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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的艺术风格

2.项羽与刘邦的关系？从开始到亡

3.1893年是清朝还是民国

4.末代皇帝溥仪偷运出去的故宫国宝最后都去哪了

5.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宦官时代出现在什么时候？

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的艺术风格

《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内容丰富、思想深邃。哈洛尔德是个虚构的人物，在长诗中起了串联情节的作用。作品正是通过这个人物在欧洲的漫游，描绘了那里的旖旎风光、风土人情，凭吊和追忆了那里的历史，揭露和抨击了那里的时政，表现了作者反对侵略、反对压迫、渴望民主、渴望自由的心声，歌唱了民族解放运动和人民革命斗争的伟大。

《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的一个最基本的特征就是与社会对立的个人在诗中十分突出，即诗人的主观抒情在诗中占据突出的位置。书中情节只是表面上与那位站在作品中心的主人公形象（哈洛尔德）发生联系，实质上《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情节的全部结构都是为诗人的主观抒情所决定的。这种主观抒情，也是浪漫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在创作方法上最大的不同之处。

在《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中，恰尔德·哈洛尔德被塑造为一个英伦世家的公子，过着无忧无虑、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终于有一天，他厌倦了这种生活，开始出国远游。在旅行中，他不但欣赏了各地美丽的自然风光，熟悉了各个地方的风俗习惯，而且了解到希腊等国家的被奴役人民渴望自由解放的心声。他对英国以及与之结盟的欧洲势力所进行的侵略和掠夺充满了愤恨，予以无情的揭露和批判，称他们表面上温文尔雅、心慈善良，而实则是“抢劫一个多难的国家的最后一批盗党”。在《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第三章，拜伦则直接表达了对一切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反对，他讽刺地指出，在欧洲神圣同盟旗帜下，封建势力对被压迫人民革命运动的镇压意味着那个时代重新开始“向豺狼顶礼”。他对拿破仑充满了痛惜和纠结之情，既欣赏拿破仑在欧洲大陆掀起的革命狂飙，更惋惜他最终没能战胜自己的感情，成为“荣誉的牺牲品”，并使其他国家遭受不幸奴役。滑铁卢之战导致的拿破仑的失败，也并没有使欧洲更加进步和自由，这种政治观念的困惑和纠结使拜伦困苦不堪，无法找寻现实的解决方法。在《游记》中，拜伦还热情颂扬意大利、西班牙、希腊等国曾经辉煌壮烈的古代历史，讴歌他们的英雄，赞颂他们英勇反抗侵略的光辉业绩，以史鉴今，鼓励各国被压迫民族奋起反抗，为争取自由和解放而奋斗，拜伦本人也在对历史的追溯中，激起了自身的革命热情，勇敢地投入了希腊反抗土耳其奴役的民族解放斗争中。可惜的是，年仅36岁的拜伦身染疟疾，英年早逝，为希腊人民的民族解放和独立奉献了自己的生命，他用他的诗篇、他的生命谱写了一曲反抗封建专制统治的委婉动人的战歌，他亦犹如一颗流星，刹那间照亮漆黑的夜空，给地球上渴望民主与自由的人们以心灵的启迪和震撼。

它首先表现在对英国、对以“神圣”之名结盟的欧洲势力，及其形形色色的不义、掠夺和侵略进行无情揭露、愤怒谴责和辛辣讽刺。诗人评说那造成破坏的战争，无论往古还是当下，被“称孤道寡的蟊贼”所发动均“害人不浅”，“上帝呵！你的地球难道必须作他们的本钱”；怒斥那毁灭文物的劫掠，“以禽兽的行为残酷地拆下古代的遗迹”，“硬把不甘心的神明搬送到北国”。《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的前两章，将英人在欧洲的所作所为大白于天下：以救世主姿态出现，实际干着趁火打劫勾当，“自由的不列颠”成了“抢劫一个多难的国家的最后一批盗党”；责骂窃取希腊圣迹的苏格兰人艾尔金勋爵，“血液和他家乡海边的岩石一般冰冷，心灵跟岩石一样麻木、僵硬”；为有这样的同胞而痛心，叹息“爱自由的人民不应伤害曾经自由的东西”。在第3章里，诗人借滑铁卢战场抒怀之便，谴责欧洲一切形式的专制，尖锐指出，在“神圣同盟”卵翼下复活起来的欧洲封建势力的猖獗，标志着“向豺狼顶礼”重新开始。打败拿破仑，世界是前进了还是后退了？拜伦的深刻之处在于，他启示读者质疑：英国人的胜利，意义在哪？“高卢也许就此变一匹马，受缰绳的束缚；但世界能更自由了吗？”因此，对待“法兰西的坟墓，要命的滑铁卢”要具体分析，“应先把效果估计，再来颂扬这种胜利”。且由是而对一向钦佩的波拿巴给出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这“世界的征服者与俘虏”最终“成了荣誉的牺牲品”，是的，也许因为太过虚荣，虚荣使之刚愎傲慢，这在大人物身上有时就成了致命的缺陷，所以，“你能倾覆、统治和重建一个帝国，却管不住自己最起码的感情，无自知之明，不知盈虚的道理，人有旦夕的祸福”。诗人的观察不独停留于国际政治、军事、外交层面，还触及个性深处和宇宙规律的奥秘。

其次，对各国人民争取自由、独立和解放的斗争热烈赞扬，并寄予同情和声援；讴歌西班牙、希腊、意大利等国“壮烈的古代”，以激发这里的人为自由而战，成为长诗最激动人心的主旋律。无论盛誉西班牙争取民族独立的历史传统，歌颂她的儿女反侵略的英雄业绩；还是痛悼希腊被土耳其奴役的现实，凭吊古战场追念故国之伟大；或者缅怀古罗马的无上光荣——那“曾是国民皆国君之国”“征服陆地和海洋”——表示自由终将会取得胜利；无非都是一个意思，便是放弃幻想，靠自己的力量获得解放。

《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中哈洛尔德的孤独、抑郁，乃至悲观。他鄙视上流社会的虚伪、狡诈、假意逢迎、溜须拍马，他为寻找那份人类的纯真而远走他乡，把自由的狂想揣在心里，试图从异域他乡找到自由的种子。然而，随着哈洛尔德的不断旅游，他却愈益感到人心不古和世态炎凉，他用一种近乎抑郁的眼睛旁观某些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应该说，拜伦写到这一章的时候，自身也充满着困惑，他还没有从沉重的现实中找到实现自由和梦想的方法和途径，内心一直伴随着冲突，一如哈洛尔德的游历，所到的地方几乎全是英灵圣迹，都是人类英雄的“昨天”，与当时的时代现实格格不入，“今天”几乎被忽视了，被压抑在心灵的角落，而哈洛尔德的心也变得冰冷，开始鄙视这个世界，然而，他却又对世人具有不可思议的热情，使他愿意为世人赢得更美好的未来。哈洛尔德身上的这种矛盾人格，使他有时无所事事，有时又洋溢着革命热情。他洞察时事，勇敢揭露时政弊病，坚定无畏，俨然一个反对封建君主专制的英勇斗士。拜伦对哈洛尔德矛盾人格的刻画极具人格魅力，真实而生动，也成为拜伦式英雄人物的典型，一方面，他们困惑、孤独、抑郁而悲观，一方面，性格又十分叛逆，不满现实，桀骜不驯，富有抗争精神。他们既对贵族阶层极力反对，又不想与普通人民群众有所联系，因此，经常使自己陷于困苦的精神深渊。其精神渊源，大概与拜伦的人文主义思想和受到法国大革命思想影响有关，促使哈洛尔德们更多地思考关于人自身的问题，如平等、自由、尊严等，并获得前进的动力，从而迸发出人性的不屈不挠、勇于奋争的精神之美。

有人说，恰尔德·哈洛尔德的形象有着拜伦明显的自传性质，其实不尽然。在这部作品中，拜伦觉得按照查尔德#哈洛尔德对什么都不感兴趣的这一性格，不能表达诗人自己对所有事情的积极关注，于是他索性把恰尔德·哈洛尔德放在一旁，自己站出来说话，表达了他对一切压迫者的抗争和对一切不幸者的同情。如果说恰尔德·哈洛尔德的形象中有诗人拜伦部分的生活影子，也是符合实际的。因为拜伦毕竟是一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他的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和个人主义、悲观主义的立场，当然要在他的作品中得到反映，从而损害了作品的思想价值。

《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属于游记体的叙事长诗，作品有浓郁的主观抒彩。该诗除了有恰尔德·哈洛尔德这一主人公之外，还有一个抒情主人公，就是诗人自己。恰尔德·哈洛尔这一形象，正如前文所说，在作品中仅起到串联情节、结构故事的作用，可把他称作叙事主人公。而抒情主人公即作者自己，在作品中公然站出来，面对现实，直抒胸臆，天马行空，不受羁绊，爱其所爱，憎其所憎，其浪漫主义的艺术倾向强烈地感染着后世成千上万的读者。 浪漫主义

浪漫主义作家接受卢梭和18世纪感伤主义文学中“回归自丛”的思想影响，声称自己是“自然诗人”。重视写景抒情，寄寓情怀，以表达他们对黑暗现实的不满和反抗，抒发自己对自由的向往和理想的刻求。在这方面，《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无疑是成功的范例。抒情主人公热爱大自然，把大自然当作自己的“知友”，“细读阳光写在湖面上的诗篇”，拜伦以饱兹感情的笔触所描绘的大自然，无论是波涛汹涌的大海，日夜奔腾的江河·还是挺拔峻峭的山峰，雄伟惊险的战场，抑或是瑰丽多采的田园，风景如画的山村，……无不逼真传神，栩栩如生，充满着活力，跳动着诗人的脉博，请看长诗开篇“晚安曲”的描写：

“再见，再见：我的家乡，

快消隐在卫色的波涛上，

海潮在咆哮，晚风悲叹，

成群的海鸥呀厉声呼唤。

夕阳在海边渐渐下坠，

我们的船儿扬帆追随；

再见吧，太阳；再见，

我的祖国一祝你晚安！”

诗人用真切的语言描绘了特定环境中的富有特征的景物，将依依离别的感情溶注到景物描写之中，情景交融，天人合一，发挥了寄情于景的动人作用。这正如德国大诗人歌德所赞扬的那徉：“对，拜伦在这方面是伟大的，他的描绘有一种信手拈来，脱口而出的现实性，仿佛是临时即兴似的。”

表现手法

另一个显著特征点是鲜明的对比手法。拜伦运用此描写方法，其目的是突出表现他所要强调的内容。例如，自然与社会的对比，人民与统治者的对比。

艺术对比是浪漫主义诗歌重要的表现手法。法国作家雨果在1827年写的《〈克伦威尔〉序》，被看作是浪漫主义的宜言书，他在这篇著名的论文中，提出了美丑对照的艺术原则，为艺术家所遵循。其实，早在这篇论文发表之前的十余年，拜伦的《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中就具体实践了这一原则，这部长诗对艺术对比的运用，多种多样，比比皆是，概言之，这里有希腊人民的爱国壮举与皇亲国戚卖国求荣的对比；希腊光荣的过去与屈辱的现状对比；被压迫者艰苦卓绝的斗争与统治阶级纸醉金迷的生活的对比；各国人民敦厚热情、豪爽勇敢与英国贵族奢侈挥霍、自私自利的对比；壮美的自然景色与黑暗的社会现实的对比，等等。通过上述种种对比，加强了诗篇画面的立体感，充分地表达诗人的爱憎，深化了作品的题旨，增强了长诗扣人心弦的艺术魅力。

总体上看，拜伦是个讽刺诗人，英语也是种长于讽刺的语言而英国文学又具有伟大的讽刺传统，他乃该传统最出色的传承者和发展者——尽管兹时还刚拉开帷幕，及到《唐璜》，就成名副其实的讽刺之王了——一般来说，其讽刺无处不在，尤其那些议论性的诗行，只是不着痕迹而已，当然也更耐人寻味。举一例：（讥嘲为暴君丢了命的炮灰们）“他们的名字，用作短命的诗歌题材或许会保存在歪诗里”；再一例：（讥嘲堕落的民风）“爱情和祈祷不分。或者祈祷完了就去谈情”；又一例：（讥嘲水性杨花）“她是否像有些女人，爱自己的丈夫；或者爱别人的丈夫呢？”微妙的讽刺潜隐在诗句的脊髓里。

叙事结构

长诗最具创新处可能表现在叙事结构上。它既不是通常的第三人称，也不是纯粹的第一人称，而是被赋以如此一种形式，即在基本的第三人称叙述体系中，自如地插入第一人称的抒情或评点。该结构方式的最大特点在于给了诗人比较充分的自由，他可以不太顾忌约束发挥其绝对的主体性，因此便能够天上地下、打破时空序列、任由思想的翅膀驰骋翱翔。当然，保持叙述事件必要的连贯与进展也是一个挑战，虚构的哈洛尔德于是派上了用场，他被叙述者推着行进在大致规定的路线上，从而保持了长诗的统一性。此结构与其说适应记录巡游事件的需要，不如说便于主观抒情的方便，最契合浪漫主义的天马行空。何以诗人经常借题发挥，洋洋洒洒、滔滔不绝，使表现的天地无限广阔，原因在兹。这颇合拜伦个性的结构方式屡见于其后来的创作，及《唐璜》臻于从心所欲的至高境界。

拜伦式英雄

浪漫主义诗歌往往塑造孤独的叛逆形象，揭示个人和社会的对立，宣扬个性解放的思想。《游记》中的哈洛尔德，是英格兰的贵族青年。原先，他沉醉于通霄达旦的狂欢，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后逐渐厌倦了这种上流社会的空虚、无聊的习气·不满英国冷酷的“文明”，为了排遣内心的忧郁、苦闷，便决定走出罪恶的旋涡、远离家园故园，“去浪游海外炎热的地方”，寻觅人生出路。然而，他孤独高傲的性格，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未能给他带来新的祈求和希望。在最初的两章里，这位优郁的主人公，对葡萄牙的自然风光，对西班牙人民抗击外国侵略者的英勇斗争，视若无睹，无动于衷；经过“旧日的战场”，“心是冰冷的”，“眼是漠然的”。即使对于爱情，也不能，点燃他的心灵之火。因此，他逃避生活，离群索居·也就无法得到他所渴望的自由，求得内心的平衡。在长诗的第三章，诗人指出哈洛尔德“自己最不适合与人们为伍”，他“孤独而且骄傲，宁离人间去独自生存”。

总之，他不愿接近群众，没有勇气去干预生活，始终未能摆脱他那优郁、孤独、失望的个人主义和悲观情绪，哈洛尔德的形象概括了当时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资产阶级民主知识分子既不满现实又找不到出路的典型特征，是拜伦世界观中消极方面的反映，正如别林斯基所说，拜伦通过“各种奇妙的艺术形象”，传达出“自己高傲心灵的叹息”，哈洛尔德是诗人笔下第一个“拜伦式英雄”，属于欧洲许多浪漫主义作家所塑造的身患“世纪病”的“世纪儿”之一，为浪漫主义诗歌人物形象刻画方面的重要标志。

项羽与刘邦的关系？从开始到亡

公元前202年，在垓下，“四面楚歌”的西楚霸王项羽已经被刘邦的汉军逼入了绝境，曾经的10万大军，如今已仅剩28个骑兵。面对茫茫多的汉军骑兵，项羽仍展现出了战神般的战斗力。仅用28个骑兵，便斩杀了汉军数百人。

在乌江边，项羽下马步战，又单独击杀汉军一百多人。经历了一系列苦战，项羽身被十多个创口，已经精疲力尽。正在这时，前方突然驰来一个汉军骑士。项羽一看，远远地对那位骑士说：

“若非吾故人乎!”

原来，此人名叫吕马童，是陕西好畤人。刘邦入关后，吕马童作为骑将，加入了刘邦阵营。至于项羽为何会认识刘邦阵营的骑士，史料并没有记载。我们只知道，两人确实认识。

吕马童并没有回应项羽，而是径直对自己的上司王翳说：

“看!此人正是项羽!”

项羽见吕马童不答话，于是朗声说道：

“我听说汉王出价千金购买我的头，还可以封万户侯，我就用我的头来酬谢友人吧!”

言毕，项羽即拔剑自刎，倒在了乌江边。汉军官兵原本恐惧于项羽的神勇，皆不敢近身。如今项羽了，士兵们却争先恐后地争抢他的尸体，毕竟只要得到一块尸体，就能取得旁人望尘莫及的富贵。

在这场残酷的争抢战中，汉军官军自相残杀、相互践踏，竟有数十人当场亡。最终，这场残酷的比赛决出了五位胜利者，分别是王翳、吕马童、杨喜、吕胜和杨武。其中，王翳取其头，其他四人取其四肢。

对于项羽乌江自刎的细节，司马迁为何了解得如此清楚?这是因为当年抢到项羽一只腿的杨喜，正是司马迁女婿——杨敞的祖先。由于有五人分割了项羽的尸体，因此刘邦只好将万户分为五份，每人都分到了将近2000户。

项羽后，楚地皆为汉军平定。唯有项羽本来的封地——鲁地还未投降。因此，刘邦带领天下之兵，欲将鲁地夷为平地。但到了城下，刘邦却听到，鲁地的书生们仍然弦歌不绝，谈笑风生，决心为项羽节。

刘邦平生最看不起儒生。每次见到儒生，刘邦都会脱下他的帽子，用来当夜壶。但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明明已经贵为天下，手握百万强兵，而最后挡在他身前的，并非所向无敌的项羽，而是一群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因此，刘邦被深深地震撼了。

于是，刘邦当众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我要给项羽举办隆重的葬礼!”

首先，刘邦拿着项羽的头，展示给了鲁地的父老。并声称，他绝不会侮辱项羽的名誉。得到了刘邦的许诺，鲁人这才放下武器，打开了城门，天下终于归于一统。

随后，刘邦以鲁公之礼，将项羽隆重下葬。面对项羽被肢解的身体，刘邦竟然当着所有人的面，亲自为项羽举哀，并嚎啕痛哭。同时，刘邦还当场宣布：

“项羽所有的亲属皆不得诛杀，封项伯等四人为侯爵，皆赐姓为刘。”

有人或许要问，刘邦与项羽交战三年，被项羽揍得狼狈不堪，甚至有几次都差点被项羽杀掉，连父亲、妻子都被他俘虏。照说，刘邦应该非常憎恨项羽才是。不仅不应该为他发丧，而且还应杀尽他的家人，斩草除根，用以泄愤。因此有人认为，刘邦为项羽发丧是“猫哭耗子假慈悲”，纯属作秀。

但在笔者看来，刘邦确实有作秀的成分，但其中也确实有真情流露的地方。这是因为，刘邦与项羽本是就是忘年知己，曾是在一个战壕里奋战的兄弟。

刘邦斩蛇起义，以丰、沛地区为根据地。但是由于部将雍齿的背叛，刘邦失去了，成为没有基地的流寇。而正是在这紧急时刻，项羽的叔叔项梁雪中送炭，为无钱、无兵又无粮的刘邦送来五千精兵，帮助他收复丰邑。

在与秦军的作战中，年过五旬的刘邦与24岁的项羽一见如故，并约为兄弟。此后两人形影不离，一起转战于城阳、濮阳、定陶与雍丘。在此期间，刘邦与项羽所向披靡，战无不胜。

项梁惨败给章邯后，楚怀王收拾了残局。他兵分两路，一路由宋义、项羽带兵北上救赵;另一路由刘邦带领，一路西进灭秦。原本，项羽想与刘邦一起攻打关中，但是楚怀王却执意不许。正是这一决定，让刘邦、项羽两个忘年好兄弟从此分道扬镳，成为彼此最大的对手。

最终，项羽在巨鹿之战击败了秦军50万，秦朝主力从此丧尽;而刘邦从武关攻入关中，在蓝田之战中击溃秦军最后的精锐，一举灭秦。在此战中，刘邦、项羽奇正结合，卒亡强秦。因此这场战争也被称为“刘项灭秦”。

但是灭秦后，项羽和刘邦却为了争夺天下，展开了激烈的冲突。原本，占据人数优势的项羽可以轻易杀刘邦。但即使在鸿门宴上，项羽仍旧放了刘邦一马，甚至还帮他揪出了内鬼——曹无伤。不仅如此，项羽还将刘邦封为汉王，可谓是仁至义尽了。

毕竟一山不容二虎，项羽想得天下，刘邦何尝不想，两人的冲突，最终演变成激烈的楚汉战争。再这场战争中，项羽一开始占尽上风，刘邦百战百败，只能被动防御，甚至连自己的父亲和妻子吕雉都被项羽擒获。

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刻，项羽曾押着刘邦的父亲到达阵前，威胁要将他活活煮。然而刘邦却满不在乎地说：

“当年我们曾约为兄弟。我爹就是你的爹，煮了咱们的爹，记得分我一口汤啊!”

面对如此侮辱，性格残暴的项羽理应直接烹杀刘太公，但是项羽并没有这么做。显然在他心里，刘邦确实曾是他的好兄弟，脸面已经撕破，但情义仍在。

项羽对刘邦尚存情义，刘邦何尝又不是呢?有时候，唯有对手才是知己，只有对手之间才会互相理解。如今刘邦威加海内，称孤道寡，再也没有人能站在与自己同一个高度来理解自己。试问刘邦如何会不悲哀呢?

在笔者看来，刘邦对项羽的哀哭，在很大程度上稳定了天下的局势。项羽部下众多，并一直观望着刘邦对他们的态度。如果刘邦用强硬手段对付项氏宗族，难保他们不造反，到时候天下战事再起，恐怕难以收拾。而刘邦以宽仁之心对待项羽，同时也是为了让这些潜在的敌对者宽心。

毛主席曾说：“刘邦在封建统治者之中，是最厉害的一个”。而他厉害在哪呢?我认为，他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他恢弘的气度。而正是这种气度，为汉朝打了一个良好的基础，使之坐拥440年的江山。

1893年是清朝还是民国

民国1年是1912年，所以1893年还没有到民国时期，还处于清朝未期。

清朝（1636年? -1912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共传十二帝，统治者为满洲爱新觉罗氏。从努尔哈赤建立后金起，总计296年。从皇太极改国号为清起，国祚276年。从清兵入关，建立全国性政权算起为268年。

扩展资料

清朝灭亡后，根据《清室优待条件》，清室成员得以继续住在紫禁城中，宫廷内尊号、待遇、年号保持不变，保留太监、侍卫、宫女，保留内务府、宗人府、慎刑司等机构，依然称孤道寡，封官赐谥，保持帝王气派，与民国政府分庭抗礼，俨然国中之国，史称“逊清小朝廷”。]

1917年6月，盘踞徐州的清朝将领张勋利用黎元洪与段祺瑞的矛盾，率5000“辫子兵”，借“调停”为名于6月14日进北京。急电各地清朝遗老进京，“襄赞复辟大业”，拥戴已退位的清末代皇帝溥仪复辟，史称丁巳复辟，但只持续12天而终。

1924年11月5日，溥仪被冯玉祥驱逐出紫禁城，但依旧被部分清朝遗老旧臣尊为皇帝，在北平什刹海、天津张园、静园等居住地内依然继续维持着的一个微型小朝廷，史称“后逊清小朝廷”。

末代皇帝溥仪偷运出去的故宫国宝最后都去哪了

民国成立初期，溥仪等人还住在故宫里。按照南京临时政府与清政府议和代表商定的清室优待条件，溥仪等人还居住在故宫。民国政府每年拨发400万两白银，供溥仪等人日常使用。

照说，这400万两白银也是一笔巨款，完全足够溥仪等人开支。然而，溥仪等人过惯了豪华奢侈的生活，而且当时国民政府财政吃紧，经常不能按期交付“清室优待费”，所以常常入不敷出。另一方面，在出国留洋的引诱下，也为自己留好后路以防不测，他开始了监守自盗的行径。

但是，毕竟是做贼心虚，不敢公然将紫禁城所珍藏的国宝毫无顾忌地公开运往宫廷之外，于是，他挖空心思，想出一个两全之策，既要将宫中宝物盗出宫外，又不至于露马脚。采取的是以“赏赐”溥杰为名的手法，使得盗运国宝的行径披上了“合理”的外衣。恰值溥杰在宫中“伴读”，每天均要出入紫禁城，为他们的盗运之举提供了作案的方便条件。

从1922年9月4日正式开始“赏赐”。他们把盗运的目标首先放在宋、元版珍贵善本书上。

溥仪在盗运善本书得手之后，便把贪婪的目光盯在了历代的法书名画上，因为溥仪深知这些名迹的珍贵程度。可以这样说，溥仪对书画等艺术品还是颇有兴趣的，这主要是受其客观的政治环境所致。溥仪在逊位后的12年间，仍在北京紫禁城里称孤道寡“关上家门做皇帝”，既无军国大事，亦无朝政过问。溥仪无事可为，便要找点事情做一做，于是便开始了对宫中珍藏的历代书法名画的清理和鉴赏。

清代自嘉庆以来，国事多故，也开始走上了衰弱之路。道光、咸丰、同治、光绪诸朝的皇帝已被内忧外患的国事搅得焦头烂额，无暇顾及他们本不感兴趣的书法艺术，真令人怀疑他们对宫中历代名迹从未展阅过。对此，溥仪的回忆是最好的说明：“我16岁那年(1921年)，有一天由于好奇心的驱使，叫太监打开建福宫那边一座库房，库房封条很厚，至少有几十年没有开过了。我看到满屋都是堆到天花板的大箱子，箱皮上有嘉庆年的封条，里面是什么东西，谁也说不上来。我叫太监打开一个，原来全是手卷字画和非常精巧的古玩玉器。后来弄清楚了，这是当年乾隆自己最喜爱的珍玩。乾隆去世之后，嘉庆下令把那些珍宝玩物全都封存，装满了建福宫一带许多殿堂库房，我所发现的不过是其中一库。”

所以在宫中的书画藏品中也就看不到嘉庆之后诸位皇帝的鉴赏印记，倒是末代皇帝薄仪令罗振玉篆了“宣统御览”、“无逸斋精鉴玺”的印文，交由王福厂刻成，再令清理、鉴赏字画的大臣们将其钤在书画作品原件之上，与其说溥仪当时有什么鉴赏才能，倒不如说他怀有一种不可告人的意图，促使其如此所为的。

意图之一便是沽名钓誉，附庸风雅。因为早在乾隆九年(1744年)即对清宫书画藏品进行了第一次鉴定整理工作。以所贮宫殿为序，按书、画册、卷轴分类，逐件鉴定，区分上等、次等，用千字文编号，分详简逐一著录；上等品钤"乾隆御览之宝”、“石渠宝笈”外，加钤“乾隆鉴赏”、“三希堂清鉴玺”、“宜子孙三印”，称“五玺”。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又进行了第二次鉴定整理工作，鉴藏的印迹除原来“五玺"和贮藏宫殿印记外，加钤“石渠重编”和“石渠定鉴”，称“七玺”，乾隆逊位后，又添钤“太上皇帝”、“古稀天子之宝”、“八徵耄耋之宝"等大玺。至嘉庆二十年(1815年)，进行了第三次鉴定，所钤嘉庆诸鉴藏印亦仿乾隆五玺、七玺格式。

溥仪觉得既然列祖列宗都已钤玺盖印，他便效仿着也堂而皇之地盖上自己的鉴赏章。

意图之二是简洁而明确，摸清底数，以便“赏赐”为盗运出宫作准备。

清宫所藏的法书名画，主要分贮在乾清宫、养心殿、重华宫、御书房等处。

宫中的书画，立轴有锦套，册页有绫锦包袱，手卷也有为宅专制的淡黄或淡青花绫包袱，白软缎作裹，上面钤印墨色所报书画的品名、作者的姓名、年代，以及评定等级在内，每件均为专用，不得混淆。除此而外，每件作品都定制有白玉撇子，正面浮雕图案，裹刻品名，并填赤金，文字与包袱皮裹一致。每件书画都有楠木匣盛装，其长短大小是根据书画本身的体积订做的。各处收藏的书画原先用的事大立柜，多为紫檀制成，有的高达屋顶，存放相当方便，提取也不太费事。另外，每件书画品名上加一个编号，提取时按号查找柜架。在溥仪的“赏赐”目录中绝大多数的作品都记有字号，最多的为“静”字号，次为虽列号而缺编字的，再次为“永”字号、“长”字号、“海”字号。

虽然神武门、北上门等出入紫禁城的大门仍由民国步兵统领指挥的“内城守卫队”把守，但溥仪觉得这还是不能对他实施盗运书画的计划构成威胁，因为成功地运出善本书的行动，一直在对他起着打气鼓劲的心理作用。既然善本书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盗运出宫，那书画的盗运又有何难呢?

溥仪仍然是仿照盗走善本书的办法，首先选择手卷的册页，因为它的体积较小，看起来不显眼，不至于引起警卫的注意，较容易蒙混过关。同时一向由太监携带的黄绞袱出出进进，跟着溥杰一道，值勤的人员司空见惯，熟视无睹，也就不予理睬也懒于过问，于是就听之任之，畅通无阻了。

溥仪第一次“赏赐”给溥杰的书画竟达10件。从同年12月9日起，他们见守门的警卫马马虎虎、麻痹大意，形同虚设一般。于是他们便乘机增加了每次盗运的件数。15件，20件，25件，贼胆越来越大，简直是肆无忌惮。12月27日的“赏赐"，一次竟高达30件，其中包括：(明)唐寅《野航雨景》、(元)赵孟頫《乐志论书画合璧》、(宋)马远《溪山秋爽图》、(宋)赵伯驹《蓬瀛仙鹤图》、(明)文征明《赤壁赋图》、(明)仇英《五百罗汉图》、(元)黄公望《溪山无尽图》。

1923年1月5日后的“赏赐”中，有好几次竟达到35件之多。就是用这种逐次递增，分批盗运的方法，溥杰、溥佳这两位“皇帝”的伴读几乎每天从紫禁城回去，都带走几大包书法名画。开始还是几天分两次来“赏”，随后干脆就一次“赏”出，其真正的企图就是要把宫内这一批书法名画全部盗出。

由此可知，溥仪在他的所进行的“赏赐”活动中也在采取多方面手法，不但是掩耳盗铃欺骗自己，更为狠毒的是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来个消灭罪证，不列入清单，撕去原来的伪装，变本加厉、无所顾忌，暗中窃取，连负责管理看守的太监们也被蒙混过去，留下的只能是一笔整理不清的糊涂账。

溥仪盗运国宝的计划绝非仅限于法书名画卷册部分，他是要把故宫中能盗运的国宝全部偷出宫外，据为己有。经过两个多月连续不断的“赏赐”，原藏的书画卷子，已基本上被洗劫一空，至于册子，所剩下的也十分有限，仅有画轴还没有动手。这些未动的画轴和极小部分的册页，并非是溥仪一伙“良心”发现而舍不得动手，而是客观上存在着不易克服的具体困难，主要是画轴的体积太大，有的还太长，无法进行包裹，明晃晃地往外拿又唯恐露马脚。正在研究安全又保险的新的盗运方法之时，就遇上动荡的政治时局和国内的形势发生了剧变。

1924年，占领北京的冯玉祥国民军把贿选出的“大总统”曹锟软禁在故宫武英殿后侧的“延庆楼”，紫禁城外的“内城守备队"已被冯玉祥的国民军改编，并加强了对紫禁城的兵力和监护。在这种形势之下，溥仪原拟的密谋计划，显然遇到了强大的阻力。所以说，是时局的突变迫使溥仪等有所收敛，暂时停止了盗运活动。只要时局再变，来了可乘之机，溥仪他们还会想出新的花招，直到把所有的书轴盗尽为止，这才是他的最终目的。

溥仪盗运出宫的书画精品的珍贵程度，用言语是难于表达，更是无法估价的，其中有东晋王羲之《破羌帖》、《曹娥碑》、《二谢帖》，唐欧阳询《行书千字文》，唐玄宗李隆基《毛应佺知恤诏》的亲笔墨迹，宋徽宗赵佶《后赤壁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亲笔原稿等等。在绘画方面，有东晋顾恺之《洛神图》、《列女仁智图》，隋展子虔《游春图》，唐阎立本的《职贡图》、《步撵图》，宋李公麟《女史箴》、《九歌图》、宋代马远、夏圭以及马麟各自画的《长江万里图》等。

至于溥仪从北京故宫中盗运出的珍宝、古玩、金银器皿则无记载，但据一些当事人的回忆和从后来的流散情况看，数量也不少。溥仪的堂弟溥佳幼年时曾作为溥仪的英文伴读，经常出入宫禁，他曾回忆说：“溥仪出宫的前两天，我们趁养心殿无人的时候，从保险柜里取出些便于携带的珍珠手串等物，分装在两个小手提箱内，准备带出宫去。”

溥仪从小就喜欢玉器，见得多自然也就对玉器有一定的鉴赏水平，溥仪从北京故宫盗运的珠宝翠玉中以玉饰为最精，价值也很昂贵，其中玻璃翠玉有许多，大小形状不等，都是难得的珍品，还有重几十克的金刚宝石、印尼产猫眼石、红宝石、翡翠等等珍宝。

1924年11月5日，溥仪带着皇后婉容、淑妃文绣以携带生活用品、首饰为名带着部分珠宝玉器，乘坐着民国政府准备的 汽车 ，由鹿钟麟、张璧陪同，驶出紫禁城，到达前北海沿的醇亲王府他的生父载沣家。溥仪看到王府门前及四周布满了荷枪实弹的国民军士兵，就径直向王府走去。此时溥仪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无人知晓，人们只是看到他紧紧地闭着嘴，神情严肃沮丧，带有一丝无以名状的失落感。但失落之中仍有几分欣慰之色。原来溥仪想到了他和溥杰从北京故宫中盗运出的奇珍异宝，虽然曾在醇亲王府内集中存放一段时间，但庆幸的是已全都转移到天津日租界那个安全所在，这就足以保证他一生的荣华富贵。

溥仪盗出的国宝是怎样运到天津的

溥仪、溥杰等从北京故宫盗出的国宝，在醇王府内集中存放了一段时间便全部转移到天津的租界内。对此溥仪的堂弟也是他的宫中伴读盗运国宝的局内人溥佳的一段自述所言所据：

因为早在1922年前后，由于北京经常受到战火的威胁，深恐溥仪一旦不能在宫内居住时，就无处可以避乱，就由我父亲(载涛)在天津租界代溥仪买了一所楼房。

这批国宝运往天津时，又费了一番周折。这些书籍、字画，共装了七八十口大木箱，体积既大、数目又多。在出入火车站时，不但要上税，最害怕的是还要受检查。恰巧当时的全国铁路督办孙宝琦是载抡(庆亲王载振胞弟)的岳父。我找了载抡，说是醇亲王府和我们家的东西要运往天津，请他转托孙宝琦办一张免验、免税的护照。果然很顺利地把护照办妥，就由我把这批古物护送到了天津，全部存在戈登路166号楼内。有了这批稀世之珍来作溥仪将来生活和留学的雄厚资本，所以认为去天津居住最为相宜，可以说是有恃而无恐。

1925年2月23日，溥仪来到天津，不久便将戈登路所存全部国宝移到张园，后又移到静园。

存放在天津的国宝是如何运往长春的

后来，溥仪在伪满洲国皇帝宝座表面上坐稳之后，当然不会忘记他在天津所收藏的那批国宝，这是他在经济上最大的寄托和所拥有的无价财富。运不运到伪满洲国来?即便是运又是怎么个运法?在天津有他父亲载沣以及若干亲信看守着这批珍宝，又有日本警察署为之撑腰，当然不会出现什么差错。运到“新京”来，放在溥仪的身边，心里总会平稳些，但运来之后又怕发生意外，日本人会不会打这批国宝的主意呢?

正当溥仪还在犹豫打着他的小算盘之时，日本人早已对此确定了既定方针。因为日本人对这批国宝的重视程度毫不逊于溥仪，将其全部运到长春，更有利于对溥仪的全面控制，尽管放在天津日租界相对来讲亦可说是掌中之物，但总有一种鞭长莫及之感。日本人又何尝不觊觎这大量的国宝，一到时机成熟，任何时候都可成为囊中之物。

“皇帝御用挂”吉冈安直按照日本关东军指令对溥仪提及此事时说：“务必把那一大批书画文物从天津运到‘新京'的‘宫内府'来。否则将有人这样想：‘满洲国皇帝为什么要把他的东西不存放在满洲国内，而偏偏要放在满洲国国土以外的天津?'这很可能使人怀疑你仍要回天津去住!”在此威胁之下，溥仪乖乖地将存放在天津的书画文物分批运到了长春伪皇宫。

1936年6月中旬，溥仪传谕，命在天津清室办事处留守的族人溥修护送第一批国宝来“新京"。溥修奉谕将手卷40件分装成2箱，在日本人的保护下运到了伪皇宫。

这些国宝的运送过程相当严密，每一个细节都安排得十分稳妥。首先由溥仪派到天津的贴身侍卫官存耆与天津清室办事处的溥修等人当面按物品详册逐箱逐件点收签封，然后由在天津的日本赤帽社“外加装置，以期沿路装卸周全”。运输则由日本驻天津特务机关长直接负责，商妥铁道司令部挂车一辆，并派日本宪兵沿途保护直送“新京”的伪皇宫。

溥仪在天津期间清宫法书名画的存藏、散失与转移

中国 历史 上曾经发生了数次令人惨痛的法书名画大散失和浩劫。表面上看，发生的原因莫不与朝代的治乱、战乱或衰亡有着密切的关联。但如果我们透过那些 历史 现象稍加考察，就会发现，原来最高统治者的“一己之私”才是最有力的“推手”。南北朝时聚名画法书和典籍二十四万卷而付之一炬的梁元帝萧绎如此，中国 历史 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是更为甚者。溥仪在北京紫禁城的“小朝廷”**清宫内府的珍宝并秘密运往天津，以及在天津期间为满足自己无度的挥霍和在日本租界的“小朝廷”浩繁无边的开支，对视为己有的清宫珍宝肆意变卖抵押，就是有力的明证。

说到溥仪在天津时期内府珍宝的存藏、散失与转移，就不能不提及当时的天津英租界13号路166号楼。在他出逃至天津的三年前，也就是1922年前后的北京“小朝廷”时，他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把以赏赐溥杰为名盗出的法书名画和古籍就源源不断地运至天津，存在于这所楼内。

为什么溥仪要在天津买房以存藏盗运出来的内府珍宝呢?一是因为地理位置的缘故。天津是北京的门户，离京也只有一百多公里。北京发生的事在天津几乎可以看得见、摸得着。再说在天津“写剧本"到北京去“唱戏”(此处指溥仪想借助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搞复辟)也是十分便利的事儿。这也是中国近代史上许多政客、军阀都曾在天津做过寓公的重要原因。

另一个因素就是盗运出宫的珍宝的安全问题， 天津是中国国内外国租界最多的城市 ，当时一共有英、美、德，日、俄、意等九国租界。其中英租界势力最大。当时，溥仪及其“小朝廷”与日本人可能尚无实质性的接触。因此，载涛受命到天津买房也就选择了旧属英租界的天津戈登路即13号路166号楼，依仗英帝国势力为之保镖。天津的楼房购置妥当，**珍宝的准备工作算是告一段落。于是，唯恐迟则生变的溥仪在1922年正式开始“赏赐”，趁溥杰、溥佳二人每天上午“进宫"陪同溥仪读书之机，一个包袱接着一个包袱地运出了紫禁城，待积至七八十箱之后，再由溥佳出马奔走，一路通行无阻，安全运至天津英租界所置楼房中，秘密地藏起来。

溥仪潜逃至天津后珍宝的存藏与转移

清代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内府的庋（guǐ）藏是历代法书名画的一次大集中，基本上把历来流传下来的名迹罗致到手，总数在万件以上，唐宋元的法书名画近两千件，明代作品亦存两千件左右。

溥仪在天津期间存藏的珍宝大致分为法书名画、善本书籍和珠宝翠玉三个部分。法书名画和善本书籍都是体积并不显眼，方便溥杰、溥佳用书包或包袱携出而不致引起警卫注意之类。其中法书名画的盗出，首先选择的是手卷和册页，其次是那些体积较小、类似手卷而不带轴头的挂轴(条)字画。这两个部分具体数量难以准确估计。

从所谓“清室善后委员会”统溥仪“赏赐”的“清单”编印出来的一本小册子《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目录四种》，可知从1924年9月28日起至12月12日止，前后两个半月以上的时间，溥仪通过“赏赐”溥杰、溥佳共盗出书画手卷1285件，册页68件之多。加起来共是1353件，是清内府庋（guǐ）藏晋唐宋元明法书名画4000件左右的近一半。这样的统计可能并不符合当时溥仪所盗出宫外的书画手卷册页的真实数量。因为在“赏赐”清单之外，还有不少隋唐宋元的国宝名品根本没有登记在清单之上。这种情况是在后来清理过程中才逐渐了解到的。

当时的“清室善后委员会”在民国十四年(1925年)七月三十一日点查养心殿至吕字五二四号时，所发现的“赏溥杰单”和“收到单”各为一束，认为两者“大体符合”的看法，说明“赏溥杰单”和“收到单”上的法书名画的数量与在“赏赐”手段上采取多面手法盗出而不列入清单的法书名画的实际数量是存在较大差距的。之所以作出如此推测，原因在于“清室善后委员会”的成员们毕竟都是溥仪的旧时臣工。当他们发现溥仪“赏赐”的清单时，既未报请共和政府声讨追回，亦未能着手彻底清理点查以弄清到底“赏”出多少。可能他们略作清点就对溥仪盗出书画心知肚明，却宁愿“相信”一纸清单，走走过场例行公事。否则他们为什么不得出两者“完全符合”的结论呢?

“大体符合”是颇有意味的一种看法，联系到给出这种看法的人就更值得玩味了。“大体符合”在这里可能包含着两种意思：一是数量确是相当，相差无多；二是数量极不相符，相差可能数十件或数百件之多。相差数十百件之多，在中国历代传世的浩如烟海的名家书画作品中可能算不了什么。但在清内府4000件左右的法书名画的庋（guǐ）藏数量上，却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了。溥仪的“赏赐"原本就是蓄谋已久的暗中窃取，手段必是多面的，“赏赐”只是其中的一种主要途径，因此，我以为在当时的时局和形势下，在当时的时代风气层面上，“清室善后委员会"的旧时臣工们给出“大体符合”四个字是无可奈何而例行公事的话；对 历史 而言，对后人而言，则无疑是骗人的鬼话。

盗出宫的宋版书的数量，据溥仪《我的前半生》所云“二百种上下”，应是有二百个种类的宋版书籍，既有可能是二百本左右，也有可能略大出这个数目。至于珠宝翠玉的件数则可能要多得多。

溥仪和他的“小朝廷“的臣工们想盗窃的内府珍宝原本远不止这些。直奉战争的爆发阻碍了他在进行中的计划。1924年11月直系军中的冯玉祥将军进军北京，幽禁“大总统”曹锟，改编紫禁城外的“内城守备队”，并命令部下于民国十三年(1924年)十一月五日突然闯入紫禁城撵走了溥仪，紫禁城里的“小朝廷"不复存在，《清室优待条件》也到此取消。溥仪窃取宫中法书名画的计划由此中断。20多天后，他由其父的醇亲王府逃往日本兵营，要求“避难”，随后公然搬到日本公使馆。数月之后于1925年2月23日在日本警察"保卫”之下，潜逃至天津，又在日本租界的张彪私宅张园那里安顿下来，作为逊位皇帝的“新宫”，还成立了所谓“清室办事处”，北京的皇室中人轮流到天津当差，又形成一个“小朝廷”。

原来存藏在天津英租界13号路(戈登路)166号楼内的宫中珍宝便搬到了张园。这次转移在总的箱数和珍宝的件数上应该是原存放在英租界13号路楼内的数量，不会减少，相反应增加了溥仪潜逃至天津时随身携带的一些珠宝翠玉之类的东西。但由张园迁往静园时数量究竟减了多少，尚不得而知。在静园存放了近7年的这批清宫珍宝1932年由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中将参谋吉冈安直运至长春伪皇宫，但已不到70箱了。“几十种”法书名画、宋元善本的变卖、抵押或赏赐，以及一些珠宝玉器等的售出和抵押、转移到长春的清宫珍宝自然就减少了。但真正的清宫珍宝的浩劫还在后头，这仅仅是我国历代法书名画的又一次浩劫的前奏。

溥仪留津期间珍宝的变卖、抵押和散失

溥仪潜逃到天津后，在日本军国主义的卵翼下依然过者“小朝廷”的尊荣豪奢的生活。巨大的财源仍满足不了“小朝廷”浩繁无边的开支和他无度的挥霍，便开始通过身边的陈宝琛等人或宝熙，郑孝胥等旧日臣工，把视为其私人财物的贵重书画作为商品卖给殖民者和古玩商，换取大量的金钱。

溥仪在天津的数年中，究竟变卖抵押了多少件法书名画，无案可稽，很难摸清底细。但在天津期间售出的大概有：

(1)王献之《中秋帖》、(2)王珂《伯远帖》。这两件黑迹乃清乾隆皇帝弘历“三希堂"中之“二希”。据张伯驹在《春游琐谈》中说到这两件法书是溥仪在天津时售出，不知何时归原为琉璃厂古玩商人，曾做过袁世凯的总务局长，后从事银行业务的郭世五，新中国建立前夕一度为财阀宋子文据有，后又退还郭氏。

(3)北宋李公麟《五马图》。为李公麟传世之代表作，每段有同时人、“宋四家"之一的黄庭坚题诗。流传有绪，屡经名家递藏和著录。极具 历史 价值和艺术价值，同时在中国绘画史上也极具 历史 和艺术地位。在天津售出后一直在日本私人手中秘藏。

(4)传为北宋李公麟《潇湘卧游图》。为日本菊池惺堂所藏。

(5)南宋赵令穰《湖庄清夏图》。原流往日本，可能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购得。

(6)南宋郑思肖《墨兰图》。此卷有元明人诸多诗题。入明为诸家递藏，清初为宋荦（luò）珍秘。郑思肖开元明之花写意之先声，传世作品绝少，此卷集诗书画荟萃于一卷之中，益以元明清名家诗题，极为珍贵。为日本人阿部房次郎所得。

(7)南宋李嵩《西湖图》。此卷乃《佚目》外之物。原藏家为上海庞莱臣，现藏上海博物馆。

(8)金人王庭筠《幽竹枯槎图》卷。此乃王庭筠传世孤本。风格上继承苏轼、米芾墨戏之笔，下开元代文人画之先声，在中国绘画艺术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9)元赵孟頫《滦菊图》。赵孟頫的人、马、山水之作较为常见，唯花卉绝少，尤以写菊确为仅见。此图对全面研究赵氏技法，以及赵氏花卉如何继承并发扬传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10)元张渥《九歌图》。《石渠宝笈三编》著录。

(11)元黄子久《江山胜景图》。

(12)元王冕《梅花图》。

(13)元赵奕书《梅花诗》。《石渠宝笈》著录，山本梯二郎所藏。

宣统逊皇归于我冈部子爵(冈部长景)，子爵求予跋”。

(14)元马琬《幽居图》。清代著录颇多，卷后有日本内藤虎题跋云“近年由宣统逊皇归于我冈部子爵（冈部长景），子爵求予跋。”

又据胡嗣瑷《直庐日记》手稿(辽宁省图书馆藏)，得知当时美国人购去三件，未记录时代、作者和图名。该美国人在购画过程中，与英国教习合谋想骗走的李成《寒林图》、《茂林远岫图》以及燕文贵《溪风图》等六件，后在日本使馆的干预下得以归还。

天津博物馆现藏清宫内府书画作品有：北宋范宽《雪景寒林图》；南宋赵孟坚《水仙》卷；明项圣谟《且听寒响图》卷等近30件。这近30件清宫内府书画中可能有一部分是溥仪在天津时售出的，有一部分则是后来回流到天津，被天津藏家所购买。其中也有一部分可能是天津藏家通过设在北京琉璃厂的古董店所购买。

溥仪在天津期间变卖抵押的除了法书名画之外，还有珠宝翠玉及瓷器等。但其中的许多抵押品与他在北京“小朝廷”抵押给北京盐业银行有关，有些抵押品则不是从宫中盗出之物。1922年溥仪大婚前后，清室为了筹措大婚经费以及拟赴欧旅费，甚至赈济日本地震灾民费用，曾将清宫珍藏的书画、瓷器、玉器抵押给盐业银行。

1924年5月31日经溥仪岳父荣源和内务府大臣绍英、耆（ qí ）龄与北京盐业银行80万银元抵押贷款。第一批乾隆五十五年铸制的16枚金编钟，第二批抵押是金宝、金册、金塔等金器，期限一年。溥仪出宫后无力偿还，一部分金器已熔毁，金编钟1932年运至天津盐业银行。其他抵押品玉器、瓷器也有运津行保管的。天津盐业银行与北京盐业银行关系密切，1928年盐业银行总行一度设在天津，因此溥仪存放在盐业银行抵押品，过期后就又可能变卖或处理。天津博物馆现藏的一对碧玉提梁卤(高约40厘米，宽约20厘米)，十分精美和珍贵，极可能是溥仪在津期间放在天津盐业银行的抵押品。

溥仪在津期间所散失的珍宝还包括他赏给近侍的一些东西。如他为酬答其师傅陈宝琛之外甥刘骏业而赏赐给刘骏业的唐阎立本《历代帝王像图卷》(此件归刘氏不久即归华北伪政权头目梁鸿志所有。随后转售日本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美国波士顿美术博物馆所得)和《步辇图卷》，五代阮郜传世孤本《阆苑女仙图卷》三卷。当时还酬有宋拓《定武兰亭序拓本》一卷等。从以上作品的 历史 性和艺术性来看，它们无疑是极具价值的瑰宝。当然，溥仪的酬答如此“丰盛”，与他当时也许并不了解这一点有关。所幸保管《步辇图卷》、《阆苑女仙图卷》的主人，没有转售给外人，解放后捐献给人民政府，后归故宫博物院庋（guǐ）藏。这也实属一场大不幸中的万幸了!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宦官时代出现在什么时候？

　宦官：古代专门供皇(王)室贵族使唤的奴才，身份卑贱、地位低下，比如，星爷主演的《九品芝麻官》到了尾声，有一段包龙星与李公公的“唇枪舌剑”，李公公被冠上了“阴阳人”“不忠不孝”“人妖”几顶帽子。

至少在西周，宫廷就“招聘”了一部分宦官，充当杂役、传达王命，那会儿倒不能完全将宦官与阉人划等号。尽管，阉人在更早的商朝、甚至夏朝就已经出现，直到东汉，宦官才完全要求由阉人充任。他们被称作内侍、中官、寺人等，至于“太监”，最早见于辽代，而且专指级别很高的宦官，将太监作为宦官的统称已经是明清时候的事了。民间就更有意思了，明清时，北方人(特别是老北京人)亲切地称之为“老公”或“公公”。

在世人看来，他们只须做好自己的差役，“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就可以了，千万不能有非分之想，毕竟是“刑余之人”，天生低人一等。然而，人家整日陪在天子身边，又是后宫与朝廷信息传达的中介，但凡手上稍微管点事儿，就可以蒙蔽圣聪、要挟百官、窃取权柄、为非作歹。

秦、东汉、唐、大明，这几个是历史上宦官专权最猖獗的时代，说来也怪，都是大一统、影响力大的王朝。据笔者总结，东汉的宦官专权更具典型。

东汉和帝即位时还是位十岁的小朋友，就在他长到14岁的时候，联合宦官郑众将太后老窦家的势力一网打尽，真是少年英俊!尽管，宦官势力真正开始膨胀是在他的皇后邓绥去世以后，不过东汉和帝的那场政变确实让后世的年幼之君领教了，如何“借力打力”，回收权力。

梁家的妹妹成了东汉顺帝的皇后，哥哥梁冀也成了大将军，权倾朝野，桓帝即位后对他十分不满，联合了单超等五位宦官，派兵包围了梁府，梁冀及其家人、门客被一网打尽。五位宦官在同一天封侯，为首的单超食邑两万户。想当初，萧何辅佐刘邦打天下，是开国元勋、首功之臣，竟然不如单大人发动一场政变挣得多。

汉灵帝时，以张让、赵忠为首的宦官权倾天下，被称为“十常侍”，对上忽悠皇帝，对下鱼肉乡里，汉灵帝不闻不问，终日只顾纵欲享乐，甚至经常吆喝：张常侍是我公，赵常侍是我母。

宦官们“咸鱼翻身”，掌握了朝政大权，挤入了贵族行列，便开始疯狂的报复社会。为了让自己的“香火”传承下去，也像正常男人那样娶个媳妇儿，收养儿子。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曹腾了。曹腾任“大长秋”(宦官的最高职位)，纵然有些劣迹，在东汉后期的宦官当中还是比较和善的角色，他的孙子(养子的儿子)就是大名鼎鼎的曹操。魏明帝曹叡统治时期，下诏追尊他爷爷的爷爷——宦官——曹腾为皇帝，庙号高祖。要知道，大明朝著名的太监刘瑾、魏忠贤权势熏天，到头来也只敢称个“九千岁”。

威廉说，宦官原是皇帝回收权力的工具，后来却能左右朝局、一手遮天，与皇帝的依赖、信任是密不可分的，大臣们不受待见，看到朝政、社会被宦官折腾成这个样子，先后几次发难，到头来还是不断重复同样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