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存目击另一个意思-目击道存下一句

1.王夫之语言哲学思想探究

2.目击道存下一句

3.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赏析

4.什么是兴象？

5.包含道字的成语

王夫之语言哲学思想探究

王夫之语言哲学思想探究

　王夫之在训诂中注重发掘儒家经典的微言大义，提出?六经之言有大义焉?。?夫道者。有事之辞?等观点。明确表明了道对辞的依存性的语言哲学观。但他决不墨守成规、固守古人之道。在?奉常以处变?的思想指导下，他将古人之常道与现实的历史结合起来，在哲学理论建设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从而使圣人之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了新的生命力。

　关键词：王夫之；语言哲学；六经；道；辞

　亲身经历了王朝更迭的王夫之，通过深入的哲学反思。将民族危亡的根源归咎于宋明以来理学家的理论失误，认为是他们背经离道的学术造成了?人道不立?的局面，最终导致了明王朝的覆灭。他说：?上古以还，典礼不修而天下大乱，皆此等启之也。可无辨哉！?因此，他倡导?当以王之政典为式，诛暴禁乱。惠此小民，使之和辑。?其意在即经求治国、除暴和安民之道。以扶民族之危难。在这种思想背景下。他提出了?六经之育有大义焉?的语言哲学思想，以反对理学家的?凿空立说?。正是此种切时的思想使他与同时代的顾炎武、方以智等思想家一道。确立了?即经求道?的新哲学路向。

　一、六经之言有大义焉

　王夫之在训诂中注重发掘儒家经典之微言大义，他在《读通鉴论》（卷六）中说：?六经之盲有大义焉，如天之位于上。地之位于下，不可倒而置也；有微言焉，如玉之韫于山，珠之函于渊。不可浅而获也。极之于小，而食息步趋之节，推求之而各得其安也。扩之于大，经邦制远之猷，引伸之而立其诚也。所贵乎经义者，显其所藏，达其所推，辨其所异于异端，会其所同于百王，证其所得于常人之心，而验其所能于可为之事，斯焉尚矣。?在这段对六经及其所蕴含的?大义?的总论中，王夫之明确地阐述了如下三个方面的观点：

　第一、?六经之肓有大义焉?。这种?大义?就是儒家圣贤之道。道之于六经之言，如玉石之藏于山，如宝珠之蕴于深渊。不可简单获取，必须通过对语言的深度诠释才足以发掘?六经?之大义。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言道?关系在此又以新的方式得以重现。

　基于上述的思想认识，王夫之在训诂中看重的是古经文字所蕴含的?大义?，他说：?《尚书》文义多难解了。然或错综成文，而有字则必有义。?他在《春秋家说》（卷中）中说：?善治《春秋》者，先大义后徽言。求诸大义而不得，于是求之于微盲：求之大义而得矣，抑舍而求之于微盲，则大义蚀。而党人之邪说进。故大义已昭，信圣人焉足矣，党人之言勿庸也。?这即是说，研究《春秋》首先应探求其中的?大义?，然后再求之微言，如此则邪说不起：如果舍却大义而求其微盲，必致圣人之?大义?失而邪说群起。明末柬书不观、不理时政的学风导致儒术衰微而空疏之学竞起，此即明证。

　第二、六经之微盲大义，?不可浅而获也?。于六经之言明圣人之道，如于山中寻玉，于渊中取珠，何其难哉！王夫之提出读经要?反复讽诵，文义固有可通者。?除了反复诵经以会通?文义?的方法之外，王夫之还要求体道者应忘掉?成见?以显六经之道，他说：?万世不易之常经。通万变而随时得中，学者即未能至，而不恃其习成之见，知有未至之境，则可与适道，而所未至者，皆其可至者也。?不恃个人成见。乃知有未知之道。这段文字同时也说明了有?常经?但却无?常道?的道理，六经之道?与时偕变?，不可偏执。在王夫之看来，古经所涵之道是一个向后人敞开的无限的动态过程。读者要切合现实去理解其中的?大义?，做到?随时得中?，以切实用。

　王夫之从道与器的关系上提出?尽器则道在其中?的体?道?方法，他在《思问录内篇》中说：?故尽器难矣，尽器则道无不贯。尽道所以审器。知至于尽器，能至于践形，德盛矣哉！?尽器?以求?一贯?就是多识多学的归纳法，而?天下唯器?，故王夫之发出?尽器难矣?的感叹。他在评价程子读史时说：?程子自读史，一字不遗。见人读史。则斥为?玩物丧志?。?玩物丧志?者，以学识为学识，而俟一贯于他日者也。若程子之读史，则一以贯乎所学所识也。若不会向?一以贯之?上求人处，则学识徒为玩物。古人之学，日新有得。必如以前半截学识，后半截一贯，用功在学识。而取效在一贯。?程子之所以指责学生读史为?玩物丧志?是因为学生读书?以学识为学识?。不求其中一贯之道。程子读史能将所学贯通起来。学识之所以能贯通，其中自有精神（道）在，识其精神即为读书之目的与效果，故日?用功在学识，而取效在一贯?。

　第三、六经之微言大义有修德安身、经邦制远之用。于六经求?大义?目的在于致用：?极之于小，而食息步趋之节，推求之而各得其安也。扩之于大，经邦制远之猷，引伸之而立其诚也。?小而言之，六经之道是个人安身立命之本；大而言之，是国家长治久安之法。他说：?《易》曰：?修辞立其诚?，立诚以修辞，修辞而后诚可立也。?王夫之将涵道之辞与个人的德性修养联系起来。他不仅远绍《易》?修辞立其诚?之说。肯定?修辞?对人的德性的提升作用。而且进一步发展为?立诚以修辞?。?立诚以修辞?旨在强调具有?诚?的境界才可做到读经、解经不悖圣人之道、才能保证?经正?。所谓?故必约之以礼，皆以肃然之心临之，一节一目、一字一句。皆引归身心。求合于所志之大者，则博可弗，而礼元不在矣。有志者勿惑焉，斯可与于博文之学?，说的就是?立诚以修辞?这个道理。同样，这也是他注重六经?大义?的原因，他说：?圣人。人伦之至也。法其一端可以已乱。尧舜之道，人皆可学。亦为之而已矣。?至于王者。除了个人的修德安身之外，还须治《春秋》，他说：?《春秋》天下之公史，王道之大纲也。?意即《春秋》经中有经邦安国的王道在，是外王之所本。

　尽管王夫之注重六经之言中蕴涵的?大义?，但并未因此而将语育简单地看作是经义的附庸。在文学理论中，他继承传统了?文以载道?的思想，以?文以言道?命题，将语言与形上之道连结起来。他在《读通鉴论》（卷十二）中说：?君子之有文，以言道也，以言志也。道者，天之道；志者，己之志也。上以奉天而不违，下以尽己而不失，则其视文也莫有重焉。?君子之文所载即是天道。所言即是己之心志。是君子对天道的体认及其心志的统一。这里的?文?是指什么呢？他在《诗广传》（卷一）中说：?一色纯著之谓章，众色成采之谓文。章以同别，文以别同，道尽矣。?王夫之独拈一个?文?字，从其对?文?的定义可知?文?不限于六经。从他的著作来看，?文?也包括史类及前贤的涵道之作，经史并举是王夫之的一个特征。虽然王夫之称?众色成采之谓文?，但?文?决不包括佛、道之典籍。他说：?古今之大害有三：老庄也，浮屠也，申韩也。?可知王夫之所谓的?道?主要是指先儒之道统，而佛、道、法等不在其列。这一点与倡?三教合一?的方以智和偏重六经的顾炎武有很大不同。由于志趣相异。同时代的思想家所宗的典籍有所不一样。然其?六经之言有大义焉?及?文以言道?之说与顾炎武?经学即经学?和方以智?文章即性道?在即经求道、反对阳明及其后学之?凿空?学风方面却不谋而合。体现了一种时代的共通性。

　二、?夫道者，有事之辞?与?不凿空以立说?

　王弼认为?卦辞?难以述尽?卦意?，因而提出?言不尽意?说。其旨在得?意?，但也表达了?辞?在述?道?方面的局限性。与之不同，王夫之充分地肯定了?辞?的显器呈道作用。提出?夫道者，有事之辞?的观点，明确表明了道藉辞显的语言哲学观。

　1、道因言而生

　?天下惟器?是王夫之最根本的世界观。?尽器则道在其中?则是他识?道?的根本方法。然而他认为要通过?述器?的语言形式才能使?器?及?器之道?体现出来，他说：?故?作者之谓圣?。作器也；?述者之谓明?，述器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神明其器也。识其品式，辨其条理，善其用。定其体，则默而成之，不盲而信。皆有成器之在心而据之为德。呜呼！君子之道，尽夫器而已矣。辞。所以显器而鼓天下之动，使勉于治器也。?绎其文旨，大抵意谓：一、天下之器乃圣人所作，比如?弓矢?、?车马?、?牢醴?、?壁币?、?钟磐?和?管弦?等。同时也说明了王夫之所谓的?器?不但指具体的物件。而且包括六经等在内的人类所创造的文明成果。二、言辞的?述器?、?显器?作用。通过?述器?可以?识其品式?、?辨其条理?，从而使?器?及?器之道明?起来。即通过概念、判断等理性思维形式对?天下之器?进行抽象。使?道?得以呈现。这是就?辞?的?显器?功用。三、言辞的经世致用功能。人们通过言辞识器、显道达到?在心而据之为德?的道德修养目的，此乃?鼓天下之动?、成万民之德。促使人们勤于治器。也就是上文所说的?立诚以修辞?。总之，这段话表明这样的观点：圣人藉?辞?以?显器?、?明道?，藉?辞?以?鼓天下之动?、教化下民，使?道?获得普遍认可，并使?道?得以向?天下?彰明而流传不失；反过来。后人依圣贤的载道之?辞?可以指导礼乐、伦常等?器?的建构。这是王夫之借释《周易》之言通过对作器、述器、明器、成器、治器过程的描述。阐述其对?器?、?神明?、?道?、?辞?之间辩证关系的认识，以此来说明?辞?在?尽器则道在其中?的重要作用。

　鉴于?辞?能够?述器?、?显器?作用，王夫之对王弼?得意而忘言?犹?得兔而忘蹄?、?得鱼而忘签?的说法进行了批驳。并针锋相对的提出?道因言而生?的主张，肯定?言?的独立性地位，他说：?何居乎以为兔之蹄、鱼之筌也？夫蹄非兔也。筌非鱼也。鱼兔筌蹄，物异而象殊，故可执蹄签以获鱼兔，亦可舍筌蹄而别有得鱼兔之理。故言未可忘。而奚况于象？道抑因育而生。则言、象、意、道，固合而无畛。?（《周易外传》卷六）王夫之以?鱼兔筌蹄，物异而象殊。故可执蹄筌以获鱼兔。亦可舍签蹄而别有得鱼兔之理?来反驳王弼以?得兔而忘蹄?、?得鱼而忘筌?之喻?得意而忘言?具有深刻的道理。进而，他提出了?道抑因盲而生?的主张，并认为?言、象、意、道?四者之间，可以达到?固合而无畛?的相容程度，深刻地揭示了作为表意达道的?盲、象?之具本身的价值，与传统的重意以重道的本质主义语言哲学有显著的区别。王夫之在此处所说?道抑因言而生?的?生?。当然不能理解成?遭生万物?意义上的?派生?。而应当根据上下文的意思理解成言辞能使隐藏在器中之道?彰显?出来。是从育辞的?显器?、?述器?功能而言的。如果没有言辞的?显器?作用。六经之?大义?是不会自己?明?起来的。这是就?道因育而生?的基本涵义。传统道家哲学与魏晋玄在讨论?言意之辩?的问题时。着重强调的是?意?的独立价值和?言?的工具性价值及其有限性。王夫之却突显了作为工具?盲?的自身不可或缺的价值及道对?言?的依存性。这是明末清初重器、重实的哲学思想在语言哲学方面的具体体现。

　2、不凿空以立说

　主张?道因育而生?的王夫之自然不满佛学?不立文字?、?以心传心?这种贬低言语、文字的?凿空?作法。他在《思问录内篇》中说：?言者，人之大用也，绍天有力而异乎物者也。子贡求尽人道，故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竖指摇拂，目击道存者，吾不知之矣。?在这段文字中，王夫之充分肯定了?盲?在接续天道、述尽人道方面的作用及其不同于一般万物的重要性。他认为言辞可以使生生不息的天德得以彰显。子贡?求尽人道?就在于?述?孔子之言而后成；这种依言传道、借述尽道、藉文继道的方式才使得儒家道统在天下流行，所谓?文之不备。渐至于无文，则前无与识，后无与传，是非无恒，取舍无据。亦植立之兽?即是此理。?竖指摇拂，目击道存者?者主张以心传心、废除文字。其所谓?道?不是圣贤之道，不守教化。故被王夫之斥为?禽兽?和?异类?。针对类似的各种异端邪说。王夫之提出?斯不凿空立以说?的主张。

　王夫之根据?夫道者，有事之辞?的求实精神提出?育者必有所立，而后其说成?，反对?凿空?的无实之论。他在《思问录内篇》中说：?言无者激于育有而破除之也。就言有者之所谓有而谓元其有也，天下果何者而可谓之无哉？言龟无毛，言犬也，非言龟也；言兔无角。盲麋也，非言兔也。言者必有所立，而后其说成。?言?无?者乃是为了破除言?有?者，把?有?说成?无?，其实天下不存在?无?。?天下惟器而已?。?盲龟无毛?，意即犬有毛，实说犬；?言兔无角?，意即麋有角。实说麇。所以王夫之说?言者必有所立，而后其说成?。这个?立?就是立事、立理、立实，与?空?相对，做到?有事之辞?而不?凿空?。当然所?立?之事、理，自然不包括佛家的?佛性?和道家不可捉摸的?道?。而是先儒圣人之道统。在批评佛道的?贵无贵空?的思想同时。他对理学家空谈性命的饽道之论也给予了切实的贬斥，他说：?盖《易》、《诗》、《书》、《乐》、《春秋》皆著其理，而《礼》则实见于事。则《五经》者《礼》之精义，而《礼》者《五经》之法象也。故不通于《五经》之微盲。不知《礼》之所自起；而非秉《礼》以为实，则虽达于性情之旨，审于治乱之故。而高者驰于玄虚，卑者趋于功利，此过不及者之所以鲜能知味而道不行也。?《五经》微盲大义以显?理?，《礼》则纪其事以见?实?，二者相资并用而致天道于中和。而袖手高谈心性者，无实玄空；趋予功利者，又不得其中之理。欲使天道流行，必须六经兼治，不可偏废，即要有?事?。也要见?理?。不可?凿空?立说。

　在哲学方面。王夫之所言的?道?、?事?主要是指先儒的王道与政事，而排除佛道的异端之道与异端之事，因此，他对前人的写景、写物而不言圣人之道、不盲立身安邦之事的诗词也进行了批评，他说：?文不悖道者，亦唯唐以上人尔。杜甫、韩愈。稂莠不除。且屈赢谷以为其稂莠，支离汗漫。其害道也不更甚乎？?这些言论，一方面反映了王夫之美学思想自身的局限性，但亦体现了他重视文学艺术与人类根本精神的内在联系。使文学避免沉沦于个人的情感之中而缺乏应有的人性深度。王夫之的美学思想本身非常丰富，此处仅简单地从言与道的关系角度对其作一点分析。

　三、?六经责我开生面?与?推故而别致其新?

　王夫之虽然坚信?六经之言有大义焉?，道行而天下无忧，但决不墨守成规、固守古人之道。他强调?诚?于古经。旨在通六经之道，以防邪说诬道。?万世不易之常经。通万变而随时得中?，他相信只有深请常经，才能通万变，以求经世致用。在?奉常以处变?的思想指导下，他将古人之常道与现实的历史结合起来。在哲学理论建设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从而使圣人之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了新的生命力。

　?天地之化日新?是王夫之关于世界发展的根本看法，这一法则之于六经的诠释，便是?考古者必以其时?之说。他在对儒家经典的考辨中发现沿用下来的一些名称的意义已发生了重大变化，他说：?因时为上下，不可以今例古。若《礼记》所云?建天官六大?之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天子五官?之司士。在殷则与大宰、司徒、司马、司空并列，而周则下大夫之职。殷周相踵。其异已然，况唐虞乎！?《礼记》所载官职至商而变、至周愈变，商周相沿如此，更不用说以后的各朝各代之变了。因此，王夫之要求不能固守古之礼义。他说：?天之所治，因而治之，天之所乱，因而乱之。则是无秉礼守义之经也。?所以，他反对在训诂求道时不加辨别地?以今例古?的做法，而主张在?古今语文迭变?的历史过程中。具备?考古者必以其时?的灵活性。他这种将过去与现实相结合的解释方法具有相当的自觉性。与现代西方哲学家伽达默尔的解释学提倡所?视域融合?的理论有可通之处。同时。?考古者必以其时?之说也包含着这样的思想内容：圣贤们遗留下的经典文本是一个无限的开放的历史过程，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也因之而具备了生生不息、万古长青的品质。

　正是由于这种将圣贤之道与具体的历史时代结合的解释方法，使王夫之认识到?与时偕行?、?趋时应变?的重要性。但是?奉常以处变?还要做到?变不失其常?。故有?非富有不能日新?之说，他说：?盖道至其极而后可以变通，非富有不能日新。?又说：?趋时应变者惟其富有，是以可以日新而不困。?在王夫之的视野中只有不变的?常经?，决没有不可变通的常道?欲通圣贤之道必以。道至其极?为条件。这种对六经之道的认识达到?至其极?的状态就是?富有?。所以又说?趋时应变者惟其富有?。这种?至其极?的理想状态就是上文所说的能够通过六经之辞而体认天理流行、物我一体的?中和?境界。王夫之的?中?与?至?是有一定关系的，他说：?无方无体之中者，至足也。至足?或?至其极?即是?中?，达至?中?或?至其极?便可应万物、万变而不惑，辅天地育万物而?日新?，用他的道器观来说就是?治器?，用其天人关系来说就是?造天?。从文化的继承上来说就是?推故而别致其薪?。这种?日新?观体现出王夫之对人类的创造能力充满极大信心以及通经致用的时代特征。

　王夫之?日新?的思想在《周易外传》中说得更具体。他说：?道因时而万殊也?。?洪荒无揖让之道，唐、虞元吊伐之道。汉、唐无今日之道。则今日无他年之道者多矣。?我们这里要注意：王夫之坚持?道因时而万殊也?的理论与他所反对的?凿空?立说是完全不一样的。?日新?是在?诚?于六经之辞与道而?至其极?的条件下，使圣人之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显发新的生命力。体现了六经之辞是?道?之家的语育哲学的意蕴；?凿空?立说是背离六经之辞、圣人之道而空谈性理、自立新说，是诬圣之道。不是?诚?于六经之辞求道的路向。由此可见王夫之已经具有很自觉的语言哲学思想。

　王夫之正是在对圣贤之道知?至其极?条件下建设自己新理论的。如在《周易外传？系辞上》提出?干坤并建，以为大始。以为永成?的新理论；在论《大有》卦时，提出?据器而道存，离器而道毁?的道器观；论《无妄》卦时，提出?推故而别致其新?的文化传承观等等。人性论方面，他在论《太甲二》?明后?时，提出?故曰性者。生也，日生则日成之也?的观点。王夫之还结合六经的诠释阐发了?因所以发能?，?能必副其所?，?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等著名认识论命题。以上这些思想都是在其?富有?的知识基础上创建的。是王夫之?推故而别致其新?理论的具体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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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从王夫之治学的历程来看，诸经稗疏多成于传、义、章句之前，也就说，其开出的?生面?是以载道的六经之辞为基础的。总之，王夫之治学的历程及内在线路可概括为：训诂求道（要?诚?于六经）至其极?而?通万变?日新?开生面?。这种从?我注六经?到?六经注我?的转变，充分展示了王夫之?六经责我开生面?思想过程是一个由实证到思辨的思想抽象过程，并在这一创造性的经典诠释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语言哲学思想。他自谓：?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一方面，体现了王夫之视载道之辞的儒家经典为民族文化以及经世之道的根本；另一方面，说明其对古经语言哲学的研究的目的在于使圣人之道获得时代性而得到新的显发。获得新的生命。他这种从民族文化根本出发，发掘经世致用之道的思想创造活动，对于今天的学人有重要的思想启示意义。

目击道存下一句

目击道存下一句通常为心期理会。

这句话出自《庄子·养生主》，原文为：公文轩见右师而惊曰：是何人也？曰：吾闻之也，有以寿者矣。今我谓之曰：行矣！道人若斧，至得其道。汝尝试言之，愿试听之。公文轩见右师而惊曰：是何人也？曰：彼为道人也，隐于常乐而游于人之外，心期于道而身居于朝市。

这段文字中，目击道存意思是眼睛所看到的地方就是道的所在，也就是说心中所想和眼前所见完全一致，这是道的境界。心期理会是说心与理相合，理即心之所在，心即理之所在，心与理合一。心期即心中所想，理会即与道理相合。

这段原文中，庄子通过描述公文轩对右师的观察和评价，表达了道的境界就是心与理相合，心与道相合。在这个境界里，人的心境清静，没有杂念和欲望，达到了一种自然和谐的境界。同时，庄子也强调了道的境界不是一种超脱世俗的玄妙境界，而是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需要人们用心去领悟和实践。

目击道存的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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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赏析

关龙艳：从司空图的诗论看《二十四诗品》

哈尔滨电大 关龙艳 （ 2004年06月15日） 浏览人次8144

在司空表圣文集里，有论诗短文五篇，即《与李生论诗书》、《与王驾评诗书》、《与极浦书》、《题柳柳州集后》和《诗赋》，谈了创作的体会和诗文鉴赏的经验。我们统称其为“论诗杂著”。

首先，对于二十四诗品名目中的“品格”用语，在司空图的论诗杂著中也可以找到类似的说法。如“渟蓄”、“抑扬”、“温雅”、“澄澹”、“遒举”、“遒逸”、“渊密”、“沉郁”、“清厉”等，虽然远不及诗品面面俱到，但却是阴柔、阳刚并举，而且通观司空图的这几篇文章，虽然字数不多，篇幅不长，但涵盖面却相当之广。司空图简略地评论了从初唐到他所处的时代约三十位风格各异的诗人，可见，司空图对前代诗歌有着整体上的把握，对初、盛、中、晚各家各派的特点也是了然于心的。而且，司空图非常注重和强调诗歌的“全美”。“全美”这一概念是在《与李生论诗书》一文中提出的：“今足下之诗，时辈固有难色；倘复以全美为工，即知味外之旨。”此前,他曾列举了自己的二十几联诗,然后自评曰:“皆不拘于一概也。”在《题柳柳州集后》也有这样一段话：“噫！后之学者褊浅，片词只句，不能自办，已侧目相诋訾矣。痛哉！因题《柳集》之末，庶俾后之诠评者，无或偏说，以盖其全工。”综上，可以看出司空图不但在诗歌创作上追求全美，而且也把这种观念运用到了对诗歌的品评上，他主张以宽广的视角对诗人诗作进行全面的衡量。他在评价诗作的美学风格时候，往往兼顾到了“全美”，如在说王维、韦应物诗“澄澹精致，格在其中”的同时，又从另一方面进行补充说明：“岂妨于遒举哉？”也就是说在司空图看来，“澄澹”与“遒举”两种风格并不是对立的，而是可以统一于同一诗作中，或是同一诗人身上，不过，只有以“全美为工”的诗人才能达到此种境界。再者，对于那些诗风单一、诗境狭窄的诗人，司空图是持否定态度的，对于那些自己本身诗才浅薄而又不能以通达的眼光看待别人作品的评家，司空图也是持否定态度的。

再来看《二十四诗品》，它荟萃了各种美学品格与创作感受，正如王寿昌在《小清华园诗谈》中胜赞其“理熟言弥粹”，同时他也指出这样的作品应该是在“深谙古作家”的前提下产生的。这个条件司空图显然是具备了，从他的论诗杂著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不但能从容地前辈诗歌的风格特色，而且对有唐一代诗歌发展脉络的把握是相当准确的。

《二十四诗品》作为一部诗歌理论著作，另一个突出的特点就在于它的丰厚性和包容性。从“雄浑”到“流动”，凡二十四品，从理论的角度看，到底有没有一个体系，这也是一个在学术界争论了很多年的问题，有人认为《二十四诗品》在排列顺序上体现了“脉络”、“伦次”，而所作的解释又不尽相同；也有人认为它并没有什么的理论体系，只是就诗的意境、风格问题陈述了二十四则罢了。但不管怎样，一个事实是不容否认的：诗品的确包罗万象，对各种风格意境及创作经验都有所阐释，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所评论的那样：“故是书亦深解诗理，凡二十四品：曰雄浑、曰冲淡……各以韵语十二句体貌之。所列诸体皆备，不主一格。……”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所称赞的“诸体皆备，不主一格”也正是司空图在诗歌创作上的一贯的主张：他曾自评己诗“皆不拘于一概也”，批评贾岛诗作：“大体附于蹇涩，方可致才，亦为体之不备也……”。

如果我们进一步将《诗品》与司空图的诗歌理论两相对照，就会发现虽然在形式上一个是四言韵文，一个是散文，但是在内容上却有高度的一致性，以下将一一对照加以分析：

1．“思与境偕”

在《与王驾评诗书》一文中司空图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思与境偕”这一理论主要是针对写景之作提出的，要求作品的思想感情与生活景象应该相融合，诗人要钟情于自然，并于自然山水中见其性情；在此中，诗人本身被艺术化，成为一首自然与人和谐浑成的诗。诗本身的工巧就有赖于与这种诗化生活情调达到同一，景中含情，景中有“我”。而通观《二十四诗品》各则，每一则都是一首四言山水诗，都是自然之趣与人之情绪相结合的产物，无一不体现了这一创作观念。

2．关于“气”

《二十四诗品》中最能体现壮美气质的莫过于“雄浑”、“劲健”二则了。而它们的一个共同点就在于都谈到了对“气”的崇尚，“野马也，尘埃也，万物之以气相吹也”，首篇“雄浑”其实就是暗指一股浩大的自然之气，也只有它才能“具备万物，横绝太空”，而这股“气”在作品里就会呈现出“劲健”的风格，这一则里首段极言“行气如虹”，突出一个“气”字，“饮真茹强，蓄素守中”也是从“气”的劲健来阐明风格的劲健，也就是指作家或作品的正直健康真实丰富的思想感情。而此种风格的诗就会达到“天地与立，神化攸同”的境界。司空图一方面欣赏“澄澹”的诗风，另一方面也对“劲健”的诗风大加赞赏：“愚尝观韩吏部歌诗累百首，其驱驾气势，若掀雷挟电，撑抉于天地之间，物状奇变，不得不鼓舞而徇其呼吸也”，（《题柳柳州集后》）这话虽说夸张，仍不失为知音。“驱驾气势，若掀雷挟电”这九个字，乃韩愈诗劲健风格的绝妙注解。而在评论元、白诗的时候，则称其“力勍而气孱，乃都市豪估耳”，不论这段话说得是否妥当，但足见司空图对“气”的注重。

3．关于“淡”

《二十四诗品》第二则便以“冲谈”名篇。后面又有多处谈及“淡”，可见这又是一个贯穿于其理论中的一重要概念，而与之相关的概念还有“素”、“清”、“浅”“空”。要求诗人心胸淡泊，恬静自安，发而为诗。吐词朴素自然，饶有超然尘外的闲适意趣。回顾诗坛，陶潜的田园诗，王孟韦柳的山水诗，便是实例。司空图对陶潜的关注后文会提及，在此不缀言，单从他对唐代诗人的品评上即可见其明显的倾向：在历数了沈宋、王昌龄、李杜、王维、韦应物、大历十才子、元白、刘禹锡、杨巨源、贾岛、孟郊、刘德仁这些诗人后，他所要着力表现的诗人还是王维和韦应物,称道二人诗歌“若清风之出岫”（一说“若清沇之贯达” ）此外，对“澄澹精致”诗风的偏爱，又与其对元白的贬斥相得益彰：因为元白的诗歌，尤其是“因事立题”作“新乐府”（白居易语），力求发挥诗歌的讽谕作用，自然与淡然的境界大相径庭。从另一个角度看，《诗品》虽“诸体皆备”，然而就是没有一则可与元白诗风相当，这也是耐人寻味的。

4．关于“含蓄”

司空图三外说的一个核心就是“含蓄”，在阐释“象外之象”时，他借用戴叔伦的一段话：“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指出作诗、赏诗都应保持一段审美距离，来感受那种朦胧飘忽的妙境，进而提出“近而不浮，远而不尽,然后可以言韵外之致”，而这些都是对含蓄的解读。这与《含蓄》一品中的“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语不涉难，已不堪忧”一样，都告诉我们：要想做到含蓄，谈何容易！

5．“实境”与“题纪之作”

《二十四诗品》中的“实境”一则道出了真切地直接写所见所感而达到的境界。什么是实境，作者有明确的回答：“取语甚直，计思非深”，而如何能达到“实境”，则是“情性所至，妙不自寻”。这不由得让我们联想到司空图《与极浦书》中谈及的“题纪之作”。司空图在强调了诗人写景要含蓄隐约，追求“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后，不忘指出一个例外，“然题纪之作，目击可图，体势自别，不可废也”，这与《二十四诗品》所说的“实境”之作是一回事，都注重直观性与可见可感性。

6．对诗歌艺术的推崇

在《雄浑》一品中有“具备万物，横绝太空”一句，与司空图《诗赋》中的“挥之八垠，卷之万象”所言情境气势极为相近，都极言诗歌的无穷魅力。不仅如此，《诗品》作者还有意将诗歌上升到一个“神奇”的境界中去玩味，道出了一些玄而又玄的创作体验：如“俱道适往，著手成春”（《自然》）；“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含蓄》）；“妙造自然，伊谁与裁”（《精神》）；“是有真迹，如不可知”；“意象欲生，造化已奇”（《缜密》）；“神出古异，淡不可收”（《清奇》）；“情性所至，妙不自寻”（《实境》）“夫岂可道，假体遗愚”（《流动》），这些都说出了创作过程中的所体会到的诗的神奇。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只标妙境，未写苦心”，然而“神”“奇”“妙”的背后却是苦心自见。这一点与司空图又不失为知音：在司空图看来，诗之妙处，亦难以言诠，在谈到“象外之象，景外之景”时，他深有感触：“岂容易可谈哉”？（《与极浦书》）；并明确地指出过“文之难而诗尤难”，又讲“盖绝句之作，本于诣极，此外千变万化，不知所以神而自神也，岂容易哉”？（《与李生论诗书》）；“知道非诗，诗未为奇……神而不知，知而难状”（《诗赋》），其共同之处是在对诗的神化中，都体现出了对诗歌艺术的崇敬和对更高诗境的追求。

以上几点我们亦只是摘取两株大树上的几枚果子，看其形状，品其味道而比较之，虽不能以此来为这两株树结成连理枝，但至少我们可以说它们确是同属一科的植物，故这几枚果子也是有意义.

什么是兴象？

所谓“兴象”，是指诗人的情感、精神对物象的统摄，使之和诗人心灵的颤动融为一体，从而获得生命、具有个性和活力。

唐人诗作中的“兴象”浅析

摘要：唐诗的特质，包括其风骨、兴寄、声律、辞章、兴象、情韵等等。一般而言，凡具有唐诗特质的诗，皆可称为“唐诗”，唐诗的艺术品格，主要体现在“重风骨，讲兴寄，注重声律与辞章，追求兴象与情韵等方面。兴象是唐诗，尤其是盛唐诗歌特有的美学境界，是唐诗艺术上完全成熟的标志。

关键词：唐诗 作品 风格 兴象

唐诗的定义，一般而言，凡具有唐诗特质的诗，皆可称为“唐诗”，既把唐代诗人写的诗称作唐诗,同时也把唐代以后的人所写的具有唐诗特质的诗歌也称为唐诗。唐诗的特质，主要体现在“重风骨，讲兴寄，注重声律与辞章，追求兴象与情韵等方面。

兴象是唐诗，尤其是盛唐诗歌特有的美学境界，是唐诗艺术上完全成熟的标志。

兴象的“兴”是从比兴中的“兴”发展衍化而来的，但又与“比兴”的“兴”不同，它具有另外层含意，指的是一种含蓄、委婉的诗歌风味。“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南宋钟嵘《诗品序》）。

如：骆宾王《在狱咏蝉》：

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侵，那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予心。

该诗首二句以蝉声引出客思。三、四句一句说蝉，一句说自己，把物我联系在一起；五六句纯用比体，无一字不在说蝉，也无一字不在说自己；七、八句仍用比体，写蝉的心志高洁，实则比喻自己的志洁行廉。全诗由物到人，由人及物，构成物我一体的境界。

“兴象”的象指的是物象，包括景物、事物的形象或人生图画，总的说就是指诗歌中描绘出的形象。“象“是诗歌作品的外在形象，“兴”是形象所蕴含的深一层的意思和情感，二者相结合，就构成了唐代诗人的“兴象”观，成为一种很高的艺术境界。“兴象说”的提出，表明了唐人对艺术形象的把握已经由注重外形的感知深入到对内心精神的探求。

如：柳宗元的《江雪》：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诗人借“绝”、“灭”、“孤”、“独”、“寒”等象，写出了自己清高孤傲，廉洁如雪的个性品格。诗中运用典型概括的手法，描绘了一幅绝妙的寒江雪景图，勾画了在风雪中独自垂钓的渔翁形象，更深一层地表达诗人在谪居永州时，遭到打击后傲岸而孤寂的情绪，“渔翁”这一形象是诗人思想感情的寄托和个性、品格的写照。

又如：贺知章《咏柳》：

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这首咏物诗写的是早春二月的杨柳。前两句描绘柳树嫩叶翠绝的色泽和柳条轻柔阿娜的风姿，后两句由春风杨柳展开联想，通过新颖工巧的比喻，既渲染了春风化雨育万物，裁剪春色的作用，也暗示了嫩柳细叶的精妙绝伦，通过咏柳歌咏春风，赞美春天，宣扬生活，歌颂一切具有创造性的劳动。前三句是“象”，末句用的则是“兴”。

孟浩然《过故人庄》：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全诗形象地描绘出秀美的田园风光，淳朴的田家生活，纯真的主客情谊，以及诗人陶醉田园的恬然自适之情。

又如李商隐《乐游原》：

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 只是近黄昏。

全诗的“象”不是鲜明，但其追求的象外之意却给人一种美感。其间的暗喻唐王朝就如“夕阳”，逐步衰落，表现出诗人对唐王朝行将没落的婉惜，“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成为流传至今的描述伤感情愫的名句。

譬如高适的边塞诗表现了征人思乡、居妇念远之情， “雪净胡天牧马还，月明姜笛戍楼间。借问梅花何处落，风吹一夜满关山”（《塞上听吹笛》）、“荡子从军事征战，峨眉婵娟守空闺。独宿自然堪下泪，况复时闻鸟夜啼”（《塞下曲》）、“铁衣远戍辛勤久，玉箸应啼别离后。**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燕歌行》）。

高适的诗描绘了边塞的民俗风情，兴象之势尤为明显。如《营州歌》：“营州少年厌原野，孤裘蒙茸猎城下。虏酒千钟不醉人，胡儿十岁能骑马。”《部落曲》：“蕃军傍塞游，代马喷风秋。老将垂金甲，阏氏着锦裘。周戈蒙豹尾，红旆插狼头。”表现了边地少数民族的生活风貌和强悍勇武的精神。其平实沉著，为典型的现实笔墨；高适总是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去反映生活，像平面镜一样去观照，而不像三梭镜那样去折射。如思乡之作，高适则“旅馆寒灯独不眠，客心何事转凄然？故乡今夜思千里，霜鬓明朝又一年”（《除夜作》）。左云霖在《试论高适诗歌的艺术成就》一文中说：“高适的诗歌，主要采用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通观高适的诗作，完全可以说，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诗人。……高适总是按客观事物固有的风貌、生活本身的逻辑，真实地反映它。简括地说，就是：实写，写实，兴象笔触盛。以政治家、军事家的胆识气魄，深刻地揭示边防政策的弊端，陈述自己对战争的见解，带着一种明显的政论色彩。他既反对妥协和亲的政策，也反对辗转久战的策略，即“转斗岂长策，和亲非远图”，前者造成“边尘满北溟，虏骑正南驱”这种边患频繁的局面；后者造成“亭堠列万里，汉兵犹备胡”这一劳民伤财的后果；他主张“总戎扫大漠，战擒单于”。集中全力，一战成功，永绝边患；他认为战争的目的是“庶物随交泰 ，苍生解倒悬。卤郊增气象，万里绝烽烟”（《信安王幕府诗》），是“边庭绝刁斗，战地成渔樵。榆关夜不扃，塞口长萧萧”（《瞧阳酬别畅大判官》）用战争消灭战争，用战争争取和平；他反对穷兵黩武，滥用武力；“汉家能用武，开拓穷异域。……关亭试一望，吾欲涕沾臆。”（《蓟门·其二》）他揭露主帅主人，策略失当，致使败亡惨重：“亦谓扫 枪，旋惊陷蜂 （《赠别王十七管记》）、”五将深入，前军止半回”（《自蓟北归》）；他指责边将隐其败状，妄奏军功而受勋封赏：“归旌告东捷，斗骑传西败。遥飞绝漠书，已筑长安第。”（《赠别五十七管记》）他忧虑边将偷惰欺蔽而边守废驰，胡虏凶顽：“边城何萧条，白日黄云昏。一到征战处，每愁胡虏翻。岂无安边书？诸将已承恩。”（《蓟中作》）他颂扬武功，但也反对滥杀：“解围凭庙算，止杀报君恩”（《同李员外贺哥舒大夫破九曲之作》）；在庆贺胜利的同时，他又注视着新患，他怒斥奸邪弄权，策勋不公：“练兵日精锐，杀敌无遗残。献捷见天子，论功俘可汗。……谁谓纵横策，翻为权势干。将军既坎禀，使者亦辛酸。”（《东平留曾狄司马》）这才是高适边塞诗审美情趣的主要方面，创作个性的集中体现。

一些写景佳句，如“湍上急流声如箭，城头残月势如弓”等等，他的边塞诗中竟没有一首纯粹的写景诗，其中所涉景物，也不过是作为情理的点染罢了。他的审美情趣、创作指向在于社会美，在于政治、军事、民情等事关大局的一面。《旧唐书》本传胃高适“感激怀经济之略，纷纶赡文雅之才，长策远图，可云大体，谠言义色，实谓忠臣。”“喜言”王霸大略，务功名，尚节义，逢时多难，以安危为己任。“高适”也自谓“明时好画策，动欲于王公”（《东平路作三首》其二），“常怀感激心，愿效纵横谟”（《塞上》），故形诸歌咏，自然就国魂军心，处士横议了。

高适边塞诗皆平易自然，整炼浏亮，劲健有力。

王维后期的诗，更多地追求“兴象”，如《鹿柴》：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材，复照青苔上。

这首诗描写了鹿柴附近空山深林在傍晚时分的幽静景色，“寂静之幽深者，每以得声音衬托而愈觉其深”（钱锺书《管锥编》）写出了空旷、宁静、清幽的境界。“响”古代指回声，作者借此“象”表达了对“佛家境界”空寂、空灵的切身体验，同时也表达他对高洁人格的孜孜追求。

又如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

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全诗“象”很明显，诗的前两句写送别的场景；后两句写友人间临别劝酒，依依惜别的深情，前路 重的祝愿，尽在其中，但其中的“象”也很特别，不是写黯然销魂，愁畅满怀的离别，从“青青”、“新”等词语中可以看出作者轻快而充满希望的情调，表现出作者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

当然，唐诗的“兴象”特质经过后来的不断发展，逐步分流，一种发展成为“意境说”，一种成为“韵味说”。形成了唐诗独特的艺术特质和审美风格。

-- [转贴]林继中教授：兴象发挥

文无心停留在对某一古人提出的某一概念原意的追究，而有意让它回到创作与批评的实践中去，充实其内涵，庶几于新诗论之建构有一瓦一石之助焉。

先民很注意言、意、象之间的关系。“周易·系辞》说：“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故谓之象。”王弼《周易略例·明象》又发挥道：“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古人己很明了象是言、意之间的桥梁。哲学之象与文学之象于是乎同源。不但此也，众所周知，后代玄学与禅宗的方法论又不断地影响着中国文艺的发展，二象于是又似乎同流。

因此，古人言二象之同者多，之异者少。神韵说之流弊与兴象说之可取处，便在对“象”字的理解上。

拈出“兴象”二字以评诗，首见于唐人殷璠的《河岳英灵集》。检全集，可得三处：

《叙》日：

夫文有神来、气来、情来……然挈瓶庸受之流，责古人不辩官商徽羽，词句质素，耻相师范。于是攻异端、妄穿凿，理则不足，言常有余，都无兴象，但贵轻艳。虽满箧笥，将何用之！

评陶翰曰：

历代词人，诗笔双美者鲜矣。令陶生实谓兼之：既多兴象，复备风骨。

评孟浩然曰：

浩然诗，文彩丰（加草头）茸，经纬绵密，半遵雅调，全削凡体。至如‘众山遥对酒，孤屿共题诗’，无论兴象，兼复故实。

“兴象”与“轻艳”对立，与“风骨”并举，又可与“故实”兼容。殷氏虽未口答“这是什么”，却告诉我们“这不是什么”。

与轻艳对立，则兴象应是指不轻艳的一种文风；与风骨并举，则该是刚健之外的一种风格的内在质素。做为实例的是孟浩然诗：“众山遥对酒，孤屿共题诗”。殷氏称之为“无论兴象，兼复故实”，只要排除用谢灵运的“故实”，剩下的“对景即兴”便有“兴象”。

据此，大致可圈出“兴象”的范围：指一种刚健之外而又不流于轻艳文风的诗歌内在的质素，其形成与对景即兴有关。

我总以为，古人未必如今人将内容与形式分得径渭般分明。言气骨，不但指精练有力的语言风格的外部特征，且指其由里到表的感人力量，既是内容的，也是形式的，而且更是由内容到形式的过程本身。同样，言兴象，不但指兴与象的静态构成（鲜明生动之形象蕴含兴味神韵），而且是指由诗人兴发而物我遇合，达到情景交融效果的动态过程本身。所以殷氏评王维云：

维诗词秀调雅；意新理惬，在泉为珠，着壁成绘，一句一字，皆出常境。

境是常境，但意须新而理须惬，使之成为“在泉为珠，着壁成绘”的艺术胜境。评张谓更说得明白：

谓代北州老翁答，及湖中对酒，行在物情之外，但众人未曾说耳，亦何必历退远探古迹，然后始为冥搜？

试读张谓《湖中对酒作》：

夜坐不厌湖上月，昼行不厌湖上山。

眼前一樽又长满，心中万事如等闲。

主人有黍百余石，浊醪数斗应不惜。

即今相对不尽欢，别后相思复何益！

莱芙湾头归路赊，愿君且宿黄翁家。

风光若此人不醉，参差孤负东园花。

这种“对景即兴”的创作方法是显而易见的，与评孟浩然时所标举“无论兴象，兼复故实”的“众山遥对酒”句的情趣也是一致的。境只须常境，故殷氏更多地强调诗人的兴须新奇。评岑参云：“参诗语奇体峻，意亦造奇”；评贺兰进明：“又《行路难》五首，并多新兴”；评王季友：“爱奇务险，远出常情之外。”但殷氏更注重的是“远”，评储光羲云：“储公诗，格高调逸，趣远情深”；评刘沓（此字无法排版）虚云：“沓虚诗，情幽兴远，思苦语奇，忽有所得，便惊众听。”情趣高远，然后得遇相惬之景物，“忽有所得”，这才是有兴象的佳作。所以开卷评常建便云：

建诗似初发通庄，却寻野径百里之外，方归大道。所以其旨远，其兴僻，佳句辄来，唯论意表。幽情发为远兴，中间经过思苦语奇的构思与创作，终于忽有所得，佳句辄来。这样的艺术意象，往往能体现旨远兴僻的初心。殷氏用“初发通庄，却寻野径百里之外，方归大道”的形象语言来表达兴象获得过程，用心良苦。尤其值得重视的是：旨远有味的艺术效果是来自情幽兴远的内在情趣。

让我们再从殷氏的批评回到所举实例。殷氏所好，大致两类：一是风骨凛然、直抒胸臆语，如“未知肝胆向谁是，令人却忆平原君”、“辽水上，走马渔阳归”、“一人计不用，万里空萧条”之类；一是情幽旨远的景句，如：

松际露微月，清光犹为君。（常建）

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常建）

落日山水好，漾舟信归风。（王维）

涧芳袭人衣，山月映石壁。（王维）

松色空照水，经声时有人。（刘沓虚）

山风吹空林，飒飒如有人。（岑参）

寒风吹长林，白日原上设。（薛据）

塔影挂清汉，钟声和白云。（綦母潜）

小门入松柏，天路涵虚空。（储光羲）

景象大都是较平实的常景，但蕴含着逸致幽情，颇有意味。这些都应看作殷氏兴象说的具体化。

现在，我们可以对殷氏兴象进行比较明确的勾画：兴象是诗人幽远情趣与实景的遇合，是“对景即兴”的创作过程及其富有意味的艺术效果。

我们感兴趣的是该概念的可容量与活力。在殷氏留下的这么个大空白圈于中，后人又是如何进行着兴与象的种种组合？兴，比兴？寄兴？感兴？象，形象？意象？境象？兴与象之间是“兴”主“象”宾，抑“象”主“兴”宾？或“兴”、“象”互为宾主？兴在象中？兴在象外？象外有象？司空图、严羽、胡应麟、王士帧、方东树乃至今人，无不按自家的思路组合春这块魔方。

是的，兴象说的活力，首先就来自兴与象的并列，两端确定，之间关系则不确定，从而留下很大的空间，有很大的容量。于是乎兴象超越了殷璠的原意，获得长生。

陈子昂的兴寄说，振起一代雄风，影响可谓大矣！但兴寄易流于比附。《文心雕龙·比兴》有云：“故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刘勰是反对附理的，所以又说：“日用乎比，月忘乎兴，习小而弃大。”子昂倡兴寄，本为倡兴体而斥齐梁用比之风，奈何兴寄之“寄”字倾向太甚，往往使人忽略了形象的独立性，仅仅当作义理之宅，乃误人“附理”之区。殷氏拈出“兴象”二字，既保留了“兴”，又独立了“象”，使兴与象不做寄居蟹式组合，可免附理之弊，实得子昂之初心。且如前所论，殷氏兴象说不但指创作效果，且包容着创作方法，点出旨远有味之艺术效果来自情幽兴远之内在情趣，“兴象”有物我遇合义，因此《文心雕龙·比兴》所云“诗人比兴，触物圆览”、《诗品序》所云“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二家独到之说亦俱可在兴象说中圆融通贯。

我于“触物圆览”，犹有说焉。

请注意这样一个基本思想：中国古人是主张”天人合一”的，主张“人心通天”的。文艺也尽力表现人与自然的这种和谐。盛唐田园山水诗尤其如此——上引殷氏《河岳英灵集》所标举之佳句亦足以证明。兴象说颇能体现人与自然的平等，既不是由人向物的“移情”，也不是物成为人意念化的“象征”，人与物是互相感应的关系。

山光悦乌性，潭影空人心。（上引）

这就是《文心雕龙。物色》所谓“目既往还，”心亦吐纳”，“情往似赠，兴来如答”。这就是物我双向建构的感应关系。

诗人自己怎么说？

宋人张戒《岁寒堂诗话》有云：“子美（杜甫）之志，其素所蓄积如此；而目前之景，适与意会，偶然发于诗声，六义中所谓兴也，兴则触景而得，此乃取物。”张氏之论与兴象说的精神契合，也是得杜甫之诗心。杜甫关于兴的言论甚多，兹举数例，以见一斑：

坐对秦山晚，江湖兴颇随。（《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

兴与烟霞会（《严公厅宴同咏蜀道画图）》

山林引兴长（《秋野五首》）

在野兴清深（《课小竖姐析舍北果林……》）

这里也是”对景即兴”之意，但杜甫似乎更喜欢用“发兴”二字：

云山已发兴，玉佩仍当歌。（《陪李北海宴历下亭》）

造幽无人境，发兴自我辈。（《万丈潭》）

郑县亭子涧之滨，户牖平高发兴新。（《题郑县亭子》）

客身逢故旧，发兴自林泉。（《春日江村》）

兴自何而来？自我？自物？“发”字的强烈动态的确更能将物、我相激相生之情状显现出来。如果说“触物圆览”尚有自“我”向“物”运动之嫌，那么“发兴”二字则颇准确有力地表达了物我双向建构的感应关系。不大涉及诗论的李白，无意之中也曾很漂亮地表达了这种关系：

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独坐敬亭山》）

“兴象”二字并列，也正是这种感性认识的理性升华。

“象”，得与“兴”取得如此独立平等的并列地位，当得力于道家“目击道存”故思维方式不少。《庄子·田子方》云：

子路日：“吾子欲见温伯雪子久矣，见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日：“若夫人者，目击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声矣！”

郭庆藩注云：“目裁往而意已达，无所容其德音也。”事物自身的呈露可取代言辞的解说。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晋人才以对山水之观照取代道的说教，是所谓“寓目理自陈”。（王羲之句）于是乎山水诗才从玄言的附庸脱出，蔚成大国。如果我们再考虑到山水诗的“远祖”——民歌中用以起兴的景句，那未山水景物与言意之间的关系就更明朗了。林庚先生有说云：

正如有一些起兴往往可以用在许多的歌词上，某些山水诗句也往往能引起多方面的联想…山水诗虽不停留于起兴，却往往带有比兴的丰富启发性。

山水景物用以起兴，却又从兴中独立出来；山水景物用以言道，却又从玄言中解放出来。它是如此圆满自足，使艺术之“象”得以区别于哲学之“象”。同时，它又从“兴”与“目击道存”的“双亲”那儿获得“遗传”，而具有多重启发性与象外指向性的品格。也许正是这种品格导致中国诗歌中景物描写有着西方诗歌中景物描写所不可比拟的自足性，而为西方现代“意象派”诗人们所膜拜。

“象”的这种品格，在唐前尚未臻厥美，要待到盛唐田园山水诗勃兴，这才叫功德圆满。于是瓜熟蒂落“兴象”取代了“兴寄”。

再往前跨一步，如何？

旧传王昌龄以“诗境”论诗，有云：“神之于心，处身于境，视境于心，莹然掌中，然后用思，了然境象，故得形似”；“搜求于象，心人于境，神会于物，因心而得”；（《诗格》）“目击其物，便以心击之，深穿其境。如登高山绝顶，下临万象，如在掌中”。（《文镜秘府论》南卷“论文意”）“境”是物、是象，但它强调的是物象的整体效应。应当说，这比起“兴象”的“象”内涵更丰富，更能概括盛唐诗的特征。这无疑是一大进步。

然而，也许是“诗格”本为教人作诗的体裁，所以难免界说太清楚，太执实，使“境”失去应有的灵活性与可容量，反而不如兴象“两端明确而兴象之间关系不明确”来得有灵气、可容量大。

“反者道之动”。为了纠正中晚唐人执诗法太实的偏颇，司空图提出了空灵超脱的“三外”说：“韵外之致”、“象外之象”、“味外之旨”。对此，今之论者所论多矣，笔者别无新解，只是想就“象外之象”与“兴象”略作比较。

清人孙联奎自序其《诗品臆说》云：“昔钟嵘创作《诗品》，志在沿流溯源，若司空图《诗品》，意在摹神取象。”可谓一发中的。司空氏言“象外之象”，是要求摹实象得其神，即《诗品·精神》所谓“生气远出，不著灰”，乃得艺术之象。前象为实相，后象为“诗家之景”，《与极浦书》说得明白：

戴容州云：“诗家之景，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岂容易淡哉！

如何摹神取象？司空氏不做“诗格”式句，而云“超以象外，得其环中”，可达雄浑之境；“遇之匪深，即之愈稀，脱有形似，握手已违”，可达冲淡之境／惟性所宅，真取弗羁。控物自富，与率为期”，可达疏野之境》云云。与其说专注在取象之法，不如说所重在取象时应有的心态，故又云：“行神如空，行气如虹”（《劲健》）、“真力弥满，万象在旁”（《豪放》）、“神出古异，淡不可收”（《清奇》），云云。在司空氏看来，只要心态佳，“万象在旁”（《豪放》）、“俯拾即是”（《自然》），“情性所至，妙不自寻”（《实境》）。由此导致司空氏迈出偏离兴象说关键的一步：倡“离形得似”（《形容》），倡“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含蓄》）。这就将对“象”的自足性的追求引向表现力的追求，即暗示性的追求。如果说古代诗论中的“象”来自文艺与哲学这“双亲”，那未兴象之“象”更像她的母亲文艺之“象”，而“象外之象”的“象”则更像她的父亲哲学之“象”。

这种偏离不但是个人的，更是时代的。一种文论之产生，必然与当代创作实践相关联，优秀文论尤其如此。兴象说是六朝以来“目击道存”、“神用象通”的艺术哲学最成熟圆满的显现，也是盛唐诗情景交融、即景即情的艺术特征的概括。盛唐人所重在现世间的意气功业，即便是田园之作，所着力表现的也是“世上桃源”里士大夫自足自在的神情。这与后期封建社会文人对精神世界中的安慰的追求有重大差别。兴与象，好比两端的电极，诗思便是两间之电弧。这就叫“发兴”，这就叫“苍茫兴有神”！

明代胡应麟《诗薮》内篇有云：

宋人学杜得其骨，不得其肉；得其气，不得其韵；得其意，不得其象，至声与色并亡之矣。

后人学唐诗亦然，最难得的是如盛唐人之骨肉停匀，血脉充和。倡神韵太甚，难免要魂不守舍。从司空图的“离形得似”到严沧浪的“不即不离”，再到王渔洋的“略有笔墨”，平心而论，与兴象说都不无因缘，只是在“象”字上，虚化日甚，也就愈走愈远了。所以诸公都倡盛唐诗，却离盛唐日远。

“象”字之辨，能不慎哉！

包含道字的成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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