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盈三虚三月而诛少正卯-三盈三虚是什么意思

1.孔子诛杀少正卯是仁的具体展示吗？

2.闻人姓的孔子诛杀少正卯

3.孔子杀少正卯的动机是什么？孔子也会吗？

4.春秋战国时，孔子杀少正卯合法吗？

5.孔子因言诛少正卯是怎么回事？

孔子诛杀少正卯是仁的具体展示吗？

孔子杀少正卯是孔子一生不光彩的污点，根本不符合仁的思想，更说不上仁的展示。儒家正统认为是子虚乌有，坚决不承认。

卯是中国春秋时期鲁国的大夫，官至少正，能言善辩，是鲁国的著名人物，被称为?闻人?。少正卯和孔丘都开办私学，招收学生。卯多次把孔丘的学生都吸引过去听讲。孔子的课堂则是三盈三虚，只有颜回一个人在坚守。

鲁定公14年，孔丘任鲁国大司寇，代理宰相，上任后七日就把少正卯以?君子之诛?杀在两观的东观之下，曝尸三日。

孔丘回答子贡等弟子的疑问时说：少正卯是?小人之桀雄?，一身兼有?心达而险、行辟而坚、言伪而辩、记丑而博、顺非而泽?五种恶劣品性，有着惑众造反的能力，和历史上被杀的华士等人是?异世同心?，不可不杀。

孔于提倡仁，坚决反对轻易，当鲁大夫提出?杀无道以就有道?的想法时，孔子表示反对。杀少正卯一事，根本不符合孔子仁的思想。

《荀子?宥坐》中写道：?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子为政而始诛之。?

《孔子家语?始诛第二》里也记载道：?孔子摄行相事，有喜色，七日而诛乱政大夫少正卯，戮之于两观之下，尸于朝。?

现代学者蔡尚思认为:荀况是离孔子最近且最崇拜孔子的思想，他的记载应当是忠实的；汉以后许多学者都作了同样的论述；清末尊孔的也不得不认为诛少正卯是孔子的一个污行；孔子与少正卯不仅是学敌教敌，还是政敌，而且主张?道不同不相为谋?、?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并举《左传》中子产的儿子先宽后严将盗?尽杀之?而被孔子赞美为?善哉?的例子，说明孔子杀少正卯确有其事。

朱熹却怀疑孔子杀是否有此事，他在《晦庵集》中说：予尝窃疑之（少正卯之事）。盖《论语》所不载，子思、孟子所不言，虽以《左氏春秋》内外传之诬且驳而犹不道也，乃独荀况言之，是必器鲁陋儒，愤圣人之失职，故为此说以夸其权耳。

自清人阎若璩、崔述、梁玉绳、江永等人以来，以至当代杨景凡、俞荣根、匡亚明、钱穆等专家学者，均对孔子诛少正卯一案，持否认态度。 孔子的后裔孔令朋，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还认为:?孔子在鲁任官时，军政大权操于季氏三卿之手。孔子虽任大司寇，仍须听命于季桓子，不能想象越过季桓子任意。?因此，他们的结论:?七日而诛少正卯，非孔子所能为，非孔子时所需为?。

更有尊孔者，甚至认为连少正卯这个人也是虚构的。还有的以为?诛?字在古代可以释为?责?字，孔子诛少正卯，实则是责少正卯。

闻人姓的孔子诛杀少正卯

“孔子诛杀少正卯”一事是一件悬案，历史上怀疑此事子虚乌有的学者大有人在。又经现代学者的缜密考证，此事为战国末期法家人物的虚构之例说。从史实上辨证，孔子根本没有诛杀少正卯的机会与可能。记载此事较为详细的《尹文子》、《荀子》、《孔子家语》等书，都说孔子当时的官职是“为鲁摄相”、“摄鲁相”、“为鲁司寇”，最后定型为“孔子为鲁司寇摄行相事”。孔子曾任鲁司寇，这是无可争辩的史实。但《公羊》有言，“鲁无司寇之卿”，按春秋时周制，列国之卿，都命自周天子，大夫命自诸侯。《韩诗外传》有鲁侯任命孔子为司寇的记载，则其司寇之位不过大夫，未能列为上卿明矣。《吕氏春秋·遇合》称孔子“仅至于鲁司寇”，一个“仅”字可以看出其官职不过如此。至于《史记》中说孔子“由中都宰而司空，由司空为大司寇”，则纯然是无稽之谈。说到“摄鲁相”，叶适《习学记言》认为：按《论语》“……公西赤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然则君在其国，而宗庙出其境而会朝，固皆有相，择能而使，无常官，事毕而止。夹谷之会，孔子与齐人辩争最著……而孔子及子路由此预鲁政矣，故学者讹传以为相鲁也。……后世以虚言为实用，则学者之心术疏矣”。崔述也认为孔子相鲁不过是“相礼”而已，此“相”只是“夹谷之会”一临时官职，类似于今天某些临时会议的主席，事毕即撤销，并非后人心目中权倾天下的“相国”之位。毛奇龄《西河答问》云：“周时无‘相’名官者。上文所云‘相’，乃傧相之相，非卿相之相。且是时季孙以司徒兼冢宰，孔子以异姓平民，骤至司寇，已是异数，岂能代季孙摄行相国之事哉？”故孔子“为鲁司寇摄行相事”，其官职不过如此而已。

“少正卯”又何许人也？王士祯《池北偶谈》中云：“少正卯，其人名卯，而官少正也。当时鲁郑皆有少正之官，列于卿，故子产亦称少正。按《氏族博考》云，以官为氏者，有公正、宗正、少正、正令等。盖卯官少正，其后列国为此官者，子孙因以为氏耳。”唐顺之在《稗编》认为：“鲁有少正卯。谨按《周书·康诰》‘少正案’，‘少正，御事出酒诰’，盖小宰小司徒之类。周制，六官之长曰正，则其贰谓之‘少正’。孔子诛卯，盖其先必因官以少正为氏，不然则少正卯之官尔。”故鲁如有“少正卯”其人，他起码为一世卿或世家子弟，相关记载称其为“乱政大夫”、“鲁之闻人”，则其社会地位至少不比孔子低，甚至还要高一些。另外当时鲁国实际的执政者为三桓，三桓手下又有许多极有权势的家臣。由大权旁落之诸侯国君任命的孔子，怎么可能拥有不经任何请示、不用任何理由，就随意诛杀国之世卿或大夫的权力，还公然暴尸三日以制造恐怖气氛？历史上有“资格”这样做的屈指可数。

朱熹在《晦庵集》中认为：“若少正卯之事，则予尝窃疑之。盖《论语》所不载，子思、孟子所不言，虽以《左氏春秋》内外传之诬且驳而犹不道也，乃独荀况言之，是必齐鲁陋儒，愤圣人之失职，故为此说以夸其权耳。”唐代学者杨倞在编纂《荀子》时，认为记载此事的《荀子·宥坐》篇以下，是“荀卿及弟子所引记传杂事，故总推于末”，其内容以两汉儒者所附入者为多，并不可信。《论语》中云：“季康子问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子为政，焉用杀？”通观《论语》中孔子的言行，他对不同道者如“避地”、“避世”的隐士等，都持尊重、同情的态度，即使对“异端”，也只是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阎若璩认为：“盖圣人行诛，必其人有显罪与众弃之。未有出人不意，但为其宿昔奸雄案未具而遽行大戮者也。此穰苴、孙武行兵立威之法，岂圣人为政之道耶？”王若虚也认为：“以予观之，（诛少正卯事）殆妄焉耳。刑者，君子之所慎，不得已而后用者，罪不至于当，其敢以意杀之乎？故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杀一不辜，虽得天下而不为此，圣贤相传以为忠厚之至者。若乃诬其疑似，发其隐伏，逆诈以为明，径行以为果，按之无迹，加之无名，而曰‘吾以惩奸雄而防祸乱’，是则申商曹马阴贼残忍之术，而君子不贵也。”徐复观先生认为：“他（孔子）的伦理思想，实际是以自由精神为基底的。这才赋予以中庸的性格，使‘道并行而不相悖’……在儒家思想中，绝找不出用杀来解决思想异同的因素。”所以从孔子及儒家一贯思想上讲，他根本不可能做出如此残暴的事情来。

刘敞在《公是集》说：“少正卯者，鲁之闻人也，与仲尼并居于鲁。仲尼之门人，三盈三虚，独颜渊不去。夫言‘独颜渊不去’，是闵子骞之徒尝去之矣。少正卯能使闵子骞之徒去圣人而从己，是少正卯非细人也。夫以闵子骞之智，足以昭善恶、决去就，犹深悦少正卯之义，则少正卯之非细人审矣。……且仲尼与之并居，不能以义服其心，与之立教，弗能使弟子不叛己，是鲁国之人，莫不以是人为贤也。民以为贤，仲尼始为政七日而诛之，百姓不知是仲尼嫉贤也？嫉贤而惑民，何以为政？”故曰，鲁无少正卯而已矣，如有少正卯，仲尼必不杀也。王若虚在《滹南集》说：“少正卯，鲁之闻人，自子贡不知其罪，就如孔子之说，亦何遽至于当？而乃一朝无故而尸诸朝，天下其能无议？而孔子之心亦岂得安乎？夫卯兼五者之恶，借或可除，而曰‘有一于人，皆所不免’，然则世之被戮者不胜其众矣。”如果少正卯真有能力让孔门除颜回之外的所有学生都“背叛”孔子，则其智慧、道德必粲然可观，孔子诛之，其弟子将如何看待孔子之为人？仅靠几句莫名其妙的解释，能让学生心服口服？——“心逆而险”、“行辟而坚”算什么罪？谁定的罪？标准是什么？实际造成了哪些伤害？刑法上有此条例吗？……另外，百姓又怎么看待孔子之为政？所以即便真有少正卯其人其事，孔子为政始七日而诛之，必然会弄得人怨鼎沸，众叛亲离，怎么可能会在三个月后有“男女行者别于涂；涂不拾遗”的治相出现？且孔子平生最恼恨、伤悲的就是为政者诛杀贤者。故此事在情理上可推断为极荒谬者。唐顺之说：“按下文有父子讼者，同狴（狱）执之三月不决，其父请止，孔子舍之。夫父子讼其大罪，而孔子尚欲化之，使复于善；少正卯为国闻人，其罪未彰，而孔子乃先事设诛，（后）播散其恶。由后为夫子本旨，则其前为非，夫子本旨明矣。”唐顺之提到的“父子同狱”故事，见之于《荀子·宥坐》篇中“诛少正卯”文字之后。他认为二者思想互相矛盾，后者接近孔子仁恕之道，而前者为非。王若虚则对此有另一种解读，称“父子同狱”一案，如果儿子有罪，就应加以处罚，无罪就应释放，你关他们三个月不闻不问干什么呢？焉知父亲请求撤诉，不是受不了监狱之苦被迫如此呢？如果父亲就是不撤诉，孔子怎么办？难道关他们一辈子？“诛少正卯”和“父子同狱”都不合乎人情事理：“荀卿因此设过正之事以惊世俗，以为众疑于无罪者而遽诛之，疑于必杀者而卒赦之，操纵无常，开阖不测，此孔子所以异于凡人者。而不知圣人正不如是也。”故“诛少正卯”一事，“殆书生之寓言，非圣贤之实录也”。王若虚言：“自三传而下托圣贤以驾己说者，何可胜数？盖不足尽信焉。”这句话说出了“诛少正卯”故事虚构成型的历史内在动力：这是法家让大名人孔子“粉墨登场”，做战国时期刑法思想的代言人，尤其是在为秦朝之焚坑张目。

先秦两汉思想史研究专家徐复观在《一个历史故事的形成及其演进》一文中，经过对《尹文子》、《荀子》、《淮南子》、《说苑》、《孔子家语》、《史记》等书相关记载中语句、词汇演进的缜密分析，认为此故事，“酝酿于战国末期的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思想，成立于秦政焚书坑儒之世，盛流传于两汉之间，一直到《孔子家语》，故事的演进才算完成。因把《家语》的同一材料窜入《史记》的《孔子世家》而故事影响更为扩大。这是与法家思想及专制政治有密切关联的故事”。而且汉朝以后的儒生在引用此故事时，对少正卯形象的理解也与原始版本有很大出入。后来徐复观更认为此故事中个别词句的源头来自《管子·法禁》，如云：“行辟而坚，言诡而辩，术非而博，顺恶而泽者，圣王之禁也。”与《说苑》中孔子宣布少正卯之五大罪状相类似：“一曰心辨而险，二曰言伪而辩，三曰行辟而坚，四曰志愚而博，五曰顺非而泽。”其他记载亦相仿。徐复观认为：“必先有此篇《管子》之思想文献，然后接上《韩非子》上所造之孔子、太公等人物，此故事乃得以成立……而诛少正卯故事系出于法家，乃成铁案。”

孔子杀少正卯的动机是什么？孔子也会吗？

公元前四九八年，孔子担任鲁国司寇兼代理丞相，他上台不久，就利用职权，杀了革新派人士、法家的先驱少正卯。

孔子杀少正卯说明了什么？孔子为什么杀少正卯？我们分析春秋末期儒、法斗争的状况，才能了解这个问题的实质。

春秋末期，是我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急剧变革的时期。

由于奴隶反抗奴隶主斗争的不断持续，新兴封建势力的兴起，奴隶制正在崩溃，出现了孔子眼中的“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的局面。

公元前五九四年，鲁国实行了“初税亩”，即向私田征税，实际上承认了土地私有，承认了新兴封建势力的经济地位。

有些开始落在新兴封建势力手中。在这个历史发展的趋势面前，奴隶主阶级并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孔子反对新兴封建势力的任何改革措施，说“初税亩非礼也。”。

在孔子看来，按田亩征税，承认封建土地私有制，这是违反了“周礼”。

当时法家先驱者们的主张和孔子是相反的。郑国的邓析，晋国的范宣子等人，主张实行同孔子完全对立的政治路线。

他们提出了“法治”思想，反对孔子的“礼治”思想，主张用“法治”代替“礼治”，也就是用地主阶级专政代替奴隶主阶级专政。

在鲁国，少正卯也是主张这条政治路线的。

他和孔子同时讲学，唱对台戏。孔子的学生几次被少正卯吸引过去，造成“三盈三虚”的局面。

因此，对少正卯，孔夫子是很不爽的，是仇视的。一旦孔子掌权，就会残酷镇压，杀政敌少正卯。

孔子加给少正卯的五条罪状，完全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根源。

孔子为杀少正卯的自我辩护是：“人有恶者五：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

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五条罪状。

第一条“心达而险”这是说：少正卯的思想“达”、“险”。“达”在当时是“显达”、“仕进”的意思，就是要做官；“险”，就是“损人逐利”。

“心达而险”，是说少正卯想要掌握政权，倾覆当时的奴隶制。

这和孔子坚持奴隶制的立场，是针锋相对的。

第二条“行辟而坚”是说：少正卯的行动是坚持“辟”的。“辟”的含义就是“刑”、“法”，当时称“刑辟”。

在奴隶制下，奴隶主贵族可以不受限制地任意生杀、掠夺，他们却将这叫作“礼治”。新兴的封建地主阶级希望定出法律来限制奴隶主的特权，保障他们自己的利益，所以他们主张“法治”。

“礼治”和“法治”的斗争，就是奴隶主阶级和新兴封建地主阶级之间的斗争。“行辟而坚”和孔子推行维护“礼治”的政治主张，是背道而驰的。

第三条“言伪而辩”是说少正卯的言论是为封建地主阶级辩护的。

少正卯的言论属于被压迫、被剥削阶级的“伪言”。这和孔子挂在嘴边的“仁”是根本对立的。

第四条“记丑而博”是说：少正卯阐述的是“丑”的思想。这个“丑”字，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对立、变革。

因此，“记丑而博”是说少正卯在他的著述中，用大量材料，阐述变革的思想。这和老夫子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复古主义思想，是截然相反的。

第五条“顺非而泽”是说少正卯是顺着“非”，并且把它加以加工、提高。

这个“非”和“诽”相通，实质上就是“庶人议政”，是少正卯支持那些批判、反对奴隶制的言论。

少正卯反对“礼治”，主张“法治”，在奴隶主阶级看来，是大逆不道，是严重的犯罪行为，非杀不可。

孔子一直认为少正卯到处煽动群众，“言谈足以饰邪营众”，如果让他这样搞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他们之间的斗争，是新兴封建势力和奴隶主阶级之间的斗争，也是春秋战国时期儒家与法家的斗争。

儒法斗争的结局最终是法家取得胜利，中国的社会没有倒退到奴隶社会，而是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孔子非常憎恶一切无视“周礼”的人，少正卯正是这样一个“佞人”。

孔子杀少正卯是因为少正卯所的“法治”思想危及到了奴隶主阶级的统治，而并不是两个人有什么私人恩怨，或者是少正卯抢了老夫子的风头，更不是少正卯干了多少放火的坏事。

春秋战国时，孔子杀少正卯合法吗？

孔子杀少正卯是春秋历史上的一桩公案，也是一桩疑案，后世是非曲直争议很大。

据记载：鲁定公十四年（公元前496年），孔子以鲁国大司寇代理宰相，掌权方七日，诛杀鲁大夫少正卯。

孔子杀少正卯的理由言辞凿凿，即少正卯有?五恶?，但煌煌言辞后面，总结起来却不过四个字：?妖言惑众?。

孔子诛杀少正卯的五条罪状

第一，"心达而险?（通晓世事而用心险恶）第二，"行辟而坚?（行为邪僻而不知悔改）第三，"言伪而辩?（强词夺理且善于狡辩）第四，"记丑而博?（刻意关注社会的阴暗面）第五，"顺非而泽?（顺着非正统甚至违背道德之引导思想如同江河泛滥般散播四方）

这样的理由的确不够堂皇。有人怀疑这是孔子?公报私仇?，因为少正卯也在鲁国讲学，跟孔子对门?唱擂台?，而且言论太有煽动性，曾使孔门?三盈三虚?。因此孔子老人家掌握大权后，估计把他当传销头号分子治罪了。

谈到孔子杀少卯合不合法?说实话不好考证，原因很简单。

第一，我们不知道鲁国当时的法律，不确定孔子是不是?依法办事?

在孔子生活的时代，刑法还是统治阶级治理社会的?秘密武器?。之所以说是?秘密武器?，因为它是不公开的，就是民众哪天犯了罪，被砍脑袋砍脚时才知道自己犯罪了，这是那时倡导?刑不可知，威不可测?的法治理念。

后来郑国子产、赵国赵鞅开创先河，铸刑于鼎，公之于众，才使刑法透明化，但此举却遭到孔子严厉批评和反对。这也可以说是"儒法"政见不一的第一次交锋。

公元前513年，晋国赵鞅将刑书条文刻铸在铁鼎上，公之于众，史称?铸刑鼎?。孔子对此批评说：?晋其亡乎！?孔子认为，将治理民众的刑法铸于鼎上，混淆了贵贱尊卑的等级。?贵贱无序，何以为国？?

第二，孔子以大司寇之职摄相有没有行生杀予夺的大权存在争议

孔子诛杀少正卯之事最早出于《荀子》，后来《史记》《淮南子》《孔子家语》《汉书》等都有相关记载。后世朱熹、钱穆等大师提出质疑，认为孔子在鲁国不过是管祭祀和礼仪的，当时鲁国有季氏等大夫把权，孔子根本没有权力随随便便诛杀大夫少正卯。

当然这种质疑有为孔子辩解的嫌疑。

孔子诛杀少正卯这件事，足以?黑化?孔子，有损孔子一世?圣名?，因此许多人出来辩驳，极力试图为其洗白。

孔子杀少正卯之事存疑，但这桩疑案的流弊却是祸害无穷的。封建社会尤其是宋以后，将孔子奉上神坛， 儒家思想成为社会统治思想，孔子的一言一行都被奉为圭臬，

请杀少正卯?的理由足可以成为那些用心邪恶的人钳制言论，排除异己，排斥?异端邪说?的最好理由。

宋朝大儒朱熹就曾被人参奏?请加少正卯之诛，以为欺君罔世、污行盗名者戒?。苏轼陷身乌台诗案之时，与苏有宿仇的李定指责苏有四大可废之罪，其中一罪就是和?五恶?高度相似的?言伪而辩，行伪而坚?。

孔子因言诛少正卯是怎么回事？

《荀子·宥坐》：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

这个事件历来成疑，就连孔子门人也不理解。不但与孔子一贯宣讲的“仁”相抵触，是否合情合理？也一直被质疑是否符合当时他的职位权力，也就是说，鲁相七日诛杀少正卯，并曝尸三日，是否合法？

孔子诛杀少正卯这事，不是合不合法的问题。

荀子说有这事，韩非子说有这事，实际上都是为了给法家寻找圣人也严刑酷法的证据。我们知道荀子名义上是个儒家，实际上是儒家里面另开一枝创立法家，但是在当时非儒即墨的文化环境下，法家要迅速壮大，利用孔子的名声和模糊的事情为自己的观点论证，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荀子如此，韩非子也是如此。

因为时代久远，很多附会在圣人身上的事情因为圣人形象的不可动摇，变成了“事实”。

没有任何直接证据证明孔子诛杀了少正卯，甚至根本没有证据证明有少正卯这个人的存在。

按有关的记载，“少正卯”是当时的学问家，是鲁国的闻人，甚至后来附会到姓“闻”的是他的后人。少正是官名，卯才是他的名。他和孔子一样开办私学，其学术影响远大于孔子，他讲课的时候孔子那边就没人了，让孔子的学校“三盈三虚”。

与这么一个影响巨大的人物不相称的是，先秦典籍里关于少正卯的文字少之又少，孔子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那少正卯的弟子只能比孔子多，有成就的弟子也不会少，但历史上并没有关于少正卯弟子活动的任何记载。作为一个教育家，有影响的思想家，少正卯的思想、言论，没有被诸子百家的任何一家所引用。

少正卯这个人的存在，好像是专门为了被孔子七日而诛存在的。

孔子的儒家之学是以“仁”为中心的，就算他不得已诛杀了少正卯，还能把他的整个学术流派都剿灭？不可能也不现实的事情。

我们退一步讲，少正卯真的存在，并且因为讲学或者因为“五恶”（孔子给门人讲诛杀少正卯的理由）让孔子下了狠心要除掉，孔子能不能做到？孔子有没有权利清除他，合不合法？

孔子在鲁国当的官有各种说法，司空，大司寇，还有说是“相”。不过我们了解史籍的话，就知道，他的官是越当越大，是后人给加封的。最初是“司空”，这个相当于建设部长，“七日而诛少正卯”？开玩笑了吧。后世编书者也觉得不大合理，就加封他为“大司寇”，后来觉得还是不够，干脆封“相”，反正已经是孔圣人了，除了僭越王位，多大的官不敢当？

但是附会者忽略了一点，司空、司寇，都是宗法制度下的小官儿，是为以血统为标志的统治者打工的。而“相”，更不是秦国和秦汉时期的“宰相”，仅仅是“傧相”，打杂而已。春秋时期，还是以血统为主的封建宗主模式，是以宗法制度为主干的行政管理模式，无论是周王朝还是诸侯王廷，都是以血统为主的合议模式。孔子作为一个布衣，跻身鲁国官僚系统，地位和根基未必高，影响力成疑。

而“少正”是郑国的官职，记录中鲁国并没有这个官职。就算是有，那么也是个士大夫，大家都是同事，你咋地就能上来就把人家诛杀？短短七日，要进行合议，取得所有人的同意，没有明确罪名，痛下杀伐，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这种事情哪怕是到了后来集权王朝，都不现实。

再退一步讲，少正卯不是少正，只是姓“少正”，布衣之身办私学，那更不能杀了，姓“少正”就直接证明了他是世卿之后，哪里可能说杀就杀？

所以说，孔子杀少正卯根本不合当时的法，甚至是没有的事。

法家作为儒家衍生支流，既要尊重孔子，又要突出论证自己观点，所以荀子让孔子也出来杀个人，以体现圣人也是主张杀伐的。韩非子更是大肆渲染。《孔子家语》在编撰的时候，也在众口铄金中加入了这些杂言。

《史记》的记述原则是必须有文献参考，而司马迁的文字与《孔子家语》接近，虽不能说司马迁就是采用《孔子家语》的文献，至少说明与《孔子家语》同源。他很可能借鉴参考的本身就已经是伪文献了。一旦入了《史记》，便基本“坐实”，而汉儒以后的儒家，更是喜欢儒家圣人手握生杀大权的故事，把这事作为正能量来宣传。比如《淮南子》：“孔子诛少正卯而鲁国之邪塞；子产诛邓析而郑国之奸禁。”

这就是杀得好，该杀。至于杀没杀过，都不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