绵延不绝的文化有哪些-绵延不绝的文化

1.联系巴蜀历史，谈谈巴蜀文化的独特性？

2.为什么中华民族及中国文化能生生不息绵延不绝

3.为什么说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呢？

4.传统文化出现及其延续至今的原因

5.绵延不绝的长城文化是怎样的？

6.“文明圣火，千古未绝者，唯我无双；和天地并存，与日月同光。”中华文化之所以绵延不绝，得益于（

联系巴蜀历史，谈谈巴蜀文化的独特性？

长江文化与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系统中各有悠久而独立的始源、并行生长、生存和发展，并互相交错影响和相互融汇的两支主体文化。长江文化作为源远流长、绵延不绝的文化体系，主要由上游的巴蜀文化、中游的楚湘文化和下游的吴越文化三支主要文化构成。过去学术界对于长江文化，由于受到资料的限制而缺乏重视和关注。改革开放以来，由于长江流域从下游的良渚文化到上游的三星堆文化等一系列新的重大考古发现，以新的资料和新的视角大大拓展了长江文化研究的视野。特别是巴蜀地区，由于宝墩古城文明的发现以及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商业街战国开明王族独木棺船棺葬遗址等重大发现，以新的面貌大大刷新了有关巴蜀文献的历史纪录，遂使得原有老一代学者的一个个学术结论需要重新修改，对巴蜀文明在长江文明体系中的历史定位需要作新的探索。

巴蜀文化是指以巴蜀地区为依托，北及天水、汉中区域，南涉滇东、黔西，生存和发展于长江上游流域，具有从古及今的历史延续性和连续表现形式的区域性文化。早在人类起源时代，就有巫山人和资阳人的先后出现，这是传说的“巴蜀同囿，肇于人皇”的时代，可见其始源就具有悠久性和独特性。到新石器时代，特别是晚期由文化积累到文明诞生的时代，巴蜀经历了独特的灰陶文化时代，玉器文化时代和青铜文明时代。距今４５００年前成都平原六座古城遗址为代表的宝墩文化，昭示着聚落的集聚终于诞生出初期的城市文明。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衍变起来的广汉三星堆和成都金沙遗址为代表的殷商西周时期古蜀文化，展示了玉器时代的独放异彩和青铜文明的不同凡响。成都商业街战国早期船棺葬和新都马家大墓的发现，证实了古蜀开明王氏的存在不再是子虚乌有。古蜀国传说五祖从蚕丛、柏灌、鱼凫到杜宇、开明，这些不同时代的蜀族的生息和发展，就植根在考古发现的这一深厚的文化土壤之上。成都平原是当时长江上游古文明发展的中心，是长江文明的结穴处和生长点，这就是整个先秦时期巴蜀文化的历史定位。

秦汉时期，巴蜀以“水利殖国”为特征的农耕文明发展起来，到汉唐时期一直保持着“天府之国，秀冠华夏”的记录。直到宋代，天府农业文明尚达于鼎盛 ，正如文天祥所说：“蜀自秦以来，更千年无大兵革，至于本朝，侈繁巨丽，遂甲于天下。”

（《衡州上元记》）两汉和唐宋时期，是巴蜀生态和文化发展均居于全国乃至世界前列的时期，出现了巴蜀文化的两次鼎盛。当时的巴蜀人创造了世界漆器制造中心、世界天然气发现始源地、雕版印刷术的发源地、世界纸币“交子”的产生地等几十项世界第一和中国第一的历史文化纪录，对大一统的中华民族文化作出了值得骄傲的

奉献。 在文化世界，巴蜀文化创造者向以善于体认超越自我、贡献新质文化因素著称。虽然从汉以来，巴蜀历史上出的人才，其总量不及长江下游的江、浙、沪，但其所产“精英”，即《华阳国志》 所说： “英曜炳灵”的文化巨人则秀冠全国。从司马相如、扬雄到陈子昂、李白、苏轼、张问陶、李调元和郭沫若， 都是“文章冠天下”的百科全书式文化巨人。在他们身上，渊源于三星堆青铜文明的奇诡浪漫思维背景的巴蜀人球型思维和发散型思维特征最为鲜明。直到“五四”时期，第一个喊出“打倒孔家店”的是四川新繁人吴虞，体现了蜀人勇于开拓、不畏权势和习惯势力的精神。

两千年来巴蜀文化的不断积累、变异和发展，为我们留下了神奇的自然世界、神秘的文化世界和神妙的心灵世界三方面的不可多得的独特的历史遗产，丰富的延展了长江文化的内涵，铭刻着长江文化突破传统、突破自我、探索创新的精神。在长江文化

体系中，巴蜀文化具有独特的璀璨多采的历史地位。

巴蜀文化的历史特征 纵观巴蜀文化的历史地位，它具有如下三大特征， 值得我们在实施西部开发，构建四川特色文化中加以重视。 第一个特征是它的开放性。 早在巴蜀文明的初生时期，它就是一个善于容纳和集结的开放性体系。“禹兴于西羌”，夏禹文化兴于西蜀而流播于中原及至东部吴越。三星堆文化一二期出土的铜牌饰与二里头夏文化相同，表明夏禹文化的西兴东浙是个历史过程。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的玉琮、牙璋与东方的良渚文化相似，表明东西部不同区域文化的特征交流和集结很早。三星堆青铜文明的诡异特色，主要表现在具有地方性的礼器和神器上，而其尊、罍等酒器和食器则和中原殷墟是一致的，这说明它善于在创造自己地方性特色的基础上，特别是在创造体现精神和心灵世界的神器的基础上，吸纳中原文化并与之交流。良渚文化与三星堆文化均以精美玉器为其特征，表明长江文化很早就具有一致性，这是彼此开放交流的结果。从历史的进程看，巴蜀文化北与中原文化相融汇，西与秦陇文化交融，南与楚文化相遇，并影响及于滇黔文化。正如四川的地形一样，崇山峻岭屏闭盆地， 使之易于形成为相对独立、自具特色的文化区域； 同时，盆地又犹如聚宝盆，使巴蜀文化易于成为南北文化特征交汇和集结的多层次、多维度的文化复合体。它的开放性还体现在很早就与外域文化相交流。它是著名的“南方丝绸之路”传输的集散中心， 三星堆遗址的海贝、金杖，表明与中亚、西亚及海洋文明有联系；新都画像砖上的翼形兽、雅安高颐阙前有翼的石狮形象，明显是安息艺术的影响。欧洲的罗柯柯艺术，同巴蜀唐宋时期的瓷器艺术也有着一定的关系。汉代的蜀郡漆器曾在蒙古的诺音乌拉和朝鲜的乐浪郡出土。唐代不少印度僧人流寓西蜀，带来佛教文化。“西川印子”和龙爪蜀刻曾流播于日本、高句丽。波斯人李家族世居成都，人谑称“李波斯”。这类文化交流例证可谓数不胜数。 作为农耕文明的典型，巴蜀文化自然有其封闭板结和落后保守的一面，这是自然经济带来的必然的特

征；但它确实又含有渊源于古典工商城市生活方式的极具开拓、开放性因素的另一面。巴蜀虽为盆地，虽为“内陆大省”，但它有很早就发达的“货贿山积”的工商业城市和充满向外扩张活力的水文化，努力冲破盆地的束缚，尝试突破传统、变异自我、超越自我。正是这种静态的农业社会的小农生活方式与动态的工商社会的古典城市生活方式的矛盾运动，构成了巴蜀文化既善于交流和开放，又善于长期保持稳定和安定的多采画面，引起了思想领域和思维方式的相应变化。掌握这一矛盾运动的特征，充分利用其开拓性、开放性因素的精华，对于推动今天四川城市化进程，无疑是有益的经验。

第二个特征是它的整体性。

巴蜀文化从其诞生时期开始，即开始了向大一统的中原文化凝聚和集结，实现“最广泛的文化认同” （美国学者亨廷顿语） 的历史进程。一方面，从文化认同角度看，其特质和内涵从秦汉以后即融入中原文化之中，成为汉族文化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从区域特色的延续性角度看，它又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以蜀人自身的思维方式，努力实践其区域性文化个性的更新与崛起。从数千年的历史进程看，巴蜀文化始源独立发展的时期相对甚短，而其与汉文化融合融汇的时期则较长，表明巴蜀人历代对于母体文化体系有最广泛的文化认同的整体观念和大局观念。

在巴蜀文化体系下，巴文化和蜀文化本是两支各具个性特色的文化。古语说：“巴人出将，蜀人出相”。四川所出四大元帅， 三个是巴人。而四川的著名文人则多数出于西蜀。这表明巴人和蜀人的文化性格是不同的。蜀人自古即柔弱褊陒，狡黠多智，而巴人则历来强悍劲勇，朴直率真。但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巴人和蜀人都能将迥不相同的价值观念和文化品味整合、融铸在一起，相反而又相成，

形成巴蜀文化的价值取向和审美情趣的整体性，整合为有别于其它区域性文化的巴蜀文明统一性。而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各自地方特色的价值体系和行为模式。我们仍然可以细致区分出：重庆人开拓进取性强，成都人思维细腻、追求完美。重庆人善于创业，成都人善于守业，二者又常常在生产、生活各方面能融洽地加以整合， 显出四川人共同的个性来。

这种整体性特征产生的社会根基在于巴文化和蜀文化虽是两支始原独立（一起源于岷江流域，一起源于汉水清江流域）的文化，但它们又是亲缘相近、演变的动力机制相近、具有共同性的生活结构体系的文化。所以，从西晋裴度的《图经》到唐代杜甫的蜀中纪行诗，直到１９世纪末法国人古德尔孟的 《四川游记》都一致认为巴蜀是“异俗差可怪”的“另一世界”，其文化心理结构，包括内隐的心态和价值系统具有巴蜀的个性。这种整体性的文化内涵说明巴蜀人善于将不同因素加以整合，善于恰当地将矛盾的因素融汇整合为突破传统、锲而不舍、奋发进取的积极力量，这对我们当前调整经济结构，整合不同心态， 将是一种有益的启示。

第三个特征是巴蜀文化的特色性 在于开创性与完美性的结合，在于顺应社会结构转型和更新的超前性，冒险性精神。

四川人在历史上一个突出的思想特征是先乱后治的精神。“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是句古话，最早见于明末清初人欧阳直公的《蜀警录》。而更早的渊源则可追溯到《北周书》上蜀人“贪乱乐祸”的说法。这一说法带有一定的贬意，好象是四川人好转，难治，刁顽。但如从文化学角度看， 它说明巴蜀人的先乱后治精神是一种建设性的竞争思想。郭沫若认为“能够先乱是说革命性丰富，必须后治是说建设性彻底”，这两方面结合起来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他还认为“四川人的丰富的革命性和彻底的建设性是由李冰启发出来的”，是“李冰的建设，文翁的教经，诸葛武侯的治绩，杜工部的创作”感化和启迪的结果。这是很有见地的。今天看来，先乱后治的精神，说明四川人的开创性、超前性和风险性意识强。它的社会根基正同巴人的冒险进取性、超前性与蜀人的追求完美性、稳定性的结合有密切关系。这种精神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仍有重要的价值。

承传巴蜀文化的特征， 构建四川的特色文化

认识巴蜀文化的历史定位和历史特征，对于今天构建四川的特色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上述三大特征对于培育四川人的改革开放意识、改革大局意识和开创跨越意识有着极大的作用。

通过巴蜀文化开放性的研究，可以充分认识巴蜀文化的特征：“封闭中有开放的活力，开放中有封闭的观念”。今天讲西部开发，讲解放思想，就要把握这一文化特征，对阻滞社会结构转型和更新的封闭性习惯势力要首先在观念上有重大突破和创新， 抑制其糟粕一面。而对极具开拓、开放性因素的精华， 则要善于发掘和积聚。只有这两方面研究和认识深入了，工作扎实了，解放思想，勇于开放的行为模式才能真正树立起来。

文化的整体性也是一种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的人本主义思想的体现。这种思想对于巴蜀文化特别突出。举例来说，巴界的方位观念就与北方和中原不 同。远在古代，中原人是东、南、西、北的观念顺

序，而蜀人所著《山海经》和司马相如的《大人赋》，其方位顺序观念则是南、西、北、东，这充分表明了巴蜀文化的独特性 。直到现在 ，成都人与北方人的方位观念也有明显差别。北方人习惯用语是向南向东来指示方向，这是以宇宙为坐标体系，人是服从于这个坐标体系的，所以用东南西北的坐标来指示方向。成都人的口头语是“倒左手、倒右手、端端走、抵拢倒拐”等话来表示方向，这是以 人的身体为中心，人是座标体系的主人，所以用人的身体的前进方向来指示道路。这种人本思想十分可贵。特别是在城市功能和结构以及城市布局日益趋同化、单一化的今天，城市生态与城市文态被建设性的破坏所消极影响的今天，用以人为本的思想来搞好环境配置，重视历史资源的保护，对于提升城市特色和城市形象是大有益处的。 从改革开放以来四川的发展例证来看，四川在县级经济改革、扩权试点、股份制试点等方面均曾走在全国前头，创造了全国第一的纪录，但这些纪录一是持久性不强，二是整体性滞后。这同历史上的情况类似，往往单个超前多，整体超前少，且不易持

久，这是巴蜀文化长期积累形成的消极因素，是需要整体性思想和大局观念来加以整合和消除的。

开创性、超前性和追求完美性的结合，这就是我们建设四川特色文化的方向，这就是我们通过巴蜀文化历史定位和历史特征的研究得出来的一些认识。

为什么中华民族及中国文化能生生不息绵延不绝

不管怎么说，本人认为我中华之所以能五千年生生不息绵延不绝，是在于儒家的思想。而不像欧洲分裂成那么多小的国家。我们先不去管他思想的好坏。他能够延续几千年而不灭。自然有他的可取之处。首先儒家强调的就是统一。不管哪个开国皇帝，他的思想就是首先就是把神州大地统一了，那自己才能比较自豪。其次是那些将领。不管哪个将领都想裂土封侯，自然而然就有了动力。所以哪个都能统一，统一之后，就是控制思想的时候了。

和平年代的到来。就是文化的兴起。大乱之后必有大治，文化的兴起，就表示盛世得到来。自然能够绵延不绝。

封建社会的文人，都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他们不管读儒家的书，思想。但是：“天，地，君，亲，师”不忘。礼仪廉耻是他们的座右铭，知忠诚，孝义。就算是一小部分人，试问他们能不把中华文明传承下来吗？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表现了生活在社会中下人们对国家的热爱，和保护家园的愿望。试问连低成人们都知道大义。我中华民族及中国文化为什么还不能生生不息绵延不绝？

我中华不管哪个战乱年代，都会有英雄的出现。他们或正义，或邪恶。都是用自己地理想去拯救社会。他们都是守护一方的安宁。

我们中华就是这些社会精英承下下来的。

不好意思，睡了。写的不好，请别介意啊

为什么说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呢？

1、汉字的使用，汉字为书写中华文化，传承中华文明，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标识。

2、史书典籍的流传，它能够使大量的史实记载下来，将丰富的史料积累起来，是中华文化一脉相传的重要见证。

3、中华文化特有的包容性。求同存异和兼收并蓄这一包容性，有利于各民族文化在和谐的关系中交流，增强对自身文化的认同和对外域文化的理解。

4、自古以来，中华文化对中国周边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形成了相对独立的中华文化圈及儒家文化圈，这一地区除了中国外，还包括日本、朝鲜、韩国、越南、琉球等地。

扩展资料：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表现：

1、独特性：中国的文字艺术、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在世界文化中占有重要的位置，独树一帜，独领风骚。

2、地域性：中华文化具有明显的区域特征，各地文化各有特色又互相交融。

3、民族性：在中华文化的百花园中，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异彩纷呈，都为中华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各民族文化相互交融，相互促进，共同创造了中华文化。

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世界文化大花园中一朵璀璨的奇葩。文化的力量熔铸在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中。才使中华文化绵延不绝、历久弥新。中华文化不仅对今天中国人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中国的发展道路，具有深刻的影响。

而且对人类的进步和世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传统文化出现及其延续至今的原因

一 传统文化出现的原因：

从一个现代人的角度来探讨中国传统文化的成因，务必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相当的了解和掌握。然而什么是中国传统文化呢？中国传统文化是指居住在中国地域内的中华民族及其祖先所创造的、为中华民族世世代代所继承发展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历史悠久、内涵博大精深、传统优良的文化。

以上可以看出，我们生活的每个角落都散发着中国传统文化的芳香，我们过的节日，我们欣赏的国画，我们读的诗词，我们喜爱的少数民族文化等。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一个具体的分类，我们可以将其分为宗法文化、农业文化、血缘文化。

然而对于任何一种文化的形成都是诸多因素的影响的结果，而并非是单一原因可以造就此番“奇景”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形成原因当然也不例外。但在这些众多的矛盾中，主要矛盾便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形成的主要原因。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劳动人民在劳动过程中不断发展创造的结果。这里，华夏民族的劳动便是中国传统文化形成的主要因素。

首先出现的当然是宗法文化。为什么宗法文化的产生也是华夏民族劳动的结果呢？在很多人看来，宗法文化的出现应该是初民们畏惧自然的结果，是在知识水平相当低下的时候出现的一种存在于心灵深处的信仰。因为在人类早期的生产生活中，面临着最基本的生存问题，在无法解决生活最基本问题的同时，初民们便把这中美好的愿望寄托在自然中某个物身上，或者干脆在自己心中塑造出一个可以寄托自己愿望的原型来。在加上对自然现象认识的不足，以至于对一些自然现象产生恐惧，便以为心中塑造的那个可以寄托希望的形象真的存在。所以，便有了宗法文化的形成和出现。

然而这种观点是先验的，是经不住实证的检验的。首先，这种观点忽视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事物，图腾的出现和意义。图腾可谓是宗法文化的具体表现。而图腾是初民们在劳动生活中积累起来的表现本民族的一个标志。然而我们发现，图腾多数是动物，而并不是什么神和鬼。而这种动物的形象却非是初民们坐在家里想出来的，而是在劳动生活中不断认识的结果。我们知道最初部落的图腾有“蛇”，有“鹰”，有“鱼”。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而非神和鬼呢。我们知道地域的差别会导致五种的不同。比如在这个地方，蛇会多些，而在另一个地方，鱼会多些，然而在这种层面上的比较分析，我们便很清楚的知道了图腾的来历。在初民们最基本的生活都无法保障的时候，蛇多的地方自然吃蛇的比较多，也容易捕捉，当然也最熟悉，了解的也最全面。所以在生活上蛇便给予了初民们最大的帮助，使他们的生存变得更加容易。于是，在经过几代人的积淀，便认定蛇是他们部落的标志，是最值得尊敬的东西。而并非是畏惧蛇，而把它放到大旗上。至于中华民族的图腾“龙”就更是这样了。“龙”是炎黄部落不断融合其他部落的同时，也把各部落的图腾做了融合的结果。这恰恰证明了是劳动人民劳动过程中不断发展和创造的结果。

再从宗法文化的内容来看，就更加显而易见了。中国的宗法文化有别于其他民族的宗法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宗法文化的优势在于它从哲学、科学的角度上揭示宇宙、社会、人生的本质和意义的，既是充分说理的，又可以让人进行实证，这些内容不是一般宗教能随便解释得了的。所以，它与一般的宗教是不同的，它的魅力在于比一般的宗教更具有说服力的。一般的宗教都是建立在信仰的基础上的，只有通过虔诚地相信，才能感到神的存在，不能问、不要问为什么，是什么道理。拿四书五经里的《易》来说，《易》可谓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宗法文化的典籍，在解释自然和宇宙现象时，都是在充分实证的基础上进行论述。在解释人性时，阐述的最为有深度，是紧紧抓住本质而向外辐射的，最具魅力的。如果按照前面的观点，是人类畏惧自然的结果而被动产生出来的，哪来的那么有实质性的东西，就更不用说经得住历史的考验了。在这个层面上进一步说明中国传统文化是主动发展和创造的结果，而并非是被动生成的。

至于农业文化和血缘文化，可以从一个非常简单的线面上去解释。正是华夏民族在劳动中不断发展和创造，才有了中国是最早进入农耕文明社会的成就。也正是劳动人民对于血缘文化的充分认识，才有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超强延续性和传承性。

在未来中国的发展中，我们始终不能忘记所有成就都是劳动的结果，中国的不断发展和勇于创造也只能依赖于辛勤劳动。

二 .传统文化延续至今的原因：

1.传统文化的价值

（1）特定意义

传统文化的主体是儒家文化，它的现代价值，首先表现在对其它文化的开放性上。这是中国传统文化能够发展到今天并在现代社会发生作用的一个基本的前提。但传统文化或儒学的开放性还有它特定的意义，那就是主张每一个体对于他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国家的开放性，强调个人对社会国家具有参与感。这种参与感的特点是重在参与的实践过程本身，而不是过分看重当下的功利性的结果。在如此的文化模式的熏陶下，人们能够暂时忍受艰难困苦，孜孜不倦地努力工作，这可以说是中国现代化实现的重要文化动力。在科学已经成为群体和社会的取向的氛围下，在群体的要求下接受和追求科学也就成为了约束自己行为的道德自律的真实内容。修身养性的自我品格锻炼可以转化为树立、培养和坚守对科学文明的向往和信念。在某种意义上，当代中国的科学热情前所未有地高涨，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伦理在促成和助长这一趋势过程中的积极的作用。而且，中国传统文化主张求变，《周易》讲："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可以说中国文化的现代价值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它大张旗鼓地宣扬通过变革以求发展的精神。可以说，变革与发展的互动，在当今中国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实践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如此的"正气"塑造出了坚韧不拔的民族精神，维系着绵延不绝的文化传统。但传统文化并非不重视物质生命的价值。以物质生命承传为基础的孝道思想，使承载于生命的道德意识和自然知识的传播推广受到重视，不论是为功名、为财富、为名声，它都鼓励人的积极努力。尽管这个"为"的有意识追求本身在宋明以后成为"人欲"，但作为一种内在的动力机制，它实际上支配着人的日常生活实践和价值追求。中国文化的核心范畴和中国人追求的终极的价值理想就是"闻道"。孔子说："朝闻道，夕可矣。"它既是传统的，迄今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发展；同时又是现代的，甚至与后现代文化也可以相容。一阴一阳和合而成之"道"，是"和而不同"的思维传统的产物。无论是阴是阳，任何一性自身都不是完善的，而不完善就需要向完善化方向发展，就需要异性的补充，就需要外来之性与自性的亲和与转化。这一点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为中西互补提供的最为重要的理论依据。 就流行的以天人分合模式看待中西文化及其价值的观点来说，中国文化既非典型的天人二分，也不是简单地一体合一。而是有合有分，分合互补。天人合一缘起于人与自然的原始亲和关系，道家的天人合一是建立在自然无为基础上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儒家的天人合一则主要是作为道德理想和精神境界发生作用，是儒家学者以伦理为本位建构自己的世界图景的产物。认识人与自然的差别并进行合理的调节，考虑和尊重人的价值，并使人的作用得到最充分的发挥，是天人有分思想最为重要的特点。正因为中国哲学是合一与有分的统一，所以并不缺乏作为哲学的基础的主体性的观念。相信人本身的力量，相信主体能够把握客体，既是天人之际思辨的最合理的内容，也为今天中国的现代化所必需。

（2）思想信仰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浓厚的人本主义色彩。中国最早摆脱了神的权威控制。尽管中国古代也存在各式各样门类繁多的宗教仪式，如祭天、拜祖等等，但神学真正在思想信仰层面对人的控制或曰束缚是极少的。“子不语乱力怪神”，“未知事人，焉知事鬼”，中国传统文化对鬼神采取的是“敬而远之”的态度；相反它更关注人，关心凡身肉体所构成的芸芸众生，子曰：“仁者爱人”，“泛爱众而亲仁”，提倡对人的关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精华。这一点，与我们当代社会提倡的以人为本和民主民本的理念是完全一致的，具有极强的时代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品质，以及灿烂的传统文化，为世界上许多国家所称道。这不仅对于树立中国的自信心，也对于世界文化的发展有重要意义。当功利主义、拜金主义日益侵蚀着人们的心灵，当人们面临“后工业化”、“后现代”的心灵荒原，当人们在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再也找不到价值信仰。中国传统文化“内倾”性品质，以及“内圣外王”原则，给了多少人以心灵慰藉。当人们不再相信正义、善良，不再相信博爱和同情；当人们专注于爱情的中，当人们只干着“损人利己”、“惟利是图”时，中国传统文化道德的纯粹性，给了多少人以行事准则，不再让他们在现代社会中找不到自我。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为许多外国人所仰慕和倾倒，故宫、长城总会赢得外国人赞叹。这种真正属于中国的东西，具有十分重大世界意义。英国著名历史学者汤因比曾经说过：如果允许他自由选择时间和国度的话，他说希望自己能够成为公元1世纪的中国人。可见，中国古代文化对外国人的吸引力。如今，好莱坞，频频从中国古代历史故事中取材，拍摄**，这都证明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性。在经济高度发展的今天，人们在开发和利用资源的过程中，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为其提供了准则。

2.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及其现代意义

（1）仁者的关怀：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本色彩

相对于以宗教为主导的西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浓厚的人本主义色彩。中国最早摆脱了神的权威控制。尽管中国古代也存在各式各样门类繁多的宗教仪式，如祭天、拜祖等等，但神学真正在思想信仰层面对人的控制或曰束缚是极少的。“子不语乱力怪神”，“未知事人，焉知事鬼”，中国传统文化对鬼神采取的是“敬而远之”的态度；相反它更关注人，关心凡身肉体所构成的芸芸众生，子曰：“仁者爱人”，“泛爱众而亲仁”，提倡对人的关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精华。这一点，与我们当代社会提倡的以人为本和民主民本的理念是完全一致的，具有极强的时代意义。

（2）道德的教化：构建文明的必然途径

除了对个体意义上的人具有强烈的人文关怀外，中国传统文化更注重对群体，伦理意义上的人的道德规范与教化。儒家有一整套道德规范体系，概括起来就是忠孝仁义。这种品德规范对于个体来说，内化为个人人格的修养，外化为在人伦关系中实践道德上的义务：尊老、、忠君等等。

这一点也是我们对传统文化争议颇大的一点：过去我们在批判传统文化时，总习惯于把封建文化中的三纲五常等作为首要批判对象，然后不计其余地把整个传统文化打入冷宫。如果我们转换一下思路，不难发现这一整套道德体系在某种程度上是促进了而非阻碍了当时社会的“和谐”与发展的。只是对于当代社会来说，我们需要的是剔除它（道德教化，或曰德治）在形式上所表现的不合理成分，去伪存真，弘扬一种现代社会正常动作所需的道德规范。而这种注重对人的道德教化，“以德治国”的思想，是非常值得我们今天构建精神文明所继承和发扬的。

（3）和谐：人生宇宙的至高境界

中国传统文化的另一大精华所在，便是和谐的思想。“以和为贵”，“家和万事兴”，“天人合一”中国传统文化在对待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等多方面关系的时候，总是自觉不自觉地把和谐放在了首位。儒家思想中的中庸之道，强调不偏不倚，及而不过，强调一种中和之美，协调之美。“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在中国传统哲学看来，人的品性与天地合一，四肢对四季，五脏对五行，中国传统文化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描述得至善至美，“天人合一”是一种合谐的境界，更是一种诗化了的人生宇宙的至高境界。

对于当代中国来说，中国传统文化所强调的和谐，不仅具有极大的社会意义，更具有强烈的美学意义，哲学的况味，它所能涵盖的不仅仅是我们日常所说的人与环境关系的范畴，而且上升到了人生信仰的范畴，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人人生境界的提升，弥补信仰上的迷失，具有深远而广泛的意义。

绵延不绝的长城文化是怎样的？

在春秋战国时期，地处北方的燕国为了防御东胡人的侵扰，开始修筑长城。在当时，赵国出于同样目的，也开始修筑长城。与东北地区有直接关系的是燕长城。

后据考古测定，燕国所修长城，大约起于河北省张家口，向东北延伸，经内蒙古自治区多伦、独石等境，东经河北围场，自赤峰，进入辽宁省境内，经过建平、阜新、彰武、法库、开原等地，跨越辽河，再折向东南，又经辽宁新宾、宽甸，向东直达鸭绿江畔，长达12000千米，几乎把辽宁全境囊括在长城以内了。

秦朝开国皇帝秦始皇统一中原后，又将各段长城连接起来，长度达万余千米。

据史书《史记·蒙恬传》记载:

因地形，用险制塞，起光，至辽东，延袤万余里。

其中辽东段长城，基本沿袭燕长城的走向。秦始皇连接长城的目的，就是为了防御北方少数民族匈奴的不断侵扰。

自汉代以后，历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至北宋、辽金、元各朝代，由于多种原因，都没有对长城进行大修，只是在秦长城的基础上，进行过小规模的修整。

南北朝时期北齐修筑了从山西省大同西北向东到渤海这段长城，就是后来山海关地方。这是一段新起的长城线路，为后来明朝在这里修建山海关奠定了基础。

辽朝是东北古代民族契丹人建立的王朝政权，它在东北的南、北两个方向修筑了长城。南部的长城主要设置在辽宁大连金州的南关岭附近，这里是黄、渤两海在辽东半岛上的最狭窄的地段，辽代称为“镇海长城”。

北部长城则修筑在满洲里和贝加尔的丘陵地带。辽代长城多为夯土版筑、壕墙紧密结合的特殊的长城。

金朝的建立者是东北古族肃慎的后裔女真族，他们一直受到北方蒙古族的威胁，便不断修筑长城，以防侵扰。金代长城又称为“界壕”、“边堡”、“边墙”等。

金代的长城东起嫩江流域的莫力达瓦旗，西至阴山山麓，全长约5000多千米。这是我国北方地区最北部的一条万里长城。

金长城的结构也是壕堑结合，先在墙的北部连续深掘两道或3道又深又宽的壕堑，用以阻挡蒙古强悍的骑兵。墙体则为夯土版筑而成，很少用砖，在重要的开阔地带往往修筑3道或数道城墙，长城的内侧按照等距离修筑有常驻军队的戍堡。

至明朝时期，明朝朝廷对长城进行了大规模修整，并建造了山海关，这对东北地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历史影响。

山海关的建成，很快就显示了它在政治上，特别是在军事上的重要战略地位。山海关与长城相连，以城为关，城高14米，厚7米，有4座主要城门，其北倚燕山，南连渤海，山与海之间，仅一线之通，地理位置非常重要，是明长城最重要的东北关隘之一。

山海关第一次把华北与东北截然分开，自此便成为两大区域的天然分界线。

在明朝时，人们把山海关以东的地区称辽东，即辽宁地区全境，统称“关外”，而把山海关以西，即长城内侧，统称“关内”，后又渐称“关里”。山东人、河北人、山西人，乃至江南地区的人居住在关外，统称他们为“关里人”。

在明代官方文件及官书如《明实录》中，又把关外称为“畿东”、“京东”，与“关外”具有同等含义。

明代在东北地区的行政建置，实际划分南北两个大行政区。南部行政区，北自辽宁开原，南达旅顺，西起山海关，东抵鸭绿江畔，相当于后来辽宁全部地区。

这一地区，明称为辽东，又称为“辽左”，是以其位居京师的左侧而称呼，被视同人的左臂，不可或缺。明朝为了防御蒙古族的袭扰，特在沿长城一线设军事重镇9座，辽东列为“九边”重镇之首。

自辽宁省开原以北，至黑龙江两岸，东至乌苏里江以东，北抵外兴安岭，为北部行政区。与辽东不同的是，明政府不往北部行政区派官，皆以当地少数民族的酋长作为各卫所的都指挥使司等官，管理当地各民族。

当地各民族定期向朝廷朝贡，与明朝保持着政治上的隶属关系。这样，在整个东北地区，以两大都司分辖南北，构成了明朝统治东北的政治与军事体系。

明朝朝廷出于对蒙古人和女真人的高度戒备心理，严加限定他们进入辽东地区，设置了开原3个关口，作为他们入贡的通道。他们进贡时明朝发给进贡者敕书，只有持有敕书的人才允许进关入贡，其他女真人或蒙古人是不可以随意进入辽东的。

明朝朝廷除了这种严格限制外，还在辽东地区如辽宁北镇、开原、抚顺等开设马市，允许少数民族来到此与汉人贸易。开市与闭市均有时间限制，当集市结束，他们必须返回自己的地方，不得留在辽东。

在清朝时期，清政府没有了北方少数民族的侵扰，因此不再修建长城，但却对山海关十分珍视，这里成了关内关外重要的通道和关卡。

“文明圣火，千古未绝者，唯我无双；和天地并存，与日月同光。”中华文化之所以绵延不绝，得益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