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社恐”一词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越来越普遍。真正的社恐在医学上是属于神经症的一种，有很大一部分的“社恐”群体并不是真实患有社恐症，而是不愿去接触社会上的新面孔，结交新的朋友。
二十一世纪随着科技和互联网的发展，人和人的物理距离更近了。
想念亲友的时候，我们不再需要寄相思以月亮，我们不再担心锦书难托，我们也不用青鸟殷勤为探看。而只需要打开手机，一个电话，一个***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见到想见的人。
容易得到的东西，就显得不这么珍贵了。
物理距离的便利似乎也并没有拉近我们的精神距离。
由于生活和工作环境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我们几乎隔三差五就可能与一个新的面孔有交集。结交一个新朋友并不是那么困难的事情，可是在古代囿于交通和地域等因素的影响，一生可以结交的人可没有这么多。
尽管如此，历史上也有留下了不少动人的至交故事，比如伯牙子期、孙武和伍子胥、管仲与鲍叔牙等耳熟能详的故事。
但要说友谊最为长久和最为炽烈的，当属白居易和元稹。
白居易和元稹我们都不陌生，一个是写“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这样多愁善感的诗魔，一个是写“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这样爱妻情深的才子。
在唐朝他们都是极负盛名的大诗人，后人以他们在诗词上的贡献，将两位并称为“元白”。
虽然白居易比元稹大7岁，但类似的人生际遇使得他们惺惺相惜。在经济文化大繁荣的唐代，他们共同经历了大半辈子时乖运拙的朝政生活，也为此上演了中国历史上最为热烈和真挚的友谊故事。
据不完全统计，白居易和元稹两个人的诗词往来多达1000余篇。
1000余篇是什么概念？做个对比，唐朝当时还有两位众所周知的诗歌巨匠“李杜”。作为李白头号铁粉的杜甫，给写李白的诗也不超过20首，而李白回应杜甫的就更少了，仅仅是个位数。
单从数量上就可以感受到元白这两位大诗人之间的故事有多精彩了。
《唐才子传》曾这么描述过元白： “微之与白乐天最密，虽骨肉未至，爱慕之情，可欺金石，千里神交，若合符契，唱和之多，毋逾二公者。”
微之是元稹的字，乐天是白居易的字。
青年时期他们曾一起共事，担任校书郎。工作了两年后都觉得不能一展抱负，于是相约再去考科举。
这段时光里，他们一起备战，一同探讨国家大事。闲暇之余，一起观星赏月，从诗词歌赋到人生哲学，无所不谈。
因此两个人的政治立场和三观都很类似。那段朝夕相处的时光他们可太快乐了，有白居易诗为证：
光景嗟虚掷，云霄窃暗窥。
翻译过来就是：微之，每当我和你在一起，时间就过得好快。
双向的快乐才是真的快乐，为此元稹也写一篇《赠乐天》：
不是眼前无外物，不关心事不经心。
翻译过来就是：乐天，此刻我不关心人类，我只关心你。
两人才情纵横，双双及第。元稹一举夺魁，授左拾遗。白居易授盩庢（zhōu zhì ）县（今西安周至县）尉。两年后白居易也调回朝廷，任左拾遗，和元稹同列为官。
中举后，两人都很开心，古人开心可不能像我们现在一样能发个朋友圈抒发一下情感。那时候的文人开心了就要去青楼喝酒，喝多了接下来可就要写诗了。
酒意正浓，喝到微醺，元稹打趣地写下一首《酬乐天劝醉》：
美人醉灯下，左右流横波。王孙醉床上，颠倒眠绮罗。君今劝我醉，劝醉意如何？
翻译一下就是：美人和王孙喝醉了是要做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现在你一直在劝我酒，我喝醉了你是想干嘛？
额……这话问的也太***了，白乐天你自己来解释一下。
不过故事说回来，要说他们俩，还真是心有灵犀。
有一回，白居易和弟弟白行简以及李杓直在长安一同游玩曲江和慈恩寺，这一天白居易玩的十分尽兴，非常满足，前面说了古人开心了，那是要饮酒写诗助兴的。
但是喝着喝着，白居易突然就开始郁闷了。因为前些日子刚和自己的好朋友元稹分别，而元稹要出差去四川梓州审理案件，此行路途遥远，艰险重重。
酒浓情切下，白居易掐指一算，微之这会应该是到梁州了，于是题诗一首以思故友：
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作酒筹。忽忆故人天际去，计程今日到梁州。
那会可没有百度地图，白居易掐指一算，到底算得准不准呢？
答案是非常准，因为不久白居易就收到了元稹的来信，信上元稹说他梦到和白居易一同游玩曲江、慈恩寺，结果梦醒后发现自己竟然身在梁州。有诗为证：
梦君同绕曲江头，也向慈恩院院游。亭吏呼人排去马，忽惊身在古梁州。
一边是现实，一边是梦境，他俩人隔空演绎了现实与梦境的联动。
研究表明这种现象通常只有是同卵双胞胎才有小概率情况下能隔空感应到彼此，弗洛伊德要是知道了也要惊叹一句：unbelievable！恐怕还能写一本《梦的感应》了。
元白的友谊是既能在人生得意时同甘，亦能在逆境低谷时共苦。
这时的元稹已被调任监察御史，监察御史的职责之一是弹劾建言。元稹为人正直，为官多年，自然得罪了不少人。
元和五年（810年），元稹去河南办案，途径华州敷水驿这个地方，便宿于上厅。恰逢宦官仇士良和刘士元也到于此，但上厅已满，便和元稹起了争执。
按照唐朝当时的制度，元稹的官位和刘士元都有资格住上厅，这种情况下按理应该是先到先得，于是元稹据理力争。但是宦官刘士元飞扬跋扈，占着人多势众，竟挥鞭抽了元稹，把他赶出了上厅。
后面不知道刘士元又施了什么“魔法”，唐宪宗竟然听信了毫不占理的刘士元的谗言，以元稹“务作威福”为由，将元稹贬到江陵，这就是当时引发朝野议论蜂起的敷水驿***。
莫逆之交受了莫大的委屈，性格耿直的白居易自然是要第一个站出来仗义执言的，他连写了三份谏书向唐宪宗提出了“三不可”为元稹伸张正义。
三不可为：
不可随便处分正直官员，不可颠倒是非处理问题，不可沦为公报私仇的工具。
大意是这件事明明元稹是受害者且占理的，皇上不可听信谗言颠倒是非。而且元稹的官职属性必然会得罪很多人，这分明是一场公报私仇的闹剧，不能如此偏袒宦官，寒了正直官员的心。否则，宦官会更加嚣张跋扈，以后谁还敢站出来和恶势力做斗争？
但是唐宪宗没有听进白居易的谏言，执意听信了谗言，于是元稹只能开始了他长达十多年贬谪生活。
由于旨意来得太快，白居易也只能匆匆赶来寒暄几句，依依不舍地送别了老友。
元稹刚到江陵这一年的八月十五，白居易在翰林院里值班。可能是比较闲吧，宁静的月光下白居易开始思念远在江陵的故友，写了一首著名的《八月十五日夜禁中独直对月忆元九》，诗中有名句：
三五夜中新月色，二千里外故人心。
那这个二千里外的故人能否感受到挚友的思念呢？
答案是肯定的，在收到白居易的书信后，元稹很快就回了信，回信当然也是一首诗，《酬乐天八月十五夜禁中独直玩月见寄》。
元白之间的友谊不仅仅只是在八月十五月圆之夜的互寄诗篇来传达思念，平时生活点点滴滴的小事也要告诉下对方，比如下个雨，种个树，就连老来生子也要同了个步调。除了诗筒传情外，他们也会随诗寄一些衣物，生病了也会寄药品等。
诗人的心思往往比常人要更加细腻，也更加的多愁善感，因此和他们交起友来也会感到更多的温情和浪漫。
流放数年后，被诏回京城的元稹不久又被贬谪到通州，出任通州司马。在奔赴通州的路上，元稹已经身染重病。
恰巧几个月后，白居易也因越职言事以及被人诬陷，被贬江州司马。在被贬谪的途中，白居易闲来无事，就在舟中一遍又一遍地读着元稹寄来的诗卷，然后写下了感人的《舟中读元九诗》：
把君诗卷灯前读，诗尽灯残天未明。 眼痛灭灯犹暗坐， 逆风吹浪打船声。
大意就是：微之，你的来信，我每次都是读到天亮、眼痛才肯放下。可见，元稹的书信对于白居易来说，都是十分珍贵的留念。
当然元稹对白居易的情谊也是一样的，有诗为证：
远信入门先有泪，妻惊女哭问何如。寻常不省曾如此，应是江州司马书。
翻译过来就是：收到老白的诗，我每每读着读着就哭了，家里的妻女还以为我出了什么大事呢。后面遇到这种情况，家里人都知道一定又是那个江州司马搞的鬼。
其实元稹是一个大渣男，他的一生辜负了很多女子，但他对白居易的情谊可是一点都没辜负。
回到正题，听闻白居易被贬消息后，身体抱恙的元稹又写下了绝唱古今的名篇《闻乐天左降江州司马》，里面写到：
残灯无焰影幢幢 , 此夕闻君谪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 , 暗风吹雨入寒窗。
? “睡死病中惊坐起”十分传神，画面感跃然浮现在我们的眼前。此刻恐怕元稹心中为白居易感到的惋惜和悲痛比白居易自己还要深刻，而白居易在元稹初次被贬江陵时又何尝不是“ 枕上忽惊起 ，颠倒著衣裳 ”，这两个难兄难弟真把对方看得比自己还重。
在被贬谪的途中，白居易收到了元稹寄来的这首诗，这份感动自然不必多说了，他感慨到：
此句他人尚不可闻 ，况仆心哉！至今每吟，犹恻恻耳。
或许在白居易的世界里，能够真正触及灵魂的感同身受，恐怕只有微之了。
元白至死不渝的友谊到此并没有结束，最后元稹先于白居易走了一步，得悉好友辞世，白居易不远千里前来祭奠，并为元稹写祭文：
公虽不归，我应继往，安有形去而影在，皮亡而毛存者乎？
白居易把他们之间的情谊比作皮肤和毛发，皮肤死去，毛发哪还有存在的道理？字里行间仿佛能感觉到白居易的精神灵魂也一同死去了，从此世界上再没有一个能和自己感同身受的人了。
在元稹去世后的第九年，一日白居易在梦里梦到元稹，醒来后创作了中国历史上是又一缅怀友人的名篇《梦微之》，里有佳句：
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
尽管文字看着很冷清，但足以能感受得到白居易在写这首诗时的悲痛之深，人世间多少的无奈，多少的惨白，也大抵不过此刻的想念。
这九年来其实白居易并不孤单，他也还有很多交情至深的好友，比如刘禹锡，李商隐等，但元稹一定是他心头里最重要的一个，以至于每每想起都感到悲痛不已，伤心的情绪难以抑制，正是如此他们的这份友谊才愈加显得弥足珍贵！
元稹生于洛阳，在元稹去世后的十五年，白居易也将自己埋葬于洛阳，或许这是两个大诗人之间最后的默契了。
曾有人说：真正的好朋友是一个灵魂附在两具肉体上。
当代生活的我们，周围的一切都变化的太快了，无论生活的环境还是身边的人，想要较为长久地维系已有的人际关系还挺不容易的。
人际关系的维系，通常是需要双向付出的，尤其友谊。它不比亲情，像父母一样可以永远为你单向付出，不求回报。
纵观古今，其实友谊的维系无非是通过三维度：
温度、深度和广度。
生活中的点滴关怀都属于温度范畴，能给认知带来提升的属于深度范畴，能拓宽认知的边界属于广度范畴。
像白居易和元稹，他们之间既能谈诗词歌赋，也能谈人生琐事，既能在成功的时候互相喝彩，又能在失意时彼此鼓励。既有温度，也有深度和广度，同时他们还共同开创了次韵和诗，那他们的友谊自然是会亘古长久，感人至深的。
在当代生活的我们，温度又或许是后两者的前提，因为无法感受到彼此的温度，通常也很难会有深度和广度上的交流。愿意分享生活的琐事（不在于频率），恰恰是升温的开始，也是维系一段长久友谊的催化剂。
那退一步来说，没有深度和广度的人就难以维系深厚的友谊了吗？
肯定不是的。
在我看来，友谊的维系至少是需要有一度的双向传递。当然这其中有一陷阱，即这三度其实是个相对的概念。即在A看来有温度的事情，在B身上未必能感受得到。
但是如果两个人彼此之间都感受不到对方的温度，或者深度，或者广度时，那这样的关系通常是难以建立的，更别谈维系了。
联系的多，联系的少，不是关键。关键在于每每联系时是否有那么一刻选择了紧闭心扉。
在我们打开自己的围城前，可以先考虑清楚自己能提供哪方面的能量输出。如此审视自己，也能更加清楚地了解到自己缺乏哪方面的能量，从而push着我们成为更好的人。
愿我们每个人一生都有挚友相伴，有诗相伴！
关于作者
江城子（ID：jncb2017），立志成为一个有深度的人，发点有温度的声音。
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元稹的诗，这首诗为《使东川》二十二首之一，虽然本诗平平叙事，无惊人之笔，其实委婉情致全蕴蓄记叙中，体现唐诗“本色”特点。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首诗吧。
梁州梦
元稹
梦君同绕曲江头，
也向慈恩院院游。
亭吏呼人排去马，
忽惊身在古梁州。
元稹诗鉴赏
本诗为《使东川》二十二首之一。时在元和四年（809），元稹监察御史任上。诗前注云：“是夜宿汉川驿。梦与杓直、乐天同游曲江，兼入慈恩寺诸院。
倏然而寤，则递乘及阶，邮吏已传呼报晓矣。”唐代诗人广交游，重友谊，例多酬唱赠答之作。但若论彼此私交甚深，历时之久，唱和之多，则无出元白右者。“每到驿亭先下马，循墙绕柱觅君诗。”（白居易）
“休遣玲珑唱我诗，我诗多是别君词。”（元稹）双方以诗代柬，形影相随，泪笑歌哭，情同身感。此番元稹使东川。仍不绝诗柬往还，白居易有和作十二首。
当元稹在兴元府作《梁州梦》当天，白居易在长安也写了《同李十一醉忆元九》：“忽忆故人天际去，计程今日到梁州。”李十一即李杓直，他们相携同游曲江、慈恩寺，触景生情，念及元稹；而元稹亦竟梦魂相随，千里神交。诗与本事“合若符契”，这简直可写入唐人***了。《聊斋》之“三梦记”一类故事，就受到这一本事的启迪。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醒时萦绕心头情事，由于压抑往往变得更为强烈，便借梦境或幻觉来表现，这就是所谓潜意识。《牡丹亭》的“惊梦”，杜甫的《梦李白》，都是此种潜意识作用，文学上屡有反映。本诗为元稹感梦而作。第一、二句“梦君同绕曲江头，也向慈恩院院游”，写入梦。元稹与白居易中进士后又同于贞元十九年（ 303）制举“拔萃”登科。按唐朝惯例，进士录取放榜，皇帝即在曲江赐宴，然落登慈恩寺大雁塔题名留念。曲江、慈恩寺向为长安名胜，平时更少了骚人宴饮，墨客流连。元稹和白居易也曾有多次游寺。本诗先把往昔经历的画面剪辑成梦。慈恩寺为高宗李治纪念生母长孙皇后所建，有十三院落。“院院”不仅加强“景深”，也深化了偕游情趣。此是虚景，虚中有实。三、四句“亭吏呼人排去马，忽惊身在古梁州”，写出梦。伴随亭吏的吆喝，画面从慈恩寺梦中情景，转为梁州驿亭醒时惊觉。此是实境，实中有虚，前后相映成趣。“排去马”为本诗艺术构思关键，上承“院院游”盎然游兴，下承惊醒时索寞意绪，先让时间交迭产生错觉，又把空间拉开扩大距离。此种“大跨度”“大写意”结构方法，具有跌宕对比的强烈艺术效果。
王昌龄《从军行》：
“烽火城西百尺楼，黄昏独坐海风秋”，首两句也是平谈叙事，不见感情起伏。第三句“更吹羌笛关山月”，为战士独坐所闻，叙事是顺接，感情则急转。
至第四句“无奈金闺万里愁”，那突至猝发的跌宕变化，迷漫而不可排遣的两地思念，迅速笼罩住整个抒情画面，城堞、秋风、黄昏、羌笛顿时有了活跃的生命与跳动的旋律，前人所谓“气象”“兴趣”大抵指其浑成、真挚而言。元稹“忽惊身在古梁州”，也同样表现了浑融真醇情性与蕴藉无尽风流。
zhl201703
两鹤
两鹤
宋·沈括《梦溪笔谈·人事》:‘林逋隐居杭州孤山，常畜两鹤，纵之则飞入云霄，盘旋久之，复入笼中。”
相传北宋隐士林逋居住在杭州孤山，养着两只鹤，放出去在天空飞翔很久之后，再飞回来进笼。林逋经常泛舟游西湖各寺，倘家中有客来，书童便会开笼放鹤，为主人报信。林道见到两只飞翔的鹤就划船回家。后因以“两鹤”用为仙家信使的典故。
宋·刘克庄《园春·平章生日丁卯》词:“湖山绦褐，两鹤相随。”
.28
五两观,两观之诛
两观(两观之诛)
《孔子家语·始诛》:“于是朝政七日而诛乱政大夫少正卯，戮之于两观之下。”
春秋时，鲁国大司寇孔丘把扰乱鲁国政事的少正卯大夫处死在两观之下。后遂用为行刑正法之处。
金·元好问《曲阜纪行》诗之六:“两观余坡陀，万世示顽犷。”
.28
五量革履
量革履
《晋书·隐逸传·陶潜传》:“刺史王弘以元熙中临州，甚钦迟之.后自造焉。潜称疾不见，既而语人云:‘我性不狎世……’弘每令人侯之……潜既遇酒，便引酌野亭。欣然忘进。弘乃出于相见。遂欢宴穷日，潜无履，弘顾左右为之造履。左右请履度，潜便于坐中伸脚令度焉。”
晋诗人陶潜，隐居家园，刺史王弘钦佩他人品高尚，曲意交往，送酒致意，又为之量脚制履。后遂用为钦慕名士之典。
唐·韦应物《送丘员外归山》诗:“为君量革履，且愿住篮舆。”
.26
五梁习治最
梁习治最
《三国志·魏书·梁习传》:“梁习字子宾，陈郡柘人也。为郡纲纪。太祖为司空，辟召为漳长，累转乘氏、海西、下邳令，所在有治名，……文帝践阼，复置并州，复为刺史，进封申门亭侯，邑百户，政治常为天下最。”
三国魏文帝朝并州就史粱习治理郡政成绩突出，为当时全国之最。后因用为称颂地方官吏有善政的典故。
唐·李瀚《蒙求》：“黄霸殊政，梁习治最。”
.26
五梁州梦契
梁州梦契
唐·孟棨《本事诗·徽异》:“元相公稹为御史，鞠狱梓潼(鞠狱，审讯)。时白尚书在京与名辈游慈恩，小酌花下，为诗寄元曰:‘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当酒筹。忽忆故人天际去，计程今日到梁州.’时元果及褒城，亦寄梦游诗曰:‘梦君兄弟曲江头，也向慈恩院里游。异吏唤人排马去，忽惊身在古梁州，’千里神交，合若符契，友朋之道，不其至欤！”
元稹与白居易为挚友。元稹任监察御史，于元和四年三月出使梓潼勘察案件，时白居易在京于同月二十一日与弟白行简及好友李杓直等游慈恩寺，后至李家饮酒。席间，白题诗一首.对元稹远行表示怀念。恰在同日，元稹于梁州褒城，也梦与白居易等同游曲江及慈恩寺，梦醒之后作《梦梁州》诗，也对白氏表示深切的怀念。千里神交，合若符契。此事一时传为佳话，
后人形容知友梦魂相交，常引用此典。
.26
五梁园虽好，不是留恋之家
梁园虽好，不是留恋之家
《史记·梁孝王世家》载:西汉时，梁孝王刘武在开封东南建造了一所大花园，名为梁园，亦称菟园。“东西驰猎，拟于天子。”又“招延四方豪杰，自山东游说之士，莫不毕至。”极尽欢宴逸乐之事。但好景不长，刘武不久因罪失宠，于是宾客云散。
后以“梁园虽好，不是留恋之家”，指此不如彼，或用指思归故乡之词。
《京本通俗***·错斩崔宁》;“却不道梁园虽好。不是久恋之家。不若改行从善，做个小小经纪，也得过养身活命。”
.24
五梁上君子
梁上君子
《后汉书·陈寔传》:“时岁荒民俭，有盗夜入其室，止于梁上。寔阴见，乃起自整拂，呼命子孙，正色训之白:‘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恶，习以性成，遂至干此.粱上君子者是矣!’盗大惊，自投于地，稽颡归罪。”
后以“梁上君子”为窃贼的总称。
宋·苏轼《东坡志林》三:“近日颇多贼，两夜皆来入吾室。吾近护魏王葬，得数千缗，略已散去。此梁上君子当是不知耳。”
.24
五梁山曲
梁山曲
旧题汉·蔡邕《琴操》卷下《梁山操》;“梁山操者，曾子之所作也。曾子幼少慈仁质孝。在孔子门有令誉。居贫无业以事父母，躬耕力则(作?)，随五土之利，四时惟宜以进甘脆，尝耕泰山之下，遭天霖泽，雨雪寒冻，旬月不得归，思其父母。乃作忧思之歌。”
传说曾子在泰山下耕耘，遭天雪地冻，旬月不能回家，他思念父母，作了一首歌，名《梁山曲》，以寄哀思。后遂用为咏悲愁哀伤之典。
唐·骆宾王《夏日游德州赠高四》诗:“白雪梁山曲，寒风易水歌。”
.24
五梁家黛
梁家黛
《后汉书·梁冀传》:“寿色美而善为妖态，作愁眉、啼妆、堕马髻、折腰步、龋齿笑，以为媚惑。”唐·李贤注;“愁眉者，细而曲折。”
东汉大将军梁冀的妻子孙寿，色美而善为妖态，好化妆。把眉毛画得又细又弯。后用为咏女子妆扮入时之典。
唐·李群玉《醉后赠冯姬》诗:“桂形浅拂梁家黛，瓜字初分碧玉年。”
.22
五梁冀跋扈
梁冀跋扈
《后汉书·梁统传》附《梁冀传》:“冀立质帝。帝少而聪慧，知冀骄横，尝朝群臣，目冀曰:‘此跋扈将军也。’冀闻，深恶之，遂令左右进鸩加煮饼，帝即日崩。”
东汉时，大将军梁冀独揽朝政，专横跋扈，幼主质帝称之为“跋鹿将军”.后用为咏权奸专横，危害朝廷的典故。
唐·罗隐《经洛阳故城》:“跋扈已成梁冀在，简书难问杜乔归。”此暗喻朱全忠操纵朝政，迫胁唐昭宗，对唐廷构成危害。
唐·李瀚《蒙求》:“周嵩狼抗，梁冀跋扈。”
良造
良造
《淮南子·览冥训》:“昔者王良、造父之御也，上车摄辔，马为整齐而敛谐，投足调均，劳逸若一。”
良造，是王良和造父的合称。王良，春秋时晋国善于驾驭车马的人。造父，是周穆王时善御的人。后因用为咏善驾车马的人的典故。
《艺文类聚》卷九三引:“哀二哲之殊世兮，时不遘乎良造。”
.22
五梁公归兴
梁公归兴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狄仁杰传》:“狄仁杰字怀英，并州太原人。……仁杰登太行山。反顾，见白云孤飞。谓左右曰:‘吾亲舍其下’，瞻怅久之，云移乃得去。”
梁公即狄仁杰，因封梁国公，故称。“梁公归兴”即指狄仁杰思念在河阳的父母之情，后因用为思归的典故。
元·汤式〔南吕。一枝花〕《赠素云》：“没乱煞老梁公归兴凄凄，吸溜煞刍谢安芳心冗冗。”
.19
五梁甫吟
梁甫吟
《艺文类聚》卷十九引《蜀志，诸葛亮梁父吟》:“步出齐城门，遥望荡阴里，里中有三坟，垒垒正相似。问是谁家冢?田强古冶子，力能排南山，文能绝地理，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谁能为此谋?.国相齐晏子。”
梁甫即梁父，山名，在泰山脚下。古时迷信，传说泰山和梁甫是人死后魂魄归宿地。古时有曲名为《泰山梁甫吟》，分《泰山吟》和《梁甫吟》，都是葬
歌。
《梁甫吟》有人题为诸葛亮所作，这是误会。《梁甫吟》本为乐府楚调曲名，后又因诸葛亮事，用为高雅不俗，怀经纬之才的典故。
杜甫《登楼》诗:“可怜后主还祠庙，日答聊为《梁甫吟》。”
.19
五良禽择木而栖
良禽择木而栖
《左传·哀公十一年》:“孔文子将攻大叔也，访于仲尼。仲尼曰;‘胡簋(祭器)之事，则尝学之矣;甲兵之事，末之闻也。’退命驾而行。曰:‘鸟则择木，木岂能择鸟!’”
好鸟择木，比喻贤臣择主。故后常以“良禽择木而栖”作为贤臣择主而事的典故。“择木”也作“相木”。《三国志通俗演义》卷一:“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佐，青春不在，悔之晚矣！”
罗贯中《三国演义》第十四回:‘岂不闻‘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遇可事之主，而交臂失之，非丈夫也。”
.19
五良平
良平
《汉书·刑法志》:“任萧、曹之文，用良、平之谋。”又《叙传下》;“爪牙信、布，腹心良、平。”
***张良、陈平足智多谋，是汉高祖刘邦的谋臣。张良封留侯，陈平封曲逆侯，先后任左、右丞相。后因以“良平”誉称有谋略能当大任的人物。
宋·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卒然遇之，则王公失其贵，晋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贲育失其勇，仪秦失其辩，是孰使之然哉?”
.11
五良辰美录赏心乐事，四美
良辰美录赏心乐事(四美)
南朝·宋·谢灵运《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八首序》:“建安末，余时在邺宫，朝游夕宴，究欢愉之极。天下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者难并，今昆弟友朋二三诸彦共尽之矣。”
“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后人称之为“四美”或“四并t”，认为是人间最难同时得到的称心事。后因用为咏人间最难得的称心事。
宋·欧阳修《雨中花》:“且携手留连，良辰美景.留作相思处。”
明·汤显祖《牡丹亭·游园》:“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
唐·王勃《膝王阁序》:“四美俱，二难并。”
.11
五恋栈豆
恋栈豆
《三国志·魏书·曹爽传》“乃通宣王奏事”裴松之注引干宝《晋书》曰:“恒范出赴爽，宣王谓蒋济曰:‘智囊往矣。’济曰:‘范则智矣.驽马恋栈豆，爽必不能用也。夕”此事又见《晋书·宣帝纪》。
栈豆，马房的豆料，比喻现成的利益。“驽马恋栈豆”是比喻贪图禄位，蒋济认为贪图禄位的人是必不能得到重用的。后用为贪图荣禄的典故。
宋·陆游《题舍壁》诗之一:“尚憎驽恋栈，肯羡鹤乘车?”宋·蔡伸友《蓦山溪》词之四;“区区栈豆，岂足甘牛后。”
.11
五练先书
练先书
晋·卫恒《四体书势》：“弘农张伯英者，因而转精其巧，凡家之衣帛.必书而后练之。临池学书，池水尽黑。”
练，漂煮;练之，指把书写用过的衣帛漂洗干净。汉朝张芝十分酷爱书法，凡家中衣帛，一定要先拿来蔽着水练习书字。然后再漂洗干净。后用为咏勤奋练习书法之典。
唐·杜甫《殿中杨监见示张旭草书图》诗;“有练实先书，临池真尽墨。”
.8
五廉泉让水
廉泉让水
《南史·胡谐之传》载:“南朝宋时，范柏年，梓潼人，为州将，刘亮使出都谘事。见宋明帝。帝言次及广州贪泉，因问柏年:“卿州复有此水否？”曰:“梁州有文川、武乡、廉泉、让水。”又问:‘卿宅在何处?”日:“臣所居廉、让水间。”
廉水源出陕西南郑县境。名廉津，又称廉泉。让水在陕西褒城县西南，其源出于廉水，又名逊水。范柏年所说的廉、让即指此。范柏年在这里的意思是
夸耀故乡风俗淳朴，标榜自己清廉礼让。
宋·苏轼《廉泉》诗:“君看此廉泉，五色烂摩尼。”
.8
五练裳竹笥
练裳竹笥
《后汉书·戴良传》，“戴良字叔鸾，汝南慎阳人也。……初，良五女并贤，每有求姻。辄便许嫁，疎裳布被，竹笥木屐以遣之。五女能遵其训，皆有隐者之风焉。”
东汉戴良五个女儿都贤德.戴良择婿不问贵践.只要为人贤能便应允成亲。粗裳布被、竹笥木屐这样十分简朴的东西，便是陪送的嫁妆。后因用为女子贤德安贫出嫁的典故。
《幼学琼林》卷二“女子”:‘戴女之练裳竹笥.·孟光之荆钗布裙(《大平御览》卷七一八引《列女传》:“梁鸿妻孟光荆钗布裙。”)，此如之贫者。”
练光乱马
练光乱马
东汉·王充《论衡》卷四《书虚》:“传书或言颜渊与孔子俱上鲁太山，孔子东南望吴昌门外有系白马.引颜渊指以示之曰:‘若见吴昌门乎?’颜渊曰:‘见之。’孔子曰:‘门外何有?’曰:‘有如系练之状。’”
孔子与颜渊登泰山，遥望吴市昌门，颜渊将门外的白马看成系练。后以此典喻咏古代吴地或遥望故地。
唐·骆宾王《久客临海有怀》:“练光遥乱马，剑气上连牛。”
.7
五廉蔺
廉蔺
《后汉书·孔融传》:曹操致书孔融曰:“昔廉蔺小国之臣，犹能相下。”唐·李贤注:“赵惠文王与秦昭王会黾池，归，拜蔺相如为上卿，位在廉颇右。颇曰:‘吾不忍为之下，必辱之。’相如每朝，常避之。颇闻之，肉袒负荆谢之，相与为刎颈之友。”
“廉蔺”为廉颇、蔺相如的合称。蔺相如在黾池之会维护了赵国尊严，封为上卿，位居名将廉颇之上，廉颇不服，便一再挑动矛盾，想侮辱于蔺。蔺
相如以国家大局为重，***取忍让态度，终于感动了廉颇。二人结为刎颈之交。后以“廉蔺”称美将相贤明而精诚协作。
唐·李白仗醉后赠从甥高镇》诗“时清不及英豪人.三尺儿童重廉蔺。”
.7
五连鸡
连鸡
《战国策·秦策一》:“秦惠王谓寒泉之曰:‘……赵因负其众，故先使苏秦以币帛约乎诸侯。诸侯不可一，犹连鸡之不能俱止于栖之明矣。’”
连鸡，将鸡连绑在一起。把鸡捆绑在一处，均不得自由动转，互相拖带，实为不使。战国时。秦孝公(惠王)用比诸侯合纵，不可能有统一的行动。
后用喻互相牵制影响的军队或地方势力。
唐·韩偓《隰州新释》诗:“掷鼠须防误，连鸡莫惮惊。”
.7
五连城璧
连城璧
西汉·司马迁《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赵惠文王时，得楚和氏璧。秦昭王闻之。使人遗赵王书。愿以十五城请易璧。”
战国时，赵惠文王得到楚国的“和氏璧”，秦昭王愿以十五城换此璧，因其价值连城，故称“连城璧”或“连城玉”。后因用为咏宝玉或国宝的典故.
晋·张载《拟四愁诗》:“佳人遗我云中翮，何以赠之连城璧。”亦用以喻珍贵的人才。
唐·李白《鞠歌行》:“楚国青蝇何太多，连城白璧遭谗毁。”
清·黄遵宪《陆军官学校开校礼成》:“得一良将才，胜百连城璧。”又用以比喻贵重美好的文学艺术作品。
唐·窦冀《怀素上人草书歌》:“连城之璧不可量，五百年知草圣当。”
金·元好问《论诗三十首》之十:“少陵自有连城璧，争奈徽之识碔砆。”
.7
五莲幕
莲幕
《南史·庾杲之传》载:庾杲之字景行，累迁尚书左巫，出为王俭卫军长史.萧缅与俭书曰: “盛府元僚，实难其选;庚景行泛禄水。依芙蓉，何其丽也?”时人称俭府为莲花幕。
南齐王俭为卫将军，为宰相之职，领一朝之政，当时在他手下提拔举荐了许多有才识的人，所以当时的人把入俭府比喻为入莲花池，言绿水红莲交相辉映。又因将军的行营府署称为‘幕府”，王俭既同时身为军帅·故称他的幕府为“莲幕”。
唐·李商隐《自桂林奉使江陵途中感怀》诗: “下客依莲幕，明公念竹林。”
.5
五莲花十丈
莲花十丈
《***关尹传》:“老子曰:‘***游时。各各坐莲花之上，华径十丈。有反生灵香，逆风闻三十里，”，(据《法苑珠林》卷四十九引)
据说仙人游玩时所坐的莲花直径有十丈，香闻三十里。后遂用为咏莲花之典。
唐·韩愈《古意》诗:“太华峰头玉井莲，开花十丈藕如船。”
.5
五连壁
连壁
《庄子·列御寇》:“庄子将死。***欲厚葬之。庄子曰:‘吾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贲送，吾葬具岂不备邪!’”
“连璧”又称“双璧”，“两璧相连”，常用以比喻并美的两人或两物。.
《晋书·夏侯湛传》:“湛美容观，与潘岳友善。每行止。同舆接茵。京师谓之连璧。”此指才貌并美的二友。
.5
五粒我烝民
粒我烝民
《诗经·周颂·思文》:“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粒我烝民，莫匪尔极。贻我来牟，帝命率育，无此疆尔界，陈常于时夏!”
粒，粮食。烝，众;烝民。民众。贻。赠。来牟，即来麰，来是麦字，即小麦。麰’是大麦。本篇的主旨是歌项后稷的功德可与天比。其辞大意是:这个有文德的后稷！真能与天相比。他用粮食养育了众民，哪里没有他大德所及。遗留给我小麦和大麦，是上帝令用它养活大家，更不必划分波此疆界，遍施农政于华夏大地！后因以“粒我烝民”为用粮食拯救百姓之语。
元·刘时中〔正宫·端正好〕《上高监司》:“活彼生灵恩不忘，粒我烝民德怎偿?”
.26
四栗犊
栗犊
《西京杂记》卷二:“长安有儒生曰惠庄，闻朱云折五鹿充宗之角，乃叹息曰:‘栗犊反能尔耶?吾终耻溺死沟中。’遂裹粮从云。”
栗犊，本指初生的小牛犊，角小如栗，后常以比喻小孩子、年轻人。
惠庄以谈经老儒竟被后学取胜而深感遗憾，他认为若在小小的沟渠中被人溺死，实为耻辱;然而后生可畏，不服是不行的，故只得裹粮就朱云求学了。
.26
四郦其被烹
郦其被烹
《史记.郦生列传》:“淮阳侯闻郦生伏轼下齐七十余城，乃夜度兵平原袭齐。齐王田广闻汉兵至，以为郦生卖己，乃曰:‘汝能止汉军，我活汝;不然，我将烹汝!’邵生曰:‘举大事不细谨，盛德不辞让。而公不为若更言!’齐王遂烹郦生，引兵东走。”
汉初谋士郦食其游说齐王降汉高祖，不料韩信兵袭齐城。齐王怒而烹郦。后遂用为说客被烹之典。
唐·白居易《答四皓庙》:“君看齐鼎中，焦烂者郦其。”
吏隐
吏隐
《晋书·孙绰传》:“尝鄙山涛，谓人曰:‘山涛吾所不解，吏非吏，隐非隐。……’”
此是孙绰批评山涛的话，意思是指责他为官而贪隐士高名，为隐而慕为官之利禄.结果是非吏非隐，两不像，所谓“吏隐”，旧时一些清高的士大夫，常不满世俗的溷浊又以官小而自称“吏隐”，意为隐于下位，而非隐于山林。汉东方朔，避世于金马门。既为吏又有隐逸者的高志，此是真“吏隐”，然有关东方朔的记述，并无“吏隐”之称，概“吏隐”之词或本于《晋书》上事。至于《汝南先贤传》所载郑钦事，乃去吏之后，陈隐居于蚁坡之阳，是归隐，而非“吏隐”，后因以“吏隐”为隐于下位之词.
唐·宋之问《蓝田山庄》诗:“宦游非吏隐，心事好幽偏，”宋·陆游《感事》诗:“赖有东湖堪吏隐，寄声篱菊待吾归。”
.26
四吏催租
吏催租
宋·费衮《梁溪漫志》;“谢无逸尝从潘邠老求近作，邠老答曰。‘秋来景物，件件是佳句，恨为俗气所蔽。昨日清卧，闻搅林风雨声，欣然起题其壁云:‘满城风雨近重阳。’忽催租人至，遂败意，止此一句奉寄。’”
宋潘大临刚有佳句吟咏，却有吏来催租，声势汹汹。诗意全败。故后以“催租人”、“吏催租”比喻无文才，大煞风景之意。
宋·陆游《剑南诗稿》卷七《归耕》:“有圃免烦官送菜，叩门翻喜吏徽租。”此反其念而用之。
.25
四吏部眠
吏部眠
《晋书·毕卓传》：“卓少希放达，为胡毋辅之(人名)所知。大兴（晋元帝年号）末，为吏部郎，尝饮酒废职。比舍郎酿熟，卓因醉夜至瓮间盗饮之，为掌酒者所缚。明旦视之，乃毕吏部也，邃释其缚。卓遂引主人宴于瓮侧，致醉而去。”
晋人毕卓嗜好饮酒。一次他到邻居家酿酒作坊里愉酒吃，被人捉住。第二夭早展，作坊主认出是吏部毕郎官，便赶紧为他松绑。卓并不生气，还请酒坊老板一起在酒缸边喝酒，喝道醉了才离开.“吏部眠”即指毕卓喝醉酒的故事。后因用为咏嗜酒废事之典。
唐·杜甫《游子》诗。“庆就成都卜，休为吏部眠。”
.25
四吏部访孤儿
吏部访孤儿
《世说新语·政事》:“嵇康被诛后，山公举康子绍为秘书丞。参见“嵇绍不孤”。
吏部，指山涛;孤儿。指嵇绍。三国魏时，嵇康被杀后，康之好友吏部尚书山涛，果然受托访得嵇绍举荐为官。后因用为咏知交恤孤之典。
唐·刘长卿《哭张员外继》诗:“独闻山吏部，流涕访孤儿。”
.25
四立仗马
立仗马
《新唐书·李林甫传》:“林甫居相位凡十几年。固宠市权，蔽欺天子耳目，谏官皆持禄养资，无敢正言者。补阙杜琎再上书言政事，斥为下邦令。因以语动其余曰:‘明主在上，群臣将顺不暇，亦何所论?君等独不见立仗马乎?终日无声，而欲三品刍豆，一鸣则黜之矣，后虽欲不呜，得乎?”
立仗马，本是古代排列在宫门外面作仪仗的马队，李林甫以整治立仗马为喻，恫吓群谏官，使之缄口默默，不得言论进谏。杜琎一鸣，贬为下邦县令。李林甫独断专行，欺压群僚，由此可见。后以“立仗马”比喻贪恋禄位而不敢有所作为的人。
《卿斋志异·续黄梁净》：“又逾年，朝士窃窃，似有腹非之者。然各为立仗马，曾亦高情盛气.不以置怀。”
.24
四立雪
立雪
宋·释道原《景德传灯录》卷三“菩提禅师”:“(达摩)师寓止于嵩山少林寺。……时有僧神光(即慧可)者，……晨夕参承，……十二月九日夜，天大雨雪，光坚立不动，迟明，积雪过膝.”
中土禅宗二祖慧可，初参达摩祖师，十分虔诚恭敬，其夜，天下大雪，光久立雪中，到天将亮时，雪深已没过膝盖。达摩间他，你久立雪中要见我，当求何事?光悲泪说，愿和尚发慈悲，开甘露门，广度众生。慧可说完，用刀将左臂砍断，以表诚信。达摩认为慧可能传承佛法，遂传衣钵给他。后因以“立雪”为就学师门，尊师重道的典故。
宋·陆游《剑南诗稿》卷一四《禅室》诗:“勿为霜寒忆温暖，少林立雪彼何人？”
.24
四力饮勿谏
力饮勿谏
《南史·谢弘徽传》附《谢朏传》:“弟谢满时为吏部尚书，朏至郡，致满数斛酒，遗书曰:‘可力饮此，勿豫人事。’又附“谢满传”:初，朏为吴兴，满于征虏渚送别，朏指满口日:‘此中惟宜饮酒。’……”
谢朏处于南朝宋、齐换代之时，言行稍有不镇，便有灭门之皮。他叮嘱谢满，要多饮酒，不要干预人事，以全身远害。后因用作咏劝人消沉避害的典故。
宋·张咏《晚泊长台驿》:“驿亭斜掩楚城东，满引浓醪劝谏慵。”
.24
四立谈封侯
立谈封侯
《文选》卷四十五汉·扬子云〔雄)《解嘲》:“夫上世之士……或七十说而不遇，或立谈而封侯。”唐·李善注:“《史记》曰:‘虞卿说赵孝成王，再见，为赵上卿，故号为虞卿’”。
汉·扬雄有“立谈封侯”之论，李善注认为此指虞卿说赵孝成王，两次谈论即被封为上卿，后用为咏时运亨通迅得封侯之典。
唐·杜甫《送樊二十三侍御赴汉中判官》:“南伯从事贤，君行立谈际。”
.17
四力透纸背
力透纸背
唐·颜其卿《张长史十二意笔法意记》:‘当其用锋，常欲使其透过纸背，此成功之极矣。”(见《颜鲁公文集》)
颜真卿为唐代著名书法家。上面的引文，是他称赞唐“草圣”张旭书法笔力及造诣的话。后因以“力透纸背”形容书法遒劲有力，又用以形容诗文立
意深刻，造语精警。
清·赵翼《甄北诗话·陆放翁诗》:“意在笔先，力透纸背。”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萧红作<生死场>序》:“叙事和写.，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
.17
四厉水之道，孔子观河梁
厉水之道(孔子观河梁)
《列子·说符》:“孔子自卫反普，息驾乎河梁而观焉。有悬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鱼鳖弗能游，鼋鼍弗能居。有一丈夫方将厉之，孔子使人并涯止之曰：‘此悬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鱼鳖弗能游，鼋鼍弗能居也，意者难可以济乎？’丈夫不以错意，遂度而出。
孔子问之曰：‘巧乎？有道术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
丈夫对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从以忠信。忠信错吾躯于波流，而吾不敢用私，所以能入而复出者，以此也。’
孔子谓***曰：‘二三子识之！水且犹可以忠信诚身亲之。而况人乎！’”。又见《说苑·杂言》、《孔子家语·致思》。
孔子在河梁上观水，见一男子出入激流十分自由，便间游水的方术诀窍。游水男子的回答。未讲踏浪之术，却反复强调了不敢用私的忠信之心。剔除了儒家的说教和唯心论的虚伪，内在的精神力量，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战胜困难的物质力量，也并非妄说。后以此用为宣扬忠信之道的典故，
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附录《观我生斌》:“追风飙之逸气，从忠信以行吟。”
白居易，元稹，并称“元白”，是一生的知己，是生死莫逆之交。白居易和元稹同科及第，放到现在来说是同学，他们二人志同道合，文学思想一致，共同发起***府运动，都秉持着兼济天下的雄心，一起开创了元白诗派，诗作号为“元和体”。
《唐才子传》中评价他们：“微之与白乐天最密，虽骨肉未至，爱慕之情，可欺金石，千里神交，若合符契，唱和之多，无逾二公者。”杨万里《读元白长庆二集诗》中也写道：“读遍元诗与白诗，一生少傅重微之。再三不晓渠何意，半是交情半是私。”
白居易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府运动，世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
元稹字微之，河南府人，唐朝著名诗人。其诗辞浅意哀，仿佛孤凤悲吟，极为扣人心扉，动人肺腑。元稹的创作，以诗成就最大。名作有***《莺莺传》《菊花》《离思五首》《遣悲怀三首》等。
手疾眼快含有近义词的词语：头痛脑热、眉清目秀、门当户对。
程门立雪历史故事词语；金屋藏娇、班门弄斧、梁州梦契
精卫填海神话词语：八仙过海、夸父追日、开天辟地
梁州梦契的典故：
（唐·孟棨《本事诗·徽异》:“元相公稹为御史，鞠狱梓潼(鞠狱，审讯)。时白尚书在京与名辈游慈恩，小酌花下，为诗寄元曰:‘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当酒筹。忽忆故人天际去，计程今日到梁州.’时元果及褒城，亦寄梦游诗曰:‘梦君兄弟曲江头，也向慈恩院里游。异吏唤人排马去，忽惊身在古梁州，’千里神交，合若符契，友朋之道，不其至欤！”
元稹与白居易为挚友。元稹任监察御史，于元和四年三月出使梓潼勘察案件，时白居易在京于同月二十一日与弟白行简及好友李杓直等游慈恩寺，后至李家饮酒。席间，白题诗一首.对元稹远行表示怀念。恰在同日，元稹于梁州褒城，也梦与白居易等同游曲江及慈恩寺，梦醒之后作《梦梁州》诗，也对白氏表示深切的怀念。千里神交，合若符契。此事一时传为佳话，
后人形容知友梦魂相交，常引用此典）谢谢***纳为最佳答案并给分
你要找的是不是《百家讲坛》（蓝版）2008年第五期的《元稹 故事里的事，说是就是不是也是》 我只放了一部分，你可以看看是不是这个。其结尾是诗句是元稹的《行宫》
元稹对自己诸多本领也很自豪，他这样隆重地介绍自己：“能唱犯声歌，偏精变筹义。含词待残拍，促舞递繁吹。”能歌善舞，还精通筵席上最时髦、最流行的游戏——酒令，拥有这样多能够拿出来“晒”的本领，简直比韩国综艺节目里那些艺人还多才多艺，不像当前国内一些大碗，除了能歌一曲外别无它能。此外，元稹还能写一手好字，《宣和书谱》说他的楷体字“自有风流蕴藉，挟才子之气，而动人眉睫也”。他是如何做到的呢？前人总结道，那是因为“诗中有笔，笔中有诗，而心画使之然也”。明白地说，因为元稹的诗歌有风流倜傥之气。
元稹诗歌中的倜傥风流之气确实很浓，昔人有言：“元和以后，诗学*靡于元稹。”也就是说，从元稹开始，诗歌里靡靡之音开始多了起来。作为时尚先锋，元稹的影响力不容低估。“不胫而走”这个词虽然是孔融发明的，但当时是用来形容珍珠宝玉的收集或钱财的流通，最早用在人身上用来表示传媒的力量，还是白居易。白居易在元稹的墓志铭中说，元稹诗歌传播的速度真是迅猛啊，当时六宫粉黛、两都士子、八方民众乃至文化素质偏低的南蛮以及东夷，都在传写他的歌诗。“每一章一句出，无胫而走，疾于珠玉”，简直比珠玉转手的速度还要快，放在今天可能就要赶上牛市期间股票买卖的速度了。
每当一个人走向成功，就会出现大批的模仿者、追随者，元稹也不会例外。在写给令狐楚的信中，元稹得意地说，当时江湖上那些写诗的，都来追捧他、模仿他，但是没有他那份的才气，于是就“颠倒语言，重复首尾，韵同意等”，把元才子的诗***粘贴后据为己有。元稹的诗歌受到追捧，不仅仅是他的诗歌里有较多的靡靡之音，他不是一个靠身体写作的文人，他是一个“改造诗歌的祖师”——鲁迅说曹操是改造文章的祖师，这里作简单比附。元稹与他好朋友白居易对诗歌进行了大胆改革，把诗歌严肃的面孔换成了可爱的笑脸，让诗歌的服装丰富多彩起来，大量写作流连光景的“小碎篇章”与逞才使气的次韵酬和之作，使诗歌走上了化与通俗化的道路。白居易赞扬他“海内声华并在身，箧中文字绝无伦”，夸张的成分并不多。
元大才子这么有才，却只是一个值得同情的人物。五十三岁那年，他就暴病而亡，虽比四十九岁的柳宗元强，但比起白居易、刘禹锡等人就差了许多。尤其是无论当时后世，都是“元白”并称，但他的个人形象与白居易简直无法相提并论。一次没有结局的恋爱，使他背上了“忍情”的名声；妻子死后再娶，又得到了“薄幸”的评价；好不容易达到事业的顶峰，做上了***帝国的宰相，但位置未坐稳就被挤了下来，还让他背上了趋炎附势、卑劣***的骂名。
宋代以来，提起元稹，我们见到的都是讽刺、挖苦、批评。自以为耿直实则鲁莽没有头脑的石介，在《上郭殿院书》中发难说，元稹没有忠骨只有佞气，没有正色只有谀容，溜须拍马，侍奉权贵，虽然登上了宰相之外，可无所作为，对国家民族没有做出一丝一毫的贡献，“君子鄙之，史臣讥之，万世之下，为后人贱”。
元稹有首诗《梦上天》，写他做梦时被人唤醒：“哭声厌咽旁人恶，唤起惊悲泪飘露。千惭万谢唤厌人，向使无君终不寤。”明人何孟春《余冬诗话》因此编造了一个故事，说元稹进入中书省办公后，讨厌他的人边驱赶苍蝇边唠叨：哪里来的苍蝇，这样不知天高地厚，居然也混到这样来了。何孟春先生还说，听到赶苍蝇者的唠叨，元稹是不是该从梦中醒过来呢？
在当今有些读者眼里，元稹的形象似乎有所好转，至少大家不把他比喻为苍蝇，顶多看成一只花蝴蝶，在花丛里飞来飞去，不知疲倦，不愿驻足片刻的那种花蝴蝶。大家都说，元稹虽然多情，但他痴情。每一朵儿面前他都说着动人的情话，这情话如此动人，连他自己都被感动了，以为自己会从一而终。不过，看到下一朵花时，他又深深地感动了。这博爱的形象，让人马上联想到金庸***《天龙八部》中的那位段皇帝。
最权威的国学***陈寅恪，则认为元稹根本不是多情而是多奸诈。他在《元白诗笺证稿》中说：“微之年十五以明经擢第，而其后复举制科者，乃改正其由明经出身之途径，正如其弃寒族之双文，而婚高门之韦氏。于仕于婚，皆不惮改辙，以增高其政治社会之地位者也。抑更推言之，微之之贬江陵，实由忤触权贵阉宦，及其沦谪既久，忽尔变节，乃竞干谀近幸，致身通显。则其仕宦，亦与婚姻同一无节操之守。惟窥时趋势，以取利自肥耳。综其一生行迹，巧宦固不待言，而巧婚尤为可恶也。岂其多情哉，实多诈而已矣。”
陈寅恪先生说，元稹抛弃初恋情人改娶名门望族女子，抛弃原来痛恨宦官的立场而依附奉承，都是没有操守的表现，瞅准时机，取利自肥，都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实惠与好处。他哪里是多情博爱，情不能已，分明是狡猾得很。权威的评论，自然少有人敢质疑。于是元稹薄情而奸诈，几乎成为时人共识。要想给他翻案，就要有超人的力气。还是先了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打击他。
陈寅恪先生说，元稹“巧宦固不待言，而巧婚尤为可恶也”，意思是政治这东西——封建时代的，本来不太干净，耍点手腕，出卖气节，换个***来做，虽然不可取，但也不那么令人讨厌，反正官员们（封建时代的）都彼此彼此，这样做也不醒目。可恨的是元稹玷污了纯洁的爱情，把婚姻也当作向上攀附的阶梯，是可忍而孰不可忍？
元稹如何出卖自己纯洁的爱情？一般人都认为，最有力证据是他自己的供述。元稹写过一部著名***《莺莺传》，故事情节是这样的：
唐代贞元年间，有位张生风度潇洒而意志坚定，凡是不合乎礼的事他从来不做，即使有些场合要牺牲身体去应酬，他也只表面上逢场做戏般敷衍着，所以二十三岁的人了，还没有真正接近过女色。他自己的解释是，他不是没有感情，而是没有遇到让他动情的人。不久，张生到蒲州游览，寄居在当地的普救寺。恰好崔家夫人带着一家老小要回长安，路过蒲州，也暂住在这个寺庙中。更巧的是这位夫人姓郑，排起来是张生的“转折亲”，是他远族的姨母。不巧的是，当时官兵失去控制，大肆抢劫蒲州人。崔家财产多，顿时惶恐起来，后来张生挺身而出，托关系找到人马来保护崔家人。
郑姨母感激张生的恩德，摆酒席款待张生，还让自己的女儿莺莺出来拜见这个远房的表哥。本来张生以为自己只是见义勇为，没有英雄救美的不良动机，但一见表妹，神魂颠倒，再也迈不动双脚。后来绞尽脑汁找上莺莺表妹的丫鬟红娘，用艳词——当时的情书表达出自己的心事。莺莺表妹动情了，约好日子邀他去西厢幽会。张生兴冲冲赶去，莺莺又变脸了，将他训斥了一顿。正当张生徘徊无主、感到绝望之时，莺莺又主动前来与他幽会，并经常性同居。
过了几个月，张生离开寺庙前去首都参加考试，谁知考试失利，于是他不得不滞留在京城。莺莺表妹深明大义，写了一封情意绵绵的书信表示慰问，并奉上贴心的小礼物。这封信文***飞扬，比现在的有些“宝贝”写得还要好。张生很得意，把表妹的这封情书拿出来四处炫耀，一时间让京城的才子们相顾失色。不过为了自己的事业，为了莺莺的幸福，张生还是理智地与表妹分手了。大约一年后，张生有了自己的家庭，莺莺表妹也顺利的嫁人了。等到后来张生路过表妹的婆家希望再见上一面时，已为他人妇的莺莺表妹坚决拒绝了，张生很惆怅，莺莺表妹知道后，暗地里写了一首诗略通款曲：“自从消瘦减容光，万转千回懒下床。不为旁人羞不起，为郎憔悴却羞郎。”后来张生将要走了，崔莺莺又写了一首诗：“弃置今何道，当时且自亲。还将旧时意，怜取眼前人。”从此以后，两人彻底断绝了音信。
这个故事，大家肯定越看越眼熟：邂逅惊艳，一见钟情；诗柬传话，小婢通容；花前月下，幽会西厢；海誓山盟，私订终身……这不就是《西厢记》吗？连约会的情诗都是一样，当年学习《西厢记》，印象最深的就是那首《明月三五夜》：
待月西厢下，近风户半开。拂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
幽会的情书都写得这样雅致，真让人仰慕。不过，结尾有所不同，《西厢记》是有情的终成了眷属，《莺莺传》却是劳燕分飞，天各一方。问题也正出在结尾上。《西厢记》大团圆的结局，符合人们的审美期待——这也是文学史上所强调的进步意义；而《莺莺传》站在表妹莺莺的角度来看，则是表哥张生始乱终弃，这种薄情寡义的举动注定要遭到历史的唾弃，尤其是随着妇女地位的不断高涨，涨到张生难望其项背的程度。
更重要的问题，则是张生犯了错误后态度很恶劣，不仅不自我反省，不做出一副追悔莫及、撕心裂肺的可怜模样，还振振有辞地自我辩解。在作者元稹问及他为什么要与楚楚可怜、深情款款的莺莺表妹分手时，张生义正词严地说：莺莺表妹乃天生尤物，诱惑力与破坏力都过于强大，当年商纣王、周幽王都是为这样的尤物而葬送了江山，遭受天下人嗤笑。现在，我的德行还不足以克制表妹那样的尤物，我只有克制自己的感情了。
把绝情都说得这样正大光明，说得这么崇高而富有自我牺牲精神，也让人佩服有时候人真的可以***到那种地步。最致命的问题则是，宋代以来，许多专家学者都认定《莺莺传》这部***是作者的自传，元稹就是张生的原型。这群专家里包括许多我们耳熟能详的大人物，如刘克庄、胡应麟、鲁迅、陈寅恪、汪辟疆，他们众口一词，咬定张生就是元稹。既然权威们言之凿凿，大家就都对元稹痛恨起来。为人应该讲良心与道德，有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即使偶尔做了也千万不要说，一个人偷偷去笑可以了。最可恶的是做了坏事还把它写成***，得意洋洋地到处宣扬，惟恐别人不知道，这就有些“衙内”风范了。
也不是没有人为元稹辩解。大学问家王士祯就在《池北偶谈》中说，元稹在他的作品中教育小朋友时称自己行为端正，从来不涉足烟花场所，是一个典型的正人君子，“吾生长京城，朋从不少，然而未尝识倡优之门”，他怎么会做出这等风流之事呢？马上有人批评王士祯：这种自我吹嘘的话也能作为证据，太幼稚了吧，更何况是在教育下一代的时候。即使经常出入这种场所，只要不抓现行，他都会死不认帐。退一步说，不进倡优之门还不等于没有感情失足。于是张生就是元稹的“马甲”几乎成为定论。
陈寅恪是二十世纪最痛恨元稹的国学***，另一位也让我们崇拜得不敢呼气国学***钱钟书，却在这个问题上与陈寅恪***打上了擂台。1***8年，钱钟书参加了在意大利米兰举行的欧洲汉学家第26次大会，并作了《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的宣讲。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应用” 使传统的文学研究方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也就是说，少了一些烦琐无谓的考据、盲目的材料崇拜，多了一些文学理论和艺术理论的学习研究，他说：譬如解放前有位大学者（其实就是陈寅恪先生）在讨论白居易《长恨歌》时，花费博学与细心来解答“杨贵妃入宫时是否处女？”的问题，这样的问题比西方研究的“济慈喝什么稀饭？”“普希金抽不抽烟”等话柄更无谓的。
后来，钱夫人杨绛先生对钱先生的意思进行了清楚地阐释，她写了一篇《事实——故事——真实》的文章，明确反对陈寅恪***的说法（当然，也包括研究方法），认为文学真实不同于历史事实，文学形象不同于是历史人物。陈先生是在以读史的方法读诗。
如今，又有人持子之矛攻子之盾，从考据的角度论述张生原非元稹。以陈寅恪为代表的考据派精心搜集的证据有那些呢？
首先，元稹为一位姨母郑氏写过墓志铭，里面叙述了元稹曾在战乱中保护她们一家人——问题是这是宋人说的，原文谁也没有见过。
其次，元稹年轻的时候到过故事发生的那个蒲州，元稹的经历同张生很接近。同时，元稹写过很多诗，就是回忆当年同居的岁月，如元和四年（809），三十一岁的元稹所的写《嘉陵驿》其一：“墙外花枝压短墙，月明还照半张床。无人会得此时意，一夜独眠西畔廊。”那墙、那床、那西畔廊，分明就是十年前幽会的场景。时间过去了将近十年，他还清楚地记得那些片段，试问：他若不是主人公，又怎会有这样刻骨铭心的记忆？
又如元和十四年（819），四十一岁的元稹所写的《春晓》：“半是天明半未明，睡闻花气醉闻莺。狌儿撼起钟声动，二十年前晓寺情。”看看《莺莺传》：“有顷，寺钟鸣，天将晓，红娘促去。”二十年在庄严肃穆的寺庙里发生的那段缠绵爱情，那段同居的岁月，随着钟声又浮现在诗人眼前。
最后，《莺莺传》原名《***》——比张爱铃的***要早许多，侵权的应该是后者——唐***虽有开始出现有意识的虚构，但许多作品都有史实的影子存在。
但是，反对派说，即使有这样一个姨母，到过蒲州，经历接近（他们认为所有的这些说法都缺乏有力的依据），就能说明张生就是元稹吗？
也许有人要问张生是不是元稹这个问题有那么重要吗？目前比较负责任的答案就是这个问题确实很重要，重要的是它已经涉及了两位顶级国学***，涉及到了两种阅读唐***的方式或角度：究竟是重史料还是重想象，这是个问题，是一个学者们必须思索的问题，好比哈姆雷特必须思索是生还是死一样。
至于对元稹本人，反而不那么重要了，即使他不是***中那位薄情的张生，他在读者中的形象已经不会有本质的改变，毕竟臀部上的那块红斑已经深深地映在人们的脑海中了，人们所需要的只是一个风流才子来作为谴责的对象，写这样故事的人、宣扬忍情的他不下地狱，谁入地狱？何况后来者从他身上已经吸取了教训，不再给人留下把柄，**电视开头都要强调“本故事纯属虚构，请勿对号入座”，故事里的事，不是你的事，也不是我的事。
陈寅恪先生的双重证据法是二十世纪的重大贡献，据说对传统文化研究者的思维方式都所改变。在材料的挖掘与利用上，陈寅恪先生别具只眼，往往能从寻常材料中寻觅出旁人难以察觉的线索，他不仅考证出了张生就是元稹，还进一步考索出莺莺表妹的真实身份。陈先生认为由于《莺莺传》又名《会真记》，而“会真”为当时习用之语，为遇仙或游仙之谓，唐代“仙”之类的名称多用作妖人或风流放诞女道士之代称，亦有以之来称呼娼伎者。这样，莺莺**的身份就呼之欲出了。所以有宽厚的学者说，莺莺出身寒族，且颇有伎女之嫌疑，而伎女在当时亦为***之一种，其身份介于婢妾之间，兼带伶人性质。当时娶伎女为妾者甚多，而娶伎为妻则仍为时论所不许。
倘若是这样，那么人们对元稹的好感就会增加若干。唐代举子与青楼女子间的故事很多，据说后来差不多成为了一个传统。描写他们故事的***也很多，其中固然有一波三折而终成眷属者如《李娃传》，但毕竟是少数，其几率略低于今天买**中头等奖的概率。娶这样的女孩子为妻子，在当时而言，惟一的可能性就是男主角如《李娃传》那样被自己的家庭所抛弃，而且女主角又立下了惊天的功勋。
元稹早年的生活虽然不太顺利，但也没有象《李娃传》中的郑生那样流落街头。在他八岁那年，父亲就去世了，两位兄长谁也不愿奉养后母和这位小弟弟以及两位妹妹。但元稹还有伟大的舅父与姨夫，他们不但照料元稹母子三人（元稹的二姐已出家为尼）的生活，还督促元稹好好学习。据说元稹九岁的时候，姨兄胡灵之就开始辅导他写诗作赋。当然，由于姨兄当“家庭教师”，管理上不免松懈，少年的元稹度过了一段裘马轻狂的幸福时光，经常可以去走马打猎、欣赏歌舞乃至看人。
元稹学习条件很不好，他自己似乎也不太努力，从来没有听说他因为读书写字而口舌生疮的故事，但十五岁那年，他就明经及第了，可见他确乎是个天生的才子——有学者通过认真考证认为元稹是十五岁参加考试，第二年才公布成绩，所以应该算十六岁登第，那就姑且算作是十六登第吧，十六岁登第的元稹还是一个天生的才子。唐人都认为明经科考试难度远远小于进士科，不过在我等后人看来，背诵那些经书及其注疏远比胡诌几句打油诗更难。
登第后的元稹一直寓居在长安的***观里，等待吏部安排工作。大约在二十岁前后，传说他到过蒲州，但究竟为什么而去，具体何时而去，还不太清楚，或许就是为“保护”莺莺表妹而去蒲州的吧。总之，二十二岁那年，也就是贞元十六年（800），元稹肯定回到了长安，因为他明经及第已经七年了，按照规定，吏部给他安排了工作。
贞元十九年（803），是元稹的***年。这一年三月，他与白居易八人一起通过了制科考试，当上了秘书省校书郎，这是仕途上的一个重要关口。明经科出身的人，总会遭受一些白眼。传说当年他去看望李贺，送上名片，李贺当即关门拒绝，说他与考明经的人没有共同语言。现在，他通过平判科考试，终于扬眉吐气了，好比一个三流大学的本科生终于考上了“北大”的研究生，可以大声地和周围的人谈论文凭问题了。
这一年，他与白居易成为了朋友，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朋友，而是那种能够进行心灵交流、真正相知的朋友，这也是白居易在《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中说的“忆在贞元岁，初登典校司。身名同日授，心事一言知”。才华相捋的两人，相互敬重，其情谊之深厚，放在今天甚至可能引起误解。《本事诗》记载了一个小故事，元稹为御史的时候，到梓潼去办案。白居易在京城与人游玩慈恩寺后花下小酌，想念老友而赋诗一首寄给元稹：“花时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当酒筹。忽忆故人天际去，计程今日到梁州。”元稹正好到了褒城，也寄来《梦游》诗曰：“梦君兄弟曲江头，也向慈恩院里游。驿吏唤人排马去，忽惊身在古梁州。”诗中说，他梦见白居易在慈恩寺游玩。于是前人感叹说：“千里神交，合若符契，友朋之道，不期至欤。”白居易谪居江州时，元稹写下了《闻乐天授江州司马》，让后世敬叹：
残灯无焰影憧憧，此夕闻君谪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
这一年，元稹还成为了新郎官，新娘子韦丛是韦夏卿的***。韦夏卿何许人也，前年为京城最高长官即京兆尹，此年三月时为太子宾客，十月即为东都留守、东都畿汝防御使。可见韦丛身份尊贵，与莺莺表妹不可同日而语。如果新娘子只是普通官宦的女儿，即使元稹曾经做过始乱终弃等伤天害理的事，也不会引起如此激烈的反响。如今，即使元稹是与莺莺表妹友好分手，也不能阻止他人对有些事有所联想。
元稹主观上应该有攀附权贵的故意，不过更主要的是遵从习俗，陈寅恪先生指出：“盖唐代社会承南北朝之旧俗，通以二事评量人品之高下。此二事，一曰婚。二曰宦。凡婚而不娶名家女，与仕而不由清望官，俱为社***不齿。”这样的婚姻，元稹会感到荣耀，但作为才子，失落、无奈的情绪也会出现。婚后，他与妻子随岳父到东都洛阳，在诗歌里，他自嘲道：
紫垣驺骑入华居，公子文衣护锦舆。眠阁书生复何事，也骑羸马从尚书。
这里，他分明感受到自己与岳丈一家不太和谐，高头大马昂然进入奢华的公馆，锦衣绣袍簇拥着华丽的骄子，一介书生骑着瘦马不紧不慢地跟随在后面，难堪的情绪里还有那么一丝清高、一份矜持，趋炎附势的丑态还是看不出来。
元稹从这么婚事获得了多大实惠呢？可能增长了一些见识，有机会欣赏为高级官员奉献的歌舞演出：“谢傅堂前音乐和，狗儿吹笛胆娘歌。花园欲盛千场饮，水阁初成百度过。”诗中的“谢傅”，就是他的老丈人。至于元稹的经济状况与仕宦环境，并没有太大的改变，他的生活依然拮据，看看他回忆当年生活的诗篇：
谢公最小偏怜女，自家黔娄百事乖。顾我无衣搜荩箧，泥他沽酒拔金簪。野蔬充膳甘长藿，落叶添薪仰古槐。今日俸钱过十万，与君营奠复营斋。
昔日戏言身后意，今朝都到眼前来。衣裳已施行看尽，针线尤存未忍开。尚想旧情怜婢仆，也曾因梦送钱财。诚知此恨***有，贫贱夫妻百事哀。
结婚的当年，他就清楚地知道丈人已经准备隐退了，并希望他老人家走得更坚决：“谢公潜有东山意，已向朱门启洞门。大隐犹疑恋朝市，不如名作罢归园。”更何况，婚后第二年，老丈人就奔赴黄泉而去了。至于元稹在官场上成功，主要得力于他潜心的复习，得力于婚后第三年的那场考试，得力于兵部尚书裴垍的赏识。
元稹在这场婚事中最大的收获，还是美满的爱情与甜蜜的幸福。七年后，妻子韦丛死后，元稹写了大量诗篇寄托自己的哀思，如《谴悲怀三首》、《离思五首》、《六年春遣怀八首》、《杂忆五首》、《妻满月日相唁》等，看看下面这首：
闲坐悲君亦自悲，百年都是几多时！邓攸无子寻知命，潘岳悼亡犹费词。同穴窅冥何所望？他生缘会更难期！唯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
闲坐时想起了你，心中的悲苦就难以抑制，为你伤悲也为我自己。没有你在我身边，就算能活到一百岁，又有什么滋味。晋朝的邓攸没有儿子，他知道这是命中注定的；潘岳丧妻后写《悼亡》诗，也换回不来妻子的生命。分离的结局，难道真的是上天注定？除了死后我们会埋葬在一起，还能期望什么呢？来生相见，更是奢望！如今惟有长夜不眠来报答你当日的痴情。很难想象，一个薄幸之人，一个“巧于婚”的人，能够写出如此深情的诗歌。最让人难忘的，还有那首《离思五首》其四：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
很难理解，为什么有人对他的婚姻生活这样愤怒，为什么有人抓住普救寺的那件事情死不松手？唐朝的才子灿若群星，有几人如此深情？又有几人对他们的妻子念念不忘？倘若韦丛地下有知，看到这样的诗篇，定会认为自己是唐朝最幸福的女人。即使是莺莺表妹，看到元稹那些怀念往日幽会的诗篇，也定会感动：一二十年过去了，表哥还如此挂念，比起那些一场游戏一场梦者，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呢？
“挟妓游东山”、流连花丛者，很少受到谴责，而付出了真情，还备受斥责。宋代野史《云溪友议》说韦丛刚死不久，元稹又与女诗人薛涛有了绯闻，而且又是始乱终弃的那种。元稹自己可能会嗤之以鼻，因为薛涛年龄比他整整大上了十九岁，且两人未曾谋面。但这种消息，又怎么会让看客轻易放过呢？今天戏说“元稹”者，依然津津乐道于这点“风流韵事”。
元和十年（815）左右，元稹又与裴淑成婚，此时元稹三十七岁。有人跳出来质问元稹：你说过“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为什么妻子死去了四、五年就变心呢？看看王维，也是三十出头丧偶后，但人家终身未再娶。
王维不再娶妻子，却不能说明他痴情，因为他痴迷的是佛教。把他作为忠贞守节的榜样，想必王维也会不自在，因为这不是他的初衷。还有一些才子丧偶后将近十年未娶，如柳宗元，不过那是因为他没有找到门当户对的女子，在这十年同居的女性不止两三人，非婚生子也不止一、两个。
元稹与裴淑的关系如何呢？有两个故事不能不让大家知道。长庆三年（823），四十五岁的元稹由同州刺史改任浙东观察使，裴淑不高兴，元稹写了一首诗《初除浙东妻有阻色因以四韵晓之》来安慰她：
嫁时五月归巴地，今日双旌上越州。兴庆首行千命妇，会稽旁带六诸侯。海楼翡翠闲相逐，镜水鸳鸯暖共游。我有主恩羞未报，君于此外更何求。
大和四年（830），五十二岁的元稹出镇武昌，写了一首《赠柔之》：
穷冬到乡国，正岁别京华。自恨风尘眼，常看远地花。碧幢还照曜，红粉莫咨嗟。嫁得浮云婿，相随即是家。
柔之就是裴淑的字，诗歌下有一小注：“稹自会稽到京，未逾月，出镇武昌，裴难之，稹赋诗相慰，裴亦以诗答”。意思是说，元稹从江南的会稽到京城，没有过一个月，就要远走出镇武昌，裴淑当然不愿意远走，于是元稹就写诗安慰她，裴淑也回赠了一首诗。在外为官，还很在意夫人的感受，在唐才子里也是绝无仅有的。大事尚且还要反复给妻子解释，给以劝慰，平时对妻子的尊重可想而知，这是不是唐代的好男人呢？但有人又不屑一顾了，说这是元稹哄骗女性的手腕而已。老婆情绪低落，能够主动去哄骗得她高高兴兴，这种境界不也是值得景仰吗？至于看客又云：“元稹的负心薄幸似有报应，先后曾有八个子女，七个一一夭折，只剩下一个女儿，算是绝后，这恐怕也是对他滥情的报应吧。”即使是戏说，还是厚道些好。在一个宣扬“夕阳红”的文明年代，对于元稹的合法再婚还指指点点，还要求他死去的妻子守节，未免与现代文明的宗旨背离甚远。
元稹有首《行宫》，煞是生动。
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
人生漫漫，闲极无聊的宫女们扯着玄宗的“八卦”来消磨岁月。元稹是否想到，自己也成了大家闲话的对象。
摘要：早年元稹和白居易共同提倡“***府”。世人常把他们并称为“元白”。他们开创了以长篇排律和次韵酬答来唱和的形式，并在当时广为流传，谓为“元和体”。元白诗派重写实、尚通俗，又以讽喻诗和元稹的绮靡诗为唐代文坛的奇葩，元白的交往关系经历了分合四阶段，这不但和当时的社会统治有关，也和他们个人的性格和经历有关。本文旨在对元白关系之渊源和各发展阶段进行研究、探讨和总结。
关键词：元稹 白居易 “元白” “***府”
中唐诗人间的交往唱和之风，早在贞元年间即已初露端倪。当时应进士举者 “多务朋游，驰逐声名”（《旧唐书·高郢传》），形成了“侈于游宴”的“长安风俗”（李肇《国史补》卷下）。而文人游宴多要作诗唱和，有时即使不游宴，也要以诗唱酬，或联络感情，或展示才学。这方面较有代表性的，当首推一代文宗权德舆及其领导的文人集团。权德舆（759～818），字载之，历任要职，并做过两年宰相，兼有政声和文名，“贞元、元和间为缙绅羽仪”（《新唐书》本传）。在他现存的三百八十多首诗中，不乏清新可诵、近似盛唐之音的佳什，但其后期诗歌，大都是与聚集在他周围的一批台阁诗人酬唱应答、在体式技巧上竞异求新之作，诸如《奉和李给事省中书情寄刘苗崔三曹长因呈许陈二阁老》、《酬崔舍人阁老冬至日宿值省中奉简两掖阁老并见示》等等，从冗长的标题即可看出诗人们的交往概况。这些诗的内容并不充实，艺术性也不强，却对贞元末年的诗坛风尚颇有影响。到了元和年间，又出现了比一般唱和更进一步的以长篇排律和次韵酬答来唱和的形式，而元稹和白居易便是这种形式的创始者。早年元稹和白居易共同提倡“***府”。世人常把他们并称为“元白”。
与韩孟诗派同时稍后，中唐诗坛崛起了以白居易、元稹为代表的元白诗派。这派诗人重写实、尚通俗，走了一条与韩孟诗派完全不同的创作道路。清人赵翼说：“中唐诗以韩、孟、元、白为最。韩、孟尚奇警，务言人所不敢言；元、白尚坦易，务言人所共欲言。”（《瓯北诗话》卷四）表面看来，二者似背道而驰，但实质却都是创新，取途虽殊而归趋则同。
曹丕尝云："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典论. 论文》）。然微之和白居易之间的友谊，却成为了文学史上的佳话。辛文房亦云："微之与白乐天最密，虽骨肉未至，爱幕之情，可欺金石，千里神交，若合符契，唱和之多，毋逾二公者。"（《唐才子传》），元稹初期作品在写实风格和音律方面都深受白居易影响，宗法其***府诗歌和讽喻写实的诗歌创作之风，在两者订交后，又以相互间的唱和而闻名。
元稹（779～831），字微之，洛阳人。贞元九年（793）明经及第，十年后与白居易同以书判拔萃科登第，元和元年（806）又与白居易一起以制科入等，授左拾遗，后转监察御史。元稹生性激烈，少柔多刚，参政意识和功名欲望甚强。屡屡上书论事，指摘时弊，或实地纠劾，惩治猾吏，也因此而多次遭贬，先后为江陵士曹参军、唐州从事、通州司马、虢州长史，元和末年回朝，历任膳部员外郎、祠部郎中、知制诰等，并于长庆二年升任宰相。因与裴度发生冲突，为相仅四个月即被罢为同州刺史。此后又任过浙东观察使、武昌军节度使等职，53岁得暴疾卒于武昌任所。有《元氏长庆集》，存诗八百馀首。
元稹的乐府诗创作受到张籍、王建的影响，但他的“新题乐府”却直接缘于李绅的启迪。元和四年（809），他读了李绅写的20首“新题乐府”后，写下12首和诗。李绅的原作今已无存，现只能从他的《悯农二首》等诗和元稹的和作来推测其面目了。元稹的和诗虽都是写实之作，如《上阳白发人》写宫女的幽禁之苦，《五弦弹》借“弦”与“贤”的谐音，写任用贤才之事，《法曲》对 “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的习俗表示不满……”，但其中不少篇章却殊少情致，概念化倾向很强，且叙事繁乱，往往“一题涵括数意”（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古题乐府》）。
乐府诗在元诗中占有重要地位，他的《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并序》"取其病时之尤急者"，启发了白居易创作***府，且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缺点是主题不够集中，形象不够鲜明。和刘猛、李余《古乐府诗》的古题乐府19首，则能借古题而创新词新义，主题深刻，描写集中，表现有力。长篇叙事诗《连昌宫词》，在元集中也列为乐府类，旨含讽谕，和《长恨歌》齐名。其铺叙详密，优美自然。元诗中最具特色的是艳诗和悼亡诗。他擅写男女爱情，描述细致生动，不同一般艳诗的泛描。悼亡诗为纪念其妻韦丛而作，《遣悲怀三首》流传最广。在诗歌形式上，元稹是"次韵相酬"的创始者。《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酬乐天〈东南行诗一百韵〉》，均依次重用白诗原韵，韵同而意殊。这种"次韵相酬"的做法，在当时影响很大，也很容易产生流弊。
元稹的代表作是写于元和十三年（818）的《连昌宫词》。这是一首叙事长诗，通过连昌宫的兴废变迁，探索安史之乱前后唐代朝政治乱的因由。诗的前半从“连昌宫中满宫竹，岁久无人森似束”的荒凉景象写起，引出“宫中老翁” 对此宫昔盛今衰的追述；后半借作者与老人的一问一答，探讨“太平谁致乱者谁” 的大问题，最后归穴为“老翁此意深望幸，努力庙谟休用兵”的题旨。全诗以叙述为主，杂以议论，表现了明显的劝戒规讽之意，但不能因此就说这是一首讽谕诗。从艺术构思和创作方法上看，此诗将史实与传闻糅合在一起，辅之以想象、虚构，把一些与连昌宫中本无关联的人物、***集中在连昌宫中展开描写，既渲染了诗的氛围，也使得诗情更加生动曲折。陈寅恪认为：“《连昌宫词》实深受白乐天、陈鸿《长恨歌》及《传》之影响，合并融化唐代***之史才诗笔议论为一体而成。”（《元白诗笺证稿》第三章）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原籍太原，后迁居下邽（今陕西渭南），生于新郑（今河南新郑县）。十一二岁时，因避战乱而迁居越中，后又往徐州、襄阳等地，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贞元十六年（800）进士及第，三年后中书判拔萃科，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元年（806），为应制举，他与元稹闭户累月，研讨其时社会政治各种问题，撰成《策林》七十五篇，其中不少条目与白居易日后的政治态度和诗歌见解都有关联。是年，制科入等，授盩厔尉，次年为翰林学士。
元和三年至五年，授左拾遗、充翰林学士。在这一时期，白居易以极高的参政热情，“有阙必规，有违必谏”（《初授拾遗献书》），屡次上书，指陈时政，倡言蠲租税、绝进奉、放宫女、抑宦官，在帝前面折廷诤。与此同时，他还创作了《秦中吟》、《***府》等大量讽谕诗，锋芒所向，权豪贵近为之色变。
元和五年（810），白居易改官京兆府户曹参军，仍充翰林学士。元和六年四月至九年冬，因母丧而回乡守制。生活环境的改变，使白居易有馀暇对往昔的作为和整个人生进行认真的思考，他早就存在着的佛、道思想逐渐占了上风，对政治的热情开始减退。所谓“直道速我尤，诡遇非吾志。胸中十年内，消尽浩然气”（《适意二首》其二）。正可看作他心理变化的佐证。元和十年（815），白居易回朝任太子左赞善大夫，因宰相武元衡被盗杀而第一个上书请急捕贼，结果被加上越职言事以及一些莫须有的罪名，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市）司马。这次被贬，对白居易内心的震动是不可言喻的。他以切肤之痛去重新审视险恶至极的政治斗争，决计急流勇退，避祸远害，走“独善其身”的道路。这一年，他写下了著名的《与元九书》，明确、系统地表述了他的人生哲学和诗歌主张。
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 “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他还提出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主张。这种文学思想，从积极的一面看，可以促进文艺关注社会，反应现实，为民***，对浮艳的***文风有补偏救弊的意义；从消极的一面看，这种观点功利色彩过重，把诗看作纯然的社会政治工具，可能导致对艺术性的忽视。“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白居易应该是基于善的一面，也是由当时的现实和作者的思想所决定的。
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论述《元白诗分类》时，提及：“乐天与元九书乃元和十年十二月在江州司马任内所作，而微之叙诗寄乐天书，据其中‘今年三十七矣’及‘昨行巴南道中’之语，知亦作于元和十年道通州以后。虽其作书之时与乐天此书约略相近，然微之既自言其诗分为十体，共二十卷。乃年十六即贞元十年至年三十四，即元和七年之间之作。又言，‘元和七年以后所为，向二百篇，繁乱冗杂，不复置之执事前。则是微之写定其成为十体二十卷……”，他把微之（即元稹）的诗分为一古讽，二乐讽，三古体，四新题乐府，五七言律师，六五言律师，七律讽，八悼亡，九五七言今体艳诗，十五七言古体艳诗十类。其中讽喻诗和白居易所提出的诗歌理论不谋而合，元白的讽喻诗对于针砭实事，呈现事实风貌，都起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也给他们的仕途带来了坎坷多艰的命运。
元稹25岁（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时，与白居易同登书判拔萃科，俱授秘书省校书郎，从此订交①。在史书中最为人称道的是他们诗筒传韵的风雅趣事。其间，白居易在杭州任刺史，元稹任越州刺史兼浙东观察使。二人诗筒往来，唱和甚富，酬唱频繁。所谓“诗筒”就是将诗放在竹筒内，以诗代书，往返传递，互致问候，互通章讯。白居易《与微之唱和来去常以竹筒贮诗陈协律美而成篇因以此答》：“拣得琅琊截作筒，缄题章句写心胸。随风每喜飞如鸟，渡水常忧化作龙。粉节坚如太守信，霜筠冷称大夫容。烦君赞咏心知愧，鱼目骊珠同一封。”介绍了诗筒传韵的方式和内容，表达了他们喜欣、惺惺相惜的内心。
所谓唱和，就是你赠我酬，我唱你和。据古籍资料显示：元白通江时期(元和十年三月三十日至十四年三月十日)的唱和诗计79首。其中白居易42首(不包括其酬和元稹江陵时诗《放言五首》)，元截诗37首。在这些唱和诗中，元白对应唱和共有24个诗组，计诗81首(其中次韵相酬21个诗组，计诗55首)，仅有白氏寄赠而无元氏答酬的诗歌12首，元氏有寄赠诗而白氏无诗答酬者6首。就白居易来说，有元稹对应唱酬诗30首，另12首现存元集无元棋对应唱酬诗，就元稹来说，答酬白氏的诗篇31首(其中次韵相酬27首)，另有《闻乐天授江州司马》、《水上寄乐天》、《得乐天书》、《相忆泪》、《寄乐天》、《凭李忠州寄书乐天》6首寄赌，而白氏似无诗酬和。除诗歌外，俩人来往书信三件:即元和十年六月镇初到通州时有《叙诗寄乐天书》(对此白氏已有诗寄赠，元氏亦有诗回酬)，白居易十年十二月有《与元九书》(未见元棋酬答)，十二年四月十日有《与微之书》(元氏已有《得》诗酬答)。②
元稹、白居易在相识之初，即有酬唱作品，此后他们分别被贬，一在通州，一在江州，虽路途遥遥，仍频繁寄诗，酬唱不绝。所谓“通江唱和”，也就成为文学史上一个令人注目的现象。元、白此期的唱和诗多长篇排律，次韵相酬，短则五六十句，长则数百句，洋洋洒洒，蔚为大观。如白居易有《东南行一百韵》寄元稹，元稹即作《酬乐天东南行诗一百韵》回赠。这种次韵诗的创作难度是很大的，既要严守原诗之韵，又要自抒怀抱，还要写上数百句，搞得不好，就会顾此失彼；但才力大者，则可借此争奇斗胜，施展才情。诚如元稹在《上令狐相公诗启》中所言：“居易雅能为诗，就中爱驱驾文字，穷极声韵，或为千言，或为五百言律诗，以相投寄。小生自审不能过之，往往戏排旧韵，别创新词，名为次韵相酬，盖欲以难相挑耳。”这样做的结果，一方面锻炼了诗人的智慧、技巧，丰富了诗歌的种类，另一方面也因过于重视形式技巧，诗人的真情实感反被冲淡乃至淹没。相比之下，倒是二人那些寄怀酬答的短篇小诗来得更为真挚耐读，清新有味。如白居易《舟中读元九诗》：
把君诗卷灯前读，诗尽灯残天未明。眼痛灭灯犹暗坐，逆风吹浪打船声。
元稹《酬乐天舟泊夜读微之诗》：
知君暗泊西江岸，读我闲诗欲到明。今夜通州还不睡，满山风雨杜鹃声。
元、白这类以次韵酬唱为主的短篇长章在当时流传颇广，以至“巴蜀江楚间洎长安中少年，递相仿效，竞作新词，自谓为‘元和诗’”（元稹《白氏长庆集序》）。这里的“元和诗”，实即元稹在其他场合提到的“元和体”。“元和体” 除了上述次韵相酬的长篇排律外，还包括元、白那些流连光景、浅切言情的“小碎篇章”，其中包括元稹的艳体诗。
白居易赞元之艳体诗： “韵高而体律，意古而词新。” （《〈放言五首〉序》） “词飘朱槛底，韵坠绿江前。” “寸截金为句，双雕玉作联。” “收将白云丽，夺尽碧云妍。” “冰扣声声冷，珠排字字圆。” （《江楼夜吟元九律诗成三十韵》） “声声丽曲敲寒玉，句句妍辞缀色丝。” （《酬微之》）。
陈寅烙《元白诗笺证稿》也称：微之以绝代之才华，抒写男女生死离别悲欢之感情，其哀艳缠绵，不仅在唐人诗中不多见，而影响及于后来之文学者尤巨。
刘禹锡赞元稹诗章有如“锦绣堆”，“文章似锦气如虹”；白居易对元稹诗章倍加推崇，“句句妍辞缀色丝”；韦縠说“词丽而春色斗美”，元诗美丽的词句艳如五彩斑斓的春天；李恒赞元稹词美可比谢灵运、；南丰先生、曾巩（子固）说元稹诗“富艳”；宋洪迈说元诗有“丽句”。由此可见，元诗辞藻的优美是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的。
又如晚唐皮日休在《论白居易荐徐凝屈张佑》（《全唐文》卷七百九十七）一文中所赞：
“余常谓文章之难，在发源之难也。元、白之心，本乎立教，乃寓意于乐府雍容宛转之词，谓之讽喻，谓之闲适。即持是取大名，时士翕然从之，师其词，失其旨，凡言之浮靡艳丽者，谓之元白体。二子规规攘臂解辨，而习俗既深，牢不可破，非二子之心也，所以发源者非也，可不戒哉!”
元白之间友谊深厚，在白居易的《与元九书》也有着明显的表现。《与》里面不停地提及“微之微之”（微之是元稹的表字），大概数一下，他写几段就提到一两声微之，一共有七次。还有两次“微之微之，知我心哉！” 两人相互间写的诗很多，传达出很深的感情。白居易之感情尤甚，如，白居易有首寄元稹的诗：“计君食宿程,已过商山北…… 晓来梦见君，应是君相忆。梦中握君手，问君意何如？君言苦相忆，无人可寄书。觉来未及说，叩门声冬冬。言是商州使，送君书一封。枕上忽惊起，颠倒著衣裳。”
如此缠绵悱恻，分别后一直还在惦记着元稹的食宿，思忖着他应该到哪儿了，梦见元稹，就觉得一定是元稹在想自己，“梦中握君手，问君意何如？君言苦相忆，无人可寄书”这四句显示出小儿女情怀，闻到人说元稹的信来了，睡在床上的白居易一激动，马上爬起来，衣服都穿倒了。元稹去世十年，白居易七十岁了，还想着他，为他写诗。一次遇见元稹的故人卢贞，看到他写得诗有很多是给元稹的，于是“相看掩泪情难说”。此情此景可见一斑。
相比白居易的直率热烈，元稹就显得含蓄委婉：
微月照桐花，月微花漠漠。怨澹不胜情，低回拂帘幕。
叶新阴影细，露重枝条弱。夜久春恨多，风清暗香薄。
是夕远思君，思君瘦如削。但感事暌违，非言官好恶。
奏书金銮殿，步屣青龙阁。我在山馆中，满地桐花落。
元稹承认自己不如白居易，他说“小生自审不能过之”，也找到了原因。因为自己写诗时总是瞻前顾后、小心谨慎、不敢得罪人、不敢直抒胸臆，因此养成了写诗含蓄曲折的习惯，很多诗结构松散，词旨隐晦。 而白居易我行我素，不怕权贵发怒，任凭亲朋笑话，人们拿他没办法，叫他“狂男儿”，所以他写诗也很爽快，不会让人看不懂。所以，元稹虽然做不到白居易那样，心里却很向往，很羡慕。白居易也觉得元稹很好，是真正理解自己的心的人。
正如白居易的《赠元稹》一诗所云：
自我从宦游，七年在长安。
所得惟元君，乃知定交难。
岂无山上苗，径寸无岁寒。
岂无要津水，咫尺有波澜。
之子异于是，久要誓不谖。
无波古井水，有节秋竹竿。
一为同心友，三及芳岁阑。
花下鞍马游，雪中杯酒欢。
衡门相逢迎，不具带与冠。
春风日高睡，秋月夜深看。
不为同登科，不为同署官。
所合在方寸，心源无异端。
“一为同心友，三及芳岁阑”到“所合在方寸，心源无异端”，元白两人之间的友谊之真切深厚，可谓是不言而喻了。
笔者概述：
由元白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元白自订交至唱和交游，友谊逐渐深厚的发展过程，可以得出元白关系之以下结论：
①元白交游的情形可分为四个时期：第一次长安时期（贞元十九年～元和五年），第一次别离时期（元和五年～元和十五年），第二次长安时期（元和十五年～长庆二年），第二次别离时期（长安二年～大和五年）。
②元稹和白居易开创了以长篇排律和次韵酬答来唱和的形式，并共同提倡“***府”，被世人称为“元白”。他们的酬唱作品也在当时广为流传，谓为“元和体”。
③元白有过类似的经历，他们同因写实和讽喻诗被贬谪，另一方面，他们的诗注重音律，一唱一合，成为流行的诗歌题材，元白的缠绵悱恻之诗，表现了儿女情长，又具有强烈的艺术特色。这反映了他们内心都具有的矛盾的两面——细腻的情感和顽强的抗争。
④元白在唱和中碰撞出了诗歌理论的火花，《与元九书》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系统的表达了白居易“独善其身”的人生哲学以及“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等诗歌主张。
⑤元稹在白居易的支持和鼓励下，抒写出男女生死离别悲欢之真挚感情，对后代文学史之离别诗，影响尤甚。
⑥元诗《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并序》"取其病时之尤急者"等，启发了白居易创作***府，且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在诗歌形式上，元稹是"次韵相酬"的创始者。《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酬乐天〈东南行诗一百韵〉》，均依次重用白诗原韵，韵同而意殊。这种"次韵相酬"的做法，在当时影响很大，也很容易产生流弊。
注释：
① （元白二人之游，因元稹去世于大和五年（831）而告终，然则元白初识究竟在于何年？对于此一问题，历来说法不一，至今也似乎尚无定论。元白初识之年，一般以"订交"或"相识"的字眼粉所论及，大体而言则可分三种说法。
如其中较为传统的就是"贞元十九年（803）"说。此一说法，自从宋代陈振孙在《白文公年谱》提起之后，已为后人所普遍接受和认同。如张达人《唐元微之先生稹年谱》"贞元十九年"条云："初识白居易。"（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年）刘维崇《元稹评传》亦云："元稹与白居易相识，是在贞元十九年。"（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7年）王拾遗《元稹传》附《元稹生平简要年表》"贞元十九年"条云："与李建、白居易等人相识。"卞孝萱《元稹评传》云："二十五岁（即贞元十九年），与白居易同登书判拔萃科，俱授秘书省校书郎，元白即始于此时订交。"（《辽宁大学学报》1982年5期。）即是也。"贞元十九年"说所依据的是白居易《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诗的自注。其诗云："忆在贞元岁，初登典校司。身名同日授，心事一言知。"自注云："贞元中，与微之同登科第，俱授秘书省校书郎，始相识也。"而元稹与白居易在书判拔萃科登第之后，同授秘书省校书郎，当在贞元十九年春。若只凭此一资料，元白则相识于贞元十九年，似乎不容置疑。
另一种说法说是"贞元十八年（802）"说，如顾学颉《白居易年谱简编》"贞元十八年"条云："冬，试书判拔萃科。……`元白订交，约始于此时。"褚斌杰《白居易简谱》"贞元十八年"条云："冬，在吏部试书判拔科。……`元稹与白居易订交约在是年。"日本花房英树1***0年11月发表在《京都府立大学学术报告》的《元稹年谱稿》"贞元十八年"条云："秋，与白居易相识。"具体而言，顾氏与褚氏所谓"贞元十八年"指的是该年冬，花房氏则断方言元白相识在于该年秋。就时期而言，可说无大差别，然就其所依据而言，则大有不同。顾氏与褚氏的结论，还是构建在白诗自注所记的基础上。元稹与白居易在书判拔萃科登第之后，同授秘书省校书郎，当在贞元十九年春。然根据唐代科举制度，尚书省吏部选试就始于孟冬，终于翌年季春。可见元白应吏部选试在于贞元十八年冬，故有可能二人在此过程中结成一面之交。而花房氏的雍则另有所据，就是白氏有一首题为《秋雨中赠元九》的诗。花房氏推定其诗作于贞元十八年秋，于是断定元白于贞元十八秋相识。但我认为，花房氏的结论却是断然不能成立的。至于其详细的理由，姑且在此不谈，稍后略另申述。
又另一种说法则持"贞元十八之前"说，为朱金城所提起。朱氏于《白居易年谱》中当初说起元白订交始于贞元十八年或稍前，但后来有所改变，在《白居易研究》（1987）和《白居易集校笺》（1988）里，开始主张元白当订交于贞元十八年之前。他认为《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诗自注所记之时间未见精确，于是断定"陈振孙《白文公年谱》据以谓元白订交于贞元十九年，非也"，最后得出元白订交于贞元十八年之前的结论。此一结论的首要依据，与花房氏无异，也是以白居易《秋雨中赠元九》诗作于贞元十八年秋为前提。无论如何，朱氏"贞元十八年之前"说比"贞元十八年秋"说，更具有伸缩性，但仍以白诗《秋雨中赠元九》的创作年岁考订元白初识之年的准据，尚有商榷之余地。其原因就在于诗不一定是贞元十八年所作。）——《元稹白居易"初识"之年考辨》陈才智
②《元稹白居易通江唱和真相述略》吴伟斌
参考文献：
⑴《元稹白居易"初识"之年考辨》 陈才智
⑵《元白诗笺证稿》 陈寅恪集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年北京第一版
⑶《元稹白居易诗选译》作者：（唐）元稹，（唐）白居易撰；吴大奎，马秀娟译注 / 1991.10
⑷《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卷 刘大杰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⑸《元稹白居易通江唱和真相述略》吴伟斌
爱因斯坦和波尔对量子理论解释的分歧
因斯坦还说：“在这种论证中，我所不喜欢的东西，是那基本的实证主义态度，这种态度，从我的观点来看，是不能赞同的。我以为，它会变成贝克莱的原则‘存在就是被感知’（esse ets percipi）一样的东西。‘存在’常常被当作某种由我们在精神上构成的东西，也就是说，某种我们自由***设的东西（在逻辑的意义上）。”爱因斯坦认为：“在宏观领域中，人们必须坚持空间和时间中实在的描述这个纲领。”
不难看出，爱因斯坦对波尔的批评，并没有建立在对“测不准原理”进行合理的解释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他所谓的“在宏观领域中，人们必须坚持空间和时间中实在的描述这个纲领”的基础上。客观地说，波尔的互补原理如果限制在量子理论的范围内，并没有背弃爱因斯坦所说的“纲领”，因为互补原理所强调的是：波和粒子不可能同时在一个实验中存在，因此不可能由一个单一的图景来反映，只有通过两个实验的互补才能反映量子现象的完整实在。应该说，波尔对量子理论的这个解释，所依据的是经过实验证明的“测不准原理”；爱因斯坦在没有对“测不准原理”进行任何理论解释的情况下，就批评波尔，显然是不够公正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