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戏 中的
经典段落
我的很重的心忽而轻松了，身体也似乎舒展到说不出的大。一出门，便望见月下的平桥内泊着一只白篷的航船，大家跳下船，双喜拔前篙，***拔后篙，年幼的都陪我坐在舱中，较大的聚在船尾。母亲送出来吩咐“要小心”的时候，我们已经点开船，在桥石上一磕，退后几尺，即又上前出了桥。于是架起两支橹，一支两人，一里一换，有说笑的，有嚷的，夹着潺潺的船头激水的声音，在左右都是碧绿的豆麦田地的河流中，飞一般径向赵庄前进了。
两岸的豆麦和河底的水草所发散出来的清香，夹杂在水气中扑面的吹来；月色便朦胧在这水气里。淡黑的起伏的连山，仿佛是踊跃的铁的兽脊似的，都远远的向船尾跑去了，但我却还以为船慢。他们换了四回手，渐望见依稀的赵庄，而且似乎听到歌吹了，还有几点火，料想便是戏台，但或者也许是渔火。
那声音大概是横笛，宛转，悠扬，使我的心也沉静，然而又自失起来，觉得要和他弥散在含着豆麦蕴藻之香的夜气里。
那火接近了，果然是渔火；我才记得先前望见的也不是赵庄。那是正对船头的一丛松柏林，我去年也曾经去游玩过，还看见破的石马倒在地下，一个石羊蹲在草里呢。过了那林，船便弯进了叉港，于是赵庄便真在眼前了。
最惹眼的是屹立在庄外临河的空地上的一座戏台，模糊在远处的月夜中，和空间几乎分不出界限，我疑心画上见过的仙境，就在这里出现了。这时船走得更快，不多时，在台上显出人物来，红红绿绿的动，近台的河里一望乌黑的是看戏的人家的船篷。
兔和猫 经典段落
但自此之后，我总觉得凄凉。夜半在灯下坐着想，那两条小性命，竟是人不知鬼不觉的早在不知什么时候丧失了，生物史上不着一些痕迹，并S也不叫一声。我于是记起旧事来，先前我住在会馆里，清早起身，只见大槐树下一片散乱的鸽子毛，这明明是膏于鹰吻的了，上午长班⑷来一打扫，便什么都不见，谁知道曾有一个生命断送在这里呢？我又曾路过西四牌楼，看见一匹小狗被马车轧得快死，待回来时，什么也不见了，搬掉了罢，过往行人憧憧的走着，谁知道曾有一个生命断送在这里呢？夏夜，窗外面，常听到苍蝇的悠长的吱吱的叫声，这一定是给蝇虎咬住了，然而我向来无所容心于其间，而别人并且不听到……
***使造物也可以责备，那么，我以为他实在将生命造得太滥了，毁得太滥了。
嗥的一声，又是两条猫在窗外打起架来。
\'迅儿！你又在那里打猫了？\'
\'不，他们自己咬。他那里会给我打呢。\'
我的母亲是素来很不以我的虐待猫为然的，现在大约疑心我要替小兔抱不平，下什么辣手，便起来探问了。而我在全家的口碑上，却的确算一个猫敌。我曾经害过猫，平时也常打猫，尤其是在他们配合的时候。但我之所以打的原因并非因为他们配合，是因为他们嚷，嚷到使我睡不着，我以为配合是不必这样大嚷而特嚷的。
况且黑猫害了小兔，我更是\'师出有名\'的了。我觉得母亲实在太修善，于是不由的就说出模棱的近乎不以为然的答话来。
唉，照着书打累死了
这行不行
三(癸酉)
滁阳之行，相从者亦二三子;兼复山水清远，胜事闲旷，诚有足乐者。故人不忘久要，果能乘兴一来耶?得应原忠书，诚如其言，亦大可喜。牵制文义，自宋儒已然，不独今时。学者遂求脱然洗涤，恐亦甚难，但得渐能疑辩，当亦终有觉悟矣。自归越后，时时默念年来交游，益觉人才难得，如原忠者，岂易得哉!京师诸友，迩来略无消息。每因已私难克，辄为诸友忧虑一番。诚得相聚一堂，早晚当有多少砥砺切磋之益!然此在各人，非可愿望得。
四(癸酉)
春初，姜翁自天台来，得书，闻山闻况味，悬企之极;且承结亭相待，既感深谊，复愧其未有以副也。甘泉丁乃堂夫人忧，近有书来索铭，不久且还增城。道途邈绝，草亭席虚，相聚尚未有日。仆虽相去伊迩，而家累所牵，迟迟未决，所举遂成北山之移文矣。应原忠久不得音问，想数会聚?闻亦北上，果然否?此间往来极多，友道则实寥落。敦夫虽住近，不甚讲学;纯甫近改北验封，且行;曰仁又公差未还;宗贤之思，靡日不切!又得草堂报，益使人神魂飞越，若不能一日留此也，如何如何!去冬解册吏到，承欲与原忠来访，此诚千里命驾矣，喜慰之极!日切瞻望，然又自度鄙劣，不足以承此。曰仁人夏当道越中来此，其时得与共载，何乐如之!
五(癸酉)
书来，及纯甫事，恳恳不一而足，足知朋友忠爱之至。世衰俗降，友朋中虽平日最所爱敬者，亦多改头换面，持两端之说，以希俗取容，意思殊为衰飒可悯。若吾兄真可谓信道之笃而执德之弘矣，何幸何幸!仆在留都，与纯甫住密迩，或一月一见，或间月不一见，辄有所规切，皆发于诚爱恳恻，中心未尝怀纤毫较计。纯甫或有所疏外，此心直可质诸鬼神。其后纯甫转官北上，始觉其有恝然者。寻亦痛自悔责，以为吾人相与，岂宜有如此芥蒂，却有堕入世间较计坑陷中，亦成何等胸次!当下冰消雾释矣。其后人言屡屡而至，至有为我愤辞厉色者。仆皆惟以前意处之，实是未忍一日而忘纯甫。盖平日相爱之极，情之所钟，自如此也。旬日间复有相知自北京来，备传纯甫所论。仆窃疑有浮薄之徒，幸吾党间隙，鼓弄交构，增饰其间，未必尽出于纯甫之口。仆非矫为此说，实是故人情厚，不忍以此相疑耳。仆平日之厚纯甫，本非私厚;纵纯甫今日薄我，当亦非私薄。然则仆未尝厚纯甫，纯甫未尝薄仆也，亦何所容心于其间哉!往往见世俗朋友易生嫌隙，以为彼盖苟合于外，而非有性分之契，是以如此，私窃叹悯。自谓吾党数人，纵使散处敌国仇家，当亦断不至是。不谓今日亦有此等议论，此亦惟宜自反自责而已。孟子云：“爱人不亲反其仁，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自非履涉亲切，应未识斯言味永而意恳也。
仆近时与朋友论学，惟说‘立诚’二字。须就咽喉上着刀，吾人为学当从心髓入微处用力，自然笃实光辉。虽私欲之萌，真是洪炉点雪，天下之大本立矣。若就标末妆缀比拟，凡平日所谓学问思辩者，适足以为长傲遂非之资，自以为进于高明光大，而不知陷于狠戾险嫉，亦诚可哀也已!以近事观之，曾见得吾侪往时所论，自是向里。此盖圣学的传，惜乎沦落湮埋已久;往时见得，犹自恍惚，仆近来无所进，只于此处看较分晓，直是痛快，无复可疑。但与吾兄别久，无告语处耳。原忠数聚论否?近尝得渠一书，所见迥然与旧不同，殊慰殊慰!今亦寄一简，不能详细，见时望并出此。归计尚未遂，旬月后且图再举。会其蔚定，临楮耿耿。
六(丙子)
宅老数承远来，重以嘉贶，相念之厚，愧何以堪!令兄又辱书惠，礼恭而意笃，意家庭旦夕之论，必于此学有相发明者，是以波及于仆。喜幸之余，愧何以堪!别后工夫，无因一扣，如书中所云，大略知之。“用力习熟，然后居山”之说，昔人尝有此，然亦须得其源。吾辈通患，正如池面浮萍，随开随蔽。未论江海，但在活水，浮萍即不能蔽。何者?活水有源，池水无源，有源者由己，无源者从物。故凡不息者有源，作辍者皆无源故耳。
七(戊寅)
得书，见相念之厚，所引一诗尤恳恻至情，读之既感且愧，几欲涕下。人生动多牵滞，反不若他流外道之脱然也，奈何奈何!近收甘泉书，颇同此憾。士风日偷，素所目为善类者，亦皆雷同附和，以学为讳。吾人尚栖栖未即逃避，真处堂之燕雀耳。原忠闻且北上，恐亦非其本心。仕途如烂泥坑，勿入其中，鲜易复出。吾人便是失脚样子，不可不鉴也。承欲枉顾，幸甚幸甚!好事多阻，恐亦未易如愿，努力图之!笼中病翼，或能附冥鸿之末而归，未可知也。
与王纯甫(壬申)
别后，有人自武城来，云纯甫始到家，尊翁颇不喜，归计尚多抵牾。始闻而惋然，已而复大喜。久之，又有人自南都来者，云“纯甫已莅任，上下多不相能”。始闻而惋然，已而复大喜。吾之惋然者，世俗之私情;所为大喜者，纯甫当自知之，吾安能小不忍于纯甫，不使动心忍性，以大其所就乎?譬之金之在冶，经烈焰，受钳锤，当此之时，为金者甚苦;然自他人视之，方喜金之益精炼，而惟恐火力锤煅之不至。既其出冶，金亦自喜其挫折煅炼之有成矣。某平日亦每有傲视行辈、轻忽世故之心，后虽稍知惩创，亦惟支持抵塞于外而已。及谪贵州三年，百难备尝，然后能有所见，始信孟氏“生于忧患”之言非欺我也。尝以为“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患难，行乎患难;故无人而不自得。”后之君子，亦当素其位而学，不愿乎其外。素富贵，学处乎富贵;素贫贱患难，学处乎贫贱患难;则亦可以无人而不自得。向尝为纯甫言之，纯甫深以为然，不番迩来用力却如何耳。
近日相与讲学者，宗贤之外，亦复数人，每相聚辄叹纯甫之高明。今复遭时磨励若此，其进益不可量，纯甫勉之!
汪景颜近亦出宰大名，临行请益，某告以变化气质。居常无所见，惟当利害，经变故，遭屈辱，平时愤怒者到此能不愤怒，忧惶失措者到此能不忧惶失措，始是能有得力处，亦便是用力处。天下事虽万变，吾所以应之不出乎喜怒哀乐四者。此为学之要，而为政亦在其中矣。景颜闻之，跃然如有所得也。甘泉近有书来，已卜居萧山之湘湖，去阳明洞方数十里耳。书屋亦将落成，闻之喜极。诚得良友相聚会，共进此道，人间更复有何乐!区区在外之荣辱得丧，又足挂之齿牙间哉?
二(癸酉)
纯甫所问，辞则谦下，而语意之间，实自以为是矣。夫既自以为是，则非求益之心矣。吾初不欲答，恐答之亦无所入也。故前书因发其端，以俟明春渡江而悉。既而思之，人生聚散无常，纯甫之自是，盖其心尚有所惑而然，亦非自知其非而又故为自是以要我者，吾何可以遂已?故复备举其说以告纯甫。
来书云“学以明善诚身，固也。但不知何者谓之善?原从何处得来?今在何处?其明之之功当何如?人头当何如?与诚身有先后次第否?诚是诚个甚的?此等处细微曲折，仅欲扣求启发，而因献所疑，以自附于助我者。”反复此语，则纯甫近来得力处在此，其受病处亦在此矣。纯甫平日徒知存心之说，而未尝实加克治之功，故未能动静合一，而遇事辄有纷扰之患。今乃能推究若此，必以渐悟往日之堕空虚矣。故曰纯甫近来用功得力处在此。然已失之支离外驰而不觉矣。夫心主于身，性具于心，善原于性，孟子之言性善是也。善即吾之性，无形体可指，无方所可定，无岂自为一物，可从何处得来者乎?故曰受病处亦在此。纯甫之意，盖未察夫圣门之实学，而尚狃于后世之训诂，以为事事物物，各有至善，必须从事事物物求个至善，而后谓之明善，故有“原从何处得来，今在何处”之语。纯甫之心，殆亦疑我之或堕于空虚也，故***是说以发我之蔽。吾亦非不知感纯甫此意，其实不然也。夫在物为理，处物为义，在性为善，因所指而异其名，实皆吾之心也。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吾心之处事物，纯乎理而无人伪之杂，谓之善，非在事物有定所之可求也。处物为义，是吾心之得其宜也，义非在外可袭而取也。格者，格此也;致者，致此也，必曰事事物物上求个至善，是离而二之也。伊川所云“才用彼即晓此”，是犹谓之二。性无彼此，理无彼此，善无彼此也。纯甫所谓“明之之功当何如?人头处当何如?与诚身有先后次第否?诚是诚个甚的?”且纯甫之意，必以明善自有明善之功，诚身又有诚身之功也。若区区之意，则以明善为诚身之功也。夫诚者，无妄之谓。诚身之诚，则欲其无妄之谓。诚之之功，则明善是也。故博学者，学此也;审问者，问此也;慎思者，思此也;明辩者，辩此也;笃行者，行此也。皆所以明善而为诚之之功也。故诚身有道，明善者，诚身之道也;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非明善之外别有所谓诚身之功也。诚身之始，身犹未诚也，故谓之明善;明善之极，则身诚矣。若谓自有明善之功，又有诚身之功，是离而二之也，难乎免于毫厘千里之谬矣。其间欲为纯甫言者尚多，纸笔未能详悉。尚有未合，不妨往复。
三(甲戌)
得曰仁书，知纯甫近来用功甚力，可喜可喜!学以明善诚身，只兀兀守此昏昧杂扰之心，却是坐禅入定，非所谓“必有事焉”者矣。圣门宁有是哉?但其毫厘之差，千里之谬，非实地用功，则亦未易辩别。后世之学，琐屑支离，正所谓***摘汲引，其间亦宁无小补?然终非积本求原之学。句句是，字字合，然而终不可人尧舜之道也。
四(甲戌)
屡得汪叔宪书，又两得纯甫书，备悉相念之厚，感愧多矣!近又见与曰仁书，贬损益至，三复赧然。夫趋向同而论学或异，不害其为同也;论学同而趋向或异，不害其为异也。不能积城反躬而徒腾口说，此仆往年之罪，纯甫何尤乎?因便布此区区，临楮倾念无已。
寄希渊(壬申)
所遇如此，希渊归计良是，但稍伤急迫。若再迟二三月，托疾而行，彼此形迹泯然，既不激怒于人，亦不失己之介矣。圣贤处末世，待人应物，有时而委曲，其道未尝不直也。若己为君子而使人为小人，亦非仁人忠恕恻怛之心。希渊必以区区此说为大周旋，然道理实如此也。区区叨厚禄，有地方之责，欲脱身潜逃固难。若希渊所处，自宜进退绰然，今亦牵制若此，乃知古人挂冠解绶，其时亦不易值也。
二(壬申)
向得林苏州书，知希颜在苏州，其时守忠在山阴矣。近张山阴来，知希颜已还山阴矣。而守忠又有金华之出。往岁希颜居乡而守忠客祁，今兹复尔，二友之每每相违，岂亦有数存焉邪!为仁由己，固非他人所能与。而相观砥砺之益，则友诚不可一日无者。外是子雍、明德辈相去数十里，决不能朝夕继见，希颜无亦有独立无与无叹欤?曩评半圭，诚然诚然。方今山林枯槁之士，要亦未可多得，去之奔走声利之场者则远矣。人品不齐，圣贤亦因材成就。孔门之教，言***殊，后世儒者始有归一之论，然而成德达材者鲜，又何居乎?希颜试于此思之，定以为何如也?
三(癸酉)
希颜茕然在疚，道远因一慰。闻友朋中多言希颜孝心纯笃，哀伤过节，其素知希颜者，宜为终身之慕。毋徒毁伤为也!
守忠来，承手札喻及出处，此见希颜爱我之深，他人无此也。然此义亦惟希颜有之，他人无此也。牵于世故，未能即日引决，为愧为作，然亦终须如希颜所示耳。患难忧苦，莫非实学。今虽倚庐，意思亦须有进。向见季明德书，观其意向甚正，但未及与之细讲耳。“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盖一言而足。至其功夫节目，则愈讲而愈无穷者。孔子犹曰“学之不讲，是吾忧也”，今世无志于学者无足言，幸有一二笃志之士，又为无师友之讲明，认气作理，冥悍自信，终身勤苦而卒无所得，斯诚可哀矣。
读《礼》之余，与明德相论否?幸以其所造者示知。某无大知识，亦非好为人言者。顾今之时，人心陷溺已久，得一善人，惟恐其无成。期与诸君共明此学，固不以自任为嫌而避之。譬之婚姻，聊为诸君之媒妁而已。乡里后进中有可言者，即与接引，此本分内事，勿谓不暇也。
楼居已完否?胡口之出非得已，然其间亦有说。闻朋友中多欲希颜高尚不出，就中亦须权其轻重。使亲老饘粥稍可继，则不必言高尚，自不宜出。不然，却恐正其私心，不可不察也。
四(己卯)
正月初二得家信，祖母于去冬十月背弃，痛割之极!縻于职守，无由归遁。今复恳疏，若终不可得，将遂为径往之图矣。
近得郑子冲书，闻与当事者颇相抵牾。希渊德性谦厚和平，其于世间荣辱炎凉之故，视之何异飘风浮霭，岂得尚有芥蒂于其中耶!即而询之，果然出于意料之外，非贤者之所自取也。虽然，“有人于此，其待我以横逆，则君子必自反曰‘我必无礼。’自反而有礼，又自反曰‘我必不忠’”希渊克己之功日精日切，其肯遂自以为忠乎?往年区区谪官贵州，横逆之加，无月无有。迄今思之，最是动心忍性砥砺切磋之地。当时亦止搪塞排遣，竟成空过，甚可惜也。
闻教下士甚有兴起者，莆故文献之区，其士人素多根器。今得希渊为之师，真如时雨化之而已，吾道幸甚!近有责委，不得已，不久且入闽。苟求了事，或能乘便至莆一间语，不尽不尽。
与戴子良(癸酉)
汝成相见于滁，知吾兄之质，温然纯粹者也。今兹乃得其为志，盖将从事于圣人之学，不安于善人而已也，何幸何幸!有志者事竟成，吾兄勉之!学之不明，已非一日，皆由有志者少。好德，民之秉彝，可谓尽无其人乎?然不能胜其私欲，竟沦陷于习俗，则亦无志而已。故朋友之间，有志者甚可喜，然志之难立而易坠也，则亦深可惧也。吾兄以为何如?宗贤已南还，相见且未有日。京师友朋如贵同年陈佑卿、顾惟贤，其他如汪汝成、梁仲用、王舜卿、苏天秀，皆尝相见。从事于此者，其余尚三四人，吾见与诸友当自识之。自古有志之士，未有不求助于师友。匆匆别来，所欲与吾兄言者百未及一。沿途歆叹雅意，诚切怏怏。相会未卜，惟勇往直前，以遂成此志是望。
与胡伯忠(癸酉)
某往在京，虽极歆慕，彼此以事未及从容一叙，别去以为憾。期异时相遇，决当尽意剧谈一番耳。昨未出京师，即已预期彭城之会，谓所未决于心，在兹行矣。及相见又复匆匆而别，别又复以为恨。不知执事之心亦何如也?
君子与小人居，决无苟同之理，不幸势穷理极而为彼所中伤，则安之而已。处之未尽于道，或过于疾恶，或伤于愤激，无益于事，而致彼之怨恨仇毒，则皆君子之过也。昔人有言“事之无害于义者，从俗可也。”君子岂轻于从俗，独不以异俗笃心耳。“与恶人居，如以朝衣朝冠坐于涂炭者”，伯夷之清也。“虽袒裼裸裎于我侧，彼焉能浼我哉?”柳下惠之和也。君子以变化气质为学，则惠之和，似亦执事之所宜从者。不以三公易其介，彼固未尝无伯夷之清也。“德酋如毛，民鲜克举之。”“我仪图之，惟仲山甫举之。”爱莫助之，仆于执事之谓矣。正人难得，正学难明;流俗难变，直道难容。临笔惘然，如有所失;言不尽意，惟心亮。
与黄诚甫(癸酉)
立志之说，已近烦渎，然为知己言，竟亦不能舍是也。志于道德者，功名不足累其心;志于功名者，富贵不足以累其心。但近世所谓道德，功名而已;所谓功名，富贵而已。“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一有谋计之心，则虽正谊明道，亦功利耳。诸友即索居，曰仁又将远别，会中须时相警发，庶不就弛靡。诚甫之足，自当一日千里，任重道远，吾非诚甫谁望邪!临别数语，彼此暗然;终能不忘，乃为深爱。
《头发的故事》主要内容：该***是现代文学家鲁迅于1920年创作的短篇***。***以“双十节”为线索，以N先生独白的方式，围绕着男人留辫子、剪辫子，女子剪发等“头发”问题组织故事。通过头发问题所引起的反复曲折的风波，表达了作者鲁迅对中国普通民众的深深同情和对只重形式、不重实质的统治者或革命者的愤激。
辛亥革命并未带来社会的巨大变革，也没有给民众实际利益，难怪民众对革命节的纪念十分冷漠了。如n先生所述，再进一步追溯，其实民众并不了解什么是革命。这样，他们与革命十分隔膜就是很自然的事了。革命党人并未在国人中进行思想启蒙、唤醒民众，结果，民众只是头上去掉了一根辫子，封建传统思想依然占据着他们的头脑，同时也顽固地统治着社会。在这种情况下，日后的改革也就举步维艰了。无怪乎n先生对现实十分失望、感慨万端。
《头发的故事》还用了不少篇幅，描写n先生回忆起当年因为没有辫子遭受人们嘲骂的磨难，这就更强化了对民众的愚昧、麻木进行启蒙的思想意蕴。《头发的故事》内容的深刻性在于，它通过n先生的回顾与思考，提出了一个大问题：面对今天的现实该怎么办呢，不能再致力于象剪辫子似的那种“革命”了吧!作品结合历史教训，沉痛地把尚未完成的思想启蒙这一十分重要的问题，向社会提了出来。
扩展资料
从结构形式上来看，《头发的故事》是推陈出新的，全文两千余字，但叙述类的语句却不超过三百字，其余大部分都是主人公N先生的独白。***通篇没有完整、紧凑、集中的情节，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但这种特殊的结构却形成了独特的视角与观点，使文章对主旨的表达更具表现力，深刻地说明了辛亥革命的妥协性与不彻底性，它革掉的仅仅是一条辫子，真正需要扫除的封建顽固势力仍然盘踞在普通民众的心中，并借此抒发了作者的悲愤忧郁之情。
这篇***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同时使用了戏剧化的叙述方式和审美距离原理。既然***用了作者自己的经验，N先生便是一个替代作者的角色，但作者与其替代者保持了相当的距离，距离的获得是由于用了戏剧化的叙述。不会将作者与N先生混淆。
同时，作者将N先生的叙述置于一个故事的倾听者“我”的叙述的更大的框架中，N先生便成了被塑造的生动的人物形象，脾气乖张，无谓生气，不通世故。并让他躬行他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如用手杖拼命的打了几回），来增大距离，这是一篇将反语、戏剧化叙述与审美距离成功结合的技巧复杂的***。
此篇还溶进了若干杂文的特点，它的叙述方式。如对北京双十节简炼传神的描写所产生的讽刺效果，关于头发的受难史的知识，排比、哲理警语等所构成的抒情效果和政论特点。于欣慰中见悲哀，于轻松中见沉重，于调侃中见痛苦，于冷嘲中见热烈，于愤激中见赤诚，引发了对于民族与历史的思考。
百度百科-《头发的故事》
《兔和猫》主要写一个家庭主妇三太太在夏天给她的孩子们买了一对小白兔，***就围绕着兔的出现和消失展开起伏曲折的故事情节，表达了作者对弱小的同情，对随意欺凌弱小者的憎恨。
同时也流露出作者反对无原则“修善”的主张。***文笔清丽活泼，描写近于童话，充满童趣和诗意，语言生动准确。
《兔和猫》这篇***带有寓言的色彩，作者以
小动物兔和猫为对象，抒发了自己的爱憎之情。作者同情新生弱小的兔子，憎恶大黑猫的凶恶，并由此寓视社会现象，从而更加反衬出代表黑暗势力的大黑猫的凶残，和作者对其的憎恶之情。
作者以极强的观察力，传神的笔致把白兔的外形、动作、神态描绘的栩栩如生，语言生动准确，从而增强了作品的艺术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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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背景
五四时期，鲁迅接受了进化论的发展观，认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希望是在于未来。他站在受压迫的人民大众的立场上，站在被侵略被欺侮的弱小民族一边，同情弱小，反抗强敌。认为“下等人胜于上等人”，宣传“对于一切幼者的爱”。
当时，他翻译爱罗先珂的童话，就是为了要“传播被虐待者的苦痛的呼声和激发国人对于强权者的憎恨和愤怒”。爱罗先珂经历曲折，鲁迅对这位双目失明的被虐待者是同情的，而对那些强权者则无比憎恨。
爱罗先珂童话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宣扬对于一切的同情和爱。鲁迅对爱罗先珂童话中说“看见别个捉去被杀的事，在我，是比自己被杀更苦恼”的话，有强烈的共鸣，并称赞这是一种“伟大的精神”。这篇***就是在这种思想背景下写出的作品。
百度百科--兔和猫
1）先秦时期，有关帝王祭祀前代帝王的记载，多为祭祀天地之神时的配祀，专祭古帝王者亦有。[11]但比较少见。秦汉以降，皇帝祭祀古代帝王的记载便渐渐多起来了。例如：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十月出游，行至云梦，“望祀虞舜于九嶷山”。[12]后浮江东下至钱塘，“上会稽，祭大禹”。[13]汉高帝二年（公元前205年），因周兴而邑立后稷之祠，血食天下，于是诏令天下立灵星祠，常以岁时祠以牛，祀后稷。[14]汉高帝死后，令各郡及诸侯王国皆立高庙，以祀高祖。汉文帝时，于长安东北渭河北岸建五帝庙，祭五天帝（青帝、赤帝、白帝、黑帝、黄帝），帝各一殿，殿各一门，殿门之色与各天帝色同。[15]虽然五天帝非古帝王，但这可能是于同一庙内集中祭祀五天帝之始。汉武帝时，亳人谬忌奏请祠泰一神，说：“天神贵者泰一，泰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泰一东南郊，日一太牢，七日，为坛开八通之鬼道。”[16]于是，武帝命于长安城东南郊立泰一祠，按照谬忌所说祭祀泰一神。虽然泰一也是神，但是，为辅佐天帝之神，如同帝王的贤臣。因此，这又可能是祭祀名臣名将的发端。
东汉建武七年（公元31年）五月，光武帝要与卿大夫、博士商议“汉当郊尧”之事。侍御史杜林谏阻说：“民无愚智，思仰汉德，乐承汉祀。基业特起，不因缘尧。尧远于汉，民不晓信，言提其耳，终不悦谕。……郊祀高帝，诚从民望，得万国之欢心，天下福应，莫大于此。民奉种祀，且犹世主，不失先俗。……宗庙至重，众心难违，不可卒改。……方军师在外，祭可且如元年郊祀故事。”[17]意思是说，汉室兴起，追根溯源，不在于尧，而是高帝（刘邦）之功，应当顺民心好好地祭祀高帝。但现在军队将士还在外打仗，天下尚未平定，还是按照建武元年（公元25年）郊祀时的样式而行罢，先不祭祀高帝。这一意见被光武帝***纳。直到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平定陇、蜀之后，才增广郊祀，高帝配食。这种祭祀汉高帝的方式比在高庙祭祀更为隆重。光武帝死后，明帝二年（公元59年）于明堂祭光武帝。同年十月，“西巡狩，幸长安，祠高庙。”十一月，“遣使者以中牢祠萧何、霍光。帝谒陵园，过式其墓。”[18]这是目前所见到的在位皇帝祭祀前代名臣的最早记载。明帝时，还在不同季节分别祭祀五天帝及臣神。立春之日，迎春于洛阳东郊八里，祭青帝、句芒，祭时，车旗服饰皆为青色。立夏之日，迎夏于南郊七里，祭赤帝、祝融，届时车旗服饰皆为红色。立秋之日前十八天，迎黄灵于中兆（去都城五里），祭黄帝、后土，届时车旗服饰皆为**。立秋之日，迎秋于西郊九里，祭白帝、蓐收，届时车旗服饰皆为白色。立冬之日，迎冬于北郊六里，祭黑帝、玄冥，届时车旗服饰皆为黑色。[19]这是将天帝与臣神同祭的一例。元和二年（公元85年）二月，章帝东巡狩，将至泰山，于道上派使者到济阴成阳灵台祀帝尧一太牢。次日，于汉武帝在汶上所建明堂宗祠五天帝，光武帝配祀。又一天，各用一太牢遥遥告祀汉高祖、太宗、世宗、中宗、显宗于明堂。之后巡幸鲁国，祠东海恭王及孔子、七十二弟人。四月，回到洛阳，为告庙还京，各用一特牛祭汉高祖与光武帝。[20]
东晋孝武帝宁康三年（375年），祭先代帝王之礼制又有较大改变，“故事祀皇陶于庭尉寺，新礼移祀于律署，以同祭先圣于太学。旧祀以社日，新改用孟秋，以应秋收。”[21]北魏天兴三年（400年）五月，道武皇帝东巡，遂幸涿鹿（今河北涿鹿东南），“遣使者以太牢祠帝尧、帝舜庙。”[22]又神瑞三年（415年）六月，明元帝东巡，幸涿鹿，登桥山，观温泉，“使使者以太牢祠黄帝庙。至广宁（今涿鹿），登历山，祭舜庙。”[23]孝文帝太和十六年（492年）诏曰：“法施于人祀，有明典；立功垂惠祭，有常式。……凡在祀令者有五帝：尧树则天之功，兴巍巍之治，可祀于平阳（今山西临汾西南）；舜播太平之风，致无为之化，可祀于广宁；禹御洪水之灾，建天下之利，可祀于安邑（今陕西运城东）：周文公制礼作乐，垂范万叶，可祀于洛阳；其宣尼庙已于中省别敕有司行事。自文公以上，可令当界牧守各随所近，摄行祀事，皆用清酌尹祭也。”[24]
上面列举的种种事例说明，自秦汉至北朝的六七百年间，封建统治者对先代帝王和名臣的崇祀，虽说代有所为，未曾间断，但是多有变化，在祭祀的时间、地点、方式、礼仪等方面，未有定制、常制，具有明显的随机性。
（2）隋统一天下后，整肃礼制，对先代帝王和名臣的崇祀亦成定制。在举行禘、袷大祭（五年一禘祭，在孟夏；三年一袷祭，在孟冬）时，“并以其日，使祀先代王公帝尧于平阳，以契配；帝舜于河东（今山西永济西南之蒲州），咎鲧配；夏禹于安邑，伯益配；殷汤于汾阴（今陕西万荣县西南），伊尹配；文王、武王于沣渭之郊，周公、召公配；汉高帝于长陵，萧何配。各一太牢而无乐。配者飨于庙庭。”[25]可见，隋代祭祀先代帝王与名臣，已形成定时、定地、定式的制度。
唐初，贞观之礼，无祭先代帝王之文。显庆中，经礼部尚书许敬宗奏请后，“聿遵故事，三年一祭。以仲春之月，祭唐尧于平阳，以契配；祭虞舜于河东，以咎鲧配；祭夏禹于安邑，以伯益配；祭殷汤于偃师，以伊尹配；祭周文王于鄷，以太公配；祭武王于镐，以周公、召公配；祭汉高祖于长陵，以萧何配。”[26]可知，唐初祭祀先代帝王与名臣，基本同隋制。时至中唐，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玄宗天宝六载（747年）正月十一日，勅“三皇五帝，创物垂范，永言龟镜，宜有钦崇，三皇：伏羲，以勾芒配；神农，以祝融配；轩辕（黄帝），以风后、力牧配。五帝：少昊，以蓐收配；颛顼，以元（玄）冥配；高辛，以稷、契配；唐尧，以羲仲、和叔配；虞舜，以夔、龙配。其择日及置庙地，量事营立。其乐器请用宫悬，祭请用少牢（羊、豕），仍以春秋二时致享。共置令、丞，令太常寺检校。”转年五月十五日诏：“上古之君，存诸氏号，虽事先书契，而道著皇王，缅怀厥功，宁忘咸秩。其三皇以前帝王，宜于京城内共置一庙，仍与三皇五帝庙相近，以时致祭***氏、人皇氏、有巢氏、燧人氏。其祭料及乐，请准三皇五帝庙，以春秋二时享祭。历代帝王肇迹之处，未有祠宇者，所由郡置一庙享祭，取当时将相德业可称者二人配享。夏王禹都安邑，今（指唐代，下同）夏县，以虞伯益、秩宗伯夷配。殷王汤都亳，今谷熟县，以阿横伊尹、左相仲虺配。周文王都酆，今咸阳县，现有庙，以师鬻熊、齐太公望祀。周武王都镐，入文王庙同享，太师周公、太保召公配。秦始皇帝都咸阳，丞相李斯、建军王翦配。汉高祖起沛，今彭城县，太傅张良、相国萧何配。后汉光武帝起南阳，司徒邓禹、将军耿弇配。魏武帝都邺，侍中荀彧、太尉钟繇配。晋武帝都洛阳，司空张华、将军羊祜配。后魏道武皇帝起云中，太尉长孙嵩、尚书崔元伯配。周文帝起冯翊，尚书苏绰、大将军于谨配。隋文帝封隋汉东，仆射高颎、大将军贺若弼配。令郡县长官春秋二时择日粢盛蔬馔时果、配酒脯，洁诚致祭。”[27]据此而知，唐玄宗天宝年间，于京城长安建置两个帝王庙，曰三皇庙五帝庙、曰三皇以前帝王庙。这是历史上于京城建帝王庙，集中祭祀唐代以前帝王的肇始。除此之外，唐代还在先代帝王发迹之处建庙，令地方长官按时致祭。也就是说，自唐玄宗始，祭祀历代帝王实行“双轨制”，享祭的帝王和名臣也大大增多。
由上述可知，隋唐之世，对历代帝王和名臣的崇祀制度进一步完善，随机性减少，基本形成定制。特别是盛唐时，开创了在京城修建古代帝王庙的先例。
（3）迨至两宋，国都汴梁和杭州都没有帝王庙的建置，对先代帝王及名臣的祭祀，分别在其陵庙所在地举行。所祭的先代帝王和名臣进一步增多，且有主次重轻之分。宋太祖乾德四年（966年）诏曰：“历代帝王，或功济生民，或道光史载，垂于祀典，厥惟旧章。兵兴以来，日不暇，有司废职，因循暇旷坠。或庙貌攸设，牲牷罔荐；或陵寝虽存，樵苏靡禁。仄席兴念兹用惕然。其太昊（葬宛丘，在陈州）、女娲（葬赵城县东南，在晋州）、炎帝（葬长沙，在潭州）、黄帝（葬桥山，在坊州）、颛顼（葬临河县，在澶州）、高辛（葬濮阳顿丘城南，在澶州）、唐尧（葬城阳谷林，在郓州）、虞舜（葬九疑上，在永州）、夏禹（葬会稽，在越州）、成汤（葬汾阴，在河中府）、周文王武王（并葬京兆咸阳县）、汉高祖（长陵）、后汉世祖（原陵在河南洛阳县）、唐高祖（献陵在耀州三原县东）、太宗（昭陵在京兆醴泉县北九嵕山），十六帝各给守陵五户，蠲其他役，长吏春秋奉祀。他处有祠庙者，亦如祭享。商中宗太戊（葬大名内黄县东南）、高宗武丁（葬陈州西华县北）、周成王康王（并葬京兆咸阳县）、汉文帝（霸陵在京兆万年县东界）、宣帝（杜陵在京兆万年县东南）、魏太祖（高平陵在相州邺县西南）、晋武帝（峻阳陵在河南洛阳县东南）、后周太祖（成陵在耀州富平县西北）、隋高祖（太陵在凤翔扶风县东南）十帝，各给三户，岁一享。秦始皇（陵在京兆昭应县）、汉景帝（阳陵在京兆咸阳县界）、武帝（茂陵在京兆西平县）、后汉明帝（显节陵在河南洛阳县东南）、章帝（恭陵在河南洛阳县东南）、魏文帝（首阳陵在孟州首阳山）、后魏孝文帝（长陵在耀州富平县东南）、唐元宗（泰陵在同州蒲城县东南）、肃宗（建陵在京兆醴泉县）、宪宗（景陵在同州蒲城县西北）、宣宗（正陵在耀州云阳县西北）、梁太祖（宣陵在河南伊阙县东北）、后唐庄宗（雍陵在河南新安县东）、明宗（徽陵在河南洛阳县东北）、晋高祖（显陵在河南寿安县西北）十五帝，各给二户，三年一祭。周桓王（葬河南渑池县东北）、灵王（葬河南城西南柏亭西周山上）、景王（葬河南洛阳县太仓中）、威烈王（葬河南城阳城中西北隅）、汉元帝（渭陵在京兆咸阳县）、成帝（延陵在京兆咸县阳）、哀宗（义陵在京兆咸阳县）、平帝（康陵在京兆咸阳县）、后汉和帝（慎陵在河南洛阳县东南）、殇帝（康陵在慎陵茔中庚地）、安帝（恭陵在河南洛阳东北）、顺帝（宪陵）、冲帝（怀陵，并在河南洛阳县东西）、质帝（静陵在河南洛阳东南）、献帝（樿陵在怀州修武县故涿鹿城西北）、魏明帝（平陵在河南河清县大石山）、高贵乡公（葬河南洛阳县瀍涧之滨）、陈留王（葬相州邺县西）、晋惠帝（太阳陵河南洛阳县东南）、怀帝、愍帝（并葬晋州平阳县）、西魏文帝（永陵在耀州富平县东南）、东魏孝静帝（葬相州邺县西漳水北）、唐高宗（乾陵在乾州奉天县西北）、中宗（定陵在耀州富平县西北）、睿宗（桥陵在同州蒲城县西北）、德宗（崇陵在耀州云阳县北）、顺宗（丰陵在耀州富平县东北）、穆宗（光陵在同州蒲城县北）、敬宗（庄陵在耀州三原县）、文宗（章陵在耀州富平县西北）、武宗（端陵在耀州三原县东）、懿宗（简陵在耀州富平县西北）、僖宗（靖陵在乾州奉天县东北）、昭宗（和陵在河南缑氏县、梁少帝（葬河南伊阙县）、后唐末帝（葬河南洛阳县东北），三十八帝陵，州县常禁樵***。”[28]
显然，宋朝对前代帝王和名臣的崇祀，虽然不在京城建帝王庙集中举行，而是在各代帝王陵寝所在地分散进行，但是，所崇祀的历代帝王和名臣不仅进一步增多，而且区别对待，有主有次，特点分明。
（4）元代崇祀先代帝王之典不废，但没有唐、宋隆重。每年春秋仲月命侍臣到平阳祭尧帝庙，到山西河东、山东济南、河南濮州、湖南道州祭舜帝庙，到山西龙门祭禹帝庙。祭时只是烧香致敬，读祝文。汤阴羑里城周文王祠，凤翔府歧山周公庙，亦命有司奉祀，但有牲无乐。值得称道的是，元代还增建了一批古帝王庙，如至元十二年（1275年），立伏羲、女娲、舜、汤等庙于河中解州、洪桐、赵城（俱在陕西境内），十五年（1278年）修会川***王祠等。[29]
（5）明朝对历代帝王和名臣的崇祀极为重视，超越前代。先是，洪武三年（1370年）遣使访寻先代帝王陵寝，得七十九处。经礼官考查后，认定功德昭著者三十有六，为伏羲（在河南陈县）、神农（在湖广酃县）、黄帝（在陕西中部县）、少昊（在山东曲阜）、颛顼（在北平滑县）、唐尧（在山东东平县）、虞舜（在湖广宁远县）、夏禹（在浙江会稽县）、商汤（在山东荥河县）、中宗（在北平内黄县）、高宗（在河南陈县）、周文王（在陕西咸阳）、武王（在咸阳）、成王（在咸阳）、康王（在咸阳）、汉高祖（在咸阳）、文帝（在陕西咸宁）、景帝（在咸阳）、武帝（在陕西兴平县）、宣帝（在长安）、光武（在河南孟津县）、明帝（在洛阳）、章帝（在洛阳）、后魏文帝（在陕西富平县）、隋高祖（在陕西扶风县）、唐高祖（在陕西三原县）、太宗（在陕西醴泉县）、宪宗（在陕西蒲城县）、宣宗（在陕西泾阳县）、周世宗（在河南郑县）、宋太祖(在河南巩县)、太宗（在巩县）、真宗（在巩县）、仁宗（在巩县）、孝宗（在浙江会稽县）、理宗（在会稽）。然后，遣官往祭。洪武帝亲制祝文，每陵给银二十五两置备祭物。并命奉祀官见有陵寝被盗发者，要掩埋好；毁坏的地方，要修补完整；有庙堂颓圮者，要加以修葺；当地官府要严禁***伐陵木，并每年按时祭以太牢。其后，所祭帝王陵虽有个别调整，但保持着三十五个或三十六个之数。每陵设陵户二人看守，又各立一碑，镌刻祭期和牲帛之数，以便当地官府遵照致祭。六年（1373年），洪武皇帝认为五帝、三王及汉、唐、宋创业之君，都应该于京城立庙祭祀，故在（南京）钦天山之阳修建了历代帝王庙。这是唐玄宗于国都长安建立三皇五帝庙之后，又一次于京城正式建立历代帝王庙。南京历代帝王庙，正殿五室，中一室祀三皇（太昊伏羲氏、炎帝神农氏、黄帝轩辕氏）；东一室祀五帝（少昊金天氏、颛顼高阳氏、帝喾高辛氏、帝尧陶唐氏、帝舜有虞氏）；西一室祀夏禹、商汤、周文王；又东一室祀周武王、汉光武、唐太宗；又西一室祀汉高祖、唐高祖、宋太祖、元世祖。不久，以周文王终服事殷，唐高祖本太宗之力而得天下，遂寝其祀，增祀隋高祖（后罢）。庙中所祀十六位帝王[30]皆塑衮冕坐像，只有伏羲、神农不加冕服，因为那时候还未有衣服。历代帝王庙建成后，规定每年春秋仲月上旬甲日致祭。洪武皇帝曾亲自到庙中祭祀先代帝王。二十一年（1388年），洪武皇帝诏谕以历代名臣从祀。礼官遵旨拟定了三十六人的名单，经洪武皇帝审查并剔除、增补后，遂定风后、力牧、皋陶、夔、龙、伯夷、伯益、伊尹、傅说、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召虎、方叔、张良、萧何、曹参、陈平、周勃、邓禹、冯异、诸葛亮、房玄龄、杜如晦、李靖、郭子仪、李晟、曹彬、潘美、韩世忠、岳飞、张浚、木华黎、博尔忽、博尔术、赤老温、伯颜等三十七人，从祀于历代帝王庙东、西两庑。至此，明初于历代帝王庙祭祀的帝王和从祀的名臣形成定制。应当特别指出的是，洪武间还在中都凤阳亦建有一座历代帝王庙，又在北平（元大都改名）城金城坊修建一座元世祖庙，专祀元代明君世祖忽必烈。
永乐年间，大规模营建北京宫殿城池并迁都时，未及在北京建造帝王庙，对历代帝王庙和名臣多在天坛举行郊祀大典时附祭，南京和中都的历代帝王庙，则遣南京太常寺官行祭礼。至嘉靖九年（1530年），厘正祀典，废除郊祀附祭历代帝王之制，决定在皇城西建立一座帝王庙。初拟就灵济宫（在灵境胡同）改建，只因地狭，改于阜成门内路北保安寺故址新建。十年（1531年）二月春祭，时因建庙工程未竣，嘉靖帝临时在文华殿亲祭历代帝王和名臣。同年九月，庙成。正殿五室，名曰景德崇圣之殿；殿前为景德门，左、右为东、西两庑，殿后有祭器库；景德门外有神库、神厨、宰牲亭、钟楼。外门之前为景德街，两端有坊。新建的北京历代帝王庙中，起初所祀的历代帝王和名臣与南京历代帝王庙相同，即有十六位帝王各三十六位名臣，不同的是庙中殿庑内只设帝王和名臣的神主牌位，而没有塑像。至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纳礼科给事中陈棐的建议，撤除元世祖和元臣木华黎、博尔忽、赤老温、伯颜之祀。此后在历代帝王庙享祀的只有十五位帝王，三十二位名臣。[31]
北京历代帝王庙的建成，使北京城增添了一座重要的***庙宇建筑，为明朝统治者创造了崇祀历代帝王和名臣的固定专用场所，将明代崇祀历代帝王和名臣的活动推向***，丰富了北京的历史文物特别是祭祀文化，意义重大。
（6）有清一代，将封建统治者崇祀历代帝王和名臣的礼制与活动，总其大成，推向顶峰。清室入关，定鼎北京，宫殿城池，沿用明旧。历代帝王庙也成为清室继承前明的一宗历史文化遗产，并在完善崇祀历代帝王和名臣的礼制上，较明代“更上一层楼”。
顺治二年（1645年）三月初一日，“始祀辽太祖、金太祖、世宗、元太祖、明太祖于历代帝王庙，以其臣耶律曷鲁、完颜粘没罕、斡里不、木华黎、伯颜、徐达、刘基从祀。”[32]不仅纠正了明代只让元世祖入帝王庙享祀而冷落辽、金之主及名臣的偏颇，而且也没有忘记刚刚被灭亡的大明国开国之君及主要功臣，从而使入历代帝王庙内享祀的帝王增加到二十一位，从祀的名臣增加到四十一位（包括新增祀的唐臣张巡、许远在内）。[33]十七年（1660年）六月，“礼臣议言庙祀帝王，止及开创，应增守成令辞，并罢宋臣潘美、张浚祀。从之。于是增祀商中宗、高宗、周成王、康王、汉文帝、宋仁宗、明孝宗，而辽、金、元太祖皆罢祀。”[34]此后，帝王庙中享祀帝王增至二十五位，享祀名臣减至三十九位。康熙嗣服，以辽、金、元太祖毕竟有开创之功，故复入庙享祀。康熙六十年（1721年）四月，“诏厘定历代帝王庙崇祀祀典”。[35]翌年十月，康熙帝谕曰：“历代帝王每朝崇祀不过一二主，或庙享其子而不及其父，或配食其臣而不及其君。应将凡曾在位，除无道被弑亡国之主外，尽宜入庙崇祀。”又谕：“明愍帝无甚过失，国亡由伊祖所致，愍帝不可与亡国者例论。而万历、泰昌、天启三君，不应入祀。其历代配飨功臣，有治安之世辅佐有功者，应量加增补。”[36]同年十二月，雍正皇帝依遵圣祖谕旨，增祀帝王和名臣神牌，并立碑以纪。此后，增祀夏启、仲康、少康、杼、槐、芒、泄、不降、扃、廑、孔甲、皋、发，商太甲、沃丁、太庚、小甲、雍己、太戊、仲丁、外壬、河亶甲、祖乙、祖辛、沃甲、祖丁、南庚、阳甲、盘庚、小辛、小乙、武丁、祖庚、祖甲、廪辛、庚丁、太丁、帝乙、周成王、康王、昭王、穆王、共王、懿王、孝王、夷王、宣王、平王、桓王、庄王、僖王、惠王、襄王、顷王、匡王、定王、简王、灵王、景王、悼王、敬王、元王、贞定王、考王、威烈王、安王、烈王、显王、慎靓王、汉惠帝、文帝、景帝、武帝、昭帝、宣帝、元帝、成帝、哀帝、明帝、章帝、和帝、殇帝、安帝、顺帝、冲帝、桓帝、灵帝、昭烈帝，唐高祖、高宗、睿宗、玄宗、肃宗、代宗、德宗、顺宗、穆宗、文宗、武宗、宣宗、懿宗、僖宗，辽太宗、景宗、圣宗、兴宗、道宗，宋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高宗、孝宗、光宗、宁宗、理宗、度宗、端宗，金太宗、章宗、宣宗，元太宗、定宗、宪宗、成宗、武宗、仁宗、泰定宗、文宗、宁宗、明成祖、仁宗、宣宗、英宗、景帝、宪宗、孝宗、武宗、世宗、穆宗、愍帝，共一百四十三位。从祀功臣则增广四十位，有黄帝臣仓颉，商臣仲虺，周臣毕公高、吕候、仲山甫，汉臣刘章、魏相、丙吉、耿弇、马援、赵云，唐臣狄仁杰、宋璟、姚崇、李泌、陆贽、裴度，宋臣吕蒙正、李沆、寇准、王曾、范仲淹、富弼、韩琦、文彦博、司马光、李纲、赵鼎、文天祥，金臣呼噜，元臣博果密、托克托，明臣常遇春、李文忠、杨士奇、杨荣、于谦、李贤、刘大夏。[37]这些新增祀的帝王神牌，按照朝代与原祀帝王加以合并，供在一龛。这样，景德崇圣殿中有的五龛增为七龛。每龛供奉的帝王分别是：伏羲、神农、黄帝为一龛。
少昊、颛顼、帝喾、帝尧、帝舜为一龛。
增祀的十三位夏王、二十五位商王，与原祀的夏禹、商汤共四十王，合为一龛。
增祀的三十一位周王，与原祀的武王共三十二王，合为一龛。
增祀的汉十九帝和唐十四帝，与原祀的汉高祖，光武帝、唐太宗共三十六帝，合为一龛。
增祀的辽五帝、宋十三帝和金三帝，与原祀的辽太祖、宋太祖、金太祖、金世宗共二十五帝，合为一龛。
增祀的元九帝和明十一帝，与原祀的元太祖、世祖、明太祖共二十三帝，合为一龛。这样，历代帝王庙正殿分设七龛，供奉的历代帝王总计为一百六十四位。另外，增祀的名臣仓颉、毕公高、仲公甫、魏相、耿弇、宋璟、 裴度、李沆、王曾、富弼、间彦博、李纲、文天祥、博果密、常遇春、杨士奇、于谦、刘大夏十八位，与原祀的风后、傅说、召公奭、召穆公虎、张良、曹参、周勃、房玄龄、李靖、许远、李晟、韩世忠十二位，在东庑享祀；原在西庑的夔、伯夷、伊尹、邓禹、诸葛亮、郭子仪、曹彬、宗翰、穆呼哩、徐达也十位移祀于东庑。这样，东庑便有四十位名臣享祀。而西庑原祀力牧、周公旦、太公望、方叔、萧何、陈平、杜如晦、张巡、岳飞九位，增祀的仲虺、吕候、尹吉甫、刘章、丙吉、马援、赵云、狄仁杰、姚崇、李泌、陆贽、赫鲁、吕蒙正、寇准、范仲淹、韩琦、司马光、赵鼎、托可托、李文忠、杨荣、李贤二十二位亦安置在西庑。原在东庑享祀的皋陶、龙、伯益、冯异、耶律曷噜、宗望、巴延、刘基八位移请到西庑。这样，在西庑享祀的历代名臣则有三十九位。东、西两庑共供奉历代名臣七十九位。[38] 雍正七年（1729年）缮葺帝王庙，历四年而工竣，竖碑以记。乾隆元年（1736年），谥明建文皇帝曰恭敏惠皇帝，入帝王庙享祀，位次明太祖之后。二十七年（1762年）重修帝王庙，正殿原覆绿琉璃瓦而改易黄琉璃瓦。二十九年（1764年）工讫，乾隆皇帝亲祭，有御制碑文可证。[39] 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谕：“朕因览《四库全书》内《大清通礼》一书所列庙祀历代帝王位号，乃依旧《会典》所定，有所弗惬于心。敬忆皇祖《实录》，有敕议增祀之谕。令查取礼部原议红本，则系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内具题。尔时诸臣不能仰体圣怀，详细讨论，未免历陋就简。我皇祖谕旨，以凡帝王曾在位者，除无道、被弑亡国之主，此外尽应入庙，即一二年者亦应崇祀。煌煌圣训，至大至公。上自羲轩，下至胜国，其间圣作明述之君，守文继体之主，无不馨香妥侑。不特书生臆论无能仰喻高深，即历代以来升禋议礼，未有正大光明若此者也。乃会议疏内声明偏安亡弑不入祀典，而仍入辽、金二朝，不入东西晋、元魏、前后五代，未免意有偏向。视若仰承圣意，而实显与圣谕相背。朕意若谓南北朝偏安不入祀典，则辽、金得国亦未奄有中原，何以一登一黜？适足启后人之訾议。即因东西晋、前后五代有因篡得国，摈而不列，如（曹）操，丕不得为正统之例。殊不知三国时正统在昭烈，故虽以陈寿《三国志》之尊魏抑蜀，而卒不能夺万世之公评。至司马氏篡窃以还，南朝神器数易，如宋武帝崛起丹徒，手移晋祚，自不能掩其篡夺之罪。其他虽祖宗得国不正，而子孙能继绪承体，即为守文中主，亦不可概从阙略。况自汉昭烈以至唐高祖统一区夏，时之相去三百余年，其间英毅之辞，节俭之主，史不绝书，又安可置不论？至于后五代，如朱温以及郭威，或起自寇窃，或身为叛臣，五十余年，更易数姓，中华统绪，不绝如线。然周世宗承藉郭氏余业，凭有疆域，尚不失为令主。此而概不列入，则东西晋、前后五代数百年间创业之主，祀典缺如，何以协千秋仅论？他若元魏雄据河北，地广势强，太武、道武，勤思政理，讲学兴农，亦可为偏安英主。并当量入祀典，以示表章。朕前命馆臣录存杨维祯《正统辨》，谕内，详细宣论以维祯所辨正统在宋而不在辽、金之说为是。所以存春秋纲目之义，见人心天命之悠归。且检阅孙承泽《春明梦余录》所载明代崇祀古帝王位号，原本列辽、金二朝。今《（大清）通礼》内崇祀辽、金而不入东西晋、前后五代，似此互相入主出奴，伊于何底？是皆议礼诸臣有怀偏见，明使后世臆说之徒谓本朝于历代帝王未免区分南北，意存轩轾，甚失皇祖降谕之本意也。至明之亡国，由于神、熹二宗纪纲隳而法度弛，愍帝嗣统时，国事已不可为，虽十七年身历勤苦，不能补救倾危，卒且身殉社稷，未可与荒*失国者一例而论。是以皇祖睿裁，将神、熹二示撤出，而愍帝则特令庙祀。褒贬予夺，毫厘不爽，实千古大公定论。乃诸臣于定议时转复将汉之桓、灵增入。岂未思炎汉之亡亡于桓、灵，而不亡于献帝乎？从前定议未将东汉全局详审论断，转使昏暗之君叼庙食，所议未为允协。夫自古帝王统绪相传，易代以后，飨祀庙廷，原以报功崇德。至于严篡窃之防，戒守成之主，或予式夺，要必衷于至当，而无所容心于其间，方协彰瘅之义。所有历代帝王庙祀典，著大学士、九鼎更行悉心详议具奏，并著于定议后，交四库馆恭录皇祖谕旨并朕此旨于《通礼》庙飨卷首，以昭殷鉴历朝，垂示万年之至意。”[40]遵照乾隆皇帝的这道谕旨，又将晋元帝、明帝、成帝、康帝、穆帝、哀帝、简文帝，（南朝） 宋文帝、孝武帝、明帝，（北朝）齐武帝、（南朝）陈文帝、宣帝，北魏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文成帝、献文帝、孝文帝、宣武帝、孝明帝，（五代）唐明宗、周世宗，以及唐宪宗、金哀宗等二十五位帝王，列入历代帝王庙祀典。[41]从而使历代帝王庙内享祀的帝王增加到一百八十八位。其中，中龛供三皇，三位；左一龛供五帝；右一龛供夏、商诸王，四十位；左二龛供周诸王，三十二位；右二龛供汉、晋、南北朝诸帝，四十位；左三龛供唐、五代、宋、辽诸帝，三十八位；右三龛供金、元、明诸帝，三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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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翻《呐喊》，才又记得我曾在中华民国九年双十节②的前几天做过一篇《头发的故事》；去年，距今快要一整年了罢，那时是《语丝》③出世未久，我又曾为它写了一篇《说胡须》。实在似乎很有些章士钊④之所谓“每况愈下”⑤了，——自然，这一句成语，也并不是章士钊首先用错的，但因为他既以擅长旧学自居，我又正在给他打官司，所以就栽在他身上。当时就听说，——或者也是时行的“流言”，——一位北京大学的名教授就愤慨过，以为从胡须说起，一直说下去，将来就要说到***，则于是乎便和上海的《晶报》⑥一样了。为什么呢？这须是熟精今典的人们才知道，后进的“束发小生”⑦是不容易了然的。因为《晶报》上曾经登过一篇《太阳晒***赋》，***和胡须又都是人身的一部分，既说此部，即难免不说彼部，正如看见洗脸的人，敏捷而聪明的学者即能推见他一直洗下去，将来一定要洗到***。所以有志于做gentleman⑧者，为防微杜渐起见，应该在背后给一顿奚落的。——如果说此外还有深意，那我可不得而知了。
昔者窃闻之：欧美的文明人讳言***以及和***略有渊源的事物。***如以为中心而画一正圆形，则凡在圆周以内者均在讳言之列；而圆之半径，则美国者大于英。中国的下等人，是不讳言的；古之上等人似乎也不讳，所以虽是公子而可以名为黑臀⑨。讳之始，不知在什么时候；而将英美的半径放大，直至于口鼻之间或更在其上，则[日方]于一千九百二十四年秋。
文人墨客大概是感性太锐敏了之故罢，向来就很娇气，什么也给他说不得，见不得，听不得，想不得。道学先生于是乎从而禁之，虽然很像背道而驰，其实倒是心心相印。然而他们还是一看见堂客的手帕或者姨太太的荒冢就要做诗。我现在虽然也弄弄笔墨做做白话文，但才气却仿佛早经注定是该在“水平线”⑩之下似的，所以看见手帕或荒冢之类，倒无动于中；只记得在解剖室里第一次要在女性的尸体上动刀的时候，可似乎略有做诗之意，——但是，不过“之意”而已，并没有诗，读者幸勿误会，以为我有诗集将要精装行世，传之其人，先在此预告。后来，也就连“之意”都没有了，大约是因为见惯了的缘故罢，正如下等人的说惯一样。否则，也许现在不但不敢说胡须，而且简直非“人之初性本善论”或“天地玄黄赋”⑾便不屑做。遥想土耳其革命⑿后，撕去女人的面幕，是多么下等的事？呜呼，她们已将嘴巴露出，将来一定要光着***走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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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有人数我为“无病***”⒀党之一，但我以为自家有病自家知，旁人大概是不很能够明白底细的。倘没有病，谁来***？如果竟要***，那就已经有了***病了，无法可医。——但模仿自然又是例外。即如自胡须直至***等辈，倘使相安无事，谁爱去纪念它们；我们平居无事时，从不想到自己的头，手，脚以至脚底心。待到慨然于“头颅谁斫”，“髀肉（又说下去了，尚希绅士淑女恕之）复生”⒁的时候，是早已别有缘故的了，所以，“***”。而批评家们曰：“无病”。我实在艳羡他们的健康。
譬如腋下和胯间的毫毛，向来不很肇祸，所以也没有人引为题目，来***一通。头发便不然了，不但白发数茎，能使老先生揽镜慨然，赶紧拔去；清初还因此杀了许多人。民国既经成立，辫子总算剪定了，即使保不定将来要翻出怎样的花样来，但目下总不妨说是已经告一段落。于是我对于自己的头发，也就淡然若忘，而况女子应否剪发的问题呢，因为我并不预备制造桂花油或贩卖烫剪：事不干己，是无所容心于其间的。但到民国九年，寄住在我的寓里的一位**考进高等女子师范学校去了，而她是剪了头发的，再没有法可梳盘龙髻或S髻。到这时，我才知道虽然已是民国九年，而有些人之嫉视剪发的女子，竟和清朝末年之嫉视剪发的男子相同；校长M先生虽被天夺其魄⒂，自己的头顶秃到近乎精光了，却偏以为女子的头发可系千钧，示意要她留起。设法去疏通了几回，没有效，连我也听得麻烦起来，于是乎“感慨系之矣”了，随口***了一篇《头发的故事》。但是，不知怎的，她后来竟居然并不留长，现在还是蓬蓬松松的在北京道上走。
本来，也可以无须说下去了，然而连胡须样式都不自由，也是我平生的一件感愤，要时时想到的。胡须的有无，式样，长短，我以为除了直接受着影响的人以外，是毫无容喙的权利和义务的，而有些人们偏要越俎代谋⒃，说些无聊的废话，这真和女子非梳头不可的教育，“奇装异服”者要抓进警厅去办罪的政治一样离奇。要人没有反拨，总须不加***；乡下人捉进知县衙门去，打完***之后，叩一个头道：“谢大老爷！”这情形是特异的中国民族所特有的。
不料恰恰一周年，我的牙齿又发生问题了，这当然就要说牙齿。这回虽然并非说下去，而是说进去，但牙齿之后是咽喉，下面是食道，胃，大小肠，直肠，和吃饭很有相关，仍将为大雅所不齿；更何况直肠的邻近还有膀胱呢，呜呼！
3
中华民国十四年十月二十七日，即夏历之重九，国民因为主张关税自主，⒄了。但巡警却断绝交通，至于发生冲突，据说两面“互有死伤”。次日，几种报章（《社会日报》，《***》，《舆论报》，《益世报》，《顺天时报》⒅等）的新闻中就有这样的话：
“学生被打伤者，有吴兴身（第一英文学校），头部刀伤甚重……周树人（北大教
员）齿受伤，脱门牙二。其他尚未接有报告。……”
这样还不够，第二天，《社会日报》，《舆论报》，《黄报》，《顺天时报》又道：
“……***群众方面，北大教授周树人（即鲁迅）门牙确落二个。……”
舆论也好，指导社会机关也好，“确”也好，不确也好，我是没有修书更正的闲情别致的。但被害苦的是先有许多学生们，次日我到L学校⒆去上课，缺席的学生就有二十余，他们想不至于因为我被打落门牙，即以为讲义也跌了价的，大概是预料我一定请病***。还有几个尝见和未见的朋友，或则面问，或则函问；尤其是朋其⒇君，先行肉薄中央医院，不得，又到我的家里，目睹门牙无恙，这才重回东城，而“昊天不吊”，竟刮起大风来了。
***使我真被打落两个门牙，倒也大可以略平“整顿学风”(22)者和其党徒之气罢；或者算是说了胡须的报应，——因为有说下去之嫌，所以该得报应，——依博爱家言，本来也未始不是一举两得的事。但可惜那一天我竟不在场。我之所以不到场者，并非遵了胡适(23)教授的指示在研究室里用功，也不是从了江绍原(24)教授的忠告在推敲作品，更不是依着易卜生博士的遗训(25)正在“救出自己”；惭愧我全没有做那些大工作，从实招供起来，不过是整天躺在窗下的床上而已。为什么呢？曰：生些小病，非有他也。
然而我的门牙，却是“确落二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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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自家有病自家知的一例，如果牙齿健全，决不会知道牙痛的人的苦楚，只见他歪着嘴角吸风，模样着实可笑。自从***开辟天地以来，中国就未曾发明过一种止牙痛的好方法，现在虽然很有些什么“西法镶牙补眼”的了，但大概不过学了一点皮毛，连消毒去腐的粗浅道理也不明白。以北京而论，以中国自家的牙医而论，只有几个留美出身的博士是好的，但是，yes(26)，贵不可言。至于穷乡僻壤，却连皮毛家也没有，倘使不幸而牙痛，又不安本分而想医好，怕只好去即求城隍土地爷爷罢。
我从小就是牙痛党之一，并非故意和牙齿不痛的正人君子们立异，实在是“欲罢不能”。听说牙齿的性质的好坏，也有遗传的，那么，这就是我的父亲赏给我的一份遗产，因为他牙齿也很坏。于是或蛀，或破，……终于牙龈上出血了，无法收拾；住的又是小城，并无牙医。那时也想不到天下有所谓“西法……”也者，惟有《验方新编》(27)是唯一的救星；然而试尽“验方”都不验。后来，一个善士传给我一个秘方：择日将栗子风干，日日食之，神效。应择那一日，现在已经忘却了，好在这秘方的结果不过是吃栗子，随时可以风干的，我们也无须再费神去查考。自此之后，我才正式看中医，服汤药，可惜中医仿佛也束手了，据说这是叫“牙损”，难治得很呢。还记得有一天一个长辈斥责我，说，因为不自爱，所以会生这病的；医生能有什么法？我不解，但从此不再向人提起牙齿的事了，似乎这病是我的一件耻辱。如此者久而久之，直至我到日本的长崎，再去寻牙医，他给我刮去了牙后面的所谓“齿袱”，这才不再出血了，化去的医费是两元，时间是约一小时以内。
我后来也看看中国的医药书，忽而发见触目惊心的学说了。它说，齿是属于肾的，“牙损”的原因是“阴亏”。我这才顿然悟出先前的所以得到申斥的原因来，原来是它们在这里这样诬陷我。到现在，即使有人说中医怎样可靠，单方怎样灵，我还都不信。自然，其中大半是因为他们耽误了我的父亲的病的缘故罢，但怕也很挟带些切肤之痛的自己的私怨。
事情还很多哩，***使我有Victor Hugo(28)先生的文才，也许因此可以写出一部《Les Misérables》的续集。然而岂但没有而已么，遭难的又是自家的牙齿，向人分送自己的冤单，是不大合式的，虽然所有文章，几乎十之九是自身的暗中的辩护。现在还不如迈开大步一跳，一径来说“门牙确落二个”的事罢：
袁世凯也如一切儒者一样，最主张尊孔。做了离奇的古衣冠，盛行祭孔的时候，大概是要做皇帝以前的一两年。(29)自此以来，相承不废，但也因秉政者的变换，仪式上，尤其是行礼之状有些不同：大概自以为维新者出则西装而鞠躬，尊古者兴则古装而顿首。我曾经是教育部的佥事，因为“区区”(30)，所以还不入鞠躬或顿首之列的；但届春秋二祭，仍不免要被派去做执事。执事者，将所谓“帛”或“爵”(31)递给鞠躬或顿首之诸公的听差之谓也。民国十一年秋(32)，我“执事”后坐车回寓去，既是北京，又是秋，又是清早，天气很冷，所以我穿着厚外套，带了手套的手是插在衣袋里的。那车夫，我相信他是因为磕睡，胡涂，决非章士钊党；但他却在中途用了所谓“非常处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自己跌倒了，并将我从车上摔出。我手在袋里，来不及抵按，结果便自然只好和地母接吻，以门牙为牺牲了。于是无门牙而讲书者半年，补好于十二年之夏，所以现在使朋其君一见放心，释然回去的两个，其实却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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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二先生(33)说，“虽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余，不足观也矣。”这话，我确是曾经读过的，也十分佩服。所以如果打落了两个门牙，借此能给若干人们从旁快意，“痛快”，倒也毫无吝惜之心。而无如门牙，只有这几个，而且早经脱落何？但是将前事拉成今事，却也是不甚愿意的事，因为有些事情，我还要说真实，便只好将别人的“流言”抹杀了，虽然这大抵也以有利于己，至少是无损于已者为限。准此，我便顺手又要将章士钊的将后事拉成前事的胡涂账揭出来。
又是章士钊。我之遇到这个姓名而摇头，实在由来已久；但是，先前总算是为“公”，现在却像憎恶中医一样，仿佛也挟带一点私怨了，因为他“无故”将我免了官，所以，在先已经说过：我正在给他打官司。近来看见他的古文的答辩书了，很斤斤于“无故”之辩，其中有一段：
“……又该伪校务维持会擅举该员为委员，该员又不声明否认，显系有意抗阻本部
行政，既情理之所难容，亦法律之所不许。……不得已于八月十二日，呈请执政将周树
人免职，十三日由执政明令照准……”
于是乎我也“之乎者也”地驳掉他：
“查校务维持会公举树人为委员，系在八月十三日，而该总长呈请免职，据称在十
二日。岂先预知将举树人为委员而先为免职之罪名耶？……”
其实，那些什么“答辩书”也不过是中国的胡牵乱扯的照例的成法，章士钊未必一定如此胡涂；***使真只胡涂，倒还不失为胡涂人，但他是知道舞文玩法的。他自己说过：“挽近政治。内包甚复。一端之起。其真意往往难于迹象求之。执法抗争。不过迹象间事。……”(34)所以倘若事不干己，则与其听他说政法，谈逻辑，实在远不如看《太阳晒***赋》，因为欺人之意，这些赋里倒没有的。
离题愈说愈远了：这并不是我的身体的一部分。现在即此收住，将来说到那里，且看民国十五年秋罢。
一九二五年十月三十日。
《头发的故事》记述了***主人公N先生由头发的故事引发的体验和感想。清初，扬州和嘉定人因不愿意拖起辫子，就有了骇人听闻的“扬州十日”和“嘉定屠城”。
到了清末，没有辫子就成了“反叛”了。N先生从国外回来的时候被人骂作“冒失鬼”和“***洋鬼子”，女子剪掉头发就考不进学校。直到辛亥革命以后，人们才有了劈辫子的自由。于是，由头发的故事说到了辛亥革命。N先生辛辣讽刺了辛亥革命后的九年北京“双十节”的情形。
***以“双十节”为线索，以N先生独白的方式，围绕着男人留辫子、剪辫子，女子剪发等“头发”问题组织故事。通过头发问题所引起的反复曲折的风波，表达了作者鲁迅对中国普通民众的深深同情和对只重形式、不重实质的统治者或革命者的愤激。***通过人物独白叙事抒情，生动有感染力。
《头发的故事》是现代文学家鲁迅于1920年创作的短篇***。
扩展资料：
创作背景：
据1925年10月30日，鲁迅《从胡须说到牙齿》记载：“清初因剪辫子杀了许多人。民国成立后，辫子总算剪定了，即使保不定将来要翻出怎样的花样来，但目下总不妨说是已经告一段落。于是我对于自己的头发，也就淡然若忘，而况女子应否剪发的问题呢，因为我并不预备制造桂花油或贩卖烫剪：事不干己，是无所容心于其间的。
到民国九年，寄住在我的寓里的一位**考进高等女子师范学校去了，而她是剪了头发的，再没有法可梳盘龙髻或s髻。到这时，我才知道虽然已是民国九年，而有些人之嫉视剪发的女子，竟和清朝末年之嫉视剪发的男子相同；校长M先生虽被天夺其魄，自己的头顶秃到近乎精光了，却偏以为女子的头发可系千钧，示意要她留起。
设法去疏通了几回，没有效，连我也听得麻烦起来，于是乎“感慨系之矣”了，随口***了一篇《头发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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