先生很显然是相信了清末诗人陈诗（字子言，号鹤柴，庐江县马厂乡石虎村人）在民国写的《丁禹廷军门传》的说法，戚其章老先生在五十年代安徽实地探访丁汝昌身世的时候接触到了陈诗的这篇丁汝昌的小传：「 ”咸丰荒旱，父母亦逝。太平军过庐邑，掠人入伍，汝昌被掠，从至皖城。与同馆者，则桐城程忠烈学启也，倾怀效能，意气相得。无何，湘乡曾忠襄国荃围皖城，学启偕汝昌率三百人逾城出降。忠襄犹疑虑，每战令居前，屡获捷，既克皖，学启授参将，领开字营。汝昌哨官，亦授千总”。这段文字才是丁汝昌曾为「 ”太平天国叛徒”的最初根源。 另外，还有两个叙述似乎能和陈诗的《丁禹廷军门传》形成所谓的「 ”证据链”，其一是丁汝昌度夫人魏氏的出身；其二就是一个言官的一句话。 戚其章先生在同一次的安徽实地***访中根据***访所得做出了如下的记录：他（指丁汝昌）遇到了从太平天国女营散出来的一个女孩，姓魏，时年15岁，湖北钟祥县人。他一见魏女，非常喜欢，娶之，成为继配夫人，人称魏夫人。调查时有老人说：「 ”魏夫人当过太平军女兵，有武艺，常见她舞剑”。当老婆的都是太平军的女兵了，那么丁汝昌当过太平军就更有可信度了。 另外一个叙述出自翰林院编修曾广均（字重伯，号环远，一号约思，又名伋庵，乃湘军最高统帅曾国藩的孙子、曾纪鸿之子）在甲午年上的一篇针对丁汝昌的弹劾奏折。在奏折里，这位曾国藩的孙子、湘系新贵痛斥淮军作战如何不力，称丁汝昌「 ”皖捻余孽，下材”，用词十分尖酸刻薄。但是戚其章先生基于陈诗的那篇《丁禹廷军门传》的基础上得出结论：曾广均曾有「 ”丁汝昌皖捻余孽”之语，恐怕也非空穴来风，无端诬陷。显然，这里的「 ”捻”似乎暗指的是太平军，联想到太平军赖文光部曾经和捻军合兵作战，那么似乎更能坐实丁汝昌是「 ”太平军叛徒”的定义。 陈诗的疏漏 粗听下来，以上证明丁汝昌是「 ”太平军叛徒”的依据和理由似乎都能说得过去，但是细细一推敲，很容易找到「 ”叛军出身的文盲”说的破绽。 首先的问题出在陈诗的《丁禹廷军门传》本身，陈诗的这篇传看上去洋洋洒洒，读起来很痛快，但是细细一读，问题很容易就能冒出来。 《丁禹廷军门传》中说的是有鼻子有眼的，可是首先，该篇成书的时间是民国时期，距离丁汝昌所处的那个年代已然有一段时间，显然不是第一手的资料。其次，该篇文字通篇没有指出所叙述内容的出处在哪里，更何况陈诗引用的这段叙述的叙述人是何人？什么身份？是不是经历过那段历史的当事人？又或是否为淮系中人？诸如此类的问题陈诗都没有给出答案，所以只能算是一家之言，只是因为成文时期比较早，所以被不明真相的后人当成了「 ”史料”，其实就本质而言，陈诗的《丁禹廷军门传》和如今任何一个草民随便写一篇《丁汝昌传》没有什么区别，最多算是「 ”一家之言”，没有多少史料价值（同样是人物传，先生写的《李鸿章传》因为掌握有李鸿章亲手交予的履历，并且能够引用当时的政治家对李鸿章的评价以相互照应，所以这篇《李鸿章传》的可信度颇高）。那丁汝昌的真实身份到底是什么呢？ 首先解决丁汝昌到底是不是「 ”文盲”。根据五十年代找到的丁氏族谱的记载中显示丁汝昌家境虽然不算富裕，但是也不至于穷到连书都读不起的地步，更何况族谱里白纸黑字的记载着丁汝昌有三年的私塾「 ”学历”。这三年的私塾，戚其章先生也予以承认。试想，以当时的经济条件，私塾的不菲学费不是一般家庭能上负担得起的，在那个一家一年收入仅仅够温饱（有时候还不够温饱）的情况下，拿出余钱供孩子上学是大多数中国家庭无法想像的事情。至少一般的贫下中农家庭一年所得扣去温饱后是供不起私塾的学费的。所以，从丁家能供丁汝昌上三年私塾的记载看来丁汝昌绝非「 ”出身贫寒”，至少是个「 ”中农”，上过私塾的人也绝不是某些人口中的「 ”文盲”。从丁汝昌留下的书法笔迹也能印证：这种堪称不俗的字迹绝不是「 ”文盲”能写出来的水平，书证物证俱在，丁汝昌的「 ”文盲说”基本可以寿终正寝了。 既然丁汝昌不是「 ”文盲”，那么丁汝昌到底是不是「 ”长毛”呢？陈诗与丁汝昌素昧平生，所写的传也没有什么根据，要搞清楚这个问题，还必须从当事人的记述中寻找。 如果丁汝昌确实像陈诗所说的那样当过太平军，最起码要得到几个当事人的证明：首先是丁汝昌所谓的在太平军中的老上级程学启，如果程学启留下的文字中有只言片语能够证明他在太平军队伍中的时候有一个叫丁汝昌的下级，那就能证明丁汝昌曾经当过「 ”长毛”。可惜的是，程学启没有半个字有关这些内容的记录。其次，接受程学启部投降的曾国荃对此也有发言权，可是对此事曾国荃也偏偏保持了沉默。两个直接当事人都「 ”默不作声”，那么只能退而求其次，看看间接当事人有什么说道了。 符合「 ”间接当事人”这个标准的，是丁汝昌成为淮军军官后的上级和战友，看看他们是怎么说的吧。 李鸿章在保举丁汝昌的奏折里白纸黑字的写明丁汝昌长江水师出身 李鸿章在保举丁汝昌为北洋水师提督的奏折里是如此描述的：「 ”丁汝昌，字禹廷，安徽庐江人。初隶长江水师。从刘铭传征捻”。铭军在江苏常州、苏州一带进攻太平军时，系统内隶属过水师营。太平军剿灭后，整体「 ”转行”为马队（骑兵），北上投入到剿灭捻军的战斗中。可见，丁汝昌从军后的第一个身份是水师军官。正是这段经历，成为李鸿章举荐丁汝昌为水师提督的重要理由；丁汝昌作为当事人也在给刘铭传的信中也提到其早年投刘铭传帐下效力云云，而作为另一个当事人也算丁汝昌直接上级的刘铭传对此也没有表示出任何的异议、予以认可；与丁汝昌当了几十年战友的袁世凯后为丁汝昌奏请抚恤的奏折中写道：「 ”同治元年，由行伍随原任台湾巡抚刘铭传攻克江苏常州府、安徽广得州，皆拔帜先登。嗣追贼宁国，阵毙贼目黄和锦，进剿徐州，援济宁，克长沟寨，解安徽雉河集河南扶沟之围，克复湖北黄县城。五年，毙任逆于赣榆，大捷于寿光。六年，平西捻于徒骇河。大小百数十战，无役不从，摧坚陷阵，常为军锋……”（《袁世凯奏议》下，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341页） 即便是到了丁汝昌被清流们气势汹汹的谤议的时候，除了翰林院编修曾广均的「 ”丁汝昌皖捻余孽”一语之外再也没见哪个言官或者御史在丁汝昌的出身上做什么文章，而所谓的「 ”皖捻”也不过是自认为正统清高的清流们对安徽一带的团练、土匪的统称，「 ”捻”这个字在安徽方言中是「 ”土匪”的意思。皖捻，绝不等于发匪；而皖捻和皖藉团练，却难以划清界限。因此本人以为「 ”皖捻余孽”的根本意思其实不是「 ”捻军”，而是「 ”安徽土匪残余”。和太平军、甚至捻军是完全两种概念，不能混为一谈。淮军将领如刘铭传、周盛波、周盛传、潘鼎新、张树珊、张树声等皆为土匪或者团练出身，在安徽修筑圩子以自立，太平军一来则各圩子合力抗敌，太平军一走就互相掐架火拼（贼来相助、贼去相攻），因此说刘铭传、周胜波这些人是「 ”皖捻余孽”，也是可以。那么清流们称他们为「 ”皖捻余孽”是很自然的事情了。试想，如果丁汝昌真的是太平军或者捻军余孽的话，对清流言官来说无疑是一个攻击丁汝昌甚至李鸿章的绝佳话题，岂有撂在一边不用的道理？话说到此，丁汝昌的「 ”叛军”身份就更加该打上一个问号了。 至于丁汝昌的妻子魏夫人是否当过太平军女兵，本人认为并不重要，就算魏夫人真的是太平军女兵出身，也不能以此证明丁汝昌当过太平军。就像李鸿章的洋顾问瑞乃尔娶的中国妻子是太平天国纳王郜云宽的侄女，难道能以此证明瑞乃尔也当过太平军吗？不是很荒谬么？ 也许有人会提出异议，因为在清朝，曾经的太平军身份不光彩；民国以后，「 ”太平军叛徒”的身份更加不光彩，所以族谱完全有可能刻意隐瞒了这段不光彩的历史。而李鸿章和袁世凯因为和丁汝昌交好、一个是上级一个是战友，也完全有为丁汝昌掩盖「 ”丑事”的动机。 但是有一点被忽略了，历史研究类似于司法定案，仅仅依靠怀疑是无法「 ”定罪”的。如果怀疑族谱或者李鸿章、袁世凯为丁汝昌掩盖当过太平军的经历，那就有谁主张谁举证的责任。除非有切实的证据证明了丁家族谱或者李鸿章、袁世凯确实为丁汝昌的经历和履历做了篡改。不然，按照史料学的划分，丁家的族谱、李鸿章和袁世凯有关丁汝昌记录的史料价值绝不是陈诗的那篇无引注、无出处、无当事人的「 ”三无小传”所能比拟的。 另外，同样在陈诗的《丁禹廷军门传》中还有一段记录也能从反面上证明这篇小传的史料价值有多么微不足道： 「 ”时议裁兵节饷，刘欲裁马队三营，置汝昌于闲散。汝昌时别屯，陈书 *** 。刘怒其梗命，将召至而戮之。有相告者，汝昌亟率亲信十二人乘马驰归里。”「 ”家居数年，金尽，走天津，乞傅相直督李公畀一差。李相曰：‘省三与尓有隙，我若用尓，则与省三龌龊矣。尓宜与之分道扬镳。吾今欲立海军，令人统率，尓如能赴英国学习海军，毕业归来，当以此任相属。’汝昌避席曰：‘谨如命’。” 这段文字根据戚其章先生的引申，将「 ”时议裁兵节饷，刘欲裁马队三营，置汝昌于闲散”的时间确定在了同治十三年（1874年）。 可是根据本人好友、甲午战争史研究者孙建军先生的考证，在所谓的「 ”时议裁兵节饷，刘欲裁马队三营，置汝昌于闲散”的1874年（同治十三年），刘铭传正在家乡诗歌琴管、莳花赏盘，他的人生轨迹并未与丁汝昌相交，非但没有交集，连切点也没有。一位在乡的卸任直隶提督本来「 ”意气顿平”了，何以竟胆大包天地要杀一位在职的军队高级将领，这个玩笑可开大了！这个情节若写入***、编入电视剧，会增加「 ”票房”，但作为史料就不能当真。对于1874年（同治十三年）刘铭传要杀丁汝昌的说法，我们最好还是加一注：「 ”该情节纯属无稽，如有引用，不可当真”（孙建军「 ”刘铭传何曾要杀丁汝昌——丁汝昌早年生涯的一段史料证谬”）。由此可见，陈诗在写《丁禹廷军门传》的时候有多么随意、多么漫不经心。 更加接近真实的丁汝昌 那么丁汝昌真的是「 ”毫无能力，只是因为是李鸿章的亲信而被委派为舰队司令”吗？ 其实，对丁汝昌是陆军出身，缺乏统带近代海军的能力的诟病也是很多史学家一直挂在嘴巴边上。但是实际上，虽然并非科班出身，丁汝昌自出任北洋水师提督后，李鸿章对丁汝昌的历练可谓是不遗余力。1877年丁汝昌滞留天津养病期间就被李鸿章调入了北洋海军新购的伦道尔炮艇（蚊子船）「 ”飞霆”上历练，李鸿章在推荐丁汝昌任北洋海军提督的奏折中这样提到：「 ”……臣查该提督丁汝昌，干局英伟，忠勇朴实，晓畅戎机，平日于兵船纪律尚能虚心讲求。现在筹办北洋海防，添购炮船，到津督操照料，在在需人，且水师人才甚少，各船管驾由学堂出身者，于西国船学操法，固已略知门径，而战阵实际，概未阅历，必得久经大敌者相与探讨砥砺，以期日起有功，缓急可恃。臣不得已，派令丁汝昌赴‘飞霆’等炮船讲习……概提督颇有领会，平日藉与中西各员联络研究，熟练风涛，临事或收指臂之助。”（《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三十五） 接收超勇、扬威时在英国照相馆拍摄的丁汝昌留影 当1880年在英国订造的「 ”超勇”、「 ”扬威”两艘撞击巡洋舰建成之际，李鸿章即派出规模达到数百人的接舰团由丁汝昌带队到英国接收新舰。在英国，丁汝昌受到维多利亚女王的接见，和英国各界名流频频交流，丁汝昌本人举止得体、平易近人的性格给英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第一次出现在英国的中国水兵也是军容严整、秩序井然，广受英国各界赞誉；经历过接舰之旅的北洋海军军官池仲祐回忆中提到：在两艘撞击巡洋舰扬帆回国途中，丁汝昌经常亲自研读海图，制定航线；而在1887年11月分别在英国、德国订造的「 ”致远”、「 ”靖远”、「 ”经远”、「 ”来远”四艘巡洋舰建成回国在厦门与南下过冬的北洋水师主力会合的时候，根据陪同舰队回国的驻英国使馆官员余思怡的《楼船琐记》记录，当四舰官兵听说很快就要见到丁军门时，个个面露喜色，奔走相告。以上种种皆能说明不论是在能力还是人缘上，丁汝昌都能很好的胜任北洋水师提督这一职务。 树立于刘公岛丁公府门前的丁汝昌像 正因为丁汝昌有行伍经历，也正是因为丁汝昌有在长江水师服役的经历，所以才会在李鸿章筹建北洋水师的时候被李鸿章选中。相比那些毕业于福建船政学堂、理论有余、实践不足、喝过洋墨水、一脸书生气的毕业生们，为人忠厚朴实、战功卓著、又有水师服役经历的丁汝昌显然有着巨大的优势。 另外，关于丁汝昌的能力，一个来自敌对国度——日本的海军元老的评价更有说服力。 1891年，丁汝昌率领北洋舰队访问日本，正是在这次访问中，丁汝昌与日本近代海军缔造者之一、江户幕府时期就已经是海军负责人的胜海舟互赠刀剑、成了刎颈之交。 和丁汝昌私交深厚并且评价甚高的日本海军元老胜海舟 「 ”丁氏躯干巨大，面色浅黑，所见之处丝毫没有威严之色，而且举止活泼，不拘小节，言辞率真，类似伧夫……胜海舟为了表示自己的心意，当即将一口宝剑和一首和歌相赠。 丁带他（胜海舟）参观了军舰，参观了军舰的各个角落，他发现其中一切都被妥善整顿，而且所用之物都是中国自产，没有一件外国货。他自从战争（甲午战争）期间，虽然已经和北洋舰队为敌，但是心中还是日夜挂牵着丁汝昌的消息，甚至还要高过当时的伊东（日本联合舰队司令），虽然伊东曾是他的学生，他对丁和李都非常的尊敬。”（《胜海舟》，民友社，1899年版，下篇第89－90页） 当丁汝昌在甲午年殉国后，胜海舟得知此号后悲痛万分，提笔为他的这位旧友作挽诗以示悼念： 二月十七日，闻旧知清国水师提督丁汝昌***之报，我深感君之心中果决无私亦嘉从容，不误其死期，嗟叹数时，做芜诗慰其幽魂。 忆昨访我屋，一剑表心里， 委命甚义烈，懦者为君起， 我将识量大，万卒皆遁死， 心血溅渤海，双美（武士道对武人的最高嘉许）照青史。 试想，如果丁汝昌真的「 ”毫无能力，只是因为是李鸿章的亲信而被委派为舰队司令”，又岂能在其生命过程中得到如此的赞誉，甚至是敌对阵营中的知己的牵挂？ 威海甲午战争陈列馆中的丁汝昌塑像 作为后世的评论者，首先要做的就是丰富自身的知识积累，只有最大限度的还原当时的历史情形，设身处地的站在当事人的角度去考虑问题，才有可能得出和「 ”真实”较为接近的结论；如果仅仅根据已经知道的结果，对战败者进行道德上的空泛指责、甚至是无意义的恶毒人身攻击，并自以为得计的洋洋得意，显然不是对历史、对事实负责任的做法。 另外，对待同一则史料，如果解读的角度不同，得出的结论也完全可能南辕北辙，具体到「 ”皖捻余孽”，如果脑子里已经先入为主的认为丁汝昌是「 ”太平军叛徒”，那么很容易将「 ”皖捻”也解释为太平军（太平天国曾经在安徽大量招募或者是挟持壮丁入伍，以补充两广老兵的损失）。以至于忽略了「 ”皖捻”的真实意思。因此，正确的解读每一个史料名词，靠的是使用者的眼力，还有内心的那杆不偏不倚的天平。
李鸿章在攻破苏州后言而无信杀掉降兵，因为他担心这些投降的士兵会再次反叛。自古以来两国交战不斩降兵已经成为战争的潜规则，但是历史上杀死降兵的***不绝于耳，李鸿章在镇压太平军起义的过程中战功卓著，李鸿章和曾国藩都是清朝镇压太平吉军的主力人物，苏州城是双方交战的重要一战。在天京之变以后，太平军有鼎盛急速衰落，当时的太平军已经是强弩之末。
太平军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其中也有卖主求荣为自己个人利益背叛太平军的人。这场战争最终由于叛徒的出现李鸿章轻松取胜，双方虽然达成了约定，事成之后授予***厚禄，但这不过是李鸿章自己的一面之词。李鸿章以前对待投降的士兵比较仁慈，但是这一次已经动摇了清王朝统治的根基，清朝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平定这次叛乱，李鸿章对太平军恨之入骨。
以前的农民起义都是小打小闹，如果再一次出现太平军起义的情况，那么清王朝将会面临灭亡的命运。李鸿章绝对不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即使背上背信弃义的骂名，也要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这些士兵投降清朝不过是一时之选，一旦他们有机会推翻清朝的统治，再一次成为李鸿章的敌人。
身家性命和个人名誉两者比较起来，李鸿章选择了前者。李鸿章还是一个比较务实的人，别人骂他他不痛不痒，但是如果这些人再次反叛那么自己将陷入万劫不复之地，自己的功过得失在后人评价，此时此刻李鸿章最重要的是消灭太平军对清王朝的威胁，对自己的威胁，消灭太平军是李鸿章对天下人宣告的一种态度反叛没有好结果。
太平天国是清朝晚期的重要***，它从发起于广西，却在清朝最发达的苏杭一代壮大，并且在南京定都盘踞了十余年，与清朝分庭抗礼，晚清历经两代皇帝，死伤了无数将领，才趁着洪秀全挑起内讧的机会，联合洋人外夷，才逐渐平息了太平天国。平心而论，太平天国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强大的一次揭竿而起，在它存续的十多年内，时势造英雄，石达开、杨秀清、韦昌辉以及后期的陈玉成和李秀成等人虽然出身低微，却都是不世出的大人物。
可以说，太平天国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但却大多数人都被没有远见的洪秀全带到的阴沟里。当然，也有一部分人在太平天国日渐衰落、背弃理想的时候，选择放下武器、投降清朝，虽然举了白旗，但很难说他们都是卖主求荣的小人，毕竟?时也、运也?，一言难尽。
太平天国最大的降将是韦俊，他本是北王韦昌辉的弟弟，自金田举事以来，就一直追随太平天国东征西讨，为太平天国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太平天国中，韦俊的名声源自他三次攻克武昌城，他非常擅于防守。天京事变前夕，曾国藩为首的湘军以数十倍的兵力把韦俊死死围困在武昌城内，石达开本来奉命前来援救、解围，却因?天京事变?猝然爆发，于是匆匆掉头前往南京。没有援军的韦俊，在权衡形式之后，以疑兵之计故意趁着夜色，大摇大摆地领兵离开了武昌。虽然是弃守，但韦俊却做到了大军之中、全身而退，足见他有勇有谋。
天京事变本来只是太平天国洪秀全、杨秀清等人的争权夺利，但最后却演变成了整个内部的清洗，先是韦昌辉一夜之间屠尽杨秀清府上2万余人，石达开本来不在漩涡之中，却因侠义劝阻而遭到韦昌辉的携恨报复，全家死于非难，不久之后，韦昌辉又被洪秀全下令处死，韦家也遭到了血洗。远在武昌的韦俊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切，却无能为力，更要命的是，他还与杨秀清家结下了仇恨（杨家也有人领兵在外，逃过一劫）。
在石达开的斡旋下，洪秀全表面上表示韦俊不同于韦昌辉，没有参加谋反之事，但内心时时刻刻都没有放下对韦俊的警惕，怀疑、猜忌，甚至是排挤，韦俊的部将都封侯加爵了，韦俊却空有赫赫战功。在这种状况下，郁闷的韦俊最终在曾国藩等人的诱惑下，投降了清朝，成了太平天国最大的降将，不过，虽然来头很大，却从来没有被清朝重用，后半生碌碌无为地混到了善终。
同样是投降，丁汝昌的运气比韦俊好了很多倍。丁汝昌是安徽合肥人，他投身太平军时还是一个小年轻，甚至投降时也只是一个毫不起眼的太平军小卒。而同他一起投降的程学启却是太平军的重要头目，甚至还被冠以?葬送太平天国最重要的人之一?。然而，阴差阳错，丁汝昌却是太平天国众多降将中，混得最好的一个，一度官至北洋海军提督，统帅了当时清朝最大的北洋水师。
这一巨大转变的原因就是，丁汝昌受到了同是安徽合肥人的李鸿章的赏识。不过，甲午海战时，北洋水师因为各种原因全军覆没，丁汝昌选择殉国，败下阵的清朝被迫签订《马关条约》，赔了好几亿白银。
人力***是一种特殊的***，对于选择和鉴别人才，德才兼备也许是很多人的首选，但是毕竟德才兼备的人太少。对于品德的评判也没有统一的标准。我们强调人才的选用原则应以德才兼备为上，并非以为着对其他人才的排斥和屏弃。“唯才是举”、“勿拘品行”的用人方针,不仅与我们现代管理心理学中领导素质“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不矛盾,而且还能够对我国现阶段改革开放社会环境中的用人路线提供积极的、务实的理论参考,并产生更深远的意义。
关键词： 德才兼备 唯才是举
人力***是一种特殊的***，它主要具有不可替代性和和高增值性的特点。人力***管理已经成为国家或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途径或手段。1995年9月，世界银行在“世界银行指定新的国家财富计算法”中公布：确定一个国家和地区财富的新方法，即以自然资本、创造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为核算依据，人力资本成为衡量一国财富的重要指标。在21世纪，人力***开发与管理在综合国力的竞争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是国家富强、民族昌盛的关键。有效的开发与利用人力***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首要国策。
《资治通鉴》是一部伟大的史学巨著，这部史学巨著对许多历史***的记述和评价其实是很可以作为道德论者的典范的。本书在开篇伊始，便推出了一篇"才德"之说，这是极具深意的做法，概要以此来统领全书，评价世人也！其自才德而对君子小人所做的定义，可谓鞭辟入里，堪为道德论者之典范。
司马氏说："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云梦之竹，天下之劲也，然而不矫揉、不羽括，则不能以入坚。棠溪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熔范，不砥砺，则不能以击强。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①
中国历史上，对选用人才的德才考虑有如下三种理论。
唯才论：这种理论的含义是用人只以才干来提拔，不考虑其道德品行，持这种理论的代表人物就是三国时代的曹操。曹操曾经说过：无论鸡鸣狗盗之徒，只要有一技之长，都可获得重用。确实，曹操在用人上气度宏大，三教九流，无所不用，郭嘉在分析曹操十胜、袁绍十败时曾经指出：“绍外宽内忌，所任唯亲戚，公外简内明，用人唯才，此度胜也。” 比如曹操并不因为外人忠于旧主或对自己谄媚而模糊选才用才的标准。蔡瑁、张允卖国求荣，曹操虽一时利用，但心中却早有处置。汉中杨松，贪财卖主，献城给曹操，仍被曹操斩首示众。而对忠贞的张辽、文聘，弃暗投明，曹操慧眼识才，不仅由衷赞赏，而且加官晋爵，委以重任。特别是晚年，重用与自己意见相左而非常有才华的司马懿，最终实现统一中原的愿望，把唯才是举的思想运用到完美无缺的境地。
德才兼备论：这种理论的主要含义是只有德才兼备的人才可以做干部。先秦诸子中，墨子是倡导选用德才兼备的人才的。他认为：“夫一道术学业仁. 义者，皆大以治人，小以任官，远施周偏，近以修身，不义不处，非理不行，务兴天下之. 利，曲直周旋，利则止，此君子之道也。②有才无德之人不能重用，有德无才之人予以培养，等其展示才华之后，再予以使用。德才兼备论首先倾向于德，只要品德高尚，才干尚可之人，就可以重用。持这种理论的代表人物还有清朝的曾国藩。曾国藩用人讲究品行，其次才考虑才干。同样，他***用这种用人方式，也干出了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德才兼备论的现代表述方式还有“又红又专”，这种说法曾广泛流行于十年***时代。在实际工作中，大部分领导在提拔干部时，都按德才兼备论的方式实行。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品德高尚或才华出众的人太少，德才兼备的人更是少之又少，因此，实行德才兼备论困难重重，强调了对德的要求，必然要放低对才的要求，否则，在实践中就无法行得通。当然要尽可能做到找到两者的最佳结合。
唯德论：这种理论认为用人以德，唯德是举，只要品德高尚就可重用。人关键要有品德，才干是可以后天培养的；有才干无品德，非但不利于团体，相反只会破坏团体事业。持这种理论的代表人物有春秋战国时代的宋襄公。宋襄公一味讲究仁义道德，结果打了败仗，给后世留下笑柄。这种理论隐含的前提***设是：每个人通过适当的培养都能拥有任何层次的才干，都可以出任任何层次的干部职务。实际上，这种***设是不存在的，在实践中，我们发现有许多人由于其基本素质问题，根本就无法培养。
在中国人才史上，虽然历代名家对德才的关系有种种不同的认识，但是显而易见，德才兼备者仍然是统治者任用官吏的首选目标。所谓德才兼备的说法，应该是十分流行的了。
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教诲，对于任何事业而言，德才兼有的人才是栋梁，有德无才的人也可使用，有才无德的人坚决不可使用，至于二者皆无之辈，当然是垃圾了。可是我常常疑心，中国的事业发展太慢的原因，恰恰是所谓德才兼备、有德无才的人太多了。德，指品德，或者其它一些由组织人事部门认定的一些正面评价，有趣的是，这些往往不好具体评价，领导说有德就有德，原来这个德就成了任人随意装扮的小姑娘。哪一个贪官污吏在被组织人事部门选拔的时候，不是被认定为德才兼备？
其实，德才兼备，把德放在才之前，并无大错。但这个德本身成为了虚伪或者权杖的派生词，由此来排挤才，就正是现实中，人才屡屡不得志的悲剧了。谁不明白，所谓有德，就是会来事，懂得领导的心思，三陪往往不够，精神上的奴才做到位了，也就是很有德了吧。
最可怕的个例是，认定人们是不是有“德”的权威本身无才，面对公认的人才不好意思拿“才”作为否决的把柄，于是只好推崇“德”了。五千年的中国史，无非是千里良驹被认定为图谋不轨的病驹的纪录罢了。
到了现代，才学的评定标准趋于科学、易于量化，告***的难度较大，哪怕哪个领导拿个党校的博士，可是***台上常常讲错别字、外行话，也就构成难堪的笑话了。群众的眼睛雪亮的很，当然许多“德才兼备”、“有德无才”的弄潮儿们也是早被识破真面目的。
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吴起，少年即胸怀大志，决心显名诸侯。但是，按一般的道德标准来衡量，吴起又是一个品行不好的人，先是死母不葬，继之又为取得鲁穆公的信任，竟“杀妻以求将”。对于这样一位颇有争议的人物，受到了楚悼王的重用，命其主持变法。吴起变法取得极大的成效，使楚国迅速强大起来。吴起者，卫人，仕于鲁。齐人伐鲁，鲁人欲以为将，起取齐女为妻，鲁人疑之，起杀妻以求将，大破齐师。或谮之鲁侯曰：“起始事曾参，母死不奔丧，曾参绝之。今又杀妻以求为君将。起，残忍薄行人也。且以鲁国区区而有胜敌之名，则诸侯图鲁矣。”起恐得罪。闻魏文侯贤，乃往归之。文侯问诸李克，李克曰：“起贪而好色，然用兵，司马穰苴弗能过也。”于是文侯以为将，击秦，拔五城。起之为将，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设席，行不骑乘，亲裹赢粮，与士卒分劳苦。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卒母闻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将军自吮其疽，何哭为？”母曰：“非然也。往年吴公吮其父，其父战不还踵，遂死于敌。吴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③又如，汉初的功臣陈平也是一个智谋超人之士，但人无完人，陈平的品德令人不敢恭维：平居家时，盗其嫂；事魏不容，亡归楚；归楚不中，又亡归汉，诸将金，金多者得善处，金少者得恶处。④对众人的诋毁刘邦不为人所动，反而对陈平信任有加，“厚赐，拜为护军中尉，尽护诸将。诸将乃不敢复言。”陈平亦未负刘邦的期望，数出奇计，免刘邦于困厄与危难之中。
当然所谓重才轻德，并非对被选用者的德行无一要求。对于违反一般意义上道德规范的人才，统治者从时代急需出发，自然不会弃而不用。曹操用人以“唯才是举”著称，带有明显的重才轻德的倾向。可杨修，孔融等人也被曹操所杀。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尺度。
太宗即位之初，令封德彝举贤，久无所举。上诘之，对曰：“非不尽心，但于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古之致治者，岂借才于异代乎？正患己不能知，按可诬一世之人！”在太宗看来封德彝没有选拔出人才，是因为他没有用人之明，并非世无才俊，事实证明。唐太宗用人如器，不拘一格的选用了大量的人才，为成就他帝王之业和贞观之治奠定了人才基础。魏征善谏，房玄龄长与谋划，杜如晦敏于决断，戴执法严明，太宗都各用其所长，使他们的才能得到很好的发挥。其实，唐太宗的观点正好说明了缺乏人才更多的是因为领导者没有发现人才而不是没有人才，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在现代，很多领导干部和企业人事部门，往往一边放着人才不用，一边疾呼当世无才。
俗话说，“尺有所短，寸有所长”，领导用人既要善于发挥他的长处，同时还要包容其缺点。古人云：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领导对下属的缺点看得太清楚，就必然会在工作中投入更多的注意，而掩盖了下属的很多优点。这样，下属的工作积极性必然受到打击，这对组织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领导在用人过程当中，始终不要忘记：用人是为了事业的发展，而不是为了让自己看得顺眼，所以，用人所长，容人所短，是必须遵循的原则。
合理的人才匹配可以使人才个体在有效管理下释放出最大的能量，从而产生良好的组织效应，一个组织的效能，固然决定人才的素质，更有赖于人才整体结构的合理配置，科学的人才配置和管理能够使人才扬长避短，产生超越个人能力的力量，而且团队学习的进步远远快于个人学习的进步，通过优化组合人才结构就能获得巨大效益。
由李秀成被俘经过和自述所给予的评价
曾国荃非常痛恨李秀成死守天京城,让他费了那
么大的力气,伤透了脑筋,吃够了苦头,才能把天京
攻下.这次李秀成被俘,曾国荃为解心头之气,***
处罚李秀成.他要用尖刀和针锥狠刺,然后用刀一小
块,一小块地把李秀成的肉割下来,慢慢地把他折磨
死.
当他命人把李秀成带上来时,拿起针锥,像疯狗
一样冲向被五花大绑的李秀成,在他身上一阵猛刺,
一时流血简直像喷泉一样直向外飞溅,洒了一地!曾
国荃还不解恨,又喝令刽子手把李秀成的肉一片一片
地细割下来,李秀成满身血肉模糊,成了一块红通通,
血淋淋的肉团.但李秀成并没有被这酷刑吓倒,相反,
他挺起胸膛,威风凛凛地大喝曾国荃 :"曾国荃!交
战双方,各将士都为各方之主而战,你生什么气 而
且,胜败乃兵家常事,这次被你捉拿,也只是偶然的,
你就高兴得发了疯,你不觉得这有损曾家的大义吗 "
过了三天,曾国荃差人做了一个木笼,把李秀成
装在里面.18年7月28日,曾国藩从安庆赶
到天京,亲自审问李秀成.后来他经过深谋远虑,决
定就在南京杀死李秀成,以免夜长梦多,但他却狡猾
地叫李秀成写一个供述,以便杀了他以后向朝廷有个
交代.
李秀成当时有两种打算,一种是当敌人用刀锥加
害于自己时,就慷慨壮烈地牺牲;另一种是,当敌人
放下刀俎时,就暗中跟随他们走一段路,伺机东山再
起."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李秀成深谙其中
真意.
所以,曾国藩叫他写供述,李秀成就认为这是他
实行第二选择的好机会.他忍耐,迁就于曾国藩,从
见曾国藩第二天就开始写自述,用委婉,曲折,甚至
巴结曾国藩的语气进行他的秘密***.在炎热的夏天,
囚笼之中,为达到他的目的,李秀成争取时间拚命地
挥写,以每天七千字的惊人速度,去赶写这一部自述.
李秀成在写自述的第五天,曾国藩就与心腹赵烈
文经过多方面的考虑与商议,最后一致以李秀成"狡
猾多端"为借口,下决心把他.
在李秀成写自述的第八天,曾国藩又亲自和李秀
成谈了一次话.李秀成在谈话中,借机劝曾国藩称帝
反清.曾国藩当时确有称帝之心,但他的顾虑太多,
并没有***纳李秀成的劝告.而在第二天下午,李秀成
还在赶写自述时,就把他拉出来杀了.李秀成在赴刑
场时,神色镇定自若,微笑着踏上刑场,并吟诗作词
十句,表现出他视死如归的精神和英雄气概!
李秀成自幼就受到忠,孝的教育,是个孝子,极
其孝顺他的母亲,每次有重大事情出去或出差在外,
凡是有可能,必定先辞别他的母亲.
再者,他出生雇农,久经革命锻炼.他一生忠心
耿耿,尽了他的"愚忠"之心.尤其是他没听取李世
贤兵谏他不要入天京城,而去天京哭着谏天王不要守
天京,弃城突围,天王不听.李秀成见天朝已无多大
希望了,就当着满朝文武的面,叫天王给他赐死,以
免日后落在清兵的手中.
当天京失陷时,他甚至连家中的老母都没去救,
而先将幼天王解救突围,足见其忠大过孝.而且在关
键时刻,将自己的战马让给幼天王,结果自己落了难.
还有在荒山逃难时,当地百姓叫他剃头避难,他硬是
不肯,严正表示 :"即使不幸落在敌人手里,也不过
是死罢了 ."从这一切事实中可见,在他的思想上,
是早已有献身革命事业的准备了.
早在他被俘虏受刑的当天晚上,曾国藩的心腹赵
烈文,劝李秀成投降时,李秀成表示 :"朋友之义,
不能逾越,更何况受其爵位 ."赵烈文又问他 :"现
在天京已经陷落,天下就要太平了,你以后有什么打
算 "" 死罢 !"但他还有后文 ,"顾虑到长江沿岸
都有原来的部将,能让我写信把他们遣散,以免彼此
再战,生灵涂炭,就已死而无憾了 ."从中可以看出,
他为能保存革命力量,做任何牺牲都无所谓!
李秀成在表现出他的坚定不移的革命立场的同时,
也有自己的打算.李秀成对当时的革命形势,有他自
己的看法.他认为,太平天国的前途还很有希望,军
事力量还很雄厚 ,广大人民还在拥护太平天国; 而
且清朝统治者内部,清朝与外国侵略者之间,都存在
着尖锐的矛盾,他们的联合只是为了共同的目标,即
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但他们的各自利益却不相同;再
者,现在幼天王已经脱险,太平天国几十万大军都在
长江两岸,问题只在于一个有威望,有能力的领导者
来统领,就可以复兴太平天国,而他自己正是合适的
人选.另一方面,李秀成在他的思想意识里面,就已
深深地受到《东周列国志》 ,《三国演义》中叙述的
"勾践灭吴","姜维伪降"等历史故事的影响 . 现
在国破被俘,自己又是太平天国的军师,军队的最高
统帅,复兴太平天国已是责无旁贷了.所以,他决定
在敌人用武力时,自己就慷慨就义;当敌人用文的时,
只要有一线生机,即使忍辱负重,也要坚挺下去.
因此,在他写自述第八天熄灯之后,乘着曾国藩
又过来和他谈话之机,劝曾国藩称帝,自己***降曾国
藩,以苟且偷生,伺机重振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当时
曾国藩掌握湘军,占有长江中下游广大地盘,湖南,
湖北,江西,安徽等省,到处都是他的士兵和战船.
而这些富庶的产粮省份的粮食和税银则源源不断地输
入他的金库.这强大的军事,物质的实力,曾几度使
清皇朝极怕曾国藩推翻他们的统治地位;并且,曾国
藩的党羽,亲信也企图拥他做皇帝,借机捞到好处.
当湘军攻下安庆时,曾国藩的心腹大将彭玉麟就试探
曾国藩说 :"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 "(《清
朝野史大观》第八卷.)曾国藩在他老家湘乡建书屋,
工匠做的上梁文就颂祝道 :"两江总督太细哩,要到
南京做皇帝 ."而曾国藩本人,则表示他自己不听李
秀成的劝告的原因不是"不敢 ", 而是"不肯".这
也说明了李秀成的***并不算幻想.但是,曾国藩向
来是个老奸巨滑的傀儡,考虑问题很多,又有
太多的顾虑,他和心腹赵烈文通过对李秀成的谈话和
观察他在过去的一切活动,两人一致认为李秀成狡猾
多端,阴谋诡计最多,所以曾国藩非但没有中计,反
而看穿了李秀成的如意算盘,决定趁早把李秀成解决
了,以免发生意外(如果把李秀成押解北京 ,不免在
途中遭到太平军的劫逃).
就在8月7日下午,当李秀成还在忙着写自述时,
曾国藩就派人通知他,当晚就要把他处死.李秀成仍
在写自述,一听到这件事,就停笔震惊了好一阵子,
知道自己全部的心思都白费了.镇静之后,他倒心平
如镜地准备去死,因为他已竭尽全力了.到晚上赴刑
场的时候,他仍"谈笑自若 ",像没事儿一样.行刑
前,他作词十句,词中叙述了他的忠诚之情,同时也
有称赞和感恩曾国藩的语意,这很大可能是李秀成的
另一目的,因为他在狱中,曾国藩来谈时,李秀成曾
向他提出三个条件,其中就有不要追杀太平军余部,
把他们遣散就够了.通过这最后歌颂曾国藩,就是防
止他改变对自己的许诺,以保存太平军的实力,这充
分体现了李秀成自始至终一直是对太平天国忠心耿耿
的.
李秀成被捕后，死前最大的遗产就是他的供述，
即《李秀成自述》。《自述》内容详尽 、 条理清楚。
文中内容几乎包括太平天国运动的整个过程。不仅包
括他所参加和组织的战事和其他***，而且也记载了
一些由他作为旁观者的战事。但由于他作为太平天国
后期的主要将领，所以在这期间他所指挥的战事几乎
都是太平天国的重要战争。比如二破江北大营，三河
战役，二破江南大营，东征苏常，第一次进攻上海，
第二次西征，进军浙江，第二次进攻上海，率军回救
天京(后期)，苏州保卫战，天京保卫战等。
正因为他是参加者、领导组织者，他的记叙更具
真实性、可靠性。这为研究太平天国历史提供了一份
朴实的礼物，弥补了太平天国史中的许多漏洞，减少
了研究中的许多弯路。
遗憾的是，李秀成在写自述时并没有查阅任何资
料，更没有时间进行详尽的思考，只是在自己的记忆
中，把一件一件事回忆出来。对于以前整天在戎马上
生活的他，不免遗忘某些细节，特别是一些日期，只
能有个大概的印象。所以书中某些地方的差错是不可
避免的。
值得提出的是，由于李秀成写《自述》所处的特
殊环境和他本人另有谋算，除了上述的记忆错误外，
还有些有意的歪曲和隐瞒。比如，他断定幼天王死在
乱军中，以消除曾国藩的疑心，不再追击幼天王，以
及有意讨好曾国藩，以期有朝一日能复兴太平天国等。
最为可惜的是 ，《李秀成自述》并没有完整地保留下
来，而被曾国藩作了删改，最后部分被曾国藩撕毁，
以至于某些史实的遗失和某些事实受到歪曲。如曾国
藩将《李秀成自述》原稿中“将原文盖印”真迹的涂
改和将天朝十误中的第十误全部涂改为“误不应专保
天京，扯动各处兵马 。”显然，这是曾国藩为了显耀
自己功劳的“杰作”。
尽管如此 ，《自述》原稿的大部分内容毕竟保留
下来。在近一个世纪后，曾国藩的曾孙在社会舆论的
压力下，终于于1963年在台湾影印公布。经过各
史学专家，特别是太平天国史学专家罗尔纲先生从影
印本的字迹、内容等方面进行全面、细致、翔实的考
证，证实是李秀成的真迹。
对于李秀成的评价，向来贬褒不一。笔者认为，
李秀成的一生功过皆有，而且功超于过。李秀成从青
年参加太平天国运动，从士兵到大将，到统帅，无不
表现出他的忠诚、勇敢和卓越的军事才能，在屡次战
斗中， 立下汗马功劳。 他领导的军队被英国人呤称
为“常胜军 ”，成为后期太平军的精华和天朝的支柱。
如果没有他这样的将才，能有这样的勇兵吗？
虽然他在用兵上有时不顾大局，偏于自私，但相
对于他的功劳来说，是次要的。如果说他被俘后在狱
中“变节”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污点，那么，这丝毫不
会影响他的功劳。因为，即使他不“变节 ”，就能使
太平天国运动复兴吗？当然不会。毕竟他是坐在笼中
的人，一切最多只能是异想天开了。不过，从中国传
统的人格上来说，这种“变节”确实有碍于他的英雄
气概，给他自己脸上涂了黑。但其实这也只是鹦鹉学
舌，从小就开始对他影响的《东周列国志》， 在他死
前仍发生作用，可以说他的“变节”是因为《越王勾
践灭吴》陶冶所致。换个角度说，他的“变节”是他
的一种计谋，如果他能获得成功，苟且活着，那他将
寻找机会复兴太平天国，这也正表明了他的忠诚，为
太平天国事业殚精竭虑，费尽心机。
如果从长远的历史来看，李秀成的自述是一部很
好的太平天国战争史，并且，他总结了太平天国失败
的经验教训。摘其原文如下：
“计开天朝之失误有十：
一、误国之首，东王令李开芳、林凤祥扫北败亡
之大误。
二、误因李开芳、林凤祥扫北兵败后，调丞相曾
立昌、陈仕保、许十八去救，到临清州之败。
三、误因曾立昌等由临清败回，未能救李开芳、
林凤祥，封燕王秦日纲复带兵去救，兵到舒城杨家店
败回。
四、误不应发林绍璋去湘潭，此时林绍章在湘潭
全军败尽。
五、误因东王、北王两家相杀，此是大误。
六、误翼王与主不和，君臣疑忌，翼起猜心，将
合朝好文武将兵带去，此误至大。
六、误主不信外臣，用其长兄次兄为辅，此人未
有才情，不能保国而误。
七、误王不问政事。
八、误封王太多，此之大误。
九、误国不用贤才。
十、误立政无章。误国误命者，因十误之由而起，
而性命无涯 。”（选自《李秀成自述》。）
虽然他总结这十误(共有十一项)具有局限性，但
他能在极有限的时间内总结出来，已着实不易，因为
任何事务都有个完善的过程，在这过程中所需的是时
间，而李秀成正是缺乏这个，因此，对于他的局限性
是可以谅解的。但是他在总结中忽略了二次西征的失
败，正表明了他的具有自私性，这与他出身于农民，
及其所具有的局限性是分不开的。
总之，李秀成的一生辉煌的成就使他成为战场上
的英雄，同时，他作为一个普通的农民，使人们也看
到他只是一个朴质、活灵灵的人，任何英雄只是一个
人，而不是神或上帝的创造物。让我们历史地、中肯
地评价他的一生，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总的来说，李秀成也是一个改变历史的人物，他
的英名将永垂史册！
有才的人德重要,有德的人才重要.德才兼备当然更好
有德无才可做朋友.有才无德可来利用,德才兼备可为我师
唯才论：这种理论的含义是用人只以才干来提拔，不考虑其道德品行，持这种理论的代表人物就是三国时代的曹操。曹操曾经说过：无论鸡鸣狗盗之徒，只要有一技之长，都可获得重用。确实，曹操在用人上气度宏大，三教九流，无所不用，郭嘉在分析曹操十胜、袁绍十败时曾经指出：“绍外宽内忌，所任唯亲戚，公外简内明，用人唯才，此度胜也。” 比如曹操并不因为外人忠于旧主或对自己谄媚而模糊选才用才的标准。蔡瑁、张允卖国求荣，曹操虽一时利用，但心中却早有处置。汉中杨松，贪财卖主，献城给曹操，仍被曹操斩首示众。而对忠贞的张辽、文聘，弃暗投明，曹操慧眼识才，不仅由衷赞赏，而且加官晋爵，委以重任。特别是晚年，重用与自己意见相左而非常有才华的司马懿，最终实现统一中原的愿望，把唯才是举的思想运用到完美无缺的境地。
唯德论：这种理论认为用人以德，唯德是举，只要品德高尚就可重用。人关键要有品德，才干是可以后天培养的；有才干无品德，非但不利于团体，相反只会破坏团体事业。持这种理论的代表人物有春秋战国时代的宋襄公。宋襄公一味讲究仁义道德，结果打了败仗，给后世留下笑柄。这种理论隐含的前提***设是：每个人通过适当的培养都能拥有任何层次的才干，都可以出任任何层次的干部职务。实际上，这种***设是不存在的，在实践中，我们发现有许多人由于其基本素质问题，根本就无法培养。
德才兼备论：这种理论的主要含义是只有德才兼备的人才可以做干部。先秦诸子中，墨子是倡导选用德才兼备的人才的。他认为：“夫一道术学业仁. 义者，皆大以治人，小以任官，远施周偏，近以修身，不义不处，非理不行，务兴天下之. 利，曲直周旋，利则止，此君子之道也。②有才无德之人不能重用，有德无才之人予以培养，等其展示才华之后，再予以使用。德才兼备论首先倾向于德，只要品德高尚，才干尚可之人，就可以重用。持这种理论的代表人物还有清朝的曾国藩。曾国藩用人讲究品行，其次才考虑才干。同样，他***用这种用人方式，也干出了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德才兼备论的现代表述方式还有“又红又专”，这种说法曾广泛流行于十年***时代。在实际工作中，大部分领导在提拔干部时，都按德才兼备论的方式实行。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品德高尚或才华出众的人太少，德才兼备的人更是少之又少，因此，实行德才兼备论困难重重，强调了对德的要求，必然要放低对才的要求，否则，在实践中就无法行得通。当然要尽可能做到找到两者的最佳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