潦草塞责的意思-潦草塞责蔡元培

1.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时发表的演说是什么？

2.大学真的能让人成才吗

3.期末考试前后的大学生有什么区别？

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时发表的演说是什么？

五年前，严几道先生为本校校长时，余方服务教育部，开学日曾有所贡献于学校。诸君多自预科毕业而来，想必闻知。士别三日，刮目相见，况时阅数载，诸君较昔当为长足之进步矣。予今长斯校，请以三事为诸君告：

一曰抱定宗旨。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定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令人肄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外人每指摘本校之腐败，以求学于此者，皆有做官发财思想，故毕业预科者，多入法科，入文科者甚少，入理科者尤少，盖以法科为干禄之终南捷径也。因做官心热，对于教员，则不问其学问之浅深，惟问其官阶之大小。官阶大者，特别欢迎，盖为将来毕业有人提携也。现在我国精于政法者，多入政界，专任教授者甚少，故聘请教员，不得不聘请兼职之人，亦属不得已之举。究之外人指摘之当否，姑不具论，然弭谤莫如自修，人讥我腐败，问心无愧，于我何惧?果欲达其做官发财之目的，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入法科者尽可肄业于法律学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业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所以诸君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者，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诸君肄业于此，或三年，或四年，时间不为不多，苟能爱惜分阴，孜孜求学，则求造诣，容有底止。若徒志在做官发财，宗旨既乖，趋向自异。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惟争分数之多寡；试验既终，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文凭到手，即可借此活动于社会，岂非与求学初衷大相背驰乎?光阴虚度，学问毫无，是自误也。且辛亥之役，吾人之所以革命，因清廷官吏之腐败。即在今日，吾人对于当轴多不满意，亦以其道德沦丧。今诸君苟不于此时植其基，勤其学，则将来万一因生计所迫，出而仕事，担任讲席，则必贻误学生；置身政界，则必贻误国家。是误人也。误己误人，又岂本心所愿乎?故宗旨不可以不正大。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一也。

二曰砥砺德行。方今风俗日偷，道德沦丧，北京社会，尤为恶劣，败德毁行之事，触目皆是，非根基深固，鲜不为流俗所染。诸君肄业大学，当能束身自爱。然国家之兴替，视风俗之厚薄。流俗如此，前途何堪设想。故必有卓绝之士，以身作则，力矫颓俗，诸君为大学学生，地位甚高，肩此重任，责无旁贷，故诸君不惟思所以感已，更必有以励人。苟德之不修，学之不讲，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己且为人轻侮，更何足以感人。然诸君终日伏首案前，芸芸攻苦，毫无娱乐之事，必感身体上之苦痛。为诸君计，莫如以正当之娱乐，易不正当之娱乐，庶几道德无亏，而于身体有益。诸君入分科肘，曾填写愿书，遵守本校规则，苟中道而违之，岂非与原始之意相反乎?故品行不可以不谨严。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二也。

三曰敬爱师友。教员之教授，职员之任务，皆以图诸君求学便利，诸君能无动于衷乎?自应以诚相待，敬礼有加。至于同学共处一室，尤应互相亲爱，庶可收切磋之效。不惟开诚布公，更宜道义相勖，盖同处此校，毁誉共之。同学中苟道德有亏，行有不正，为社会所訾詈，已虽规行矩步，亦莫能辩，此所以必互相劝勉也。余在德国，每至店肆购买物品，店主殷勤款待，付价接物，互相称谢，此虽小节，然亦交际所必需，常人如此，况堂堂大学生乎?对于师友之敬爱，此余所希望于诸君者三也。

余到校视事仅数日，校事多未详悉，兹所计划者二事：一日改良讲义。诸君既研究高深学问，自与中学、高等不同，不惟恃教员讲授，尤赖一己潜修。以后所印讲义，只列纲要，细微末节，以及精旨奥义，或讲师口授，或自行参考，以期学有心得，能裨实用。二日添购书籍。本校图书馆书籍虽多，新出者甚少，苟不广为购办，必不足供学生之参考。刻拟筹集款项，多购新书，将来典籍满架，自可旁稽博采，无虞缺乏矣。今日所与诸君陈说者只此，以后会晤日长，随时再为商榷可也。

大学真的能让人成才吗

“我们的学生不一定要读大学！不读大学也可以成才的！”这是很多教育专家对学生的建议。可是，这种不读大学的成才建议，在现实中，行得通吗？

回答十分肯定——我眼前就收集到众多用人单位的招聘启事，几乎清一色要求应聘者要具有本科学历，其中有超过40%明确要求应聘者必须具有硕士以上学历。对于这样的应聘条件，我们能对孩子说，你不读大学也可以成才吗？他到哪里去成才？谁给他成才的机会呢？

把学历与用工紧密结合，把其作为必备的前提条件，这正是我国培养人才面临的“结”，也从根本上影响我们对学习的态度。

这种结合，导致“学习成才”成为被推崇的单一的模式。用人单位十分强调对聘用人才的学历要求，并把学历的高低，作为划分人才层次的标准。这种要求，势必对大学发展“学历教育”具有不可比拟的推动作用，在我们的调查中，有超过80%的人是为了未来更好的就业才选择读研，这就表明社会的学历要求，已经转化为学生对教育的“需求”。如果用人单位不对学历如此要求，可以想象，还有多少学生这么热衷读研——准确的说，热衷那一纸“文凭”。“不要把文凭看得太重，那只不过是一块敲门砖。”老师们这样对学生说。学生们怎么理解这句话呢？“敲门砖，敲进了门，丢在一边，没有了用处；可是没有它，我们怎么去敲看那扇门呢？”

这种结合，将学习的功利性放大到“极至”。有人对我说，大学学习就是要“功利”，现实也让他们不得不功利——当前的教育开支让他们必须功利，否则一些家庭靠背债来对孩子进行教育培养，靠什么来收回回报？社会对人才的选择让他们必须功利，有多少用人单位不是标榜自己具有“现代人力资源理念”注重人本身的能力和素质，却大行以身份为标准录取人才之道呢？是的，我们有充足的进行功利学习——学习就是为了求生谋职、升官发财——的理由。但，让我们看看我们的教育家们是怎样来评价教育的吧。蔡元培先生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时这样告诫学生，“果欲其做官司发财之目的，则北京不少专门学校，入法科者尽可肄业法律学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业学校，又何必来此大学？所以诸须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入法科学，非为做官；入商科者，非为致富。宗旨既定，自趋正轨。诸君肄业于此，或三年，或四年，时间不为不多，苟能爱惜分阴，孜孜求学，则其造诣，容有底止。若徒志在做官发财，宗旨既重，趋向自异。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惟争分数之多寡；试验试验既终，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文凭到手，即可惜此活动于社会，岂非与求学初衷大相背驰乎？光阴虚度，学问毫无，是自误也”。今日之学生，并没有错。错在谁？错在我们的社会环境，把教育作为了生存竞争的工具。错在我们的教育，不但迎合这种“工具理性”，并为了“产业利益”，将传授工具技巧作为赚钱（收取高额学费）的机会。

这种结合，将把“读书无用”催生为现代社会新病。如果读书是为了一纸文凭，而一纸文凭又是通向成功的“PASS”，再加上读书很昂贵，那么，当付出昂贵的代价去读书，却获取不到一纸大学文凭时，读书无用，自然就成为一些家庭在衡量教育投入产出后得到的一个判断了。教育对人本身素质的提高，教育让人类生活得更美好，这些关于教育性质的描述，只能是标语式的口号，而难以落实到具体的行动当中。现实其实已经给这样的思维逻辑，做出了实证，有调查显示，在一些贫困地区，一个初中班级已经有超过半数的学生辍学打工——其理由就是读书没有前途，不如早挣钱打工。

我从来不反对学业发展要与职业发展紧密结合，并要求学生做到学业生涯规划需要与职业生涯规划同步进行，但是我反对社会如此将学历与用工挂钩。你可以追求学历，但用人单位从不以学历作为衡量你能力并进而录用你、晋升你的标准，那么，关于“学历”教育中的弄虚作假、腐败行为，又还有多大的市场呢？只有更多的社会用人单位放弃招聘录用的学历硬性条件要求，将学历与用工脱钩，真正注重人才本身，我们才可能给学生更多的成才模式，创造更大的成才空间，而教育，才能成为学生受益终身的能力来源、素质来源，成为一个人完善自我的终身需求,而不象现在，成为一种买卖和交易的条件。

期末考试前后的大学生有什么区别？

高校图书馆座无虚席，自习室里挑灯夜战，期末考试临近，大学生们又进入了紧张的备考状态。在这场“夺分大战”中，除了明争，其实还有看不见的“暗斗”。据《光明日报》报道，“要分”现象在大学里普遍存在，每逢期末考试前后，一些学生总会各显其能，希望老师在打分时“手下留情”。

大学生向任课老师要分，并非新鲜事。为什么要分？一方面，因为分数太重要。大学课程成绩价值千金——每学期的考试成绩与奖学金名额密切挂钩，大学期间的学业成绩事关保研、留学等终身大事；即便你无意继续深造，一张亮眼的成绩单也会成为求职战场中的重要砝码。当然，对于“学渣”来说也是一样，一些学生为什么硬着头皮求“通融”，因为怕挂科啊，考试不及格就可能拿不到毕业证、学位证，事关重大。

另一方面，因为能要到。如果要分全然无用，学生们也就不会“各显其能”，要分也就不会成为一个普遍现象。当前，一些大学课程以“好过”深受欢迎，有的老师以好说话、通情达理著称，比如提前通过划重点、划范围等给学生“放水”，比如面对学生手下留情的请求，做不到残忍拒绝……

应该说，要分只是一个表象，其背后成因复杂，既有浮躁心态、功利心理作祟，也与教学管理制度密不可分。比如任课教师评分的自由裁量权很大，有的学生乐于跟教师搞好关系，通过投机取巧获得高分；比如在学生失范行为惩戒方面，考试作弊面临严惩，要分则游走在规则之外，只会面临道德的拷问；比如根据“评教”制度，学生可以为任课老师打分，进而影响老师的绩效考核，这也倒逼一些老师通过“送分”吸引学生选课，赢得学生的欢心……

对此应该怎么办？持续强化引导必不可少。“平时则放荡冶游，考试则熟读讲义，不问学问之有无，惟争分数之多寡；试验既终，书籍束之高阁，毫不过问，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责，文凭到手，即可借此活动于社会，岂非与求学初衷大相背驰乎？”曾经让教育家蔡元培痛心疾首的现象，如今在一些学生中表现得有过之而无不及。大学生正处于走向精神成熟的关键阶段，最需要正确的引导，而大学有义务帮他们扣好价值观的“扣子”，自觉向走捷径、投机取巧的行为说“不”。

当然，更重要的还是完善制度。仅以课程考试来说，高校其实可以多多尝试。比如考教分离，任课老师承担教学任务，期末考试不再由任课老师全权出题，评卷人则由同系其他老师随机担任，压缩学生投机取巧的空间；比如建立抽查制度，由学校或院系抽查课程成绩，严防“送分”现象；比如在成绩录入、更改方面细化管理，避免老师“放水”、通融。至于更深层次的制度改革，高校还要持续完善教学管理，推行“宽进严出”的学业考核以及学籍管理制度，建立健全淘汰机制，让学生不再因为课程“放水”“送分”而任性。

唉，时代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