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亭集序中体现的两种人生观念：
1、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翻译：有的人在室内畅谈自己的胸怀抱负。
2、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翻译：有的人就着自己所爱好的事物，寄托情怀，放纵无羁地生活。
节选原文：
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
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
翻译：
人与人相互交往，很快便度过一生。有的人在室内畅谈自己的胸怀抱负；有的人就着自己所爱好的事物，寄托情怀，放纵无羁地生活。虽然各有各的爱好，安静与躁动各不相同，但当他们对所接触的事物感到高兴时，一时感到自得。
感到高兴和满足，竟然不知道衰老将要到来。等到对得到或喜爱的东西已经厌倦，感情随着事物的变化而变化，感慨随之产生。过去所喜欢的东西，转瞬间，已经成为旧迹，尚且不能不因为它引发心中的感触，况且寿命长短，听凭造化，最后归结于消灭。古人说：“死生毕竟是件大事啊。”怎么能不让人悲痛呢？
扩展资料：
赏析：
这篇序言疏朗简净而韵味深长，突出地代表了王羲之的散文风格。且其造语玲珑剔透，琅琅上口。是古代骈文的精品。《兰亭集序》在骈文的几个方面都有所长。在句法上，对仗整齐，句意排比，两两相对，音韵和谐，无斧凿之痕，语言清新、朴素自然。
属于议论部分的文字也非常简沽，富有表现力，在用典上也只用“齐彭殇”和“修楔事”这样浅显易储的典故，这样朴素的行文与东晋对代雕章琢句，华而不实的文风形成鲜明对照。
这篇文章体现了王羲之积极入世的人生观，和老庄学说主张的无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百度百科-兰亭集序 （集序文章）
兰亭集序》，又题为《临河序》、《禊帖》、《三月三日兰亭诗序》等。晋穆帝永和九年(公元353)三月三日，时任会稽内史的王羲之与友人谢安、孙绰等四十一人会聚兰亭，赋诗饮酒。王羲之将诸人名爵及所赋诗作编成一集，并作序一篇，记述流觞曲水一事，并抒写由此而引发的内心感慨。这篇序文就是《兰亭集序》。此序受石崇《金谷诗序》影响很大，其成就又远在《金谷诗序》之上。?
文章首先记述了***的时间、地点及与会人物，言简意赅。接着描绘兰亭所处的自然环境和周围景物，语言简洁而层次井然。描写景物，从大处落笔，由远及近，转而由近及远，推向无限。先写崇山峻岭，渐写清流激湍，再顺流而下转写人物活动及其情态，动静结合。然后再补写自然物色，由晴朗的碧空和轻扬的春风，自然地推向寥廓的宇宙及大千世界中的万物。意境清丽淡雅，情调欢快畅达。兰亭宴集，真可谓“四美俱，二难并”。
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有聚合必有别离，所谓“兴尽悲来”当是人们常有的心绪，尽管人们取舍不同，性情各异。刚刚对自己所向往且终于获致的东西感到无比欢欣时，但刹那之间，已为陈迹。人的生命也无例外，所谓“不知老之将至”(孔子语)、“老冉冉其将至兮”(屈原语)、“人生天地间，奄忽若飙尘”(《古诗十九首》)，这不能不引起人的感慨。每当想到人的寿命不论长短，最终归于寂灭时，更加使人感到无比凄凉和悲哀。如果说前一段是叙事写景，那么这一段就是议论和抒情。作者在表现人生苦短、生命不居的感叹中，流露着一腔对生命的向往和执着的热情。?
魏晋时期，玄学清谈盛行一时，士族文人多以庄子的“齐物论”为口实，故作放旷而不屑事功。王羲之也是一个颇具辩才的清谈文人，但在政治思想和人生理想上，王羲之与一般谈玄文人不同。他曾说过：“虚谈废务，浮文妨要”(《世说新语·言语篇》)在这篇序中，王羲之也明确地指斥“一死生”、“齐彭殇”是一种虚妄的人生观，这就明确地肯定了生命的价值。?
这篇文章具有清新朴实、不事雕饰的风格。语言流畅，清丽动人，与魏晋时期模山范水之作“俪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文心雕龙·明诗篇》)迥然不同。句式整齐而富于变化，以短句为主，在散句中参以偶句，韵律和谐，乐耳动听。
在我们告终的时候，正式咱们十几岁的年龄，在学习李密的《陈情表》的时候备受感动，再加上文章在语言上的朴实、朗朗上口，只需要朗读即便就能将全文背诵下来。然而当时也只是被李密那赤诚的孝心所打动。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加之对《陈情表》的当事人李密和晋武帝司马炎的了解更加深入，却更加觉得李密辞不赴命除了要供养祖母以外，似乎还有很多的政治考量。
(一)李密所处的险恶的政治环境
公元265年，晋王司马炎逼迫魏元帝曹奂禅位给自己，立国号晋，建都洛
阳，改元泰始，这便是后世所称的晋武帝。而在之前两年，也就是公元263年，司马昭派大将钟会伐蜀，刘禅投降，蜀国自此灭亡。
如何对待蜀国归降的君臣是摆在司马炎面前一个棘手的课题，由于当时孙浩依然在江东割据一方，国家并没有实现统一，司马炎需要做一个政治姿态，就是优待蜀国君臣，不计前嫌、量才录用，这样可以瓦解东吴抵抗之心，为统一全国减少阻力。
然而，将天下一统的晋朝大概是中国历史上最不受人待见的朝代，晋做出的历史功绩真是少之又少。司马懿取血腥曹爽满门的方式攫取了曹魏的大权，司马昭、司马炎父子两个又从曹魏的幼主手里篡国，曹魏的立国可以说是名不正、言不顺。
晋朝的皇帝更是奇葩，晋武帝司马炎在统一三国之后，逐渐怠惰、不理整事。攻破东吴之后，司马炎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清点人口、府库，稳定社会治安，而是忙着把孙浩的妃嫔全部送到洛阳，据为己有。还命令军士查***间的女子，一并送到洛阳供自己享乐。
据史料记载，司马炎的后宫有妃嫔、宫女一万余名，每天下朝之后尽然犯愁去哪个宫里，于是侍臣建议皇帝每天乘坐一辆羊车，任羊随意行走，停在哪个宫门口就去哪个宫，一个宫女为了博得宠幸，就在自己的宫门前放上蘸了盐水的叶子，这样羊就会停下，皇帝也就可以和她在一起了。后来，其他的宫女也学会了这个办法，一时之间，宫门外竟然全是洒满了盐水的叶子，堂堂一国之君，竟然荒霪到如此地步。
晋武帝司马炎的儿子，晋惠帝司马衷则完全是一个痴呆之人，连基本的辨别能力都没有，他最著名的一个典故就是“何不食肉糜”?当侍臣向他汇报老百姓受了灾荒没有食物的时候，司马衷竟然吃惊地问没有粮食为什么不吃肉粥呢。司马衷自己没有办法处理政事，只好把大权交给皇后贾南风，贾南风是一个出了名的悍妇，擅权自专，把朝廷搞得乌烟瘴气，朝堂之上司马氏诸王争夺皇位，自相残杀，战火连绵，民不聊生。
而在晋惠帝时期爆发的八王之乱直接把中国推向了亡国灭种的深渊，八王之乱历时16年，以司马越最终拿到结束。在这场灾难之中，手足相残、夫妻反目，残酷血腥，八王之乱给中国社会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而且，由于统治者忙于内战，无暇地域外辱，那些长期盘踞在中原北部的少数民族乘机入侵，大肆杀戮***，当时长江以北的汉族人甚至已经被杀尽，华夏文明真是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混乱的局面直到隋文帝杨坚建立大隋才宣告结束。
两晋时期，政治及其混乱，知识分子不敢参与朝政，只好崇尚玄谈，也就是著名的魏晋清谈，“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成了社会风气。在这个时期，竹林七贤的领袖人物嵇康被司马昭，由于嵇康对于司马氏的宣召取了不合作的态度，司马昭对他很是忌恨，恰巧当时与嵇康有仇怨的钟会借机进谗言，司马昭一怒之下，处死嵇康，广陵散终成千古绝唱。
(二)李密的生死抉择
李密就是在这样纷繁复杂的情势下收到了晋武帝司马炎的征召，而这实际上
是一封前途未卜的诏书。
而仔细品读李密的《陈情表》，就会看到很多言不由衷的词语。
李密说自己“少仕伪朝，历职郎署。本图宦达，不矜名节”。李密可以说是把自轻自贱写到了极致，古代的读书人讲究的是忠臣不事二主，为了抗拒新辞官不做的大有人在，李密知道晋武帝司马炎最疑虑的就是这一点。于是主动坦白自己的历史问题，表明自己本就喜欢做官，对蜀汉是没有旧情的。但是李密真的如此吗?
李密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懂得感恩的人，自幼失去父母，祖母将自己带大，李密对祖母竭尽孝心，端汤奉药，服侍周到，在那个人均年龄都很短的时代，祖母能活到九十多岁，更加说明了李密对祖母的孝心，这些在史书中都有记载。
这样一个孝子怎么可能对提拔重用自己的蜀汉没有丝毫的留恋，没有丝毫的守节之心呢?在蜀汉灭亡之后，晋的司空张华曾经问询过李密对于刘禅和诸葛亮的看法，李密并没有对亡国之君落井下石，而是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这件事足以说明李密并不是向他自己所陈述那样是个官迷。
李密在《陈情表》表中恭维晋武帝“逮奉圣朝，沐浴清化”，然而这清化又体现在哪里呢?司马家族本就是曹魏的臣子，但是几代人处心积虑、暗藏祸心，欺负曹魏的幼主，才篡权登基，况且曹魏的江山也是从大汉手中篡夺而来，只有当时的蜀汉才是大汉朝的血统，才是名正言顺。蜀中君臣多年来都是以光复汉室为己任，如今蜀汉亡了，后主也成为了司马炎的俘虏，被册封为安乐公，乐不思蜀，蜀汉旧臣的亡国之痛无处诉说。这个时候，让李密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帮助敌人司马炎稳固江山真是强人所难。
(三)李密和晋武帝司马炎之间的博弈
那么司马炎明不明白李密这封陈情表的本质还是一封辞不就任的拒绝信呢?我想老奸巨猾的政治家司马炎应该也觉察到了。但这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他拉拢李密，给他大官做也一定不是多么信任他或者欣赏他，就是想拉他做自己心胸宽广的招牌罢了，既然李密这封***写的这样谦卑，字字句句都是臣服于自己，不会为旧主守节，只是想暂时奉养祖母，那么司马炎的愿望就已经实现了。
杀掉已经给自己写了降书，且天下闻名的贤士一定会引起大家的不满，那就不如成全李密的心愿，让他在家安心奉养祖母，借以向天下人展示晋朝皇帝的博大胸怀，对于一个降臣如此宽容，东吴你就不要抗拒了，赶快归顺我司马炎吧。
而且，李密在陈情表中也提到“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犹蒙矜育。况臣孤苦，特为尤甚”。以孝治天下是自己提出来的，现在却不让李密在家里尽孝，那不是言而无信吗，索性顺水推舟，答应李密的请求，而且把戏做足，给李密配了两个丫鬟帮助他一起照顾祖母，让地方官给老祖母发放饮食，让天下人看到晋朝皇帝的仁厚。
而李密呢，虽然在文章中把自己写的卑微低贱，但是实质上，他实现了自己的目的，没有入仕晋朝，或者说是迟缓入仕，在天下有识之士看来，李密就是用自己的方式为已经灭亡的蜀汉王朝守节，为这个在蜀汉臣子心中最正统的王朝尽最后一点哀思。
在陈情表呈交晋武帝司马炎一年之后，李密的祖母辞世，李密为祖母守孝两年，终于入仕晋朝。但是这三年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司马炎的朝局已经稳固，不再需要李密这个金字招牌了，并没有让李密担任他曾经授予过的太子洗马，而是只任命李密做了一个小官，温县县令，李密在温县政绩卓著，过去，中山诸王过境都要逼迫郡县供给，老百姓不堪其扰，李密当上县令之后，据理力争，断然拒绝，使诸王不敢苛求，这是李密为当地老百姓做的好事。
李密后来担任过尚书郎，汉中太守等职位，任职期间，李密在汉中修建了***，这是他对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老上司诸葛亮的致敬，也是对故国的最后一次追念。
然而那个在《陈情表》中小心谨慎的李密骨子里流淌的却是宛如竹林七贤一般不屈、傲岸的血液，在一次酒后，李密慷慨赋诗：人亦有言，有因有缘。官中无人，不如归田。明明在上，斯语岂然。晋武帝闻之大怒，将李密罢官回乡。
李密的仕途虽然到此戛然而止，但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如果李密真的当上太子洗马，成为***皇帝司马衷的侍从官，那么将来他一定会被卷入跌宕的朝局，若干年后，能否善终也未可知。
从政治的角度分析《陈情表》，并不是对李密的诋毁，相反，这篇亲情和政治交织的文章更能看出李密的为人。一方面是***厚禄，一方面是生死相胁，李密很巧妙的找到了自己的出路，得以为祖母尽孝，为故国守节。
有人说，忠臣一定是孝子，这句话千真万确，对含辛茹苦抚养自己的骨肉至亲都不能怀一颗感恩之心，又怎么能指望他为国家尽忠，为百姓谋福。
读《出师表》不落泪是为不忠，读《陈情表》不落泪是为不孝，几千年前的历史烽烟仍然无法丝毫消弭《陈情表》震撼人心的力量。
陶渊明，世称靖节先生，东晋末至南朝宋初期伟大的诗人，陶渊明是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被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 ”。下面是学习啦小编跟大家分享的陶渊明的性格和事迹，欢迎大家来阅读学习~
陶渊明的思想性格
陶渊明熟谙儒家学说，诗文中引用儒家经典很多，仅《论语》就有37处。他有儒家的入世精神，也像儒家那样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但不拘守儒家经典的章句，显得通脱而不拘泥。他说：“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
(《五柳先生传》)这与汉儒的态度很不相同。他赞扬孔子，但又有点将孔子道家化的倾向。他深受老庄思想的影响，在诗文中有70篇用了《老》、《庄》的典故，共77处之多;魏晋玄学对他也有影响。但人并不沉溺于老庄和玄谈，他是一个很实际的、脚踏实地的人，做县吏就有劝农之举，做隐士又坚持力耕，与虚谈废务浮文妨要的玄学家很不同。他住在庐山脚下，距离慧远的东林寺很近，他的朋友刘遗民与慧远关系密切;陶渊明的诗中偶尔也可见到类似佛教的词语，但他决非佛***，并且与慧远保持着距离。佛教是对人生的一种参悟，陶渊明参悟人生而与佛教暗合的情形是有的，但他是从现实的人生中寻找乐趣，不相信来世，这与佛教迥异。在不惧怕死亡这一点上，他和一些高僧虽然近似，但思想底蕴仍有很大的差异。他是抱着“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形影神》)的态度对等死亡，与佛教之间向往极乐世界大相径庭。他所思考的都是有关宇宙、历史、人生的重大问题，如什么才是真实的?历史上的贤良为什么往往没有好的结果?人生的价值何在?怎样的生活才完美?如何对待死亡?等等。他的思想既融会了儒道两家的思想，又来自个人的生活实践，具有独特的视点、方式和结论;而思考的结论又付诸实践身体力行。
安贫乐道与崇尚自然，是陶渊明思考人生得出的两个主要结论，也是他人生的两大支柱。
“安贫乐道”是陶渊明的为人准则。他所谓“道”，偏重于个人的品德节操方面，体现了儒家思想。如“匪道曷依，匪善奚敦”(《荣木》)。“好爵吾不萦，厚馈吾不酬。?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咏贫士》其四)。他特别推崇颜回、黔娄、袁安、荣启期等安贫乐道的贫士，要像他们那样努力保持品德节操的纯洁，决不为追求***厚禄而玷污自己。他并不一般地鄙视出仕，而是不肯同流合污。他希望建功立业，又要功成身退，像疏广对疏受所说的“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他也考虑贫富的问题，安贫和求富在他心中常常发生矛盾，但是他能用“道”来求得平衡：“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咏贫士》其五)而那些安贫乐道的古代贤人，也就成为他的榜样：“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
(《咏贫士》其二)他的晚年很贫穷，到了捱饿的程度，但是并没有丧失其为人的准则。
崇尚自然是陶渊明对人生的更深刻的哲学思考。“自然”一词不见于《论语》、《孟子》，是老庄哲学特有的范畴。老庄所谓“自然”不同于近代与人类社会相对而言的客观的物质性的“自然界”，它是一种状态，非人为的、本来如此的、自然而然的.世间万物皆按其本来的面貌而存在，依其自身固有的规律而变化，无须任何外在的条件和力量。人应当顺应自然的状态和变化，抱朴而含真。陶渊明希望返归和保持自己本来的、未经世俗异化的、天真的性情。所谓“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归去来兮辞序》)，说明自己的质性天然如此，受不了绳墨的约束。所谓“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其一)，表达了返回自然得到自由的喜悦。在《形影神》里，他让“神”辨自然以释“形”、“影”之苦。“形”指代人企求长生的愿望，“影”指代人求善立名的愿望，“神”以自然的之义化解它们的苦恼。形影神三者，还分别代表了陶渊明自身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者的对话反映了他人生的冲突与调和。陶渊明崇尚自然的思想以及由此引导出来的顺化、养真的思想，已形成比较完整而一贯的哲学。
总之，陶渊明的思想可以这样概括：通过泯去后天的经过世俗熏染的“伪我”，以求返归一个“真我”。陶渊明看到了社会的腐朽，但没有力量支改变它，只好追求自身道德的完善。他看到了社会的危机，但找不到正确的途径去挽救它，只好求救于人性的复归。这在他自己也许能部分地达到，特别是在他所创造的诗境里，但作为医治社会的药方却是无效的。
陶渊明是魏晋风流的一位代表。魏晋风流是魏晋士人所追求的一种人格美，或者说是他们所追求的艺术化的人生，用自己的言行、诗文使自己的人生艺术化。以世俗的眼光看来，陶渊明的一生是很“枯槁”的，但以超俗的眼光看来，他的一生却是很艺术的。他的《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归园田居》、《时运》等作品，都是其艺术化人生的写照。他求为彭泽县令和辞去彭泽县令的过程，对江州刺史王弘的态度，抚弄无弦琴的故事，取头上葛巾漉酒的趣闻，也是其艺术化人生的表现。而酒，则是其人生艺术化的一种媒介。陶渊明可以说是魏晋风流的杰出代表。
陶渊明的人生轨迹
1.青少年时期
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曾做过大司马，祖父、父亲也做过太守县令一类的官。但陶渊明的父亲死得早，渊明少年时，家运已衰落，“少而贫苦。”他自述：“自余为人，逢运之贪。箪瓢屡罄，絺綌冬陈。”(《自祭文》)但物质生活虽然贫乏，陶渊明的精神生活却很丰富。他学习儒家《六经》，学习《老子》、《庄子》，“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颇有“佐君立业”的政治抱负。而另一方面，匡庐山水和田园风景，也使他爱好自然，“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
2.学仕时期
晋代的门阀制度，使得“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在那种统治阶级内部互相倾轧，争权夺利十分激烈的年代，陶渊明根本无法实现自己的抱负。29岁时他进入官场，当了江州祭酒，但不久便不堪吏职自解归家闲居。以后又先后几次出任小官，不仅无由施展济世抱负，而且于“志意多所耻”。最后一次为官是当彭泽令，在官八十余日，因不堪官场黑暗，“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辞官归田。
3.归田时期
陈源先生书法《五柳先生传》
陶渊明归田之后，即在家乡过着躬耕隐居的生活，并亲自参加了农业劳动。亲自撰写《五柳先生传》这一着名的文章，用以明志。这使他改变了鄙视劳动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认识了劳动的价值;也在与农民的共同劳动和交往中，对他们产生了亲切的感情。在他晚年，生活贫困，“老至更长饥”，但他不受“嗟来之食”，拒绝权贵的馈赠，表现出君子固穷的志气。
4.田园诗
两晋时盛行玄言诗，思想内容空虚狭隘，浮浅乏味。而陶诗异军突起，平淡自然，为当时沉闷的文坛吹进清新的春风，令人耳目一新，他的诗表现了淳朴的农村生活情趣，描写了恬静优美的农村风光，既表现出诗人对田园生活的热爱，又表现出坚决与污浊政治决裂的情操。他的诗描写乡居生活，讴歌劳动和躬耕自给，这些都是以前的封建文学中所没有的，如《归园田居》、《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等。
5.咏怀诗
以及叙写时事的诗，如《饮酒》、《杂诗》《读山海经》、《咏荆轲》等，表现了陶渊明归隐后对政治的关心。正如鲁迅先生所言：“就是诗，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然。这‘猛志固常在’和‘悠然见南山’的是一个人，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扬，更离真实。”(《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
6.其它诗作
部分诗作有“乐天知命”，“委任自然”，消极避世的消极思想。
陶渊明的主要作品
隆安五年冬天，他因丧母辞职回家。元兴元年(402年)正月，桓玄举兵与朝廷对抗，攻入建康，夺取东晋军政大权。元兴二年，桓玄在建康公开篡夺了皇帝的位置，改国为楚，把安帝幽禁在浔阳。他在家乡躬耕自资，闭户高吟：“寝迹衡门下，邈与世相绝。顾盼莫谁知，荆扉昼常闭。”表示对桓玄称帝之事，不屑一谈。元兴三年，建军武将军、下邳太守刘裕联合刘毅、何无忌等官吏，自京口(今江苏镇江)起兵讨桓平叛。桓玄兵败西走，把幽禁在浔阳的安帝带到江陵。他离家投入刘裕幕下任镇军参军(一说陶渊明是在刘裕攻下建康后投入其幕下)。当刘裕讨伐桓玄率兵东下时，他仿效田畴效忠东汉王朝乔装驰驱的故事，乔装私行，冒险到达建康，把桓玄挟持安帝到江陵的始末，驰报刘裕，实现了他对篡夺者抗争的意愿。他高兴极了，写诗明志：“四十无闻，斯不足畏，脂我名车，策我名骥。千里虽遥，孰敢不至!”(《停云其四》)刘裕打入建康后，作风也颇有不平凡的地方，东晋王朝的政治长期以来存在“百司废弛”的积重难返的腐化现象，经过刘裕的“以身范物”(以身作则)，先以威禁(预先下威严的禁令)的整顿，“内外百官，皆肃然奉职，风俗顿改”。其性格、才干、功绩，颇有与陶侃相似的地方，曾一度对他产生好感。但是入幕不久，看到刘裕为了剪除异己，了讨伐桓玄有功的刁逵全家和无罪的王愉父子，并且凭着私情，把众人认为应该杀的桓玄心腹人物王谥任为录尚书事领扬州刺史这样的重要的官职。这些黑暗现象，使他感到失望。在《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这首诗中写道：“目倦山川异，心念山泽居”“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紧接着就辞职隐居，于义熙元年(405年)转入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部任建威参军。三月，他奉命赴建康替刘敬宣上表辞职。刘敬宣离职后，他也随着去职了。同年秋，叔父陶逵介绍他任彭泽县令，到任八十一天，碰到浔阳郡督邮，属吏说：“当束带迎之。”他叹道：“我岂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遂授印去职。陶渊明十三年的仕宦生活，自辞彭泽县令结束。这十三年，是他为实现“大济苍生”的理想抱负而不断尝试、不断失望、终至绝望的十三年。最后赋《归去来兮辞》，表明与上层统治阶级决裂，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决心。
陶渊明的作品特点
1.平淡自然
但这平淡是把深厚的感情和丰富的思想用朴素平易的语言表达出来;表意易读懂,其内涵还需细细品味，但又富有情致和趣味。梁实秋曰：“绚烂之极归于平淡，但是那平不是平庸的平，那淡不是淡而无味的淡，那平淡乃是不露斧凿之痕的一种艺术韵味。”
2.语言质朴，明白易懂，
如农家口语，但塑造出来的艺术形象却生动鲜明。苏轼云：“渊明诗初视若散缓，熟读有奇趣。如曰：‘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又曰：‘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大率才高意远，则所寓得奇妙，遂能如此，如大匠运斤，无斧凿痕，不知者则疲精力，至死不悟。”体现了一种“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王安石语)的巧妙构思。
3.抒情、写景、议论紧密结合，情景交融
从中反映了作者的个性，他的清高自赏和不与世俗同习。
名人评价
“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苏轼《东坡题跋·评韩柳诗》)朱熹曰：“渊明诗，人皆说平淡，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说得出这样的言语出来。”清代龚自珍也说：“陶潜酷似卧龙豪，万古浔阳松菊高。莫信诗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 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陆游等大诗人，都高度评价陶渊明的诗。王国维曰：“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文学小言》)。
语出世说新语，王羲之对谢安说的，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主要是对当时社会的清谈之风不满，所谓不谈国事，不言民生，专谈老庄、周易，各抒歧异，摆观点，援理据，以驳倒他人为能事。而治理国家，强兵裕民等就被贬讥为专谈俗事，遭到讽刺。
俗话点就是光说不练，纸上都不谈兵。
比较应景的就是某总刚提出的空谈误国，引自顾炎武的清谈误国。
兰亭集序原文为繁体字，并不是我们所学过的简体字，原版如下：
兰亭集序?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
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
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简体字版如下：
兰亭集序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
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类之盛，所以游目骋怀，足以极视听之娱，信可乐也。
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或取诸怀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虽趣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怏（同“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
每览昔人兴感之由，若合一契，未尝不临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怀。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悲夫！故列叙时人，录其所述，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扩展资料：
书法赏析
谈论魏晋书画艺术。人们总会将它与“形神之辩”的审美趣尚相联系起来，从“形神兼备”发展到“离形神似”，讲求自然。顺乎神理，在艺术上这是形式表现和精神内涵的关系，既有道家的“飘逸”，又有儒家的“文质”。华美与质朴的相结合，由此产生中国传统书画艺术的“形神兼备”的艺术品格。后来又将它上升到“得意忘形”的境界，使书画艺术从对外在客观世界的表现转向人的内在精神世界的抒发。
这在晋代的书法艺术中就出现了追求“韵”的审美趣尚。从流传的晋书墨迹来看，晋人尚韵，其主要表现为自然天成、和谐畅达的柔性美。王羲之就是晋代书法的杰出代表，后世尊为“书圣”，其《兰亭序》法帖也被尊崇为“天下第一行草”。?
《兰亭序》是王羲之47岁时的书作，记述的是羲之和友人雅士会聚兰亭（今浙江绍兴西南兰清）盛游之事，其书从容娴和，气盛神凝。据传唐太宗李世民酷爱其书法，认为《兰亭序》是“尽善尽美”之作，死后将它一同葬入陵墓。现传《兰亭序》之真伪，曾有过大争论，几乎要挖李世民的墓了。
但是《兰亭序》的艺术价值却是一致公认的。宋米芾诗云：“翰墨风流冠古今，鹅池谁不爱山阴；此书虽向昭陵朽，刻石尤能易万金。”历代书家摹本不下几十种，也是书法史上少有的文化现象。
《兰亭序》在王书中虽不及其行草书札，但作为一种典雅、双逸、潇洒的时代风格是无人能超越或与之相伴的。那种疏朗有致的布局，挺秀双逸的风神，变化多端的笔法，纵横自如的取势，使后世学书者感到面对的是一座既平凡又神秘莫测的城楼，往住不得其门而入。
单看其用笔的丰富，就有藏锋、称饰、挂笔回锋，牵丝、映带、由方转圆、由圆转方等种种奇妙变化，有些横与波挑又带有隶书遗意，变化莫测，时出新愈，平和之中见奇纵，这也是《兰亭序》永久的艺术魅力所在，所谓“不激不励，风规自远”（唐·孙过庭语）正应是对《兰亭序》之神最恰当的评语。
《兰亭序》为行书帖，但从其圆转流美的行书字体中可以感觉到东晋楷法的完备，在妍美的行书中隐含着楷书的骨力。南朝的楷书很发达，但从王羲之的传本来看，其突出成就显然在行、草方面。与汉魏、西晋比较，王羲之书风的最大特征是用笔细腻而结构多变，过去的书风都走古拙一路。
如《平复帖》，而王羲之却能把书法技巧由纯出乎自然而引向较为注重华美而达到精致的境界，与古拙相对而为“秀媚”。将这种充溢韵致的书风与《兰亭序》描写的良辰美景珠联璧合，有一种微妙的人和大自然融合在一起的境界。
作者置身于“祟山峻岭、茂林修竹”之间，“极视听之娱”，抒发乐山乐水之情;与友人雅集，筋咏赏景之际，或悲或喜，情感跌宕，叹人生苦短，良辰美景不常，情景交融，文思喷发，乘兴书之，为中华民族文化留下了旷世杰作。
《兰亭序》的可贵之处就在于自然形态的美和人的情感之美的和谐的结合，似乎有天机入神，走笔如行云流水，进人书艺的最高境界。据说后来王羲之又写过几次，都不可能再达到这种境界，这就是艺术的奥妙。?
《兰亭序》书法，符合传统书法的最基本审美观：“文而不华，质而不野，不激不厉，温文尔雅”。其笔法刚柔相济，线条变化灵活，点画凝练，书体以散求正，具有敬侧、揖让、对比的间架美感，成为“中和之美”书风的楷模。欣赏《兰亭序》，会获得一种非凡的艺术享受。
参考资料:兰亭集序_百度百科
第一节 陶渊明的人生道路与思想性格
以辞彭泽令为界的前期与后期 仕与隐的选择 贫与富的交战
安贫乐道与崇尚自然 魏晋风流的代表
陶渊明（365？～427），又名潜，字元亮，号五柳先生，寻阳柴桑（今江西九江附近）人。
陶渊明生活在晋宋易代之际十分复杂的政治环境之中。他的曾祖父陶侃曾任晋朝的大司马；祖父做过太守，父亲大概官职更低一些而且在陶渊明幼年就去世了。在重视门阀的社会里，陶家的地位无法与王、谢等士族相比，但又不同于寒门。陶侃出身寒微，被讥为“小人”，又被视为有篡位野心之人。可以想见，他的后人在政治上的处境是相当尴尬的。
陶渊明在柴桑的农村里度过少年时代，“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其一），“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其十六），便是那时生活的写照。他常说因家贫而不得不出仕谋生，这固然是实情，但也不能排除一般士人具有的那种想要建功立业的动机。“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其五）就透露了这一消息。陶渊明29岁曾任江州祭酒，不久即辞职。后来江州召为主簿，他未就任。
晋安帝隆安二年（398），陶渊明到江陵，入荆州刺史兼江州刺史桓玄幕。当时桓玄掌握着长江中上游的军政大权，野心勃勃图谋篡晋。陶渊明便又产生了归隐的想法，在隆安五年（401）所写的《辛丑岁七月赴还江陵夜行涂口》中说：“诗书敦素好，林园无世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这年冬因母孟氏卒，便回寻阳居丧了。此后政局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安帝元兴元年（402），桓玄以讨尚书令司马元显为名，举兵东下攻入京师。元兴二年（403）桓玄篡位，改国号曰楚。元兴三年（404）刘裕起兵讨伐桓玄，入建康，任镇军将军，掌握了国家大权，给晋王朝带来一线希望。于是陶渊明又出任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在赴任途中写了《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他的心情矛盾，一方面觉得时机到来了，希望有所作为：“时来苟冥会，婉辔憩通衢。”另一方面又眷恋着田园的生活：“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这时刘裕正集中力量讨伐桓玄及其残馀势力，陶渊明在刘裕幕中恐难有所作为。到了第二年即安帝义熙元年（405），他便改任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的参军。这年八月又请求改任彭泽县令，在官八十馀日，十一月就辞官归隐了。这次辞去县令的直接原因，据《宋书》本传记载：“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人！’即日解印绶去职。”而他辞官时所作的《归去来兮辞》说出了更深刻的原因：“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陶渊明彻底觉悟到世俗与自己崇尚自然的本性是相违背的，他不能改变本性以适应世俗，再加上对政局的失望，于是坚决地辞官隐居了。
辞彭泽令，是陶渊明一生前后两期的分界线。此前，他不断在官僚与隐士这两种社会角色中做选择，隐居时想出仕，出仕时要归隐，心情很矛盾。此后他坚定了隐居的决心，一直过着隐居躬耕的生活，但心情仍不平静：“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杂诗》其二）他在诗里一再描写隐居的快乐，表示隐居的决心，如“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其九）； “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饮酒》其四）。这固然是他真实的感受，但也可以视为他坚定自己决心的一种方法。在后期他并非没有再度出仕的机会，但是他拒绝了。晋朝末年曾征他为著作佐郎，不就。刘裕篡晋建立宋朝，他更厌倦了政治，在《述酒》诗里隐晦地表达了他对此事的想法。到了晚年他贫病交加， “江州刺史檀道济往候之，偃卧瘠馁有日矣。道济谓曰：‘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对曰：‘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道济馈以粱肉，麾而去之。”（萧统《陶渊明传》）宋文帝元嘉四年去世前写了一篇《自祭文》，文章最后说：“人生实难，死如之何？呜呼哀哉！” 这成为他的绝笔。死后，朋友们给他以谥号曰“靖节先生”。他的好友颜延之为他写了诔文，这篇诔文是研究陶渊明的重要资料。《宋书》、《晋书》、《南史》都有他的传记。
陶渊明的作品，在他生前流传不广。（梁）萧统加以搜集整理，编了《陶渊明集》，并为之写序、作传。萧统所编陶集虽然已经佚失，但此后的陶集，如已佚的北齐阳休之本、北宋宋庠本、北宋僧思悦本，以及今存的一些宋代刻本：如汲古阁藏十卷本、曾集刻本，都是在此基础上重编而成的。陶渊明的作品今存诗121首，赋、文、赞、述等12篇，另有一些作品的真伪还不能肯定。
陶渊明熟谙儒家学说，诗文中引用儒家经典很多，仅《论语》就有37处。他有儒家的入世精神，也像儒家那样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但不拘守儒家经典的章句，显得通脱而不拘泥。他说：“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 （《五柳先生传》）这与汉儒的态度很不相同。他赞扬孔子，但又有点将孔子道家化的倾向。他深受老庄思想的影响，在诗文中有70篇用了《老》、《庄》的典故，共77处之多；魏晋玄学对他也有影响。但人并不沉溺于老庄和玄谈，他是一个很实际的、脚踏实地的人，做县吏就有劝农之举，做隐士又坚持力耕，与虚谈废务浮文妨要的玄学家很不同。他住在庐山脚下，距离慧远的东林寺很近，他的朋友刘遗民与慧远关系密切；陶渊明的诗中偶尔也可见到类似佛教的词语，但他决非佛***，并且与慧远保持着距离。佛教是对人生的一种参悟，陶渊明参悟人生而与佛教暗合的情形是有的，但他是从现实的人生中寻找乐趣，不相信来世，这与佛教迥异。在不惧怕死亡这一点上，他和一些高僧虽然近似，但思想底蕴仍有很大的差异。他是抱着“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形影神》）的态度对等死亡，与佛教之间向往极乐世界大相径庭。他所思考的都是有关宇宙、历史、人生的重大问题，如什么才是真实的？历史上的贤良为什么往往没有好的结果？人生的价值何在？怎样的生活才完美？如何对待死亡？等等。他的思想既融会了儒道两家的思想，又来自个人的生活实践，具有独特的视点、方式和结论；而思考的结论又付诸实践身体力行。
安贫乐道与崇尚自然，是陶渊明思考人生得出的两个主要结论，也是他人生的两大支柱。
“安贫乐道”是陶渊明的为人准则。他所谓“道”，偏重于个人的品德节操方面，体现了儒家思想。如“匪道曷依，匪善奚敦”（《荣木》）。“好爵吾不萦，厚馈吾不酬。……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咏贫士》其四）。他特别推崇颜回、黔娄、袁安、荣启期等安贫乐道的贫士，要像他们那样努力保持品德节操的纯洁，决不为追求***厚禄而玷污自己。他并不一般地鄙视出仕，而是不肯同流合污。他希望建功立业，又要功成身退，像疏广对疏受所说的“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他也考虑贫富的问题，安贫和求富在他心中常常发生矛盾，但是他能用“道”来求得平衡：“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咏贫士》其五）而那些安贫乐道的古代贤人，也就成为他的榜样：“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 （《咏贫士》其二）他的晚年很贫穷，到了捱饿的程度，但是并没有丧失其为人的准则。
崇尚自然是陶渊明对人生的更深刻的哲学思考。“自然”一词不见于《论语》、《孟子》，是老庄哲学特有的范畴。老庄所谓“自然”不同于近代与人类社会相对而言的客观的物质性的“自然界”，它是一种状态，非人为的、本来如此的、自然而然的．世间万物皆按其本来的面貌而存在，依其自身固有的规律而变化，无须任何外在的条件和力量。人应当顺应自然的状态和变化，抱朴而含真。陶渊明希望返归和保持自己本来的、未经世俗异化的、天真的性情。所谓“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归去来兮辞序》），说明自己的质性天然如此，受不了绳墨的约束。所谓“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其一），表达了返回自然得到自由的喜悦。在《形影神》里，他让“神”辨自然以释“形”、“影”之苦。“形”指代人企求长生的愿望，“影”指代人求善立名的愿望，“神”以自然的之义化解它们的苦恼。形影神三者，还分别代表了陶渊明自身矛盾着的三个方面，三者的对话反映了他人生的冲突与调和。陶渊明崇尚自然的思想以及由此引导出来的顺化、养真的思想，已形成比较完整而一贯的哲学。
总之，陶渊明的思想可以这样概括：通过泯去后天的经过世俗熏染的“伪我”，以求返归一个“真我”。陶渊明看到了社会的腐朽，但没有力量支改变它，只好追求自身道德的完善。他看到了社会的危机，但找不到正确的途径去挽救它，只好求救于人性的复归。这在他自己也许能部分地达到，特别是在他所创造的诗境里，但作为医治社会的药方却是无效的。
陶渊明是魏晋风流的一位代表。魏晋风流是魏晋士人所追求的一种人格美，或者说是他们所追求的艺术化的人生，用自己的言行、诗文使自己的人生艺术化。以世俗的眼光看来，陶渊明的一生是很“枯槁”的，但以超俗的眼光看来，他的一生却是很艺术的。他的《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归园田居》、《时运》等作品，都是其艺术化人生的写照。他求为彭泽县令和辞去彭泽县令的过程，对江州刺史王弘的态度，抚弄无弦琴的故事，取头上葛巾漉酒的趣闻，也是其艺术化人生的表现。而酒，则是其人生艺术化的一种媒介。陶渊明可以说是魏晋风流的杰出代表
1. 魏书贾思伯全文翻译,贾思伯,字士休,齐郡益都人也
贾思伯，字仕休，齐郡益都人也。其先自武威徙焉。世父元寿，中书侍郎，有学行，见称于时。思伯自奉朝请累迁中书侍郎，颇为孝文所知。任城王澄之围钟离也，以思伯持节为其军司。及澄失利，思伯为后殿。澄以其儒者，谓之必死。及至，大喜曰：“仁者必有勇，常谓虚谈，今于军司见之矣！”思伯托以失道，不伐其功，时论称其长者。累迁南青州刺史。初，思伯与弟思同师事北海阴凤，业竟，无资酬之，凤遂质其衣物。时人为之语曰：“阴生读书不免痴，不识双凤脱人衣。”及思伯之部送缣百匹遗凤，因具车马迎之，凤惭不往。时人称叹焉。昭帝时，拜凉州刺史，思伯以边远不愿，辞以男女未婚。灵太后不许，因舍人徐纥言乞得停。后除廷尉卿，自以儒素为业，不好法律，希言事。俄转卫尉卿。
时议建明堂，多有同异。思伯上议曰：
案《周礼》，夏后氏世室，殷重屋，周明堂，皆五室。郑注云：“此三者或举宗庙，或举王寝，或举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若然，则夏、殷之世已有明堂矣。唐、虞以前，其事未闻。戴德《礼记》云：“明堂凡九室十二堂。”蔡邕云：“明堂者，天子太庙，飨功、养老、教学、选士皆于其中，九室十二堂。”案戴德撰《记》，世所不行。且九室十二堂，其于规制，恐难得厥衷。《周礼》：营国，左祖右社，明堂在国之阳。则非天子太庙明矣。然则《礼记月令》四堂及太室皆谓之庙者，当以天子暂配享五帝故耳。又《王制》云：“周人养国老于东胶。”郑注云：“东胶即辟雍，在王宫之东。”又《诗·大雅》云：“邕邕在宫，肃肃在庙。”郑注云：“宫谓辟雍宫也，所以助王，养老则尚和，助祭则尚敬。”又不在明堂之验矣。案《孟子》云齐宣王谓孟子曰：“吾欲毁明堂。”若明堂是庙，则不应有毁之问。且蔡邕论明堂之制云：“堂方百四十尺，象坤之策；屋圆径二百一十六尺，象乾之策；方六丈，径九丈，象阴阳九六之数；九室以象；屋高八十一尺，象黄钟九九之数；二十八柱以象宿；外广二十四丈以象气。”案此皆以天地阴阳气数为法，而室独象，何也？若立五室以象五行，岂不快也？如此，蔡邕之论，非为通典；九室之言，或未可从。
窃寻《考工记》虽是补阙之书，相承已久，诸儒注述，无言非者，方之后作，不亦优乎。其《孝经援神契》、《五经要义》、旧《礼图》皆作五室，及徐、刘之论，谓同《考工》者多矣。朝廷若独绝今古，自为一代制作者，则所愿也。若犹祖述旧章，规摹前事，不应舍殷、周成法，代妄作。且损益之极，极于三王，后来疑议，难可准信。郑玄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各有一室也，合于五行之数，《周礼》依数以为之室。施行于今，虽有不同，时说然矣。”寻郑此论，非为无当。案《月令》亦无九室之文，原其制置，不乖五室。其青阳右个即明堂左个，明堂右个即总章左个，总章右个即玄堂左个，玄堂右个即青阳左个。如此，则室犹是五，而布政十二。五室之理，谓为可按。其方圆高广自依时量。戴氏九室之言，蔡子庙学之议，子干灵台之说，裴逸一屋之论，及诸家纷纭，并无取焉。
学者善其义。后为都官尚书。时崔光疾甚，表荐思伯侍讲，中书舍人冯元兴为侍读。思伯遂入授明帝杜氏《春秋》。思伯少虽明经，从官废业，至是更延儒生，夜讲昼授。性谦和，倾身礼士，虽在街途，停车下马，接诱恂恂，曾无倦色。客有谓曰：“公今贵重，宁能不骄？”思伯曰：“衰至便骄，何常之有？”当世以为雅言。思伯与元兴同事，大相友昵，元兴时为元叉所宠，论者讥其趋势云。卒，赠青州刺史，又赠尚书左仆射，谥曰文贞。
子彦始，武定中淮阳太守。
思伯弟思同，字仕明，少励志行，雅好经史，与兄思伯，年少时俱为乡里所重。累迁襄州刺史，虽无明察之誉，百姓安之。元颢之乱，思同与广州刺史郑光护并不降。庄帝还宫，封营陵县男。后与国子祭酒韩子熙并为侍讲，授静帝杜氏《春秋》。加散骑常侍，兼七兵尚书，寻拜侍中。卒，赠尚书右仆射、司徒公，谥曰文献。
初，思同为青州别驾，清河崔光韶先为中从事，自恃资地，耻居其下，闻思同还乡，遂便去职，州里人物为思同恨之。及光韶亡，遗诫子侄不听求赠。思同遂表讼光韶操业，特蒙赠谥，论者叹尚焉。
思同之侍讲也，国子博士辽西卫冀隆精服氏学，上书难杜氏《春秋》六十三事，思同复驳冀隆乖错者一十余条，互相是非，积成十卷。诏下国学，集诸儒考之，事未竟而思同卒。后魏郡姚文安、乐陵秦道静复述思同意。冀隆亦寻物故，浮阳刘休和又持冀隆说。竟未能裁正。
2. 清言致患文言文的意思清言致患：清谈谈玄之风导致灾祸（祸患）。
王右军与谢太傅共登冶城原文王右军与谢太傅共登冶城。谢悠然远想，有高世之志。
王谓谢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给。今四郊多垒，宜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
谢答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岂清言致患邪？”——《世说新语言语》第22则译文王羲之和谢安一起登上冶城，谢安深深（沉浸在）遐想（当中），有出离尘世、超世脱俗的志趣。
王羲之对谢安说：“大禹为国事尽心操劳，手脚都长了茧子；周文王忙到天黑才吃上晚饭，事务繁多，时间总是不够用。如今国家处于战乱之中，形势危急，都应当自觉贡献自己的力量甚至生命，而一味地脱离实际地空谈荒废了政务，浮夸无物华而不实的文章妨害了，（这）恐怕不是当前所应该做的吧。”
谢安回答说：“秦国任用商鞅（变法改革而变得强大），可是只传了两代就灭亡了，难道那也是清谈谈玄造成的灾祸吗？”解读王羲之认为谢安应该少一点浮华的文风和清谈，多干点实事从而为国效力。注释1、王右军：即王羲之（303-361，一说321-379），东晋时期书法家，有“书圣”之称。
字逸少，琅琊临沂（今山东临沂）人，南渡后居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晚年隐居剡县金庭。历任秘书郞、宁远将军、江州刺史，后为会稽内史，领右将军。
其书法兼善隶、草、楷、行各体，精研体势，心摹手追，广众长，备精诸体，冶于一炉，摆脱了汉魏笔风，自成一家，影响深远。风格平和自然，笔势委婉含蓄，遒美健秀。
李志敏评价：“王羲之的书法既表现以老庄哲学为基础的简淡玄远，又表现以儒家的中庸之道为基础的冲和。”代表作《兰亭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
在书法史上，他与其子王献之合称为“二王”。2、谢太傅：即谢安（320-385），东晋著名政治家、名士，东晋太常谢裒第三子、镇西将军谢尚堂弟。
字安石。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
谢安少以清谈知名，屡辞辟命，隐居会稽郡山阴县之东山，与王羲之、许询等游山玩水，并教育谢家子弟。后谢氏家族于朝中之人尽数逝去，他才东山再起，历任征西大将军司马、吴兴太守、侍中、吏部尚书、中护军等职。
简文帝逝后，谢安与王坦之挫败桓温篡位意图。桓温死后，更与王彪之等共同辅政。
在“淝水之战”中，谢安作为东晋一方的总指挥，以八万兵力打败了号称百万的前秦军队，为东晋赢得数十年的和平。战后因功名太盛而被孝武帝猜忌，被迫前往广陵避祸。
太元十年（385）病逝，享年66岁。死后获赠太傅、庐陵郡公，谥号“文靖”。
3、冶城：指南京冶城。位于南京市秦淮区朝天宫一带，是春秋末年吴王夫差在今南京城西的一个小土山上筑起一座土城，是南京最早的土城。
4、悠然：深远的样子。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雅量》：“戴公从东出，谢太傅往看之。
谢本轻戴，见但与论琴书。戴既无吝色，而谈琴书愈妙。
谢悠然知其量。”宋叶适《朝奉郎致仕俞公墓志铭》：“入其塾，诵读之锵然，覃思之悠然，人雅多公父子不穷于儒也。”
5、远想：遐想；遥想。三国魏嵇康《言志》诗：“远想出宏域，高步超常伦。”
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言语》：“悠然远想，有高世之志。”鲁迅《呐喊·白光》：“他突然仰面向天，月亮已向西高峰这方面隐去，远想离城三十五里的西高峰正在眼前。”
6、高世：出尘离世，清高脱俗。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言语》：“王右军与谢太傅共登冶城。
谢悠然远想，有高世之志。王谓谢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给。
今四郊多垒，宜自效。而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
’”7、夏禹：即禹，姓姒，名文命（也有禹便是名的说法），字（高）密。史称大禹、帝禹，为夏后氏首领、夏朝开国君王。
历史治水名人。禹是黄帝的玄孙、颛顼的孙子（但也有说法认为禹应为颛顼六世孙）。
其父名鲧，被帝尧封于崇，为伯爵，世称“崇伯鲧”或“崇伯”，其母为有莘氏之女脩己。相传禹治理黄河有功，受舜禅让而继承帝位。
在诸侯的拥戴下，禹王正式即位，以阳城为都城，一说以平阳为都城（或在安邑或在晋阳），国号夏。并分封丹朱于唐，分封商均于虞。
禹是夏朝的第一位天子，因此后人也称他为夏禹。他是中国古代传说时代与尧、舜齐名的贤圣帝王，他最卓著的功绩，就是历来被传颂的治理滔天洪水，又划定中国版图为。
后人称他为大禹。禹死后安葬于会稽山上（今浙江绍兴），仍存禹庙、禹陵、禹祠。
从夏启开始历代帝王大都来禹陵祭祀他。8、勤王：这里指尽力于王事。
《左传·僖公二十五年》：“狐偃言于晋侯曰：‘求诸侯莫如勤王。’”《周礼·春官·大宗伯》“秋见曰觐”汉郑玄注：“觐之言勤也，欲其勤王之事。”
《晋书·谢安传》：“夏禹勤王，手足胼胝。”后多指君主的统治受到威胁而动摇时，臣子起兵救援王朝。
《后汉书·袁绍传》：“乃下诏书于绍，责以地广兵多而专自树党，不闻勤王之师。”《宋史?文天祥传》：“德祐初，江上报急，诏天下勤王。”
清孔尚任《桃花扇·哭主》：“孤臣左良玉，远在边方，不能一旅勤王，罪该。
原文：
王右军与谢太傅共登冶城。谢悠然远想，有高世之志②。王谓谢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③；文王旰食，日不暇给④。今四郊多垒⑤，宜自效⑥。而虚谈废务⑦，浮文妨要⑧，恐非当今所宜。"谢答曰："秦任商鞅⑨，二世而亡⑩，岂清言致患邪(11)？"（出自《世说新语·言语第七十》）
注释：
①本篇写王羲之与谢安对待清谈的不同态度。原属《言语》第七十则。王右军，即王羲之，曾任右军将军。谢太傅，谢安，字安石，官至尚书仆射。死后赠太傅。冶城，刘孝标注引《扬州记》云："吴时鼓铸之所。吴平，犹不废。"故址在今南京市。
②高世：远世，指弃世归隐。
③"夏禹"二句：刘孝标注引《帝王世纪》云："禹治洪水，手足胼胝(piánzhī骈支)。"夏禹是夏后氏部落领袖，相传他曾帮助虞舜治水。胼胝，手足起茧。
④"文王"二句：周文王忙于政事，不能按时吃饭。《尚书·无逸》：周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旰(gàn干)食，天晚了才吃饭。旰，晚。
⑤四郊多垒：城四围多军垒，指遭遇战事。垒，军营，堡垒。《礼记》："四郊多垒，卿大夫之辱也。"⑥宜：应当。效：效力。
⑦虚谈：空谈，指当时的清谈。
⑧浮文：浮华的言辞。妨要：妨害要事。
⑨商鞅：战国时卫人，姓公孙，名鞅，封于商。秦国丞相，好刑名之学，推行变法，勤于公务。
⑩二世：指秦始皇、秦二世两代。
(11)清言：清谈，又称玄谈，指魏晋时期崇尚老、庄，空谈玄理的风气。患：指亡国之祸。
译文：
王右军与谢太傅一道登上冶城。谢太傅潇洒地凝神遐想，有超世脱俗的心意。王右军对他说：“夏禹为国事辛劳，连手脚都长满了老茧；周文王忙得无法按时吃饭，每日里没有一点儿空闲的时间。如今整个国家都处于战乱之中，都应当贡献力量；如果一味空谈而荒废政务，崇尚浮文而妨碍国事，恐怕不是现在该做的事吧！”谢太傅回答说：“秦国任用商鞅，只传两代就灭亡了，难道也是清谈导致的祸患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