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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方腊麾下镇国将军厉天闰简介，厉天闰怎么的？

人物经历

任镇国大将军，四大元帅之一。接连杀周通和张清，厉天闰在兵溃之时，与卢俊义大战三十回合，心态失衡，被卢俊义挑于马下。

镇国大将军厉天闰，初次出场为弟报仇突袭梁山军，一刀斩掉周通；李忠带伤走了。十个回合杀败左手负伤的双枪将董平。厉天闰最出彩的是借着松树的掩护，一枪搠倒梁山马军八骠骑之一的没羽箭张清。厉天闰在兵溃之时，与卢俊义大战三十回合，被卢俊义挑于马下。

故事摘录

关上走下厉天闰、张韬来交战。董平要捉厉天闰,步行使枪,厉天闰也使长枪来迎,与董平斗了十合。董平心里只要杀,争奈左手使枪不应,只得退步。厉天闰赶下关来,张清便挺枪去搠厉天闰。厉天闰却闪去松树背后，张清手中那条枪，却搠在松树上。急要拔时，搠牢了，拽不脱，被厉天闰还一枪来，腹上正着，戳倒在地。董平见搠倒张清，急使双枪去战时，不提防张韬却在背后拦腰一刀，把董平剁做两段。

相关事件

第一百一十五回　张顺魂捉方天定　宋江智取宁海军

话说宋江和戴宗正在西陆桥上祭奠张顺，已有人报知方天定，差下十员首将，分作两路，来拿宋江，杀出城来。南山五将，是吴值、赵毅、晁中、元兴、苏泾；北山路也差五员首将，是温克让、崔、廉明、茅迪、汤逢士。南北两路，共十员首将，各引三千人马，半夜前后开门，两头军兵一齐杀出来。宋江正和戴宗奠酒化纸，只听得桥下喊声大举。左有樊瑞、马麟，右有石秀，各引五千人埋伏，听得前路火起，一齐也举起火来，两路分开，赶杀南北两山军马。南兵见有准备，急回旧路。两边宋兵追赶。温克让引着四将，急回过河去时，不提防保叔塔山背后，撞出阮小二、阮小五、孟康，引五千军杀出来，正截断了归路，活捉了茅迪，乱枪戳汤逢士。南山吴值也引着四将，迎着宋兵追赶，急退回来，不提防定香桥正撞着李逵、鲍旭、项充、李衮，引五百步队军杀出来。那两个牌手，直抢入怀里来，手舞蛮牌，飞刀出鞘，早剁倒元兴，鲍旭刀砍苏泾，李逵斧劈赵毅，军兵大半杀下湖里去了，都被淹。投到城里救军出来时，宋江军马已都入山里去了，都到灵隐寺取齐，各自请功受赏。两路夺得好马五百余匹。宋江分付留下石秀、樊瑞、马麟，相帮李俊等同管西湖山寨，准备攻城。宋江只带了戴宗、李逵等回□亭山寨中。吴用等接入中军帐坐下，宋江对军师说道：“我如此行计，也得他四将之首，活捉了茅迪，将来解赴张招讨军前，暂首施行。”

宋江在寨中，惟不知独松关、德清二处消息，便差戴宗去探，急来回报。戴宗去了数日，回来寨中，参白先锋，说知卢先锋已过独松关了，早晚便到此间。宋江听了，忧喜相半，就问兵将如何。戴宗答道：“我都知那里杀的备细，更有公文在此。先锋请休烦恼。”宋江道：“莫非又损了我几个弟兄？你休隐避我，与我实说情由。”戴宗道：“卢先锋自从去取独松关，那关两边，都是高山，只中间一条路。山上盖着关所，关边有一株大树，可高数十余丈，望得诸处皆见。下面尽是丛丛杂杂松树。关上守把三员贼将，为首的唤做吴升，第二个是蒋印，第三个是卫亨。初时连日下关，和林冲厮杀，被林冲蛇矛戳伤蒋印。吴升不敢下关，只在关上守护，次后厉天闰又引四将到关救应，乃是厉天佑、张俭、张韬、姚义四将。次日下关来杀，贼兵内厉天佑首先出马，和吕方相持，约斗五、六十合，被吕方一戟刺厉天佑，贼兵上关去了，并不下来。连日在关下等了数日，卢先锋为见山岭峻，却差欧鹏、邓飞、李忠、周通四个上山探路，不提防厉天闰要替兄弟复仇，引贼兵冲下关来，首先一刀，斩了周通。李忠带伤走了。若是救应得迟时，都是休了的。救得三将回寨。次日，双枪将董平焦躁要去复仇，勒马在关下大骂贼将，不提防关上一火炮打下来，炮风正伤了董平左臂，回到寨里，就使枪不得，把夹板绑了臂膊。次日定要去报仇，卢先锋当住了不曾去。过了一夜，臂膊料好，不教卢先锋知道，自和张清商议了，两个不骑马，先行上关来。关上走下厉天闰、张韬来交战。董平要捉厉天闰，步行使枪，厉天闰也使长枪来迎，与董平斗了十合。董平心里只要杀，争奈左手使枪不应，只得退步。厉天闰赶下关来，张清便挺枪去搠厉天闰。厉天闰却闪去松树背后，张清手中那条枪，却搠在松树上。急要拨时，搠牢了，拽不脱，被厉天闰还一枪来，腹上正着，戳倒在地，董平见搠倒张清，急使双枪去战时，不提防张韬却在背后拦腰一刀，把董平剁做两段。卢先锋得知，急去救应，兵已上关去了，下面又无计可施。得了孙新、顾大嫂夫妻二人，扮了逃难百姓，去到深山里，寻得一条小路，引着李立、汤隆、时迁、白胜四个，从小路过到关上，半夜里却摸上关，放起火来。贼将见关上火起，知有宋兵已透过关，一齐弃了关隘便走。卢先锋上关点兵将时，孙新、顾大嫂活捉得原守关将吴升，李立、汤隆活捉得原守关将蒋印，时迁、白胜活捉得原守关将卫亨。将此三人，都解赴张招讨军前去了。收拾得董平、张清、周通三人尸骸，葬于关上。卢先锋追过关四十五里，赶上贼兵，与厉天闰交战，约斗了三十余合，被卢先锋杀厉天闰，止存张俭、张韬、姚义，引着败残军马，勉强迎敌，得便退回，只在早晚便到。主帅不信，可看公文。”宋江看了公文，心中添闷，眼泪如泉。

吴用道：“既是卢先锋得胜了，可调军将去夹攻，南兵必败，就行接应湖州呼延灼那路军马。”宋江应道：“言之极当！”便调李逵、鲍旭、项充、李衮，引三千步军，从山路接将去。黑旋风引了军兵，欢天喜地去了。且说宋江军马，攻打东门，正将朱仝等原拨五千马步军兵，从汤镇路上村中，奔到菜市门外，攻取东门。那时东路沿江，都是人家村居道店，赛过城中，茫茫荡荡，田园地段。当时来到城边，把军马排开，鲁智深首先出阵，步行搦战，提着铁禅杖，直来城下大骂：“蛮撮鸟们，出来和你杀！”那城上见是个和尚挑战，慌忙报入太子宫中来。当有宝光国师邓元觉，听的是个和尚勒战，便起身奏太子道：“小僧闻梁山泊有这个和尚，名为鲁智深，惯使一条铁禅杖，请殿下去东门城上，看小僧和他步斗几合。”方天定见说大喜，传令旨，遂引八员猛将，同元帅石宝，都来菜市门城上，看国师迎敌。当下方天定和石宝在敌楼上坐定，八员战将簇拥在两边，看宝光国师战时，那宝光和尚怎生结束，但见：穿一领烈火猩红直裰，系一条虎勇打就圆□，挂一串七宝璎珞数珠，着一双九环鹿皮僧鞋。衬里是香线金兽掩心，双手使铮光浑铁禅杖。当时开城门，放吊桥，那宝光国师邓元觉引五百刀手步军，飞奔出来。鲁智深见了道：“原来南军也有这秃驴出来。洒家教那吃俺一百禅杖！”也不打话，抡起禅杖，便奔将来。宝光国师也使禅杖来迎。两个一齐都使禅杖相并。

这鲁智深和宝光国师，斗过五十余合，不分胜败。方天定在敌楼上看了，与石宝道：“只说梁山泊有个鲁智深，不想原来如此了得，名不虚传！斗了这许多时，不曾折半点儿便宜与宝光和尚。”石宝答道：“小将也看得呆了，不曾见这一对敌手。”正说之间，只听得飞马又报道：“北关门下，又有军到城下。”石宝慌忙起身去了。且说城下宋军中，行者武松见鲁智深战宝光不下，恐有疏失，心中焦躁，便舞起双戒刀，飞出阵来，直取宝光。宝光见他两个并一个，拖了禅杖，望城里便走。武松奋勇直赶杀去，忽地城门里突出一员猛将，乃是方天定手下贝应夔，便挺枪跃马，接住武松杀。两个正在吊桥上撞着，被武松闪个过，撇了手中戒刀，抢住他枪，只一拽，连人和军器拖下马来，咔察的一刀，把贝应夔剁下头来。鲁智深随后接应了回来，方天定急叫拽起吊桥，收兵入城，这里朱仝也叫引军退十里下寨，使人去报捷宋先锋知会。当日宋江引军到北关门搦战，石宝带了流星锤上马，手里横着劈风刀，开了城门，出来迎敌。宋军阵上大刀关胜出马，与石宝交战。两个斗到二十余合，石宝拨回马便走，关胜急勒住马，也回本阵。宋江问道：“缘何不去追赶？”关胜道：“石宝刀法，不在关胜之下，虽然回马，必定有计。”吴用道：“段恺曾说，此人惯使流星锤，回马诈输，漏人深入重地。”宋江道：“若去追赶，定遭毒手。”且收军回寨，一面差人去赏赐武松。

却说李逵等引着步军，去接应卢先锋，来到山路里，正撞着张俭等败军，并力冲杀入去，乱军中杀姚义。有张俭、张韬二人，再奔回关上那条路去，正逢着卢先锋，大杀一阵，便望深山小路而走。背后追赶得紧急，只得弃了马，奔走山下逃命。不期竹中钻出两个人来，各拿一把钢叉，张俭、张韬措手不及，被两个拿叉戳翻，直捉下山来。原来戳翻张俭、张韬的，是解珍、解宝。卢先锋见拿二人到来，大喜，与李逵等合兵一处，会同众将，同到□亭山大寨中来，参见宋先锋等，诉说折了董平、张清、周通一事，彼各伤感，诸将尽来参拜了宋江，合兵一处下寨。次日，教把张俭解赴苏州张招讨军前，枭首示众。将张韬就寨前割腹剜心，遥空祭奠董平、张清、周通了当。宋先锋与吴用计议道：“启请卢先锋领本部人马，去接应德清县路上呼延灼等这支军，同到此间，计合取城。”卢俊义得令，便点本部兵马起程，取路望奉口镇进发。三军路上，到得奉口，正迎着司行方败残军兵回来。卢俊义接着，大杀一阵，司行方坠水而，其余各自逃散去了。呼延灼参见卢先锋，合兵一处，回来□亭山总寨，参见宋先锋等，诸将会合计议。宋江见两路军马都到了杭州，那宣州、湖州、独松关等处，皆是张招讨、从参谋自调统制前去各处护境安民，不在话下。宋江看呼延灼部内，不见了雷横、龚旺二人。呼延灼诉说：“雷横在德清县南门外，和司行方交锋，斗到三十合．被司行方砍下马去。龚旺因和黄爱交战，赶过溪来，和人连马，陷倒在溪里，被南军乱枪戳。米泉却是索超一斧劈。黄爱、徐白，众将向前活捉在此。司行方赶逐在水里淹。薛永南乱军中逃难，不知去向。”宋江听得又折了雷横、龚旺两个兄弟，泪如雨下，对众将道：“前日张顺与我托梦时，见右边立着三、四个血污衣襟之人，在我面前现形，正是董平、张清、周通、雷横、龚旺这夥阴魂了。我若得了杭州宁海军时，重重地请僧人设斋，做好事，追荐超度众兄弟。”将黄爱、徐白解赴张招讨军前斩首，不在话下。

玄烨的儿子谁做了皇帝，康熙的儿子谁继承了皇位

康熙的儿子谁继承了皇位

康熙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在位第六十一年，削平三藩、打败准噶尔贵族噶尔丹、与俄国签订《尼布楚条约》，可谓功勋卓著。他解决了国家大事，却无法解决家庭内部之事。他的后半生一直为立太子之事痛苦不已。

康熙帝共有三十五个儿子，说明他有许多个可能继承人。康熙十四年(1675)，年仅二十二岁的康熙帝早早地立一岁多的次子胤乃为太子。胤乃的母亲是康熙帝的孝诚皇后赫舍里氏，生下胤乃当天去世，康熙十分怜惜胤乃，亲自救他识字，每次外出围猎让他跟随身边，同时派汤斌和耿介两位大臣担任詹事府的詹事和少詹事，负责太子的教育和成长。但是，康熙帝没有想到，自己最宠信的大臣明珠与汤、耿二人不和，明珠经常在康熙面前进谗言，不到一年，耿介辞职、汤斌气。明珠与胤乃不和，当然不希望胤乃掌权。 康熙帝的儿子大致分为三派，第一派的中心人物是皇二子胤乃，皇三子胤止在后支持。皇三于是荣妃马佳氏所生，本人没有即位的可能；第二派以皇四子胤真(后来的雍正皇帝)为首，皇十三子胤祥，皇十七子胤礼随同在后；第三派的核心人物是皇八子胤异，附从者有皇长子胤是、皇九子胤唐、皇十子胤我、皇十四子胤题。三派勾心斗角，实力最强的是第三派。 胤乃在诸王子中，算是不错的一个，他会满文、汉文，娴于骑财Q康熙三十五年(1696)，康熙帝第二次亲征噶尔丹，胤乃留守北京处理庶务，井井有条。次年，康熙帝亲征宁夏，胤乃再次留守京都，却举止失措激怒了父亲。首先，他动手打了平郡王纳尔泰、贝勒海善、镇国公普奇；其次，抢了蒙古王公进贡的驼马；第三，放纵奶妈的丈夫、内务府总管凌普勒索下人。事实上，皇帝和太子父子间早就出现了感情裂痕。康熙二十九年(1690)，皇帝在亲征噶尔丹的旅途中得病，传太子到行在相见，谁知太子对父亲生病漠不关心、毫无忧戚之色，康熙帝颇感寒心，以后借故多次训斥了太子。康熙四十七年(1708)，皇帝到口外围猎，途中皇十八子胤介生病，太子竟毫不关心弟弟的病情，并当面顶撞父亲，晚上透过父亲的毡包窥探里头的动静，竟使康熙帝说出这样的话：“朕不卜今日被鸩，明日遇害，昼夜戒惧不宁。”父子对立到这个地步，废太子只是时间早晚而已。九月十六日，行围尚未结束，康熙帝召集诸王、大臣，历数太子罪状，宣布废太子之位，声泪俱下，最后昏倒在地。太子的亲信被处。长子胤是受命看管废太子，回京后皇帝命令皇四子胤真同负看管之责。胤真当时仅为贝勒，次年封为雍亲王。康熙帝忧伤过度，于这年冬天大病一场。 皇八子胤异地位上升，他为人干练，与明珠关系不错，康熙命其代理内务府总管一职。太子之位虚悬，成为众皇子竞相追逐的目标，他们各显神通，皇长子找喇嘛诅咒胤乃发疯，直接向皇帝建议立皇八子为太子，若皇帝想处废太子他愿负责处置。康熙勃然大怒，将长子关押起来，进而对皇八于产生怀疑。不久，他把皇八子革爵关押，附和皇八子的大臣勋贵或被革职或被处。皇四子胤真的做法刚好相反，他在皇上面前为废太子讲好话，康熙帝称赞他“深知大义”。康熙帝患病期间，他又处处体贴，与众兄弟进呈药方，大获父亲好感。 为根绝诸子间的夺位之争，康熙帝释放了废太子和皇八子，恢复皇八孑的爵位，康熙四十八年(1709)，再次立胤乃为太子。但他对长子的刻薄耿耿于怀，胤是一直被幽禁于家中，直到雍正十二年(1734)过世没有再获自由。太子胤乃虽然被废过一次，仍然没有学会谨慎，他为获罪的步军统领托合齐通风报信，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再次被废，被永远幽禁于咸安宫，以后提议复胤乃太子之位的官员均被处。直到去世，康熙也未明确太子人选。 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康熙帝在畅春园斋戒期间，突生疾病。十二日晚，诸王子齐集畅春园。次日，康熙帝病逝。康熙后，胤真的舅舅步军统领科隆多宜布遗诏，皇位继承人不是胤题而是胤真，惹起后人议论纷纷，传说雍正帝与科隆多串通一气，下毒谋杀老皇帝，篡改遗诏，把“传位十四子”改为“传位于四子”。 证诸史实，此事不可信，因为清朝宫廷的书写制度，满汉两种文字并用，绝不会只用汉文；并且，照惯例诸皇于应称皇第几子，如皇十四子，绝不会只写“十四子”，遗诏全文应为“皇位传于皇四子”，因此汉文也无法添改。 要解开康熙帝传位于皇四子的谜底，就必须从乾隆帝弘历身上寻找答案。弘历出生于康熙五十年，从小聪明伶俐，深得祖父宠爱，每次围猎，他都要带上这位孙儿。康熙六十一年，康熙帝见到乾隆帝的生母，连连称她是“有福之人”。因此，为了传位给心爱的孙子，而选择孩子的父亲为皇位继承人，顺理成章。 雍正即位虽只有短短的十四年，一方面继承了父亲开创的基业发扬光大，另一方面也为乾隆帝的统治打下了基础，史称“康乾盛世”，雍正也有不小的功劳。 康熙皇帝后是他的第几个儿子接班登基当皇帝？

康熙皇帝后是他的第四个儿子接班登基当皇帝，即雍正皇帝。

爱新觉罗·胤禛（1678年12月13日—1735年10月8日），即清世宗，清朝第五位皇帝，定都北京后第三位皇帝，蒙古尊称为纳伊拉尔图托布汗。康熙帝第四子，母为孝恭仁皇后，即德妃乌雅氏，生于北京紫禁城永和宫。

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封贝勒；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胤禛被封为和硕雍亲王。在二废太子胤礽之后，胤禛积极经营争夺储位，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帝在北郊畅春园病逝，他继承皇位，次年改年号雍正。雍正帝在位期间重整机构并且对吏治做了一系列改革。

扩展资料

为加强对西南少数民族的统治，实行改土归流。为改善民生，实行摊丁入亩，使中国人口的暴增。并且大力整顿财政，实行耗羡归公，建立养廉银制度等。

雍正一朝，整顿吏治，在中央创立密折制度监视臣民，并废除议政王大臣会议，设立军机处以专一事权。而且改善秘密立储制度，这样使得皇位继承办法制度化，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康熙帝晚年诸皇子互相倾轧的局面。

雍正帝在位期间，勤于政事，自诩“以勤先天下”、“朝乾夕惕”。

参考资料：

百度百科-雍正

玄烨是谁的儿子

玄烨是顺治帝福临的第三子，母孝康章皇后佟佳氏时为庶妃，顺治帝生前没有册立太子。顺治十八年，顺治帝接受汤若望的建议，因玄烨出过天花具有免疫力而把他选为继承人，以遗诏的形式册立玄烨为皇太子。顺治十八年正月玄烨即位时只有6岁（虚岁8岁），次年正月（1662年2月）改元康熙。遗诏同时指派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大臣辅政。

玄烨一般指爱新觉罗·玄烨。 清圣祖仁皇帝爱新觉罗·玄烨（穆麟德：Hiowan Yei，蒙古人称为恩赫阿木古朗汗 ，1654年5月4日—1722年12月20日），即康熙帝，清朝第四位皇帝、清定都北京后第二位皇帝。年号康熙：康，安宁；熙，兴盛－－取万民康宁、天下熙盛的意思。蒙古人称为恩赫阿木古朗汗（Enkh Amgahan）或阿木古朗汗（蒙语“平和宁静”之意，为汉语“康熙”的意译）。他8岁登基，14岁亲政。在位61年，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他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捍卫者，奠定了清朝兴盛的根基，开创出康乾盛世的大局面。谥号合天弘运文武睿哲恭俭宽裕孝敬诚信功德大成仁皇帝。 清朝康熙皇帝是谁的儿子 康熙是第几位阿哥

清朝康熙皇帝是顺治帝爱新觉罗·福临的第三子，是第三阿哥。

顺治十一年三月十八日（1654年5月4日），玄烨生于北京紫禁城景仁宫，其母孝康章皇后佟佳氏时为庶妃。

爱新觉罗·福临于顺治十八年（1661年）驾崩，终年24岁。庙号世祖，谥号体天隆运定统建极英睿钦文显武大德弘功至仁纯孝章皇帝，葬于清东陵之孝陵，遗诏传位第三子玄烨即康熙皇帝。

扩展资料

爱新觉罗·玄烨，清定都北京后第二位皇帝。年号康熙。康熙帝8岁登基，14岁亲政，在位61年，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执政初期，国内国际形势非常严峻。面对严峻局势，他坚持大规模用兵，以实现国土完整和统一。

康熙帝少年时就挫败了权臣鳌拜，完全夺回朝廷大权，开始真正亲政的阶段。成年后康熙帝坐镇北京取得了对三藩、沙俄的战争胜利；消灭在台湾的明郑政权；三征噶尔丹，并取得胜利；创立“多伦会盟”取代战争，联络蒙古各部；意图以条约确保清朝 *** 在黑龙江的领土控制。

在政治上加强中央集权；注意休养生息，发展经济，笼络汉族士人。但是康熙帝标榜仁政，到了晚年倦勤，出现吏治败坏的现象。另外，众位皇子因为废太子事件而争夺皇位，对康熙帝晚年政治产生了不良影响。

康熙帝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捍卫者，奠定了清朝兴盛的根基，开创出康乾盛世的大局面，有学者尊之为“千古一帝”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农历十一月十三日崩于畅春园，终年68岁。

庙号圣祖，谥号合天弘运文武睿哲恭俭宽裕孝敬诚信功德大成仁皇帝，葬于景陵。传位于第四子胤禛。

康熙亲政后，着手强化皇权。他一方面勤于政务，举行御门听政；另一方面，他在康熙十六年（1679年）设立南书房，“拣择词臣才品兼优者充之”，并使之草拟圣旨，与闻机要，待遇非常优渥。

大量汉族士大夫如高士奇、陈廷敬、李光地、张廷玉、朱彝尊、王士禛、徐乾学、王鸿绪、查慎行、胡渭、熊赐履、方苞等先后进入南书房任职。南书房的设立，一方面笼络了汉族知识分子，一方面使康熙受到更多汉文化的熏陶，最重要的是削弱了满洲议政王大臣会议以及外朝内阁的权力，强化了康熙的皇权。

百度百科-爱新觉罗·玄烨

康熙帝有几个儿子，第几个当了皇帝?

康熙有三十五个儿子，其中第四个儿子，四阿哥胤禛当上了皇帝，也就是雍正帝。

康熙三十七年四皇子胤禛被封贝勒，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胤禛被封为和硕雍亲王。

在康熙皇帝废掉太子胤礽之后，胤禛积极经营争夺皇帝储位，终于在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帝在北郊的畅春园病逝，从此四皇子胤禛继承皇位，在第二年改年号为雍正。

扩展资料：

雍正在康熙时期参与了清朝历史上最为激烈的夺嫡时间，也叫做九子夺嫡。在这场争夺战中康熙的众多皇子分为了八爷党和四爷党。

但是因为八阿哥胤禩集团太过于出风头了，木秀于林，风必催之。康熙连自己最心爱的儿子皇太子的权利过甚都会心有不满，何况这个母亲出身微贱的儿子。

又因为相面人张明德替胤禩算命，言其贵不可言，被不怀好意的大阿哥告诉了康熙。康熙下令凌迟处张明德，并削去胤禩爵位。

二废太子之后，群臣还是支持胤禩的。然而康熙对这个儿子一直都是提防的。约莫康熙五十三年时候，康熙的寿日，胤禩因为母亲忌日的原因不能亲自拜寿，派人送去两只将之鹰。

康熙大怒，立刻骂胤禩不忠不孝，连带骂他为辛者库贱妇所生，并且声称父子之恩断绝。并停爵停俸。

后来康熙下诏恢复了胤禩的爵位俸禄。但是，胤禩在康熙朝，只是贝勒而已。

而四阿哥胤禛在康熙朝的时候极尽察言观色之能，以诚孝示君父，吃斋念佛，标榜自己对皇位没有觊觎之心。暗地里结交人才，培养门人，最终夺得大位。

百度百科—爱新觉罗·玄烨（子女）

百度百科—爱新觉罗·胤禛

皇上玄烨的儿子是谁

康熙皇帝，也就是玄烨的儿子很多有35个，除去夭折的还剩下24个。你问哪一个？最为大众熟悉的是皇四子后来的雍正皇帝。

其他分别有皇长子胤禔，皇二子康熙的嫡长子胤礽，皇三子胤祉，皇五子胤祺，皇六子胤祚，皇七子胤祐，皇八子胤禩，皇九子胤禟，皇十子胤俄，皇十一子胤禌，皇十二子胤裪，皇十三子胤祥，皇十四子胤禵，皇十五子胤禑，皇十六子胤禄，皇十七子胤礼，皇十八子胤衸，皇十九子胤禝，皇二十子胤祎，皇二十一子胤禧，皇二十二子胤祜，皇二十三子胤祁 ，皇二十四子胤袐。 康熙的哪个儿子做最后登上了皇位？

爱新觉罗·胤禛（雍正帝）。

爱新觉罗·胤禛（1678年12月13日—1735年10月8日），即清世宗，清朝第五位皇帝，定都北京后第三位皇帝，蒙古尊称为纳伊拉尔图托布汗。康熙帝第四子，母为孝恭仁皇后，即德妃乌雅氏，生于北京紫禁城永和宫。

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封贝勒；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胤禛被封为和硕雍亲王。在二废太子胤礽之后，胤禛积极经营争夺储位，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帝在北郊畅春园病逝，他继承皇位，次年改年号雍正。雍正帝在位期间重整机构并且对吏治做了一系列改革。如为加强对西南少数民族的统治，实行改土归流。并且大力整顿财政，实行耗羡归公，建立养廉银制度等。

特别是雍正七年（1729年）出兵青海，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雍正一朝，整顿吏治，在中央创立密折制度监视臣民，并废除议政王大臣会议，设立军机处以专一事权。而且改善秘密立储制度，这样使得皇位继承办法制度化，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康熙帝晚年诸皇子互相倾轧的局面。雍正帝在位期间，勤于政事，自诩“以勤先天下”、“朝乾夕惕”。

巩固帝位

1、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帝在北郊畅春园病逝，胤禛继承了皇位，次年改年号雍正。 即位后，雍正帝重用康熙十三子胤祥，不想放过政敌胤禩等人，胤禩等人也不甘心失败，所以双方的斗争在雍正帝继位后延续下来，他在政治上采取多种措施以巩固自己的皇位。首先是消除异己，分化瓦解诸皇子集团，将胤禵从西北军前召回，加以圈禁。晋封胤禩为廉亲王和总理事务大臣。将胤禟发往青海西大通（今青海大通西北）。鉴于清朝没有行之有效的立储制度，常因皇位继承权产生争端，创立了秘密立储制度。

2、雍正帝在雍正二年（1724年）春以前，对政敌的打击尚有所节制，这是因为政权还不太巩固，不便太 *** 对方。雍正二年（1724年）三月，青海平叛胜利，雍正政权的力量增强了，随即加紧惩治胤禩一伙。四月，对胤禩本人声罪致讨，说他“肆行悖乱，干犯法纪，朕虽欲包容宽宥，而国宪具在，亦无可如何，当与诸大臣共正其罪”。 削宗籍和圈禁，并被改名为“阿其那”（意为待宰的鱼），胤禟被削宗籍和圈禁， 并被改名为“塞思黑”（意为讨厌的人）。皇十子胤礻我被圈禁，康熙的皇十四子胤祯（胤禵）先是派去守陵，再后来受圈禁。康熙皇十二子胤祹被降爵，后康熙的皇三子胤祉也被革爵圈禁。

3、同年五月，革去苏努贝勒，七月发出《御制朋党论》，进一步开展反对胤禩党人的活动，不久年羹尧、隆科多问题的出现，遂放松了对胤禩的攻势，迨至雍正三年（1725年）十二月，年羹尧赐，便加速惩处胤禩等人。至雍正四年（1726年），胤禟、胤禩先后囚禁致，胤禵迁于京城景山，蔡怀玺自杀，郭允进枭首示众，其他胤禩党人也遭到处分。至此，经营二十多年的胤禩集团彻底垮台。雍正三年（1725年），雍正帝以作威作福、结党营私之名，责令抚远大将军年羹尧自尽，同时削隆科多太保，后圈禁致。并因此株连出汪景祺《西征随笔》案和查嗣庭试题案。

扩展资料

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1654年5月4日-1722年12月20日），清朝第四位皇帝（1661年-1722年在位），清定都北京后第二位皇帝。年号康熙。蒙古人称他为恩赫阿木古朗汗或阿木古朗汗（蒙语“平和宁静”之意，为汉语“康熙”的意译）。 *** 方面尊称为“文殊皇帝”。顺治帝第三子，母亲为孝康章皇后佟佳氏。

康熙帝8岁登基，14岁亲政，在位62年，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执政初期，国内国际形势非常严峻。面对严峻局势，他坚持大规模用兵，以实现国土完整和统一。

康熙帝少年时就挫败了权臣鳌拜，完全夺回朝廷大权，开始真正亲政的阶段。成年后康熙帝坐镇北京取得了对三藩、沙俄的战争胜利；消灭在台湾的明郑政权；三征噶尔丹，并取得胜利；创立“多伦会盟”取代战争，联络蒙古各部；意图以条约确保清朝 *** 在黑龙江的领土控制。

康熙帝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捍卫者，奠定了清朝兴盛的根基，开创出康乾盛世的大局面，有学者尊之为“千古一帝”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农历十一月十三日崩于畅春园，终年68岁。庙号圣祖，谥号合天弘运文武睿哲恭俭宽裕孝敬诚信功德大成仁皇帝，葬于景陵。传位于第四子胤禛。

参考资料:爱新觉罗·玄烨-百度百科 胤禛—百度百科

清朝康熙皇帝儿子的排序

康熙共35个儿子，有11个早夭没有排序，排序的有24人：

·1、皇长子：胤禔，原名保清，直郡王，后降为贝子品级。

2、皇次子：胤礽，原名保成，皇太子，后被废。谥曰密，为理密亲王。

3、皇三子：胤祉，诚郡王，谥曰隐，为诚隐郡王。

4、皇四子：胤禛，康熙三十七年封贝勒，康熙四十八年晋雍亲王，康熙六十一年即位，即雍正帝。

5、皇五子：胤祺，恒亲王，谥曰温，为恒温亲王。

6、皇六子：胤祚，幼殇。

7、皇七子：胤祐，淳亲王，谥曰度，为淳度亲王。

8、皇八子：胤禩，廉亲王。

9、皇九子：胤禟，固山贝子。

10、皇十子：胤?，初封敦郡王，雍正时革爵圈禁，乾隆帝即位后释放，授辅国公品级。

11、皇十一子：胤禌，1岁殇，无谥号。

12、皇十二子：胤祹，履亲王，谥曰懿，为履懿亲王。

13、皇十三子：胤祥，怡亲王，谥曰贤，为怡贤亲王。

14、皇十四子：胤禵，恂郡王，谥曰勤，为恂勤郡王。

15、皇十五子：胤禑，愉郡王，谥曰恪，为愉恪郡王。

16、皇十六子：胤禄，出继承泽亲王硕塞之后，后改封庄亲王，谥曰恪，为庄恪亲王。

17、皇十七子：胤礼，果亲王，谥曰毅，为果毅亲王。

18、皇十八子：胤祄，8岁殇，无谥号。

19、皇十九子：胤禝，3岁殇，无谥号。

20、皇二十子：胤祎，贝勒，谥曰简靖，为简靖贝勒。

21、皇二十一子：胤禧，慎郡王，谥曰靖，为慎靖郡王。

22、皇二十二子：胤祜，恭贝勒，谥曰勤，为恭勤贝勒。

23、皇二十三子：胤祁，郡王品级诚贝勒。

24、皇二十四子：胤秘，諴亲王，谥曰恪，为諴恪亲王。

扩展资料：

康熙皇子资料：

1、爱新觉罗·允禔

爱新觉罗·允禔（zhi）（1672年-1735年），原名爱新觉罗·胤禔，清朝宗室、康熙帝庶长子，雍正帝长兄。母为惠妃纳喇氏，排行第五，因康熙前四子皆幼殇未齿序，故为皇长子。

曾从征厄鲁特蒙古噶尔丹。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封为直郡王。康熙四十七年十一月，因魇咒太子允礽，谋夺储位，被削爵囚禁。生于康熙十一年二月十四日，卒于雍正十二年十二月十四日，享年六十三岁。

2、爱新觉罗·胤礽

爱新觉罗·胤礽（1674年6月6日-1725年1月27日），清朝宗室，清朝以及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经过公开册立的皇太子。

乳名保成，清圣祖玄烨第二子，清世宗胤禛异母兄，母为仁孝皇后（孝诚仁皇后）赫舍里氏。除康熙早殇诸皇子外序齿为皇次子。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九月，胤礽以罪废拘系于咸安宫，同年十二月被释放。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三月，胤礽被复立为皇太子。

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十月，再以罪被废黜，仍禁锢于咸安宫。此后多次有推荐其复立的建议，但康熙帝始终未再立胤礽。

雍正帝继位之后将其改名为“允礽”，雍正二年（1724年）十二月十四日（公历1725年1月27日）幽于紫禁城咸安宫，享年五十一岁。

后被追封为和硕理亲王，葬于黄花山（今天津蓟县）理亲王园寝，谥曰密。有作品见《康熙朝雅颂集》、《晚晴簃诗汇》。

3、爱新觉罗·胤祉

爱新觉罗·胤祉（1677年3月23日—1732年7月10日），清朝宗室，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第三子，清世宗爱新觉罗·胤禛异母兄，生母荣妃马佳氏。

康熙十六年（1677年）三月，胤祉出生于北京紫禁城，胤祉无论是文学还是书法，或是骑射，在众多的皇子里面，表现都是极突出的，备受康熙喜爱。

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胤祉陪同康熙帝出塞围猎时，曾经和一向善于骑射的康熙比试过，两人不分上下。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三月，封诚郡王。

翌年九月，以在敏妃丧百日中剃头，降贝勒。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因胤祉平日与太子胤礽关系素来和睦而博得了康熙帝好感。翌年，在复立胤礽为皇太子的同时，晋封胤祉为和硕诚亲王。

4、爱新觉罗·胤禛

爱新觉罗·胤禛（1678年12月13日—1735年10月8日），即清世宗，清朝第五位皇帝，定都北京后第三位皇帝，蒙古尊称为纳伊拉尔图托布汗。康熙帝第四子，母为孝恭仁皇后。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帝在北郊畅春园病逝，他继承皇位，次年改年号雍正。雍正帝在位期间重整机构并且对吏治做了一系列改革。

雍正帝的一系列社会改革对于康乾盛世的连续具有关键性作用。雍正十三年（1735年）去世，庙号世宗，谥号敬天昌运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宽仁信毅睿圣大孝至诚宪皇帝，葬清西陵之泰陵，传位于第四子弘历。

5、爱新觉罗·胤祺

爱新觉罗·胤祺（公元1680年1月5日—1732年7月10日），恒温亲王允祺，原名胤祺，清康熙帝第五子，宜妃郭络罗氏生，康熙四十八年晋封为和硕亲王，赐号为恒亲王，赐银5000两，子弘升为世子。

康熙评价此子心性甚善，为人敦厚。雍正十年闰五月十九日丑时薨，年五十有四，赐祭葬如典礼，谥曰温。雍正十二年立碑勒铭，称其“秉性和平”，持躬谦谨，颇具乐善之风。

《敢于直言的魏征》讲了几件事

洪武年间的文字狱 文字狱的出现源于洪武朝的文武之争。自立国初，明太祖秉承“可以马上得天下，不可马上治天下”的名言，开始大量起用文人，制定朝仪、典章、刑法、军制、户籍、学校等等规程，使得明初气象具备，行政清明，而文人在太祖心中的地位亦因此而水涨船高。如此一来，那些早期追随于他的淮西武将集团顿生不满之心，认为天下是我们拼命打出来的，凭什么让那些身无尺寸战功的文人来当家？于是想出了一个压制文人的计策来。 某日，他们推选出几个能说会道的跑去向太祖告文人的状。起初，太祖拿出“平乱用武，治世以文”的道理来劝他们。这些人表明唯唯，待太祖一番宏论之后才小心说道：陛下之言诚然不错，但是对文人们也不能完全相信。这些人仗着自己有才学，往往会因一点点不满意就会用隐讳的言词进行挖苦诽谤。陛下虽然对他们很好，可是能够保证让他们人人满意吗？ 这么一说，太祖心里也是有些吃不准了，就问他们是否可以拿出例子来。这一问正中进言者的下怀，于是立刻说道：您知道张九四（元末群雄之一张士诚的小名）好文的事情吧？他对文人的宠爱比您可不差，高官厚禄，宝马香车，供奉无缺。可是在他自立称王的时候，让文人们给他起官名，就得了士诚这么个名字。 太祖想了想说：这名字不错，待士以诚，正好符合他的做为。 进言者一笑道：看来陛下也被这些坏心肠的文人给蒙敝了。您可知道，《孟子》里有这么一句话叫“士，诚小人也”。连读出来就是“士诚小人也”。您看，这不是变着法骂人家是小人吗？可怜张士诚给人家叫了半辈子小人，至还被蒙在鼓里。 太祖立刻命人拿来《孟子》一查，果然找到了这句话，从此就开始留意文臣们的奏章之中有没有什么可疑词句，以后又扩展到诗文书稿。 以上这个故事出自明景泰朝黄溥所著的《闲中古今录》。虽然不能就此确定这就是洪武年间文字狱的起因，但却可以证明当时确实存在着文字狱。其实，真正构成文字狱的原因还是出在明太祖本人的想法。他兴起文字狱的目的无非两条： 1.打击不顺从于明朝的文人； 2.个人心理上的极度自卑与自尊。 前一条从维护统治的观点来看，也还算有一定的合理性，而第二条就完全是心理不健康的表现了。说白了，就是变态。 先看第一条。明太祖作为历史上少有的平民皇帝，难免受到那些以门第论高下的文人士大夫的轻视和憎恨，因此许多人是不屑与之合作，更不肯称臣。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一个叫做夏伯启的人和他的侄子。他们为了表示自己不仕明朝的决心，甚至不惜斩断手指。后来被捉到南京后，太祖问他们：乱世的时候，你们躲到哪里去了？伯启答：红寇（对红巾军的篾称）作乱的时候，我避祸于江西和福建交界的山里。太祖本人出身红巾军，最忌讳的就是有人在他面前提“红寇”、“红贼”什么的，因此立刻大怒：朕知道你心怀怨恨，对朕的天下不满意。所以，你说“红寇”分明是别有所指，借题发挥地辱骂朕。好啊，你不是宁斩手指也不肯归顺吗？那就不用归顺了！朕要将你们叔侄枭首示众，来警戒那些狂妄之徒！ 在明太祖的授意下，夏家叔侄被押回原籍处。此后，又有苏州人姚润、王谟等因拒绝出仕而被抄家处。这些都是《明史·刑法志》上记载的。 经过这样一场腥风血雨，文人们胆怯了。许多人不得已应征来到南京，但还是不肯做官。在这些人之中，以元代文学大家杨维桢的经历最具典型性。 据《明史·杨维桢传》记载，其人字廉夫，号铁崖，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元泰定帝泰定四年（纪元1327年）进士。仕元为建德路总管推官，红巾乱起后避难于富春江。其人文名播于天下，尤擅诗文，时称“铁崖体”。洪武三年（纪元1370年）第二次被征之时，已是74岁的高龄。对着前来催促的地方官，他写下了《老妇客谣》一诗来婉言拒绝，自比诗中那位行将就木的老妇人不能再嫁，并明确告诉太祖，如果逼迫我仕两朝，只能跳海自尽以全名节。太祖见他年老，料想拿是吓唬不住的，再则名气大，如果真的逼了，未免有伤自己的“圣德”，因此只得作罢。 对明朝不肯妥协的除了象杨维桢那样的故元遗民之外，还有一些则是曾经仕奉于元末群雄的文人。例如江阴人王逢，做过张士诚的幕僚，士诚败亡后他隐居在乌泾（在今苏州附近）。洪武十五年（纪元1383年）被征，抵不从。幸好他有个在南京做官的儿子，苦苦哀求之后才得以放归。事见《明史·戴良传》附《王逢传》。 这些或为故元遗臣，或为群雄旧部的文人，如杨维桢、王逢这样自恃气节而不仕两朝的还有许多。例如回族诗人丁鹤年以自家世为元臣，逃避征召，放浪山野，至永乐年间方；长乐人陈亮自以元之儒士，终身不仕；卢陵人张昱自以为元臣，先后拒绝了张士诚和明太祖的征召，太祖见其老迈，说了一句“可闲矣”就放归了，他遂自号“可闲老人”，小心翼翼地过日子；杨维桢的同乡兼学生张宪仕张士诚，士诚灭，张宪隐姓埋名，晚年于杭州报国寺。这些人的事迹，除张昱之外，都在明史之中有本传。张昱事，则可见其本人的《可闲老人集》。 由于看到这些文人都不肯归附自己，明太祖对于文人的厌恶也就可想而知。而这种厌恶一旦与内心之中的隐疾发生作用，则势必爆发出乖戾的行径。这就是我们即将提及的第二条。 怎样给一个人定罪，尤其是文人，最为直接有效的办法就是从其写下的文字之中去挑毛病，找借口。一旦这些文字不小心触动了敏感神经，立刻会按照自己的个人思维来加以曲解，无限上纲的去引申原意，达到入人于罪的目的。这就是文字狱的通常特点。 明太祖基于其出身经历，内心之中自然也划定了一块不可冒犯的禁区。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做过和尚，所以但凡所见文字之中沾上“光”、“秃”等接近和尚特征的字眼儿，都会犯他禁忌，即使是个“僧”字也同样很刺眼。到后来，又向外推广至于谐音的“生”字也被纳入忌讳的范畴。再有，他是从红巾军之中起家的。前面说过，在元廷看来，红巾军是“红贼”、“红寇”，因此太祖也讨厌有人在他面前提“贼”和“寇”，后来，连“则”字也被波及了。 凡此种种，无不体现出明太祖基于低贱出身而产生的自卑心理在其中作祟。而从心理学的角度而言，当自卑走入极端之后，自尊心就会膨胀起来，达到另一种变态的顶峰。这种变化在太祖的身上也呈现出清晰的脉络。 中国历代开国帝王为了增加自己的威望，都会想方设法地为自己寻找一位古代同姓名人做祖先，以示其正统，太祖亦不能免俗。《明朝小史》书中讲了这样一件事情：太祖在和文人们讨论修玉堞宗谱的时候，打算拉上南宋大儒朱熹做祖宗。恰在此时，有一个从徽州来的朱姓地方官来陛见，太祖想，徽州是朱熹的老家，如果能把这个人拉成本家，那么对于证明自己的出身无疑是个很有力的证明。于是，他满怀希冀地问对方是不是朱文公（朱熹的尊称）的后裔。那人不知圣意，只怕犯欺君之罪，因此据实回答说不是。这下，太祖不免大为沮丧，再想到就连一介小官儿都不肯冒认祖先，何况自己贵为天子呢？再说，自家上溯几代也和江南徽州没有半点关系，硬攀亲的话，若是被明眼人看出，岂非惹人耻笑。于是认亲之意遂寝。 不能认亲，但并不代表太祖就此放弃了对自身尊严的渴望，因此他的目光又转到徽北大同乡汉高祖刘邦的身上。灵机一动之下，他索性直言不讳地说自己出身寒微，与汉高祖一样都是不籍祖荫，白手起家的英雄好汉。此后举凡圣旨、言论无不特意为自己加上“淮右布衣”、“江左布衣”、“匹夫”、“起自田亩”以及“出身寒微”等等称号，凸现自己完全是凭借个人能力打天下，从底层一步一步走上龙位的。但是，这种话只能他自己来说，如果哪个人敢于多言，那么等待他的将是严厉的惩罚和悲惨的结局。 明太祖对文字是否犯禁的评判，完全是以其自身的政治利益和文化水平做准绳，并不会去设身处地地为作文者考虑什么。这一点也是完全符合文字狱的特性的。下面，列举一些在洪武朝较为著名的文字狱案例来加以说明。 一、因字讳而取祸者： （1）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代海门卫官做《谢增俸表》，这篇官样谢恩文章之中有“做则垂宪”之语；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为都司做《贺万寿表》，这是贺皇帝寿辰的表章，其中有“垂子孙而作则”句；福州府学训导林伯璟为案察使做《贺冬至表》，这是庆典祝贺表，而其中出现了“仪则天下”语；桂林府学训导蒋质为布政使和案察使做《正旦贺表》内有“建中则做”；澧州学正孟清做《贺冬至表》，内有“圣德作则”语。以上这些本来都是一些“颂圣”性质的马屁文章，但只因沾了一个与“贼”谐音的“则”字，就入了罪过。 （2）常州府学训导蒋祺为本府做《正旦贺表》内有“睿性生知”。因“生”与“僧”近而入罪。 二、因词音而取祸者： （1）怀庆府学训导吕睿为本府做《谢赐马表》内有“遥瞻帝扉”语，本义是遥望帝王宫阙的门扉，表达心怀皇帝之心。却被理解为“帝非”，帝王怎么可能有不对的事情呢？诽谤圣君，杀。 （2）祥符县学教谕贾翥为本县做《贺正旦表》内有“取法象巍”，“取法”被解做“去发”，去发为秃，这不就是变着法影射太祖做过和尚么？不待何？ （3）亳州府学训导林云为本州做《谢东宫赐宴笺》中有“式君父以班爵禄”句，“式君父”被理解为“弑君父”，弑杀君父，岂非谋反？ （4）尉氏县学教谕许元为本县做《贺万寿表》，其中有“体乾法坤，藻饰太平”句，“藻饰太平”被曲解为“早失太平”，盼着国家早早失去太平，这是多么恶毒的诅咒啊！ （5）德安府学训导吴宪为本府做《贺立太孙表》，这是在洪武二十五年（纪元1393年）立长孙朱允文为皇太孙时的祝贺表，只因其中有一句“天下有道，望拜青门”之中，“有道”被解做“有盗”，青门则被认为是佛寺，这下就变成了讽刺太祖做和尚的经历和加入红巾军是做盗贼。 （6）以上这些人得固然很冤，但却冤枉不过陈州州学的训导，他为本州代作的《贺万寿表》内，一句“寿域千秋”被疑似犯忌，但左右挑剔过来又找不到什么问题。然而，太祖还是不肯放过他，最终还是与前面那些人一起上了枉城。 以上两大类遭到杀身之祸者，都记载于《二十二史札记》卷三十二《明初文字之祸》引《朝野异闻录》。至于因句意而取祸者，在徐贞卿《翦胜野闻》中记载如下： 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为本府做《万寿贺表》之中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句，大概经过以上介绍后，各位读者也可以看出这句犯了多大的忌讳。“光”、“生”和“则”都是犯了太祖大忌，这一连读，本来一句老生常谈式的颂圣句子就变成了“当着和尚骂秃子”，外带讽刺太祖入红巾为贼的过去。太祖这一怒，作者本人自然不必客气，脖子上咔嚓一刀是逃不掉了，就连礼部官员也被迁怒，遭到严厉训斥。吓得他们连忙上表请罪，并求太祖降诏，申明忌讳，以警臣民。 于是，在洪武二十九年（纪元1397年），由翰林学士刘三吾、左春坊右赞善王俊华拟定了一个《庆贺谢恩表式》，也就是一个教大家如何给皇帝写表章的规范格式。一切贺表都按照这个内容抄录，然后写上自己的官职和姓名即可。是所谓：天下文章一大抄，只求保命不求文。这又是太祖变态心理所造成的一大笑话了。然而，这样的笑话背后隐藏着太多的冤魂，任谁也笑不起来了。 除了在自己可以看到的表章里挑毛病之外，洪武文字狱也渐渐扩展到文人们的日常生活言行与文字之中。 刘辰的《国初事迹》记载了佥事陈养浩有“城南有嫠妇，夜夜哭征夫”的诗句。这种和唐诗“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一样写征人怨的普通诗句落在太祖眼中，却变成了动摇军心士气的不轨之心，遂将陈养浩贬窜至湖北，却还觉得不解气，又下令将他丢入水中淹（就像杀韩林儿一样）。 同类事件又见于《蓬窗类记》、《消夏闲记摘抄》、《古穰杂录》、《静致居诗话》和《明史·高启传》等多书记载苏州知府魏观案，因其将府衙建在以前张士诚王府的遗址之上，遭到太祖忌恨，接下来又得到密报，说在为新府衙上梁的时候所写的祭文之中有“虎踞龙蟠”四字，于是下令将魏观腰斩弃市。 杀了魏观，太祖还觉不足，又将屠刀架上了祭文作者高青丘的项上。据《明史》本传载，青丘是他的号，名启，字季迪，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其诗风雄健，才情高远，与杨基、张羽、徐贲合称“吴中四杰”。洪武元年（纪元1368年）应召入仕，参与编修《元史》，为魏观写“上梁文”的时候，已经致仕居于苏州。按理说，他是与明朝合作的文人，又富才名，即使是比照杨维桢，也不该被陷入文字狱中。然而，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何况太祖对他也不是第一次不满了。早在高启为翰林院编修的时候，就因他所写下的《题宫女图诗》之中“小犬隔花空吠影，夜深宫禁有谁来”句被太祖疑为讽刺而暗记在心。如今，旧欠未清，新帐复生，太祖也就顾不得是否担上“害贤”之名，干脆腰斩了事。高启后，其诗集也遭到毁禁，直到清朝初年，才有人敢拿出来刊行。高启一案，被后世称为“国初冤狱”。 如果说，这些被太祖找茬杀掉的人令人可叹，那么一个自动将脖子送到太祖刀口下的来复和尚的除了令人嗤笑之外，也实在无话可说了。这个和尚不好好参禅念经，却为了讨好太祖，非要“知难而进”，写了一首“颂圣诗”献给了太祖。当太祖看到其中两句“金盘苏合来殊域”和“自惭无德颂陶唐”的时候，立刻下令杀了这个不长眼的和尚。因为在太祖看来，“殊”字拆开就是“歹”和“朱”，这不是在指责我朱家不好吗？那“无德颂陶唐”简直就是赤裸裸的骂我“无德”。陶唐就是古代传说之中的贤君尧，用尧来影射我的帝王之位，却又言我“无德”，其心可诛了。从《二十二史札记》上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只觉哭笑不得，不知各位读者又是怎样一副心情呢？ 再后来，文字狱的范围又扩大到地方官对朝廷的事务性表章之中的错字上来。兖州知州卢熊上表言自己官印上的“兖”字被误刻为“衮”字，请求改正。结果，太祖把“衮”字认成了“滚”字，就恨上了卢熊，认为他是要自己“滚”。巧言令色的辱骂圣君，这怎么能容？结果不久之后，太祖就借胡惟庸的“党案”把卢熊给杀了。自己不认识字，却把人家给杀了，这样一个黑色幽默被记入《水东日记摘抄》之中，太祖九泉之下是否也自觉脸面无光呢？ 帝王之忌，往往很快就会演变为举国之忌，因此在洪武三年时，明朝颁布了一系列的忌字，禁止平民在名字之中使用天、国、君、臣、圣、神、尧、舜、禹、汤、文、武、周、秦、汉、晋等字。二十六年，又加上了太祖、圣孙、龙孙、皇孙、王孙、太叔、太兄、太弟、太师、太傅、太保、大夫、待诏、博士、太医、太监、大官、郎中字样。郎中和太医是针对民间医生，待诏则是针对从事梳头理法的行业的人。因此，在明代的医生只能称医者、医士、医人，如果谁看到一部明代背景的影视作品里出现郎中的称谓，那么尽可笑其无知了。至于理法师们，在那时则改称“整容”，也不知是不是现代整容业的始祖了。这些，也是来自《水东日记摘抄》的记载。 在后世史家看来，正式可称为文字狱的时代，是从洪武十七年到二十九年这十三年的时间，其间因各种与文字有关的事件而被杀者达十几万之多。上至大臣，下至平民，几乎涵盖了当时社会的各个阶层，各种职业，其牵连之广、者之多、影响之深远在中国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洪武文字狱，十三年间，只有一人得了活命。 其实，洪武三十年还有南北榜案，也是文字狱的延伸。 倒霉的就是那个在二十九年拟定贺表格式的刘三吾和另一位主考白信蹈。 发榜之日，自状元江西人宋琮以下中第者皆为南方人，北方人尽名落孙山。 北方考生大哗，引发御案，朱元璋命侍读张信查阅试卷，结果北方人依旧无一录取。朱元璋对张信也不满意了。后来，有人告张信是受了刘、白二人的托请，故意取不合格的卷子来披阅。太祖大怒，杀白信蹈和张信等考官，刘三吾因年事过高，免，充军。状元宋琮也同样被充军。 之后，太祖亲自出题监考，录61人，都是北方人。 这就是著名的南北榜案，又称春夏榜案。 刘白张等对北方人的歧视固然不对，但太祖之后又矫枉过正了。 其实，他对此案之所以态度严厉，也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对准的是以李善长为首的淮西集团排斥异己行为的不满。也是为日后所发生的李善长大案做一预演。 朱元璋的自卑使得文字狱空前惨烈 文字狱发展到明朝已经是高潮了还有贼、寇等等，后来推广到谐音字“则”、“生”等等。 窦娥的时候，真的会下雪吗？ 从14世纪全球气候大异常的背景分析，也并非没有可能。有小说说,那是人后,怨气冲天,引起的气候突变而已.嘎嘎,还好窦蛾没有修成元婴. 不过，元朝能够允许这种讽刺时弊的作品流传下来，而作者本人也没遭到逮捕、关押，可见元朝是没有文字狱的。蒙古贵族也并非没有精通汉文化的，元文宗本人就精汉文，通书画，还亲手绘制了一幅相当出色的城市规划图。元朝大诗人忽都剌的学问就更不必说了。元代杂剧之中早有24本连台的《西游记》，从玄奘之父陈光蕊赶落水到师徒四人取经归唐，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唐僧的形象早已完备。明人吴承恩之同名小说虽然不能算抄袭，但至少是脱胎于该杂剧。许多故事根本无需原创。这比明朝可强多了。元朝海外贸易基于蒙古征服的威力，达到了宋朝所不能达到的地域，交易国超过100个（宋朝不足80）。所以，元朝是一个空前开放的时代，中国科技在元代的成就绝不在唐宋之下。如果元朝能够维持得更久些，那么这个朝代的建树当更盛唐宋。 宋朝到了，这个朝代的文字狱在逐步升级，已不是以前那些时代的小打小敲，而是大张旗鼓，搞得热火朝天，人嚎马啸。北宋南宋两个王朝的文字狱，一个出于党争，一个出于权奸。前呼后应，愈演愈烈。 北宋的朋党争斗将政治这口铁锅烧得通红，并且也将皇帝烤得大汗淋漓，加上国家多事，战争不断，士大夫们争权夺利的声浪一浪高似一浪。皇帝既运筹无术也驾驭不力，他没有足够的智慧和旺盛的精力来应付这些杂事了，那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们在等着他去治疗性饥，那一双双渴望的眼睛似发红的灯笼在招引他去云雨巫山。国事？权利？你们去争好了。以儒文立国的北宋，科举有着较大的发展，科举这个举贤卓才的措施从隋朝开始到这里已是第三个朝代了，北宋政府自然是十分重视科举，文人们在这个时代也是春风得意，意气风发之态，他们性子硬，意气盛，议论也就多了起来，这样朋党产生了，派性林立了，一改太祖太宗时期正廉之风。到了真宗时期，腐朽奢侈之风有如遍街的垃圾臭不可闻，也就是这片土壤上滋长了两派，一派以宰相寇准为首，一派以右谏议大夫丁谓为首。这场争斗，是一场关系着北宋安危的争斗。面对契丹的犯边，参知政事王钦若主张护帝往江南躲避，寇准极大阻止，可丁谓极为赞成，赵恒这个不算英明的皇帝自然是赞成。结果是好人斗不过坏人，寇准被挤出相位，丁谓小人得势登上相位，并被封为晋国公，勾结宦官雷允恭，独揽朝政，实在可恶。又值得可贺的是，仁宗即位后，被贬为崖州司户参军。可叹只可叹寇准被罢相后被贬到雷州半岛。许多时候，好人总是斗不过坏人，这不是定律，但几乎就是规则。 仁宗赵祯登位，他的智慧虽比赵恒丰富，但他无法压制大兴而起的朋党，朋党之险朋党之弊朋党之利，文章大师欧阳修的《朋党论》可谓切透肺腑，提出君子是以同道为朋，小人是以同利为朋，指出治理国家必须要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此文的气势和战斗力倍受当时文人和后代文人的褒扬。此文在党争中推波助澜，波及后世，后世的党争都有人用它作思想武器，直到清代雍正皇帝还郑重其事地作新的《朋党论》以反驳欧阳修的论点。朋党有小人集结的朋党也有君子组织的朋党。前者害国，无恶不作；后者利国，惩奸压邪。那么作为一国的君主，他是重用小人朋党还是君子朋党呢？君主老爷就要看他自己的利益了。我要看朋党们哪个的话语顺耳，哪个更加忠君（他当然只看得出表面的一套）。两派的斗争自然是邪正的火拼，正党借用文字作品制造舆论攻击，就用对方的攻击文字制造文字狱回击，并且还要掇拾对方的私下文字采取断章取义、穿凿附会等卑鄙手段。 欧阳修的《与高司谏书》和范仲淹的力谏仁宗废后事件，至使二人被贬，成了北宋兴文字狱的第一阶段，发刃者乃是奸邪宰相吕夷简和恶毒权奸枢密使夏竦，他们制造的文字狱成了一种厉害的武器，用来对付正直的大臣，真是苍天无眼，这等恶毒的手段居然时时得成。文人们干起事来就有满腹的豪情，他们的满腹文章有如阵阵蒸气要冲动政治这台笨重的机器，他们热衷政治，便有意识地写诗作文为政治斗争，为刚烈的正党效忠。从某个角度讲，文人们用文学作品来献身政治对文学本身是一种伤害，对文学的发展制造了一定程度的阻碍，对文人自己也是一种无情的摧残。仁宗时太子中允石介的《太历圣德诗》事件就为后来的苏轼、黄庭坚的文字冤狱开了路。 说来也是伤心，文字狱总是伴着文人的安危，也伴着国运的盛衰。范仲淹被贬，缘于庆历新政之祸，庆历新政的流产主要是北宋王朝没有力佑而致，又正因为没有广施庆历新政，北宋王朝就得了个贫弱交加的疲软症。人们都在寻找出路，都在茫茫黑夜中追寻黎明的曙光，于是，天地间踏步而来一个巨人。王安石的名字便以骄傲的姿态登台亮像，变法的号角在皇朝浩荡，吕惠卿、曾布、章dun（此人我最不愿与他交往，因他害过苏轼）、邓绾等都成了变法派冲锋陷阵的枪手。有冲击派就有保守派，这一支兵团在太皇太后的支持下向变法派强攻。历史潮流也确实了得，这不？郑侠使这股潮流冲出来了，他确实也是厉害，一记献图上书事件，就追使王安石退出了相位。 郑侠原来紧跟王安石，后由于不满新法，就逐渐疏远了他。中原百姓倍受旱灾之苦，郑侠把目睹的惨象绘成了一幅《流民图》，另写一份秦疏呈奏神宗，劝神宗开仓济贫，神宗得图与疏，反复观读，倍受感动，很快开仓救灾，并废除了新法中的十八项规定。神宗变法的决心发生了动摇，王安石见新法难以施行，便请求罢相。变法派没有了主子，吕惠卿、邓绾等人惊惶失措，跑到神宗面前哀嚎痛哭，终于神宗回心转意，没有废掉新法。这下轮到郑侠倒霉，御史台判他为擅发马递之罪。郑侠不甘心失败，又画了两幅图，一幅画魏征、姚崇、宋（jing）三人事迹，另一幅画李林甫、卢杞，总题为《正直君子、邪曲小人图迹》呈现朝廷，占了上风的吕惠安见郑侠以李林甫、卢杞影射他，即劾奏郑侠谤讪时政，交御史中丞邓绾、知制浩邓润甫等新法派审判，结果是郑侠被除名编管汀州。宋代刑法官员流放，“编管”是第二等级的处分，最轻的是 “安置”，最重的是“羁管”。尽管郑侠被“编管”，但他们的一方毫不畏惧，御史台吏员杨忠信把抄好的《名臣奏疏》送给郑侠，以表示敬仰，吕惠卿知道自然恼火，即唆使御史知杂事张（zao）上疏诬郑侠谩骂神宗，这样郑侠的罪更重加重处分，被“羁管”英州。吕安国本想置郑侠于地，他没被处，我们就得感谢宋太祖赵匡胤，是他立下了不杀文人士大夫的规矩，并有誓约藏于太庙。后哲宗赵煦继位，由高太后听政保守派得势，郑侠被召回朝廷。哲宗亲政，变法派得势，郑侠又被流放。徽宗赵佶初立，想调和两派，郑侠被召回。蔡京专权，保守派失势，郑侠又流放。为君主服务的文字狱将一位正直的大臣折磨得去活来，郑侠的生涯充满戏剧性，颠三倒四，荣辱等身使他一生不得安宁，而他又恰恰成了斗争的牺牲品，最后穷光而，真是可叹可哀。 中国古代的文字狱不得不提起“乌台诗案”，它的兴起，为苏轼的贬谪生涯作了开路先锋。 熙宁四年（1071），苏轼坐任开封府判官，他针对初兴的变法风潮，便为救世方针提出九个字： “结人心，厚风俗，存纲纪”。其实这九字言不管在哪个朝代都会深得人民，可作为宰相的王安石极其不满。使王安石更加恼怒的事又发生了，那是在开封考进士之时，是苏轼主考，他发策问：“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的原因，苏轼是借此事来影射王安石鼓励神宗独断专任，吃亏的自然是百姓，败坏的自然是国事。王安石见苏轼这样待他，就唆使御史谢景温搜集材料劾奏苏轼，想尽办法打击。一个人存心要揭别人的鬼找出他的错处，不是一件难事，苏轼成了恶势力的众矢之的，要在他身上找出“劣迹”也就不是难事。御史中丞李定受王安石暗使，从苏轼的数十篇诗文中搜集了谤讪皇上和朝廷的词句有六十多处，并且涉及了苏澈、司马光、曾巩、黄庭坚等人。苏轼的《山村绝句》有一首反映了盐法之弊： 老翁七十自腰镰，惭愧春山笋蕨甜。 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山中食无盐。 反映青苗法之弊的有： 杖藜裹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 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 有了这么多“生动的劣迹”，恶势力们已是大有收获了，大文豪在狱吏的威逼下，只好作出解释。于是恶势力欣喜若狂，稳操胜券。在 “犯上证据确凿”的情况下，神宗下诏逮问苏轼。在狱中，他只承认那被搜集的六十多处只有《山村绝句》是咏时事的，其它的诗句根本没有什么讥讽，更谈不上什么谤讪皇上。可恶势力哪里顾得他申辩？不承认就加倍折磨，在无奈的情况下，只好屈认，并甘愿服法。他感到重见天日的希望已经没有了，面临人生的极限，想起了胞弟苏澈，手足就要永别了，这是何等的苦楚，身囚寒狱昏暗的光线，和着泪水向胞弟写诗遗情： 圣主如天呵呵~~祝你好运

大写数字是谁发明的呢？

据说是朱元璋发明的

据史书记载，在朱元璋执政的明朝初年，发生了一件重大的贪污案「郭桓案」。郭桓曾任户部侍郎，他利用职权，勾结地方官吏大肆侵吞政府钱粮，贪污累计达2400万石精粮，这个数字几乎和当时全国秋粮实征总数相等。此案牵连12个政府高官，6个部的政府官员和全国许多的大地主。朱元璋对此大为震惊，下令将郭桓等同案犯几万人斩首示众，同时执行了严格的惩治经济犯罪的法令，并在全国财物管理上实行了一些有效措施，其中较重要的一条就是把记载钱粮数字的汉字「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改为「壹贰参肆伍陆柒捌玖拾佰仟」等。

朱元璋是怎样治理国家的？

朱元璋登基以后，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办公，接见大臣，批阅奏章，一直忙到深夜，没有休息，也不讲究文化娱乐。他兢兢业业，一心想着如何巩固统治，使朱家王朝得以万世长存。

明朝刚建立时，社会矛盾还很尖锐。由于那些旧地主和战争后涌现出来的新地主，拼命追求土地、财富，并用隐瞒土地和丁口等办法，逃漏赋税徭役，把负担转嫁给农民，功臣宿将也倚仗权势，违法乱纪，横征暴敛，贪污腐化，刚刚缓和下来的阶级矛盾又日趋激化，小股的农民起义不时发生。再加上统治阶级内部的各派势力互相争权夺利，北方元朝的残余势力经常南下骚扰，东南沿海又有日本倭寇的侵扰活动，势动荡不安，封建统治很不稳固。针对这种状况，朱元璋大力强化封建专制中央集权制度，以加强对内镇压敌对势力，对外保卫国土的力量。

明初的国家机构，基本上沿袭元朝的制度。经过了几年的统治实践，朱元璋认为这种体制很不理想，特别是中书省的丞相，权力过大，容易产生擅权专恣、皇权旁落的弊端，决心进行改革。行政机构的改革，首先从地方入手。元朝的行中书省是从大都的中书省分设出来的，它总管一省的行政、军事和司法，职权很大，后来四方兵起，中央根本指挥不动，俨然成为一个独立的王国。洪武九年（1376年），朱元璋宣布废除行中书省，分设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分管行政（包括财政）、军事和司法。三个机构彼此独立而又互相牵制，皆直接听从朝廷指挥，便于中央的控制。接着，又进行中央行政机构的改革。洪武十三年（1380年），有人告发中书省丞相胡惟庸的谋反行为，朱元璋以擅权枉法的罪名将他抄家灭族，宣布撤销中书省，罢除丞相，并相应提高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的地位，由六部分理朝政，直接对皇帝本人负责。这样，丞相的职权实际上就由皇帝来兼任，各行省的权力集中到中央之后，也就都集中到皇帝手里，朱元璋成了中国历史上权力最大的君主之一。

在军事上，原先设有大都督府，统领全国所有卫所的军队。后来，朱元璋觉得大都督府权力太大，在废除中书省的同时，把它一分为五，设立左、右、中、前、后五军都督府，分别统领所辖的卫所军队。并规定都督府只管军籍和军政，而由兵部掌握军令颁发和军官铨选之权，若遇战事，调遣军队和任命将帅均由皇帝决定。只有在皇帝做出决定之后，兵部发出调兵命令，都督府长官才奉命出为将帅，带领所调集的军队出征。一旦战事结束，将帅即需交还将印，回原职办事，军队也立即回归原来的卫所。经过这一改革，军权也集中到皇帝的手里。

但朱元璋对将领们还是放心不下，觉得他们毕竟不是朱家皇室的人，未必可靠。

他又实行分封藩王制度，把他的儿子封到各个重要城市去做亲王，用以监视驻守各地的将领。这些藩王都拥有一支护卫兵，少者三千人，多的达到一万九千人。他们还拥有指挥当地卫所守镇兵的大权，遇有急事，封地里的卫所守镇兵，在接到盖有皇帝御宝的文书的同时，还必须有亲王的令旨，才能调动。这样，亲王事实上就成为皇帝在地方的军权代表，他们代替皇帝监视各地的将领，起到藩屏王室、翼卫朝廷的作用。

中央的监察机关原称御史台，朱元璋在洪武十五年（1382年）把它改为都察院，下设十三道监察御史。都察院的职权是纠察百官，辨明冤枉，凡有大臣奸邪，小人构党，擅作威福，扰乱朝政，或者贪污舞弊，学术不正，变乱祖制，都要随时检举弹劾。十三道监察御史在朝监督一切官僚机构，出使到地方则巡按、清军、提督学校、巡盐、巡茶、巡马、监军等。他们的官阶只有七品，但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大官都可以告发。特别是巡按御史权力更大，他代表皇帝出巡，按临所至，小事立断，大事也可直接奏请皇帝裁决。十三道监察御史并非都察院都御史的属官，不仅彼此不相统辖，而且可互相纠举。此外，在中央还设有六科给事中，负责监督六部官吏，并与都察院互相纠举。这些“天子耳目风纪之司”，起着为皇帝搏击异己的鹰犬作用。

为了加强对臣民的控制，朱元璋又设立巡检司和锦衣卫。巡检司遍设于全国各府县的关津要冲之地，专门盘查过往行人，负责缉捕“盗贼”，盘诘“奸伪”。军民的行动一概限在百里之内，如走出百里之外，必须事先请领路引，巡检司才能让他通过关津。锦衣卫是由皇帝指挥的特务机构。明朝建立前后，朱元璋曾派自己的心腹做检校，秘密侦察大小官吏的活动，见有不公不法之事，随时向他报告。但这种特务性质的检校，只能察听、告密，却没有扣押、审判、处罚罪犯的权力。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便把身边的警卫机构亲军都尉府（前身是拱卫司）改为锦衣卫，下设镇抚司，专管本卫刑名，兼管军匠，民间称为“诏狱”。后将镇抚司改称南镇抚司，专管刑名，另设北镇抚司，专管军匠。

赋予侦察、缉捕“盗贼奸宄”的大权，成为一个正式的特务机构。洪武年间，检校或锦衣卫校尉等特务，遍布街坊路途，严密监视着朝内外的文武百官。吏部尚书吴琳告老还乡后，朱元璋曾派特务到他家乡侦察他的活动，见一个农民模样的人从小凳上站起，下稻田插秧，问道：“这里有个吴尚书，在吗？”那人拱手回答：“吴琳便是。”这个特务回去报告，朱元璋听了很高兴。博士钱宰被征调到南京编纂《孟子节文》，罢朝归家，信口吟诗曰：“四鼓鼕鼕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在旁监视的特务向朱元璋报告，第二天上朝，他对钱宰说：“昨天作的好诗!不过我并没有‘嫌’你啊，改作‘忧’字怎样？”钱宰一听，吓出一身冷汗，连忙磕头谢罪。大学士宋濂有天在家请客，特务即对朱元璋报告。第二天，朱元璋问宋濂：“昨天喝酒了吗？

请的哪位客人？吃的什么菜肴？”宋濂一一如实回答，他才笑着说：“说的都对，没有骗我。”国子监祭酒宋讷有一天在家生闷气，暗中监视的特务把他的相貌画了下来。第二天，朱元璋问宋讷：“昨天因何生气？”宋讷照实说了，问朱元璋怎样知道这件事，朱元璋把画像拿给他看，他才恍然大悟，赶紧磕头谢罪。有时，朱元璋还亲自出马，对臣僚搞特务侦察。弘文馆学士罗复仁秉性耿直，能言敢谏，但因为他原是陈友谅的部下，朱元璋对他很不放心。有一天，朱元璋想看看罗复仁在家干什么，就亲自跑到城郊的罗家去私访。罗复仁正在粉刷他的几间破房子，见皇帝到来，忙叫妻子抱过一个小凳让坐。朱元璋见状，把他夸奖了一通，说：“贤士怎么能住这样破烂的房子？”下令赐给他一座城里的大宅第。

各级的监察官吏和无处不钻的特务，不断发现一些文官武将的违法行为，尤其是某些勋臣宿将，情况更加严重。胡惟庸在被罢官之前，仗着自己的丞相地位，骄横跋扈，专恣擅权，朝中生杀黜陟之事，他往往不待奏闻即自行决断。内外诸司的奏章，他必先行拆阅，于己不利的即藏匿不报。他还大肆结党营私，排斥异己。朝廷内外的势利之徒，竞相向他贿赂，奔走于他的门下。他收受的金帛、名马、珍宝、器玩，多到不可胜数。最后竟令其亲信“在外收辑军马”还偷阅“天下军马籍”，为调动军队进行谋反做准备。开国大将蓝玉，居功自傲，私蓄奴婢假子数千人，恃势横暴，在军擅自黜陟校将，进止自专，不听命令，北征回来，夜过喜峰关，守关将士未及时开关迎纳，他纵兵毁关而入。明政府明令禁止贩卖私盐，他令家人到云南中盐万余引，私行贩卖，破坏盐法。他侵占东昌民田，御史按问，他竟下令驱逐御史。最后也发展到四处联络其亲信，准备暗杀朱元璋，起兵谋反。为朱家王朝的万世长存着想，朱元璋对功臣展开了无情的屠杀。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发后，朱元璋即以胡案为武器，将胡惟庸的罪名逐步升级，由擅权枉法到私通日本，再升级到私通蒙古，最后发展到串通李善长谋反，把与胡惟庸有亲戚、同乡、故旧或其他关系的臣属加以连坐族诛，先后杀掉了三万多人。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特务告发蓝玉准备谋反，朱元璋又将蓝玉凌迟处，抄斩三族，并连坐族诛和蓝玉关系较为密切的将帅一万五千人。两个大案之外，其他的开国功臣，包括朱元璋自己的亲侄朱文正、亲甥李文忠等，也分别以各种罪名加以诛戮，只有少数人侥幸地逃脱了被杀的厄运。

经过一番改革和经营，朱元璋把全国的军政大权都集中到中央，最后统归皇帝一人掌握，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发展到了高峰。朱元璋认为这套严密的统治制度，是确保朱家王朝“万世一统”的最好制度，特地编订一部《皇明祖训》，要求他的子孙必须世代遵守，不可加以改变。

在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的同时，朱元璋还严厉整肃吏治。元末吏治的腐败，激起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这给予朱元璋深刻的教训。他说：“老百姓的力量是可怕的。如果当权者办事不当，上违天意，下失民心，发展下去，天怒人怨，没有不灭亡的。”即皇帝位后，他召见文武百官，对他们宣布：“我从前在民间时，看见州县的官吏大多不爱恤百姓，他们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对民间的疾苦无动于衷，我的心里恨透了。如今要严肃法纪，发现官吏贪污、虐待老百姓的，坚决治罪，决不宽恕。”

明政府制定了许多法律章程，对各级官吏的职权、任务以及应当遵守的事项，都作出详细的规定。对官吏的违法乱纪行为，也定出具体的惩处办法。例如《明律》规定，凡是奸邪进谗言使没有犯罪的遭受刑者，处斩；如有人犯了罪，大臣小官用巧言进谏，使之免除刑者，也处斩；如刑部及大小衙门的官吏，听从上司主使，不按法律的规定处理案犯的，都要处斩，并将其妻子充作奴婢，财产没收入官。对官吏的贪污，处罪特别重。朱元璋认为：“吏治之弊，莫过于贪墨”，“这种弊端如不革除，要想施行善政，是根本不可能的。”他下令：“凡是官吏贪污的，都要治罪，不容宽贷!”官吏因为枉法而贪赃的，一概发配到北方边地充军。官吏贪污获赃六十两以上的，处以枭首示众、剥皮实草之刑。各府州县衙门左首的土地庙，就是剥皮的刑场，叫皮场庙。贪官被押到这里，砍下头颅，挂到竿子上示众，再剥下人皮，塞上稻草，摆到衙门公座旁边，用以警告继任的官员。就连因公乘坐官府的牲口车船，附载私人物品超过规定重量的，也要处刑。比如乘坐官府牲口车船，除随身衣物外，附载私物不得超过十斤，每超过五斤笞一十，十斤加一等，最重至杖六十。整个洪武年间，对违法乱纪、贪污受贿的官吏，除去平常的零星打击，还进行过几次大规模的清洗，其中以郭桓案的规模最大，洪武十八年（1385年），有人告发北平二司与户部侍郎郭桓通谋舞弊，贪污税粮。朱元璋把六部左右侍郎以下的官吏都处以刑，追出赃粮七百万石。供词牵连到各布政司的官吏，又杀了数万人。追赃还牵连到各地的地主，许多中产以上的地主被弄得倾家荡产。由于采取了这些有力措施，吏治腐败的现象逐渐得到扭转。据《明史·循吏传》的记载：“一时守令畏法”，“吏治焕然丕变矣”。

另外，朱元璋还采取了一些抑制豪强的措施。豪强地主占有大量土地，在乡里横行霸道，欺凌百姓，是造成社会动荡的一个因素。朱元璋几次下令把江南的富户迁到中都凤阳或京师。如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徙天下富民五千三百户到京师，后又移富民一万四千三百余户以实京师。迁到京师的富户，还强迫他们承担各种差役。据传修筑南京城，即令富豪沈万三的后裔出资修建城墙的一半。这些豪强地主迁离乡土，减少了当地百姓所受的欺凌和压榨。

朱元璋的这些措施，加强了国家的统一，并使社会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缓和，面日渐趋于安定。他希望这种安定的局面能够长期保持，不再发生动荡。每日黄昏，便令专人在道路上敲打木铎，高声呼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五更时，又派专人在城门谯楼上吹起画角，高声唱道：“创业难，守成又难，难也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