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平天成万世永赖-地平天成,万世永赖

1.舛姓 舛氏家谱 舛姓起源 舛姓名人 舛姓的来源 舛姓简介

2.绍兴名人排行榜

3.军事定位，社会结构，游牧经济：陈陈相因下，难以避免的六镇之乱

舛姓 舛氏家谱 舛姓起源 舛姓名人 舛姓的来源 舛姓简介

舛[舛、踳，读音作chuǎn(ㄔㄨㄢˇ)，亦可读作chūn(ㄔㄨㄣ)]

姓氏渊源：

第一个渊源：源于姒姓，出自夏王朝末代君主夏桀，属于以先祖谥号为氏。

在史籍《史记·夏本纪》中记载：禹为黄帝轩辕氏之玄孙，姓姒，名文命，其父鲧。禹为人“敏给克勤；其悳不违，其仁可亲，其言可信；声为律，身为度，称以出，亹亹穆穆，为纲为纪。”

他的父亲鲧受尧帝命治理洪水，无功被诛。至舜帝，再命禹继鲧业，任司空。

禹吸取父鲧治水失败教训，采疏导之法，平水土，归九流。居外十三年，栉风沐雨，劳神焦思。三十娶妻于涂山，三宿而别，后三过家门而不入。禹“薄衣食”、“卑宫室，整治沟洫，躬耕于农”、“身执耒锸，以为民先”。禹制贡法，根据各地出产确定应纳贡品，名曰“定贡”。

为志禹功，在典籍《尚书》中以《禹贡》名篇，主张“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曾向帝舜献“九功惟叙，九叙惟歌”之谋，舜善其言，赞禹功为“地平天成，万世永赖”。在《禹贡》中，还记述了大禹划分九州的传说。九州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梁州、雍州；各州的山川方位和走向、土壤性质、物产分布，贡赋的等级和物品等情况，以及进贡经行的路线，也都有记载。这是禹在治水过程中，建树的又一件伟大业绩。九州是中国最早的行政区划，无论其可信程度如何，人们总是习惯把中国称为九州。因为是大禹划分九州，故古代人又常把中国称为禹域。

由于禹治水有功，初被舜帝封为夏伯，故称“伯禹”。

相传，禹曾经铸造了九鼎，后受舜帝之禅，约在公元前2070年，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社会王朝——夏朝，因此被称作夏禹。

夏禹建立夏朝后定都于阳城(今河南登封)，年老后仍然按照传统的禅让制推荐伯益为继承人。他的儿子启不服，在禹逝世后将伯益，自称为王，由此建立了中国的君主世袭制度，禅让制被废除。

从夏禹开始，夏王朝的君主于古籍中多被称为后、夏后、夏后氏，亦有称之为帝者。自禹至桀凡十四代，十七传，历四百七十二年(间有一段有穷氏后羿、寒浞篡政时期)：

姒禹→姒启→姒太康→姒仲康→姒相→姒少康→姒予→姒槐(芬)→姒芒(荒)→姒泄(世)→姒不降→姒扁(局、禺)→姒胤甲→姒孔甲→姒皋(吴、皋苟)→姒发(发惠)→姒履(姒履癸)。

夏王朝传至姒履，又名姒姒履癸，是夏王朝第十六代君主姒发之子，在位五十二年(公元前1818～前1766年)。

姒履癸本来聪敏伶俐，文武双全，赤手就可以把铁钩拉直，但他荒*无度，暴虐无道，姒发病逝后，姒履癸继位，为中国古代历史上最著名的暴君之一。

在夏王朝为姒发在位执政时，各方诸侯已经不来朝贺了，夏王室内政不修，外患不断，阶级矛盾日趋尖锐，进一步衰落。传至姒履癸时，延续了四百多年的夏王朝，更是德政衰败，民不聊生，危机四伏。但姒履癸不思改革，骄奢自恣。

据史籍《竹书纪年》的记载，姒履癸“筑倾宫、饰瑶台、作琼室、立玉门”。还从各地搜寻美女，藏于后宫，日夜与妹喜及宫女饮酒作乐。而民众的生活则十分困苦，他们每年的收成难得温饱，更无兼年之食，每遇天灾则妻离子散，还要给姒履癸进贡。

在姒履癸即位后的第三十三年，发兵征伐有施氏，有施氏抵挡不住，就进贡给他一个美女，名叫妹喜。姒履癸得到妹喜后非常满意，遂撤兵。他十分宠爱妹喜，特地为她造了富丽堂皇的琼室、象廊、瑶台和玉床，这一切的负担都落在百姓的身上，人民痛苦异常，敢怒而不敢言。姒履癸还重用佞臣，排斥忠良，有个名叫赵梁的小人，专门投桀所好，教桀如何享乐，如何勒索，残害百姓，却得到了姒履癸的宠信。

姒履癸即位后的第三十七年，东方商部落的首领汤将一个德才兼备的贤人伊尹引见给夏桀。伊尹以尧、舜的仁政来劝说桀，希望姒履癸体谅百姓的疾苦，用心治理天下。然而姒履癸根本就听不进去，伊尹只得离去。

到了晚年，姒履癸更加荒*无度，竟命人造了一个大酒池，称为夜宫，他带着一大群男女杂处在池内，一个月不上朝。据说，姒履癸建造的酒池很大，可以航船，醉而溺的事情时常发生。太史令终古哭着进谏，姒履癸很不耐烦，斥责终古多管闲事，终古知姒履癸已不可救药，就投奔了商汤。

姒履癸属下有个叫关龙逄的臣子，听到老百性的愤怒声音，便对姒履癸进谏说：“天子谦恭而讲究信义，节俭又爱护贤才，天下才能安定，王朝才能稳固。今大王奢侈无度，嗜杀成性，弄得百姓都盼望你早些灭亡。大王已经失去了民心，只有赶快改正过错，才能挽回人心。”姒履癸听后却怒骂关龙逄，最后竟下令将他杀。

当时，四方的诸侯也多背叛，夏王朝面临内外交困的局面，夏王朝的臣民们都指着太阳咒骂姒履癸说：“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意思是说，“你几时灭亡啊？我情愿与你同归于尽！”但姒履癸却认为，他的统治永远不会灭亡。姒履癸还狂妄地说：“天上有太阳，正像我有百姓一样，太阳会灭亡吗？太阳灭亡，我才会灭亡。”他还召集所属各部首领开会，准备发动讨伐其他部落的战争。

姒履癸日益失去人心，弄得众叛亲离。而这时候，东方的商部落在子汤的领导下日益兴旺了起来。姒履癸得知后，担心子汤会危及自己，就借故将他囚禁在夏台(今河南禹县)。不久，子汤设计使姒履癸释放了自己。

后来，子汤在名相伊尹的谋划下，经过数年准备后，起兵伐桀。

子汤先率商军攻灭了韦、顾等助桀为凶的诸侯国，然后又击败了姒履癸所依恃的昆吾国，然后挥军直逼夏王朝的重镇鸣条(今山西安邑)。姒履癸得到消息后，亲自带兵赶到鸣条，展开了历史上著名的“鸣条大战”。

谁知两军交战时，夏军将士都不愿再为姒履癸卖命，乘机纷纷逃散，甚至都加入商军反戈一击。结果夏军兵败如山倒，姒履癸抵挡不住，只得仓皇退逃回都城内。商军在后紧追，很快就攻破都城，姒履癸匆忙携带妹喜和珍宝，渡江逃到南巢(今安徽巢县)。

子汤率大军很快就追上并俘获了姒履癸，之后就将他及其宗室人等一起关押在南巢，长达四百七十余年的夏王朝灭亡。传说，在国亡后，姒履癸“依然倔昂，拒食商米”，最后绝食而亡。

姒履癸后，子汤给其上谥号为“桀”。桀，就是凶猛、残暴、荒*、骄奢、自恣的意思。

在姒履癸的后裔子孙中，有明智者“自虐而居”(像苦行僧那样露天而居)，痛定思痛，将先祖之谥“桀”字一分为二，分取“舛”、“木”为姓氏，称作舛氏，读音作chuǎn(ㄔㄨㄢˇ)。这在中国的姓氏史上称作“以鉴为氏”，取“先失为鉴”之义，即以前人的失误、失败为借鉴，时刻告戒自己。

著名的高阳酒徒郦食其说：“昔日商汤讨伐夏桀，封夏桀之后代舛于杞。”就是指姒履癸的后代舛氏，后被商汤分封于杞邑(今河南开封杞县)，后有以封邑为姓氏者，称杞氏。

西周之前的舛氏、杞氏、木氏、癸氏，同宗同源，皆为姒姒履癸的后裔子孙，是非常古早的姓氏之一。

注：

①舛，是中国传统姓氏用字中的极忌，古往今来，仅有夏朝王室姒履癸的后裔子孙中使用该姓氏字。

②姒姓杞氏非姬姓杞氏，姒姓杞氏是商王朝时期以封邑名称为氏，而姬姓杞氏则是周王朝以后以国名(号)为氏，这在姓氏渊源上需要注意予以甄别。

第二个渊源：源于上古，出自上古时期少昊属下踳官，属于以官职称谓为氏。

“踳”字，源义即纷乱复杂的意思，表示很繁复，在古代有三种基本含义：一是与“舛”相同，即舛字，指乖舛，相背、忤逆；二是指颜色杂驳，五颜六色，色彩缤纷；三是指农耕管理。

传说，上古时期五帝之一的少昊，设有九农之官，官称“踳”，以掌管“趣民耕种”为职。因农耕种类繁多，因而称其为“踳”，后来在西周时期改称其为“春扈氏农正”，简称“农正”。

在农正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官职古称谓“踳”为姓氏者，称踳氏。因“踳”与“舛”互为古体字，因此亦称舛氏，读音作chūn(ㄔㄨㄣ)，但罕见使用。

第三个渊源：源于姬姓，出自周朝时期染坊工匠踳工，属于以职业称谓为氏。

踳工，是上古时期原始的染色工匠，以植物、矿物原料提炼研磨出不同染料，用以染制布料，来制作服装、鞋帽、旌旗等，是十分受人尊重的原始手工业者。

在典籍《左思·吴都赋》中记载：“谋踳驳于王义。”在典籍《玉篇》中也注释：“踳驳，色杂不同。”

在踳工的后裔子孙中，有以先祖职业称谓为姓氏者，称踳氏。“踳”与“舛”互为古体字，因此亦称舛氏，读音作chūn(ㄔㄨㄣ)，但罕见使用。

绍兴名人排行榜

任颐(1840～1895)，初名润，字次远，号小楼，后改字伯年。清绍兴山阴人。父鹤声，善工丹青。幼年就得到其父指授。咸丰三年(1853)赴上海扇庄学徒，后得任熊、任薰教授，初显画名。十一年，太平军入浙东，攻克绍兴，则参加太平军，充旗手。太平军败后，移居宁波，隐于民间，重操画笔，结识画家任渭长。中年以后定居上海，以卖画为生。1884年，小刀会在上海起义，为小刀会“点春堂”作“观刀图”，颇具影响。先后结交当时书画名家吴昌硕、蒲华、王秋年、蒋石鹤、吴友如等。画法师承陈洪绶、华岩，又受八大山人朱耷影响，擅画花鸟山水、人物。重写生，钩勒、点簇、泼墨交互施用，别具一格；赋色鲜活明丽，笔墨不多而形象生动活泼；精肖像画，喜用中锋，浅描淡染，寥寥数笔而神情逼真，执法独到，画风在江南一带影响极大，与任熊、任薰、任预并称画坛任门“四杰”。现存作品颇丰：《野塘两石》、《芭蕉绣球》、《紫藤鸳鸯》、《池塘睡鸭》、《黄花红叶》、《鸡》、《秋雨梧桐》、《落花飞燕》、《讥看天图》、《沙馥小像》、《五谷丰登》、《钟馗》、《倒骑驴图》、《牧牛图》等。其女任霞，子任堇，均工诗文、书画。光绪二十一年(1895)卒，年五十六。《中国人名大辞典》等有录。

王羲之(321～379)，字逸少，原籍山东琅琊(今山东临沂)，定居会稽山阴。出身贵族，父王旷曾任淮南太守，伯王导，晋元帝时丞相。其幼时言语迟钝，及长始显才华。性坦率，不拘礼节，有“坦腹东床”佳话。初仕为秘书郎，累官至宁远将军、江州刺史、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故世称“王右军”。当时，东土饥荒，羲之辄开仓赈贷。朝廷赋役繁重，吴会更甚，每上疏争之，多被听纳。羲之淡泊名利，雅好养性，初渡浙江，便有终仕之志。朝廷爱其才，频召为侍中、吏部尚书，皆不就。后称病去官，“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弋钓为娱”。善作文、工书法。原师事钟繇，但博采众家之长，一变汉魏以来波挑用笔，独创妍美流畅之风格。

羲之七子：献之、凝之、徽之均善书，尤以第七子献子成就最著。相传现存兰亭“鹅池”碑，“鹅”字为羲之所书，“池”字为献之所续，世称“父子碑”。著有《王羲之集》10卷，已散佚。明人辑有《王右军集》传世。因其书法而得名之遗迹，尚存兰亭、笔飞弄、笔架桥、题扇桥、躲婆弄等。羲之舍宅为寺之戒珠寺，现辟为纪念馆。《晋书》有传。

汤绍恩字汝承，号笃斋，四川安岳人。嘉靖五年(1526)进士，十四年由户部郎中迁德安知府，寻移绍兴知府，累官至山东右布政使。后致仕归，年九十七卒。汤为人宽厚俭朴，内服疏布，外以父所遗旧袍袭之。为政持大体，不事苛细，不以廉自炫。知绍兴后，新修学宫，广设社学，缓刑罚，恤贫弱，旌节孝，济灾荒，深得绍兴人民爱戴。

文种名会，字伯禽、子禽，春秋楚之邹人。公元前494年，句践败于夫椒，使文种议和，成。句践入质吴国，命种守越。种焦思竭力，恢复生产，治理国政。“外守疆土之界，内修耕战之备，无遗荒土，百姓亲附”。句践归国，问政于种，种曰“爱民而已”。“利之无害，成之无败，生之无杀，与之无夺。”“无夺民所好，则利也。民不失其时，则成之。省刑去罚，则生之。薄其赋敛，则与之。”“善为国者，遇民如父母之爱其子，如兄之爱其弟，闻有饥寒为之哀，见其劳苦为之悲。”越王乃缓刑薄罚，省其赋敛。于是人民殷富，皆有带甲之勇。种又献伐吴“九术”(《史记》作“七术”)：一曰尊天地，事鬼神；二曰重财币，以遗其君；三曰贵籴粟槁，以空其邦；四曰遗之好美，以为劳其志；五曰遗之巧匠，使起宫室高台，尽其财，疲其力；六曰遗其谀臣，使之易伐；七曰强其谏臣，使之自杀；八曰邦家富而备器；九曰坚厉甲兵，以承其弊。句践仅用三术而灭吴。

灭吴后，范蠡功成身退，曾致书种，劝其应识“高鸟散，良弓藏；狡兔尽，走狗烹”之大势，早日离越。种不忍而称病不朝。人诬其作乱，越王赐种剑曰：“子教寡人伐吴七术，寡人用其三而败吴，其四在子，子为我从先王试之”。种遂伏剑自杀。赐葬卧龙山，故名种山。现府山公园越王殿中有刻石像，府山望海亭东侧有文种墓。《史记-越王句践世家》、《越绝书》、《吴越春秋》等均有载。

秋瑾(1875～1907)，女，原名闺瑾，字玉贞，小字玉姑，后易名瑾，字璇卿，号竞雄、鉴湖女侠，别号汉侠女儿，另署秋千。祖籍绍兴山阴漓渚(福全)人，出生于福建闽候县。自幼喜好诗文，尤慕剑侠，豪爽奔放。稍长，随四表兄习棍棒拳术、骑马击剑，性格倔强。

秋瑾目睹清廷腐败和民族危难，遂荫生“置生于不顾”，献身救国之志。三十年，冲破家庭束缚自筹旅费去日本留学，入东京实践女学校学习，积极参加留日学生革命活动。七月再赴日本，经黄兴介绍，在日本会见，加入同盟会，并被推为同盟评议部评议员和同盟会浙江主盟人。因反对日本“取缔留学生规则”，年底回国。三十三年初，接任绍兴大通体育师范学堂督办。“大通”名义上是培养小学体育师资，实际上是培养革命军事人才干校。l~6月间，一面与教员王金发、竺酌先等在和畅堂秋瑾制定秘密计划；一面派亲信去诸暨、嵊县、新昌、义乌、金华、丽水等地联络会党。多次往来于上海、杭州，在浙江新军和杭州武备学堂、弁目学堂中发展同盟会组织，吸收光复会员，曾亲拟《光复军军制稿》，在杭州白云庵召集浙江各地会党，正式组织光复军，推徐锡麟为首领,自任协领，商定五月下旬浙、皖联合起义会攻南京。因叛徒告密，7月6日，徐锡麟在安庆仓促起义，失败。7月13日(六月初四)，清政府派兵包围大通学堂，秋瑾被捕入狱。于初六日(7月15日)在绍兴轩亭口从容就义，年仅33岁。次年，好友吴芝瑛、徐自华按照烈士生前愿望，几经周折，遂将其遗骨葬于杭州西冷桥畔。

辛亥革命后，亲笔为秋瑾题写“巾帼英雄”四个大字，并书楹联一副：“江沪矢丹忱，感君首赞同盟会；轩亭洒碧血，愧我今招侠女魂”。民国十九年(1930)在古轩亭口建“秋瑾烈士纪念碑”，府山之巅建“风雨亭”以志纪念。建国后，辟秋瑾故居为“秋瑾纪念馆”，定“秋瑾故居”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秋瑾烈士纪念碑”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鲁迅 (188l～1936)，原名周树人，幼名樟寿，字豫才，鲁迅为其主要笔名。绍兴城区都昌坊人。祖父周介孚，清翰林院庶吉士；父周伯宜，秀才，屡试不中；母鲁瑞，绍兴县孙端镇安桥头村人。兄弟3人，鲁迅兄长，次作人，幼建人。

鲁迅7岁上本家私塾读《鉴略》，12岁进“三味书屋”，师寿镜吾读《四书》、《五经》。光绪十九年(1893)秋，祖父周介孚因科场案下狱，鲁迅先后到绍兴县皇甫庄和小皋埠舅家避难。二十年(1894)父病不起，常常出入当铺和药店，为医治父病而到处奔波，家道渐由小康坠入困顿而受人白眼。期间鲁迅和农民及农民子弟有较多接触，因而激起对“上流社会的堕落”之憎恨和对“下层社会的不幸”之同情。

光绪二十四年5月，鲁迅母尽家中所有为其凑足18元盘川，去南京江南水师学堂。次年考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铁路矿务学堂，二十七年毕业。二十八年2月以官费留学日本。先在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日文和普通科，课余积极参加领导之革命活动。三十年9月进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后因痛感学医并不能改变国民精神，于是弃医从文。三十二年至东京，开始从事文学活动，翻译介绍俄国、东欧等国文学作品。三十四年加入光复会。宣统元年(1909)夏回国，任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职。二年7月，回绍兴，任绍兴府中学堂(今绍兴一中)监学兼博物教员。辛亥革命成功后出任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校长)。民国元年(1-912)2月，应蔡元培之邀，去南京教育部任部员，5月，随教育部迁往北京，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8月任教育部佥事。六年因张勋复辟辞职。七年1月，参加《新青年》杂志编辑工作，同年4月，始以“鲁迅”笔名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九年，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女子师范大学等校任教，积极组织和支持《语丝社》、《未名社》等进步社团，培养青年作家，促进新文化发展。在女师大“风潮”、“五卅”事件、“三.一八”惨案等重大政治斗争中，冒着生命危险，写下许多如“匕首”、“投枪”之杂文。十五年因支持学生爱国运动被通缉。9月南下厦门，任厦门大学教授。十六年1月被广州中山大学聘为文学系主任，后兼教务主任。4月，为营救被捕学生无效愤而辞职。“四●一二”政变，对鲁迅触动很大，思想由进化论发展到阶级论。10月抵上海，与许广平同居，从此定居于上海。

鲁迅在上海10年，认真研究理论，成为者。十九年起先后发起成立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进步组织，团结左翼文艺工作者，并以杂文为武器，抨击国民党政府统治，写下《二心集》、《南腔北调》等10余本杂文集和《朝花夕拾》、《野草》等散文集。

夏禹《史记-夏本纪》载：禹为黄帝轩辕氏之玄孙，姓姒，名文命。禹为人“敏给克勤；其悳不违，其仁可亲，其言可信；声为律，身为度，称以出，亹亹穆穆，为纲为纪。”禹治水有功，初被封为夏伯，故称“伯禹”。后受舜禅，禹制贡法，根据各地出产确定应纳贡品，名曰“定贡”。为志禹功，《尚书》以《禹贡》名篇。主张“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曾向帝舜献“九功惟叙，九叙惟歌”之谋，舜善其言，赞禹功为“地平天成，万世永赖”。其子建立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朝。

竺可桢 (1890～1974)，又名绍荣、烈祖、兆熊，字藕舫，绍兴会稽东关(今属上虞市)人。光绪二十年(1894)入东关镇敬义小学。三十一年5月，进绍兴东湖通艺学堂，半年后考入上海澄衷学堂，三十三年转入复旦公学。宣统元年(1909)考入河北唐山路矿学校，二年毕业。后考取第二次“庚子赔款”赴美国留学公费生，入伊利诺斯大学农学院，民国二年(1913)毕业，转入哈佛大学地学系学习气象。五年，在美国加入任鸿隽、杨杏佛等发起之“中国科学社”，任《科学月刊》编辑。七年秋，获博士学位后回国，应聘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地理学和气象学。九年，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前身)地理系主任。十四年，应上海商务印书馆之聘，任该馆编辑。十五年，到天津南开大学教地理学和气象学。十六年，应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之聘筹建气象研究所，次年，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建立南京气象台，开展气象研究，奠定我国现代气象事业基础。十九年起彻底结束中国领土和海域之天气预报由外国人发布之历史。二十二年4月，委任为中国出席第五届太平洋科学会议代表。二十五年4月起任浙江大学校长直至解放。学校几度搬迁，在十分艰难条件下，始终依靠师生，坚持“求是”校训，并亲自撰写《求是精神和牺牲精神》一文，提倡追求真理，不怕牺牲之精神，聚集一批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使学校发展成为全国著名大学。抗日战争期间，率领浙江大学师生西迁，转辗赣、湘、两广到达遵义，被誉为“文军的长征”。三十五年，迁回杭州。在反内战、反饥饿斗争中，积极支持于子三等进步学生的爱国行动，公开揭露派于子三真相。次年7月，当选为党团合并后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三十七年3月，当选为国立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

竺可桢

解放前夕，断然置国民党要其赴台湾之种种威胁利诱于不顾，奔赴上海。1949年7月，赴北京参加全国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会；9月，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气象学会会长、中国地理学会会长、中国科学院生物学、地学学部主任、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常务理事、科学规划委员会委员、国际地球物理年国家委员会主席、第一、二、三届代表、常务委员会委员。1962年6月，加入中国***。

竺可桢学识渊博，治学严谨，致力于许多学科研究，是中国近代地理学和气象学奠基人，在气候变迁、物候、农业气候、自然区划和科学史等方面皆有卓越见解和杰出贡献，曾发表论文240余篇。从1936年1月1日起到1974年2月6日逝世前一天止，气象日记无一日间断，共计800万字。1955年至1960年间，虽年事已高，仍经常到西北黄土高原、新疆、内蒙古等地考察。主要论著有《台风中心的若干新事实》、《远东台风的新分类》、《中国气流之运行》、《东南季风与中国雨量》、《气候与人生及其他生物的关系》、《论我国气候的若干特点及其与粮食作物生产的关系》、《物候学》、《我国五千年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国的亚热带》、《东亚天气类型的初步研究》等，已辑有《竺可桢文集》。《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等有录。

王冕 (1310—1359)，宇元章，浙江诸暨人。他是元末文坛有影响的诗人，又是画坛上以画墨梅开创写意新风的花鸟画家。他的诗常流露出对元朝统治的愤懑情绪，而他的墨梅也借物抒怀，自认喜写“野梅”，不作“官梅”，以蔑视当时那些“峨冠腐儒”。晚年他避居会稽九里山，自筑“梅花屋”，种粟养鱼，以清贫生活了其馀生。

范蠡字少伯，又称范伯，春秋末楚国宛三户(今河南南阳一带)人。出身贫寒，微时“佯狂、倜傥、负俗。”文种任宛令时，与之交。后同至越国出仕，俱为著名大夫。

公元前494年，句践伐吴，范蠡谏阻，不听，遂遭失败。退保会稽山后，献卑身厚赂，乞成于吴之计，订城下之盟。范蠡随句践质吴三年，夫差劝其弃越投吴，委以重任，范不为动。含垢忍辱，卑辞厚赂，终于使句践化险为夷，平安返越。及归国，与文种鼎力辅佐越王。句践奋发图强，筑城立廓，发展生产，以俟时机。蠡倡“道”、“气”，主“恒”、“常”，重“持盈”、“定倾”、“节事”，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都在变化，时势必有盛衰，顺其自然，待机而动，才能取胜。经“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于兴越灭吴，完成句践称霸大业，使越国成为强国。

灭吴后，范蠡功成身退，乘舟浮海，离越适齐，化名“鸱夷子皮”，经商治产，获利千万，受任齐相。后弃官散财，间行至陶(今山东定陶西北)，逐什一之利，复赀累千万，自号陶朱公。范蠡著作甚丰，惜大多散佚，仅存《养鱼经》，为我国最早内塘养鱼专著。府山公园越王殿中有刻石像供世人瞻仰。《史记-越王句践世家》有专记、《史记-货殖列传》有载，《越绝书》、《吴越春秋》述其详。

蔡元培 (1868～1940)，字鹤卿、孑民，号孑农，绍兴山阴(今越城区)人。光绪十五年(1889)举人，十六年会试贡士，未殿试。十八年补殿试，为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二十年补翰林院编修。甲午战争后，开始接触西学，同情维新。二十四年九月返绍兴，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提倡新学。二十七年七月奔赴上海，出任南洋公学教习。二十八年与蒋观云等组织中国教育会，任事务长。夏，游历日本，同年秋回国，在上海创设爱国女校及爱国学社，任总理。并以《晨报》为阵地，提倡民权，宣传排满革命。三十年冬与陶成章、龚宝铨等在上海建立光复会，被推为会长，次年加入同盟会。三十年赴德国留学。

民国元年(1912)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主张采用西方教育制度，废止祀孔读经，实行男女同校等改革措施，确立起我国资产阶级民主教育体制。二次革命失败后，携眷赴法，与李石曾等创办留法勤工俭学会。五年冬回国任北京大学校长，支持，提倡学术研究，主张“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实行教授治校。“五四”运动中支持学生爱国行动，多方营救被捕学生。

“九·一八”事变后，主张抗日，拥护国共合作。民国二十一年(1932)与、鲁迅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积极开展抗日爱国运动。曾电救杨开慧烈士，援救许德珩等爱国民主人士，营救丁玲、朱宜权等***员。二十九年3月5日在香港病逝。葬香港仔山巅华人公墓。

句践 (约前520～前465)，其先禹之苗裔，夏后帝少康之庶子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句践元年(前496)，吴王阖闾兴师伐越。句践“使士挑战三行至吴阵呼而自刭”，一举打败吴军，射伤吴王。吴王阖闾临终告诫儿子夫差：“必毋忘越”。夫差接位后，遵照遗训，日夜勤兵，矢以报越。句践得悉，主张“先吴未发往伐之”，范蠡谏告，勿听，被夫差“悉发精兵击越，败之夫椒(今吴县椒山)。”句践率残兵五千，退守会稽山上。夫差追而围之。句践以“卑辞厚礼以遗”之计，派文种向吴求和。初，吴王夫差纳伍子胥之谏，勿许。句践“欲杀妻子，燔宝器，触战以。”文种谏而献“以美女宝器厚赂吴太宰嚭”之策，终于使夫差同意赦越，罢兵而归。

句践五年(前492)五月，句践夫妇偕范蠡入质于吴，囚于石室。“服犊鼻、著樵头；夫人衣无缘之裳、施左关之襦。”句践斫养马，夫人给水、除粪、洒扫。三年不愠怒，无恨色。“问疾尝粪”，博得夫差欢心，得赦归国。

句践七年(前490)归越，卧薪尝胆，誓复吴仇。身自耕作，与百姓同其劳；自奉极微，出不敢奢，入不敢侈；内修其德，外布其道；充实府库，垦其田畴；缓刑薄罚，省其赋敛；奖励生育，训练士兵。纳相国范蠡建议，选四达之地筑城立廓，以图霸王之业。先建小城，后建大城。于是人民殷富，社会安定，士民皆欲与报吴耻。

句践十五年(前482)，吴王夫差北会诸侯于黄池，太子留守，国内空虚。句践发兵四万，亲率君子(亲兵)六千伐吴。败吴师，获太子友，破吴都，焚姑胥台。夫差请和，句践自度未能灭吴，许之。句践十九年，再度伐吴，战于笠泽，三战三胜。二十一年再次伐吴，围攻三年，夫差求和不成自杀，终于句践二十四年(前473)灭吴雪耻。

葛云飞(1789～1841)，字鹏起，又字凌台，号雨田，清绍兴山阴天乐乡(今属萧山市)人。生于行伍之家，幼好读书，颖悟过人，后从父习武。读《宋史-岳飞传》至“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时，谓人曰：“此举其大者而言耳，非谓武将可以爱钱也。”读《明史-周遇吉传》曰：“谅为烈士当如此矣！”

嘉庆二十四年(1819)武举人，道光三年(1823)武进士，七年署黄岩镇水师中营守备。巡洋遇盗艇，以灭灯诈为商船诱盗近舟，力擒剧盗陈兆龙等9人。二十一年(1841)正月，伊利布令定海镇总兵交涉归还定海，释安突得事。葛坚持先归地后释俘，迫使英军就范，撤离定海。八月，英将朴鼎查再犯定海，葛约寿春镇总兵王锡朋，处州镇总兵郑国鸿分守晓峰岭、竹山门，而自以主将据冲要挡敌。十二日英船29只闯入竹山门，葛在土城亲燃大炮击断其头桅，英军遁出。又令游击张绍廷迎头截击，英军退走，得旨嘉奖，赏提督衔。适夜英军复大至，虽力战，然敌军仍盛，飞书大营请援，弗许。云飞秘不发，加意抚慰士卒。天雨，霪潦中屡战挫败，激战6昼夜，仅啖饼数枚，战士亦然。最后敌攻破竹山门，薄土城，葛率部卒200余人持刀步战2里许，格杀无算。身受40余创，炮洞胸背，仍挥刀杀敌。终因多次中弹，依崖而殒，壮烈殉国。义勇徐保夜负葛尸，以小舟渡抵镇海。宣宗挥泪下诏，颁金治丧，以提督例恤，谥壮节，葬于今萧山所前乡三泉王村黄湾寺北。

葛云飞文武双全，著军事著作多种，有《名将录》、《制械要言》、《制药要言》、《水师缉捕管见》、《全浙沿海险要图说》及诗词若干卷存世。事母孝，母亦知大义，丧归，一恸而止，曰：“吾有子矣！”《清史稿》有传

style="font-size: 18px;font-weight: bold;border-left: 4px solid #a10d00;margin: 10px 0px 15px 0px;padding: 10px 0 10px 20px;background: #f1dada;">军事定位，社会结构，游牧经济：陈陈相因下，难以避免的六镇之乱

六镇兵变，是北魏末年爆发的一场大规模兵变，它的爆发，不仅影响了北魏一朝的政局乃至国运。甚至可以说， 自北魏之后，东西两魏，北周、北齐乃至之后的隋唐的建立，都与这次事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不少人的印象中，这场变乱的爆发与北魏文帝执行汉化政策乃至迁都洛阳有着密切的关系，如民国史学家陈寅恪在其所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所说：

基于陈寅恪先生的论点，许多人将六镇兵变的爆发全然归咎于魏文帝汉化政策。 但是，陈先生所持的观点，仅是解释这一 历史 事件的诸多论调之一。

在六镇之变爆发之际，有一个细节其实值得我们注意， 作为率先发难起事的怀荒镇、沃野镇，其叛乱缘由并非汉化改革本身，而是两镇镇将在当地爆发饥荒后"不发粮廪"。 沃野镇破六韩拔陵，在起义前的身份仅仅只是沃野镇镇民。在他起义之后的一年时间中，史书中并未留下他对北魏汉化有只言片语的指责。从这一点来看， 将六镇镇民的反叛全部归咎于对汉化政策的憎恶和反对，其实也有可商榷之处。

另外，从迁都洛阳一事中施展的种种手腕来看，北魏汉化运动的推动者孝文皇帝并非是一位志大才疏的君王，甚至可以说，在汉化改革之际，通过拉拢和分化，他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获得整个运动的主导权。

然而，孝文帝后，自六镇之变开始，看似平静的北魏就无可避免的陷入战争泥沼中难以自拔，无论北魏曾试图用何种方式安抚叛民，这些曾经被倚为"国之肺腑"的镇民却再难恢复往日的恭顺，就在这样的战火中，北魏权臣尔朱荣趁乱发动"河阴之变"，将北魏朝堂上所有反对派一网打尽，北魏国祚在事实上宣告断绝。

而这之后，便是东西两魏的对峙和斗争，曾经盛极一时的北魏，就此灭亡。如此惨痛的代价，绝非孝文皇帝所愿意见到。

如果复盘这段 历史 ，我们会发现，代北六镇，其实一直在汉化运动中消极应对。 甚至可以说，从北魏建立之后开始，代北六镇就一一种局外人的态度，始终拒绝接受全盘的汉化改革， 这并非一家一姓的主观选择，而是六镇作为一个集团有意无意间做出的取舍。

想要理解这其中的缘由，还要从代北六镇的建立谈起。

作为一个由鲜卑拓跋部建立的游牧民族政权， 北魏虽入主中原，在一开始却依旧保留着诸多部族制度残留。 譬如北魏初期，在全国范围内推行的镇戍制度便是其中的典型。

在北魏为强化中央集权，通过强制肢解麾下数个大的部落，"离散诸部"后，镇戍制度依旧在北魏的北方大量存在。 这一制度，与北魏初期的"宗主督护制"相互依托，形成了一个看似松散却足够有效的行政管理体系。

与东南方汉族人口众多的地区相比，这些推行镇戍制度的地区，并无传统中原王朝所设立的"州郡县"三级行政区划，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个林立的军镇。

军镇的长官称之为 "镇将" ，军镇之下为 "戍" ，其统领则名为 "戍主" 。与北魏东南地区依靠州郡县三级行政官员处理地方行政事务不同，在这里，镇将与戍主不仅负责军事任务，同时也负责民政。

考虑到北魏——西魏——北周——隋——唐这五个朝代之间的继承关系，可以说 这种军政一体的形态，几乎可以看作唐代藩镇的"先行版本"。 正是由于镇戍制度的存在，北魏的行政区划，在最高一级一直都是州镇并列。

而代北六镇，就一直在执行着镇戍制度。 事实上，北魏的汉化过程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随着汉化程度的加深，尤其是孝文帝祖母冯太后推行汉化改革之后，以邻长、里长、党长为基础建立的"三长制"逐步代替北魏初期的"宗主督护制"， 真正意义上的镇戍体系，已经逐步被州郡县三级区划所取代。 而在行政区划上一直未能"汉化"的地区，也仅仅只剩下代北六镇等北方边境的少数地区。

建立北魏的拓跋鲜卑，其先祖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的东胡族。东胡于秦汉迭代之际为匈奴所败，其后裔散为乌桓与鲜卑两部。 从其生活方式来看，鲜卑是不折不扣的游牧民族。 但在北魏政权建立后，鲜卑人同样遭到了北方草原的威胁。这便是柔然人。

与匈奴类似，柔然同样是诞生于草原的游牧部落，有人认为其祖先与北魏同源。然而，同样的源流并不能阻止两个部落刀兵相向， 相反，相似的诞生环境使得柔然与北魏在资源的争夺战中势同水火。

拓跋鲜卑入驻中原后，其生产方式开始逐渐与草原相异。其政权形式也由原本的部落联盟转变为更加集权化的君主专制方式。这一转型，在北魏道武帝时期最为明显。这位北魏开国皇帝，为强化集权，主要做了以下三项工作：

1、将国都自盛乐迁往平城：

与身处草原的盛乐相比，平城虽非中原名城，却处于古中国农牧交接地带，迁都至此， 既利于北魏约束麾下诸部，同时也有助于北魏继续向南扩张，进一步扩大在中原的势力范围，并以此制衡鲜卑贵族势力。

2、"标道里，定权衡"：

与秦始皇规定度量衡类似，北魏道武帝重新确定度量衡，同样是为了在接下来进一步强化其对于治下之民的统治。 度量衡的制定看似琐碎，却是一个国家以统一的政令调派民众的基础。 很难想象，若一个国家连最基础的计量单位都无法统一管理，那么征税、贸易等经济行为该如何施行。

3、"离散诸部，编户齐民”：

在道武帝之前，拓跋鲜卑虽然有着名义上的首领，但各部落却依靠姓氏、血缘相区别。这其实是是草原民族基于恶劣自然环境而自发形成的生活方式，在物资匮乏的草原上，只有部族结构的族群才能更好的避免天灾的侵袭和盗匪的窥伺。 而等到拓跋氏立国并入主中原后，这样的方式自然变得不利于北魏的统治与民族间的融合。 正因如此，他听从崔宏的建议，强令麾下几大部落解体，并根据居住地"编户入籍"。

可以说，从制度层面而言，北魏的"汉化"与"集权"，几乎是相同的概念。 而到了冯太后摄政的孝文帝时期，三长制、均田制等制度的推行，正是北魏新一轮汉化或者说集权化的发端。

前者是进一步解除鲜卑贵族以宗主身份携领部落之民，隐没人口占据生产资料的关键，而后者则是北魏改变低效农耕方式的基础。 作为名正言顺的北魏皇帝，在冯太后去世后，孝文帝则对汉化过程开始继续推进。

那么，为什么这些地区一直未能通过"三长制"、"均田制"等改革，实现化胡为汉的转变呢？

原因有以下三点：

1、六镇以防范柔然为任的军事定位，使得镇戍体系难以被州郡县三级区划取代：

代北六镇是位于北魏国都平城以北的六个军镇，自西向东名为 沃野、怀朔、武川、抚冥、柔玄、怀荒。

这六座军镇，正是北魏为了防范柔然而特意建造的。 正因如此，作为边陲重镇，六镇的军事定位十分清晰。就像前文所说，与东南地区州郡县与镇戍并立的局面不同， 代北六镇仅有镇戍而无州郡县。

在镇将的统辖下，其治下平民也被称之为镇民。 从理论上来说，这些镇民部分老幼男女皆是军籍。 作为镇民，他们不仅需要向北魏提供赋税，同时还承担着重要的军事任务。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与后世中原王朝中后期面对草原游牧部落以防御为主的对抗策略不同，北魏中前期一直采用的是极为积极甚至激进的对抗战略。

以北魏太武帝时期为例，其执政28年中，就曾经20次出兵草原，其中针对柔然的攻势就多达8次。

对于北魏而言，柔然既是其心腹大患，同时也可以充当它重要的"物资征收中心"。《魏书》就曾经记载了长孙嵩等大臣对于征讨柔然的看法，这些大臣们认为，征讨柔然，不仅可以打压这个草原敌，同时也可以通过掠夺其财富维持自身的运转：

这种通过战争打击弱化对手实力同时补给自身的政策，在北魏立国以来被多次执行。 由于六镇的地理位置，在战争爆发后，代北六镇不仅是北魏的防御要冲，同时也是北魏军队集结和补给的前沿。

战争的动员往往需要漫长的准备时间，而镇戍制度的存在，则能在一定程度上加速这一过程。事实上，常年的征战，会改变一个地区的行政结构。 为了确保军事行动的顺利开展，镇戍体系在六镇的存在也变成了一种必然。 相反，若北魏在这种情况下，仍旧要效仿东南，将当地镇民纳入州郡县管辖，其实并不利于镇将统筹资源，抵抗柔然。

2、错杂混乱的 社会 结构，使三长制毫无施展的空间：

代北六镇的 社会 结构与北魏的其余地方也有所差异。六镇的设立最早可追溯至北魏太武帝时期。当时， 为了防范柔然入侵，太武帝将北魏自匈奴、高车等部落掳掠来的数十万人口安置在六镇之内。

这些被迁徙来的人口中包含了大量部落牧民，他们或是屈服于北魏兵势，或是认同北魏统治。因此，他们以提供赋税和兵源作为代价，保持了自己部落的完整性。

然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并非一句无缘由的说辞。由于分属不同族群，从北魏建立到覆亡，这些部落与北魏之间的关系，也一直处于一种脆弱的平衡状态。 对北魏而言，这些部落既是抵抗柔然的第一道关卡，但同时其掌握的部族军队，同样隐藏着肘腋之患的危机。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在探讨以六镇胡人抵御柔然的利弊时曾说过一番意味深长的话：

可以想见，无论是丁零（高车）还是氐、羌等部，在太武帝眼中，皆不是可以深信的"自己人"， 将塞外胡族迁至六镇抵御柔然，也有着"驱虎吞狼"的意味在内。

而与这些内迁的塞外胡族类似，在六镇之中，还有另一支力量存在。这便是被视为六镇豪强的代北勋贵群体。

与塞外胡族不同，这些六镇豪强既有鲜卑贵族，也有部分代北当地豪族甚至内迁胡人的首领，他们的汉化程度较内迁胡族牧民更高，因此，也更受北魏统治者所信任。 但值得玩味的是，回顾北魏末年的六镇之乱，真正凭借此次大乱最终崛起的东西两魏的缔造者高欢和宇文泰，以及造下"河阴之变"惨祸的尔朱荣，追本溯源，皆是六镇建立后内迁的六镇豪强后裔。

宇文泰这一支 "本居辽东塞外，世为匈奴东部大人"，而等到后燕兴起后，宇文泰高祖父宇文陵"拜驸马都尉，封玄菟公"，最后在魏燕争霸之际，宇文陵兵败北魏道武帝，最终迁至武川镇。

而尔朱容的祖先同样如此，在道武帝"离散诸部"之际，尔朱一族之所以未被解散入籍，正是因为道武帝意识到尔朱一族的强大战力，必须依靠相对封闭的部落体系保持。这才放任尔朱部入荣秀川休 养生 息。

可以说，在北魏建立六镇之后，六镇内部一直处于一种二元平衡当中，数量庞大的镇民与六镇豪强相互制约，在这种情况下，贸然在当地推行三长制，无疑会打破当地脆弱的平衡，引发更为严重的军事危机。

3、偏重游牧的经济结构，致使均田制无法推行和巩固：

前文曾经提到，北魏道武帝为了进行君主集权，将北魏国都自盛乐迁往平城。这里所说的"平城"，在如今的大同附近。

有专家考证，之所以将此地命名为"平城"，是道武帝取《尚书》中"地平天成，万世永赖"的吉祥之意。但也有人认为，平城自汉代即已设县，而所谓"平"字，是指此地正好处于农牧分野所在。

而无论建都平城的用意为何，一个现实情况是我们无法忽略的： 平城，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农耕地区，而是农耕世界和游牧世界的分界线。 这类既包含农耕元素又有游牧风情的地区， 在《草与禾》一书中被称之为"长城地带"。

在道武帝建都时，这样的农牧分野地带自然有助于北魏维系其在草原和中原的双重统治，但随着北魏势力范围的逐步南侵，其政治和经济的中心也不断南移， 平城的政治意义也就逐渐丧失 （这也是北魏孝文帝执着于迁都洛阳的深层次原因）。

在北魏统治后期，平城曾经多次因灾害而陷入饥荒之中。无漕运之便的它因此丧失了作为一国国都的优势。 而在平城以北的代北六镇，情况则比平城更加严峻。

由于气候和生态的原因，代北地区的作物以小米、小麦等耐寒作物为主，这些作物虽然不惧干旱，但短板也同样明显：它们大多一年仅能收获一次，且产量极低。

为增加当地农业产量，太和十二年，北魏开始在六镇等边地兴修水田，试图以此来改善当地的农业条件（诏六镇、云中、河西及关内六郡，各修水田，通渠溉灌——《魏书》）。

然而，这样一场致力于挽救六镇农业生产的行动，却因为北地恶劣的自然条件最终宣告破产。 六镇以南的平城在人们眼中已是"六月雨雪，风沙常起"的苦寒之地，而更加靠近北方的六镇又如何能例外？

史书记载，北魏正始二年，"二月癸卯，有黑风羊角而上，起于柔玄镇，盖地一顷，所过拔树……狂风所至之处，连根深叶茂的巨树都难以幸免，更何况镇民所植的柔弱作物？

如此剧烈的狂风并非偶然，事实上，在武川等六地被建设为军镇后，沉重的人口压力，早已让代北六镇的土地不堪重负。

而与农耕相对应的，镇民的游牧活动却依旧活跃。被安置在六镇的高车族裔，"乘高车，逐水草，畜牧蕃息"，是天然的牧民。在各部首领带领下，这些胡人为北魏带来了充沛的畜牧资源，所谓"牛马以谷量"对于一个常年畜牧为业的部族而言，绝非夸张之词。

牛马充裕而粮食稀缺，代北与北魏其余地区，形成了一种优势互补与资源互换的经济结构。在这种情况下， 任何以农耕为本的制度建设，如北魏孝文帝时期的均田制，在这片牛马遍地而禾谷匮乏的土地上，都缺乏生长和发展的基础。

到如今，无论我们对六镇之乱有何种解读，但北魏末期频频爆发的饥荒，的确是六镇之乱骤然爆发的直接原因。而这一事件的出现，背后有一系列彼此勾连的逻辑链条。

1、柔然等部的衰落，使得北伐草原逐渐"得不偿失"：

特殊的军事定位，错综复杂的 社会 结构，偏重游牧的经济组成，使得六镇在北魏全盘接受孝文帝汉化改革的大潮中显得如此突兀。然而，作为统治者而言，六镇的特殊化是一系列因素交杂下的结果，因此，在面对这种既定事实时，北魏只能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

但问题却并未因此而得到解决，六镇的粮食产量本就因恶劣的自然环境而无比低下，而作为北魏抵抗柔然的前沿，常年的征战同样使得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无暇耕种。

北魏初期，六镇通过袭扰北方草原部落，可以掠夺大量牛羊、布帛、人丁。如此一来，六镇的物资短板并不明显，尤其是在太武帝时代的28年里，跟随太武帝北伐柔然等部，一直是一种令各地将领们感到羡慕的事情，一些南部镇将，甚至因此被鼓动的想要发动南征（"在朝群臣及西北守将，从陛下征讨，西灭赫连，北破蠕蠕，多获美女珍宝，马畜成群。南镇诸将闻而生羡，亦欲南抄，以取资财"——《魏书》）。

然而，柔然等部落实力在这种征讨中逐渐衰退，他们不得不选择北遁草原深处。 从太武帝末期到孝文帝太和十年，近50年的时间里，北魏对柔然等部的亲征仅剩下5次。 这对于常年与柔然对峙，兵戈不休的北魏而言自然是好事。但同时，这也意味着六镇再不能通过袭扰柔然获得物资的补充。

2、艰难的陆运渠道，致使代北六镇长期"贫血"：

六镇的物资短板却无法被统治者忽视。北魏中后期，这个逐渐汉化的国家只能从其他地区调运资财"输血"六镇。 但这种调运物资的方式谈何容易 ？作为偏远的北地，本身就缺乏如南方那样充沛的水文条件进行漕运，隋代建成并沟通南北的京杭大运河在此时同样毫无踪迹可寻。

这种情况下，成本更高的陆运就成了北魏统治者唯一的选择。 然而，隋、唐这种已然大一统，且建立了完整漕运体系的朝代，尚且因边境的粮草运输而焦头烂额， 尚未统一全境的北魏想要依靠北方的陆运，独立支撑对边地的补给，自然是力有未逮。

这种隐患早在太武帝末期就已经埋下，太平真君七年，薄骨律（即宋代的灵州，如今的宁夏灵武）镇将刁雍就曾经上书太武帝，言转运粮草之艰难：

五十万斛即五千万升，听上去这一数额极为庞大，然而，代北六镇共有军民百万，一日之内就需要消耗粮食三十万升左右。

可以想见，在北魏中后期，以其余镇戍补给代北六镇的情形并不算少，以至于本不属于北魏核心区域的薄骨律镇也需要奉命 "千里馈粮" 。

然而，相较于水路运输，陆路运输的劣势实在是太过明显。在这种情况下，代北六镇的诸多物资，都变得十分匮乏（"戎马甲兵，十分阙八"）。如此一来，代北六镇普通镇民的生计如何也就可想而知。

3、被斩断的脐带：北魏迁都后，国家资源的逐渐南移：

如果从拓跋鲜卑建立政权开始来看，无论是之前的"代国"，还是之后的北魏，都有着逐渐南迁的扩张趋势。

这种趋势并不难理解，从代国建立到北魏定都平城，拓跋鲜卑政权的国势虽有反复，但总体而言却一直处于逐渐增强的状态中。在这种情况下，从草原游牧到入主中原也成了必然。

都城的迁移也体现了这一现象。从东木根山到盛乐，再到平城、洛阳，一再南迁的都城是确保其继续用武中原的根本。

如今我们提到明成祖迁都北京，是"天子守国门"，这种说法虽然因过度宣传而变得过于"热血"，但其内核逻辑并无太大问题： 以天子所在都城为中心，政权可以更为迅速的处理一系列军事和行政问题。而北魏迁都洛阳的意义之一同样如此。

但与之相对应的是，迁都的弊端同样明显。

对代北六镇而言，迁都不仅意味着他们不再处于政治核心圈，同时也意味着国家的精力将更多的转向南面的汉水、淮河一带。从太和十八年迁都洛阳后，北魏与萧梁的摩擦愈发剧烈。

淮河前线的摩擦不同于已经逐渐转变为对峙局面的代北，在水路纵横的江淮一带，北魏骑兵并无摧枯拉朽之力，反而被南朝的步兵拖入消耗战的泥沼中。

为进一步打击梁朝军队，撕开战略缺口，北魏不得不继续加大战争规模，正始三年，北魏宣武帝"诏发定、冀、瀛、相、并、肆六州十万人以济南军"。

然而，北魏的战争态势却并未因这次诏令而有所改观：

二月，将军萧将兵击魏徐州，围淮阳；三月，梁国辅国将军刘思效败魏青州刺史元系于胶水；五月，梁国太子右卫率张惠绍等侵魏徐州，拨宿预，执城主马成龙……

诚然，魏梁之间的战争并非一边倒的局面，但以骑兵见长的北魏的确在淮河、汉水沿线被南人遏制住了进攻之势。而就在魏梁战争规模日渐升级之际， 嗷嗷待哺的六镇，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4、饥饿的柔然，饥饿的六镇：

前文提到，经过太武帝时期的常年北伐，柔然等部已经北遁草原深处，似乎不再构成北魏的威胁。然而实际上，遁入草原中的游牧民族，才是中国 历史 上最为头痛的敌人。他们难以寻觅却又随时可能出现。

而正光四年，柔然骑兵的马蹄就再次出现在了代北。

这一年的草原上，相继出现了"陨霜"、"大霜"之灾,牧民的牲畜无牧草可食开始大量亡。 生存压力的煎迫下，柔然阿那环可汗率十万余众入侵代北 ，"驱掠良口二千，公私驿马牛羊数十万北遁"。身处代北的六镇镇民，本就因饥荒而陷入困顿，经此一役，更是无力维系生计。尤其是那些困顿之家，质妻卖子者，不可胜计……

如此绝境下，早已不满的六镇被怒火点燃也就只是时间问题。

纵观代北六镇的建立与发展，我们看到的并不是一个执意自我管理，拒绝汉化改革的封闭地区， 然而，自代北六镇建立之初，它的结构就已经定型下来。

首先，它军事重镇的性质使得它需要经常性的处于战争动员之中。这样的军事定位，使得它不可能如同北魏的东南地区一样形成州郡县的行政区划；

其次，从草原迁徙而来的数十万牧民，有着短期内难以改变的部落统治结构，他们一方面融入六镇之中，成为对抗柔然的根基，但另一方面，他们的存在使得以六镇豪强为基础的统治阶层必须被保留和笼络，在这种情况下，北魏难以通过推行三长制，来杜绝豪强隐没户籍以自肥的举动。

最后，代北处于农牧分界线以北，农耕区域少而游牧区域多，内迁牧民们以游牧为根本的经济结构，与这一片土地最为适宜，在这种情况下，强行推行均田制，不仅会受到牧民和豪强的反对，同时也不符合因地制宜的准则。

在这种情况下，极度依赖北魏内部补给的六镇体系，就此固化下来。这一体系，在柔然驰骋草原的忧患之际尚能维系，但随着柔然威胁的降低，北魏政权的注意力不免向南迁移。就这样，原本被视为"国之肺腑"的六镇，最终演变为北魏的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